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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人物分析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
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
因为《史记》写作，具有文学方面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诗人气质。
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性格特点。
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悲剧。
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义务。
西汉末扬雄说：
“子长多爱，爱奇也。
”（《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人物）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地位，人类生活中各种矛盾、困境。
这些也正是文学根本目。
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目。
《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
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古人著述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实情。
《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人生感受，内心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关键。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
为了达到这些目，《史记》使用了大量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文学成就。
以下，我们从它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
应该说明，《史记》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
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
只是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发展过程。
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战争场面描写和较为复杂历史事件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基础。
但是，先秦史家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
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场景和人物活动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意识。
所以他叙事态度，有很明显文学性。
《史记》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客观叙述。
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看法。
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回旋余地。
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
通过历史事件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感情倾向。
这就是前人所说“寓褒贬于叙事之中”。
这种含而不露褒贬，是经由文学感染来传达。
为了再现历史上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故事构成。
如信陵君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廉颇和蔺相如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孙武传主体是吴宫教战故事；孙膑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
众多大大小小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基础。
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
以后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原因之一。
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必然因素。
《史记》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
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场景、尖锐矛盾冲突中展开他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存在。
如《李将军列传》中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
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
广骑曰：
“故李将军。
”尉曰：
“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
”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戏剧小品。
另外，像著名“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独幕剧。
人物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
这一类戏剧性故事，具有很多优点：
一则具有逼真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
但他笔下那些栩栩如生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
为了追求生动逼真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
这是典型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及文学两方面意义。
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事迹分散在不同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地方，而以一个地方叙述为主。
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
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统一性，使传主形象具有艺术上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
这是人物互见法意义。
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往往需要在许多人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传记中从不同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
这是事件互见法意义。
通过人物和事件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可信性，又有了文学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过去著作也已有所积累。
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
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
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
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联系。
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人物传记，人物形象刻画，总说来也还比较简略。
《史记》在这样基础上，取得了巨大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
它以大量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这些人物来自社会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活动，经历了不同人生命运。
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英雄，有无耻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人物画廊。
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个性。
不同身份、不同经历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身份和经历相似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
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酷吏，有贪污也有清廉……。
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
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具有旺盛生命力及出众才华人物。
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将帅，那些血溅五步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漂亮女子……，这些非凡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部分。
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情调，充满传奇色彩。
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情形。
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
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弱点。
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
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故事，最能够表现人及环境、地位关系，揭示出人性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
迎合社会、迎合世俗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
他常常用比较方法，表现他这种看法。
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苏秦被人刺死，他平庸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
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人生。
《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是英雄人物悲剧命运。
《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效果。
项羽在可以逃脱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理想抱石沉江……。
在这种反复出现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人对命运强烈抗争。
他告诉人们：
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人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
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文化中那种壮烈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
“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
”（《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
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
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印象。
譬如读过张良传，我们很难忘记他“如妇人好女”相貌。
神情描写则比比皆是。
《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基本手段。
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
《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
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
于是李斯乃叹曰：
“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
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性格特征、人生追求。
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事件呈现人物性格，避免抽象人物评述。
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例子。
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表白。
刘邦说：
“嗟乎！
大丈夫当如是也！
”多有羡慕；项羽说：
“彼可取而代也！
”则更多仇恨及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处境。
韩安国下狱为狱卒所辱，他以“死灰岂不复然”威胁狱卒，狱卒大言不惭地说：
“然即溺（尿）之！
”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时不顾一切粗野和痛快。
《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旧日种田时伙伴见了他宫殿，惊叹说“夥颐！
涉之为王沉沉者！
”用了乡间土语，表现说话人质朴鲁莽，也是非常生动逼真。
前已提及，戏剧性场景，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绝好手段。
因为在尖锐矛盾冲突焦点上，各种人物都依据自己利益立场、处世习惯、智慧和能力、及他人关系，紧张地活动着，既各显本色，又彼此对照，个性能够表现得格外鲜明。
如在“鸿门宴”一节，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看到刘邦圆滑柔韧，张良机智沉着，项羽坦直粗率，樊哙忠诚勇猛，项伯老实迂腐，范增果断急躁。
同样例子，还有荆轲刺秦、钜鹿之战、窦婴宴田豳等等。
司马迁是喜欢把人物放在这样场景中来表现。
总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行动中，在尖锐矛盾冲突中，在人物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对比中完成；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观察，对人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变化有深刻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史记》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最高成就。
从战国诸子文章、纵横家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手段。
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散文风格。
《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
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根据不同场面，出于不同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感染力。
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语言都有很高修养，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整体。
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
对最古老、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尚书》，是彻底译写；对《左传》、《国语》，有很多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战国策》，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
《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口语距离并不很远。
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如《李将军列传》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
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生气。
后人把《史记》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是人物传记，各层次人物传记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原则。
它为我们展现了一道丰富多彩悲剧英雄人物画廊。
这些人物形象有许多是具有非凡感染力，感染力最强又是悲剧英雄人物。
如，《项羽本纪》中项羽，他在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英雄豪杰，也曾经显赫一时，最终由于自身某些错误而结局悲惨。
《史记》中人物能写得如此成功，一是注意刻画细节，此外《史记》特别注意人物形象统一性，常常把一些不宜在本传写材料安排到别篇章中，这就使《史记》中人物形象个性特征更加鲜明了。
司马迁在描写这些人物同时溶入了他深挚爱憎感情，带有一种强烈主观色彩，也是《史记》文章充满激情最重要原因。
《项羽本纪》中项羽人物形象是：
他虽然英勇善战，骄横残暴，但又有着他优柔寡断一面，耳跟软容易相信别人，刚愎自用，同时还有高傲一面，他爱面子，要是尊严，缺少政治头脑，没有远见，没有进步政治思想，他是站在复仇角度上去反秦，所以在推翻秦王朝以后，并没有进步政治主张，同时，项羽有是一个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人，他不知道反省，知道灭亡时，仍然怨天尤人。
太史公评曰：
“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为力征经营天下。
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
他听了曹无伤告密，马上大怒，要出兵刘邦，因为他冒犯了自己尊严；而严伯一对他说刘邦好话，他又允许“善待”刘邦。
项羽自持兵力强大，骄傲轻敌，没戒心，在刘邦委曲求全时不下狠心，不听劝告，终于放他回去。
也因为项羽出身名门比刘邦更讲信誉，给了刘邦可乘之机，而项羽最大弱点又是缺乏战略，刚愎自用，虽然称雄一时，但最终给刘邦灭了而失去天下。
及项羽这个人物形象相比教而言，《史记》中刘邦人物形象是市井之徒，贪财好色，在攻取咸阳之后，却“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想收买人心而夺天下，错误采取“距关，毋内诸侯”策略，导致及项羽冲突。
但在张良诘问下又能承认错误，接受意见，面对有用人就巴结，面对劲敌就机智办法解决，不是硬拼。
司马迁在《史记》中本着不虚美，不隐恶原则，对本朝开过皇帝刘邦无赖嘴脸，以及狡诈精明，能审时度势，能屈能伸做全面表现，使人物形象十分丰满。
《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
它以大量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
这些人物来自社会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活动，经历了不同人生命运。
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英雄，有无耻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人物画廊。
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个性。
就算身份和经历相似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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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写人物一生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情形。
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
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弱点。
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
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故事，最能够表现人及环境、地位关系，揭示出人性复杂性，使其形象更加丰满。
在叙述时多采用第三人称客观叙述。
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在最后表现出自己看法，为充分叙述提供广阔空间。
而在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在事件展开，通过不同人物活动中对比，寄托叙述者感情倾向。
在《史记》中《项羽本纪》里，司马迁以极大热情来写这个失败英雄，即赞扬项羽勇猛无比，摧毁秦皇朝暴力统治功绩和精神；也指责他沽名钓誉，头脑庸俗，胸无大志；批评他以粗豪自恃，无比残暴。
所有这些都是通过项羽本人事迹来表现。
在本传里，司马迁没有发议论，但他对项羽爱憎态度于叙事之中又是有显明表示.
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历史人物时也非常注重运用历史环境来刻画人物，
他最善于从历史人物陈迹旧事材料中略取数事，甚至一二事，就恰到好处地概见其人。
如在《项羽本纪》中写到：
项氏世世为楚将，封於项，故姓项氏。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
项梁怒之。
籍曰：
“书，足以记名姓而已。
剑，一人敌，不足学。
学万人敌。
”於是项梁乃教籍兵法。
籍大喜。
略知其意，又不肯学。
背景材料写出了项羽自小就胸怀大志，心比天高却浮躁自负,为表现项羽个性提供了资料和宽泛角度,也为后来项羽落败下场埋下了伏笔。
又如垓下之战中对项羽描写，垓下之战一段描写是项羽失败，在这一段中，司马迁仍然对项羽报有爱惜之情。
突出项羽英雄气概，同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项羽爱戴，同时对项羽怨天尤人也充分表现
《史记》中人物形象各有各风貌，各有各性格，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东西，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生命。
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某些共性。
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共鸣。
赏析《史记》描写人物艺术特点
《史记》是一部伟大历史著作。
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共一百三十篇，526500字。
其中列传是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传记，其突出人物性格及特点特别鲜明，也寄寓了作者思想情感。
一、人物置于矛盾冲突旋涡之中，通过行为动作显示性格特征
《项羽本纪》中，项王不能忍辱负重，不能东山再起。
爱于面子，愧于心，无脸见江东父老。
即使有船可以渡过乌江，逃避追兵。
但他不会怎么做，显示武夫性格特征，没韬略，不懂胜败乃兵家常识。
司马迁在《项羽本纪》里写着“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
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亦足王也。
愿大王急渡。
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
’项王笑曰：
‘天之亡我，我何渡为！
且籍及江东子弟八千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
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
。
。
。
。
。
曰：
‘此项王也。
’项王乃曰：
‘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
’乃自刎而死。
”
在生及死矛盾冲突选择中，通过项王行动，不过江，在众敌面前不屈服而自刎，可见项羽强悍卤直，没有谋略，是一介武夫，显示人物性格特征。
二、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生活细节，出色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刻画人物性格及内心世界
《项羽本纪》中“四面楚歌”情景，当项王四处听到楚歌时候，项王自知大势已去，这个时候，司马迁写美人虞氏，写他坐骑骏马。
这些描写生活细节在四面楚歌困境下对比更加反映了项王内心世界，悲伤而无奈，愤激悲叹。
接着是项王悲壮诗句：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
项王英雄气概，但扭转不了乾坤，大势已去，四面楚歌，想到自己骏马，想到自己美人，都无奈不能呵护，从骏马和美人来刻画人物性格，反映内心世界。
又如《李将军列传》中杀霸陵尉细节，令人看到李广于机智勇猛之外，还有负能使气一面。
《史记》中也有以简单心理描写来揭示人物性格特征之处它通过人物独白、语言或是由作者直接揭露出人物内心世界。
三、通过人物对话、独白，以个性化语言表现人物性格，显示人物性格和声音笑貌
《项羽本纪》中，项王被困垓下，逃脱不了围堵，项王对骑兵说，自己身战70多战役，都能战胜，没遇到失败过，所以做了霸王。
而今天被困，应当是天意，并不是作战过错，今天肯定要死，不如痛痛快快打一战，快点死了算了。
反映了项王高傲，在事实面前不认错，把原因归咎于天意。
通过独白来显示人物性格。
如：
“项王自度不脱，谓其骑曰：
‘吾起兵至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天下。
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项羽本纪》）
又如“彼可取而代也”率直大胆，可以想见项羽强悍卤直：
“大丈夫当如此也”，委婉曲折，写出了刘邦贪婪狡猾。
四、精巧剪裁和安排，人物之间对比衬托，多角度、多方面地烘托突出人物性格。
1、以《李将军列传》来说，司马迁首先对人物有一个基本介绍。
作者开篇即概括了李广家世和他生平。
概括之后是细写，第一是正面介绍，介绍李广勇敢机智，杀射雕者，以百多人面对上千敌人，被俘脱险，宽待士兵，先兵后己，不谋私利，一心为国等。
第二是侧写。
通过汉文帝、公孙昆邪、程不识、匈奴单于评价，介绍李广诸方面特点。
第三是运用鲜明对比手法，如用程不识及李广待兵对比，用李蔡及李广人品及官位待遇对比等。
全文语言准确、精炼、生动、流畅、个性化，也都是使人物刻画出色，使全文生动、感人重要因素。
至于篇末评点，则应视之为本文点睛之笔，同时也是作者写作目之所在。
2、在《项羽本纪》中，一是司马迁也运用了人物之间对比衬托，如年轻气盛、好勇斗狠项羽，及世故老成刘邦形成鲜明对比；对待同样事情，他们言谈举止都不相同：
两个人都见过秦始皇，项羽说：
“彼可取而代之也！
”，刘邦说：
“嗟乎！
大丈夫当如此也。
”项羽率直卤莽，刘邦持重刻深，宛然可见。
二是司马迁还运用了在特定环境和场面中凸现人物特点手法。
3、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互见法”。
何谓“互见法”？
《史记》写人是在本人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他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传记中去描述。
这个方法称为“互见法”。
如《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起义、写他知人善任，正面表现一代开国帝王神采。
而他性格中狡诈、残忍、无赖一面，则在其他人物传记中表现。
“互见法”使用，即使人物主要性格特征鲜明突出，又揭示了人物多个侧面性格特点，使之有血有肉，形象完整。
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
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主要性格也有作用。
如在《项羽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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