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为禹后说新论陈志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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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为禹后说新论陈志坚
“越为禹后”说新论
陈志坚
【内容提要】春秋时期越国的越人种族为何，或者说古越人的源起何方，是越国研究的首要问题。
对此，学界观点纷立，但大致可分为是否认可“越为禹后”说的对立两派。
本文引入了一种“族群为自我认同”的新型理论，来分析“越为禹后”说。
指出，越为禹后说乃是一种春秋历史时期的族群认同需求下，所产生的一种历史重新记忆的结果。
本文还重新勾勒了越人在重新构建自己祖先记忆的过程，推测认为，越人先是认同于楚人，构建出“楚越同源”说，随后再构建出了“越为禹后”说。
这个过程，与“吴为太伯之后”说可以相互参照发明。
【关键词】勾践；大禹；自我认同；历史记忆
一、“越为禹后”说的出现
春秋晚期，越国在吴国之后崛起，一度称霸中原。
甚至也被某些文献认可为“春秋五霸”之一。
但是吴越都偏在东南，中原诸国对他们的态度相当暧昧。
一方面将他们视为蛮夷，一方面又承认他们有着正统的“血统”。
因此，吴越人的种族为何，或者说古越人源起何方，一直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时至今日，也还是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古史的权威之作《史记》首先明确记载了“越为禹后”说。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是对越国历史最早系统完整记载的一个文本。
而且，司马迁是曾经亲自到过越地做过“田野调查”的，还收集了当地人的很多口头传说史料。
所以，史记记载基本能反映西汉时期越地人的观念。
在《句践世家》中，劈头就说“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封於会稽，以奉守禹之祀。
”非常明确提出：
勾践是大禹之后。
而且指出，越国最早封为诸侯国，是在夏朝少康之时。
在《勾践世家》最后的太史公曰，也说了这样的话：
“禹之功大矣，渐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诸夏艾安。
及苗裔句践，苦身焦思，终灭彊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
句践可不谓贤哉！
盖有禹之遗烈焉。
”甚至认为，越国之所以会强盛一时，都是因为“禹之遗烈”。
再次强调了越乃禹后这一点。
《史记》之后，东汉又先后出现了两本书：
《越绝书》、《吴越春秋》，都是越地人所写的吴越国历史书。
它们不仅明确认定勾践是大禹之后，而且比史记的记载更加详尽。
此后的大量文献，基本上都沿袭了越为禹后的记载。
比如《汉书·地理志》：
“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
”明显是继承了《史记》。
于是，“勾践为大禹之后”，或者“越为禹后”就成为了中国古代的一个常识和共识，事实上，也就成了一个“史实”。
但历史上就开始出现很多反对观点。
最早提出质疑的，就是东汉王充，他在《论衡》中质疑了大禹和会稽有关系这个问题：
言禹巡狩会计於此山，虚也。
巡狩本不至会稽，安得会计於此山？
巡狩考正法度，禹时吴为裸国，断发文身，考之无用，会计如何？
唐虞国界，吴为荒服，越在九夷。
虽然他并没有明确地直接反对“越为大禹之后”的说法，但他既然认为大禹和会稽没关系，自然也不会支持越为禹后的观点了。
清代的梁玉绳也在《史记志疑》卷二中认为：
“禹会万国诸侯，定择四方道里之中，其时建国多在西北，不宜独偏西南。
若果巡狩所至，总会东南诸侯，亦不应远来于越。
”清代学者质疑的还有钱大昕等人。
二、学界争论的回顾
近现代学者，对这个问题，同样是聚讼不已。
上世纪三十年代，卫聚贤等首先组织了“吴越史地研究会”，1937年出版了《吴越文化论丛》一书。
其中，反对派的声音是逐渐占据了主导。
比如张荫麟指出：
“在周代的东南诸外族中，越受诸夏化最晚。
……越人的语言与诸夏绝不相通。
”显然表示，越人与诸夏无关。
八十年代，首先发难的是民族史专家蒋炳钊：
“把越说成是夏代的后裔，从考古资料到文献记载都难于找到可靠的证据。
从二里头文化和越文化相比较，夏族和越族明显是两个不同的古代民族，越族不是夏族的后裔。
”。
考古学家严文明也认为，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都应是古越族的文化”。
浙江的考古专家林华东，从考古角度分析：
如果大禹时代的宁绍地区已纳入夏之范围，那么，它在考古学上所反映出来的文化面貌，应与夏文化基本一致。
目前，夏文化遗存是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而浙北、宁绍地区相当于夏商时代的文化遗存主要是“马桥文化”，两者分布范围不同。
浙江本土学者，代表性的还有著名史地学家陈桥驿，认为：
越为禹后说，“从事实来说都是无稽的”。
比如语言不通，越语和汉语完全不同，需要翻译；文化不同，越人断发文身，诸夏是束发右衽。
差异非常大。
（《越为禹后说溯源》，《浙江学刊》85.3）
总之，古代文献记载有着很大的问题，现代考古学也基本不支持。
但是我们现在不能仅仅满足于“无稽”二字，就可以轻轻放过。
我们必须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些说法出现的背后，蕴含着什么？
我们如何真正来理解这些说法。
这才是历史学的目的所在。
做对错的判断题，只是第一步；做为什么的问答题，是必须的第二步。
四、史家的各种解释
解释派包括支持派和反对派，不过各方都运用了各种近代史学方法，试图运用新的理解来弥缝矛盾，其实可以称之为调和派。
罗香林是较为系统地论证了史记的观点，明确指出：
“越族为夏民族所演称。
”（《中夏系统中之百越》独立出版社，1943年。
）
徐仲舒则分析说，夏被商灭之后，“一部分则南迁江南为越族。
”（《夏史初曙》，中国史研究79.3）这可以概括为“移民说”。
很可以弥补中原夏地和江南越地相隔悬远的矛盾。
为后来学者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如林华东虽然否定绍兴会稽和大禹无关，但他同时也认为：
绍兴会稽关于夏禹治水、会聚诸侯及葬地等传说，实同夏人南迁入浙有关（他论证会稽、涂山这些地方其实都在今河南地域）。
因此，“越为禹后”并非胡说。
（《再论绍兴会稽与大禹》，浙江学刊95.4）
如董楚平还进一步提出了“夏为越后说”。
他认为，创造良渚文化的越人向中原移民，为夏人之祖先，此为“夏为越后”；后来夏被商灭后，再返回越地，此为“越为夏后”。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吴越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
这一派的一个要点是将越王室和越人加以区别。
广大越人为本地土著，而王室来自北方夏族。
增加了说服力。
另外一派则是“神话说”，开创者是顾颉刚。
他的“大禹是条虫”的提法广为人知。
其实这个思路非常有想像力，有开拓性。
顾颉刚先生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两先生》中指出：
商周时，南方人有平水土的需要，酝酿为禹的神话，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越人奉禹为祖先。
自越传至群舒（涂山），自群舒传至楚，自楚传至中原。
这样说来，大禹到会稽只是一个传说，是南方人对治水的愿望而已。
他还指出：
禹是禹，夏是夏，两者毫无关系（禹和夏的关系，是后起的编造）。
所以，尽管禹的神话和越有关系，但是越和夏那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一派的积极支持者是陈桥驿，他为大禹神话为什么起源于越地，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说法：
卷转虫海侵。
上古时期，因为海平面上升，将宁绍平原淹没，这是真正的“洪水灾难”，治水英雄是越地居民渴望的救星。
于是大禹治水神话因此诞生。
但是后来夏人将禹给抢走了，成了自己的祖先。
另外，他进一步指出，大禹巡狩会稽和死葬会稽的故事，是越王勾践强大以后，为了军事上、外交上和内政上的需要，有意编造出来，并加以散布，属托古之辞。
少数民族为了政治上的原因而编造一种传说以自称汉族后裔的事，在以后的历史上一直存在，不足为奇。
（《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
）
其实，这一派也是没有彻底否定大禹和越的关系。
只不过认为这是神话，而非史实。
这些观点的综合，可以在 《浙江通史》第2卷中看到。
以上的分派介绍其实是非常粗糙的，细看起来，每个学者的观点都有自己的一套论证，都有其贡献之处。
但这些解释，都还基本是围绕着文献和考古材料做文章，所以往往就事论事，就越论越，而欠缺在一个更大的理论观照下的理解。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大禹与越的关系为编造说，在论证编造说之前，我们先需要来了解一些新的理论工具，如族群认同、历史记忆等。
五、 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新族群理论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
王明珂的研究是跨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性很强，但是他的田野调查也非常出色，另外，传统的文献考证功夫也是一流。
（其他著作：
《羌，在汉藏之间》，中华书局，2008年；《寻羌——羌乡田野杂记》，中华书局，2009年；《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民族》，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中华书局，2009年。
）
1、理论要点：
甲、批评了“民族实体论”（或“客观特征论”），赞同“族群主观认同论”，提出了“族群边缘研究理论”。
不认为“族群”是一个有共同的客观体质、文化特征的人群（即习见的“民族”概念），而认为族群是由族群边界来维持，是由一群人主观上对外的异己感和对内的基本情感联系所造成。
实际上，某个族群的自我意识，是依靠对他者族群的相区别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只有有了“他们”，才会有“我们”。
乙、族群边缘环绕中的人群，以共同的祖源记忆来凝聚。
因此，个人或人群都经常借着改变原有的祖源记忆——“结构性失忆”和“集体重新记忆”，来加入、接纳或脱离一个族群，造成族群边界的变迁，也就是族群认同的变迁。
很现实的例子，我们今天每个人大概对曾祖父或高祖父，都已经没有什么概念了吧？
其实，转变记忆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这点在中国古代族谱的修撰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2、从族群认同观点来看春秋史：
春秋时期，东方诸侯逐渐统一于“华夏认同”，他们发现了“自我”，因而强烈感觉到“非我”的存在。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华夏以“内华夏、外夷狄”来强力维护争夺边缘地区，并建长城以垄断南方资源，如此更迫使长城以北的人群全面游牧化。
华夏认同形成后，所有自称华夏的人群都以“族源”来证明自己是华夏，而四方边缘“非我族类”的戎狄蛮夷羌等。
华夷之辨，乃是春秋时代一重要理念。
但是，“夷”，首先是“非我”的一个概念，所指的乃是异己的所有人群，而非实指的某个“族群”。
虽然后来也出现了细分，如北狄、东夷、西戎、南蛮。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概念，都是从华夏人的眼光来看的他者，而非这些“戎狄蛮夷”的自我的视角。
但是这个华夷边界，是在不断转移中的。
比如楚国，本被视为蛮夷，但战国时代，在秦国的强大压力面前，东方六国就都成了一体的华夏。
如西方的戎、羌人群希望自己被称作华夏，便以寻找华夏祖源，并且鄙视、敌视更西方的人，来证明自己是华夏。
3、具体例子之一：
吴国
吴国是春秋时期周王室的后裔，《史记》记载吴太伯本是周太王的儿子，周王季历的哥哥。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本应该立吴太伯为周王。
但周太王却因为季历有儿子缘故，立季历为王。
于是为避开季历，太伯远走荆蛮，自号句吴，当地的少数民族“荆蛮”拥立他为王，称吴太伯。
考古学家们根据长江下游出土的西周青铜文化和渭水中游的“矢”国遗址，对太伯奔吴的故事进行了考古学证据上的解释和印证。
王明珂在对考古学证据进行仔细爬梳后，认为太伯奔吴的故事是虚构的，转而从历史记忆的角度来探讨这一传说。
勾吴王室本是江南地方政权，在当时诸侯争霸的族群与政治环境中为了取得有利形势，为攀附华夏来使自己的统治合理化，因而制造出“太伯奔吴”的传说。
勾吴王室成为太伯后裔的过程，是勾吴与华夏双向互动的结果，勾吴王室吸收华夏文化，使他们在华夏历史记忆中找到太伯传说，合理化
吴国所在，以前被华夏称为“荆蛮”。
春秋时，句吴王室宣称其祖源为西周太王之子———太伯（文王的大伯父），太伯因为让位而奔于长江下游，建立了吴国。
因而句吴自然为华夏之国，而且是与周王室同脉的姬姓国家。
夫差在中原争霸时，就宣称“周室我为长。
”
从中原诸国来说，他们也认可了吴国的姬姓。
比如鲁昭公娶了吴国女子为夫人，根据周礼，同姓不婚。
为了掩盖她的姬姓，就称为吴孟子，而不是姬孟子。
此事被当时人讽刺为“不知礼”。
（事见《论语》7·31）
这个现象可以称为华夏寻找“失落的祖先后裔”。
这样，在吴国和中原诸国双方的共同认可之中，吴国顺利完成了“华夏化”。
（7·31陈司败问：
“昭公知礼乎？
”孔子曰：
“知礼。
”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
“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
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
君而知礼，孰不知礼？
”巫马期以告。
子曰：
“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
王明珂书中，通过大量考古和文献学的分析，成功地分析了吴国为姬姓这一传统观念背后的故事。
是否真的如此，还有待于更多的考古材料。
但就目前的史料而言，这种分析完全可以成为我们重新观察吴国历史的一个全新视角。
一、 从“巨骨”的故事讲起——“越为禹后”的最早证据。
有一个说法，由来已久，也深入人心，那就是——勾践是大禹的后代！
支持这个说法的最早的证据，来自大名鼎鼎的孔子。
我们先来看一个孔子和巨骨的故事：
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
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
“无以吾命。
”宾发币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
既彻俎而宴，客执骨而问曰：
“敢问骨何为大？
”仲尼曰：
“丘闻之：
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
此为大矣。
”——《国语·鲁语》
这段故事，讲的是吴国在灭了越国之后，洗劫了越国都城会稽，其中得到了神秘的巨骨，这骨头是如此之巨大，其中有一节骨头，就可以装满一个车！
这是什么骨头啊？
（现代人肯定第一时间会想到，这很可能是恐龙之类的远古巨兽化石。
浙江也确实曾有恐龙蛋出土。
）吴国人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去求教于孔子。
孔子当时以无所不知闻名于世。
孔子回答说，这是防风氏的骨头啊。
然后说起了历史典故：
当年大禹在会稽山招致群神开会，结果防风氏迟到了。
于是大禹就杀了他。
防风氏是巨人，骨头大到可以“节专车”的程度（有神话色彩）。
这个故事的巨骨部分，虽然有趣，我们且放一边。
我们要注意的是，孔子认为大禹到过今天绍兴的会稽山，而且他留下了一些宝贝——巨骨，成为后来越国传世的国家重宝。
显然，孔子认为，越人和大禹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孔子是春秋晚期的人物，他晚年是经历了吴越争霸这段历史的。
如果这个故事是真实的，那么，春秋晚期，大禹与越国的密切关系已经被人们所认可。
这个记载值得讨论的地方很多，不过我们需要关注的要点是：
春秋晚期，中原诸国已经出现这样的说法——大禹到过今天绍兴的会稽山。
这暗示着，中原诸国承认，大禹和越国，有着密切关系。
第二早的证据，是见之于《墨子》的“禹崩于会稽说”。
《墨子•节葬下》：
“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巩山（今河南濮阳一带）之阴……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
”
唐•刘赓《稽瑞》引《墨子》：
“舜葬于苍梧之野，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耘。
”
这个说法，再一次将禹和会稽联系在一起了。
六、 “越为禹后说”与“越出于楚说”
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史学界对“越为禹后”的种种讨论。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新思路，来重新分析“越为禹后”。
我们认为，这显然是越国“华夏化”的一个努力。
既然越人要编造祖先的历史，那就不免会留下一些痕迹。
以下我们通过几个文献上的问题，来证明这个痕迹的存在。
甲、“少康封庶子无余到越”其实是个孤证
先秦的史料，虽然是提到了大禹和会稽的关系，但并没有提及越国到底是怎么起源的。
最早明确提到越国封国始祖的，就是《史记》：
“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封於会稽，以奉守禹之祀。
”但这个记载，很可能是个孤证。
这个说法，在所有夏朝文献中，都完全找不到痕迹。
再从其他的早期文献来看，也一直都没有痕迹。
这虽然是不完全的归纳论证，但我们推测，《史记》的说法，不是来自中原的文献，大概不至于很错。
那么，有没有可能来自越国史书呢？
这不易推测。
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越国曾有史书流传下来。
（有人认为《越绝书》的“绝”，就是越国史书的意思，类似中原的《春秋》的概念。
但这个说法没什么根据，没有被史学界认可。
）
最大的可能，是司马迁自己通过“田野调查”，从越地得到的民间传说。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过：
“上会稽，探禹穴”。
司马迁在会稽能看到很多越国遗留下来的古迹，采访到很多传说故事。
比如，在《越绝书》中记载了很多作为越国首都山阴城的古迹，提到有“故禹宗庙，在小城南门外大城内。
禹稷（有人认为“稷”为“陵”之误）在庙西，今南里。
”所谓的“故禹宗庙”，可以说明，越国确实曾认禹为始祖，并且立下宗庙祭祀。
《越绝书》的越国史料，总体要比《史记》更丰富。
如果就越国始祖这个史料来说，其来源和《史记》应该是一致的，都是来自越地的传说故事。
但也有差异：
一是越国始祖始封者，《史记》未记载其姓名，《越绝书》记载叫“无余”。
《史记》说越国始封者，是少康庶子，少康是夏中期的一位英主；而《越绝书》记载说：
“越之先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于越，以守禹冢。
”含糊地说，无余是禹时代的人。
好像又跟少康无关。
至于《吴越春秋》相关记载，问题更多：
“启使岁时祭禹於越，立宗庙南山之上，封少康庶子无馀於越，使祠禹。
”一是首次提到了“启”，而且说启的时候就立了宗庙。
二是“封少康庶子无馀於越”这句话，显然是病句，启怎么可能会去封少康的庶子呢？
“少康庶子”来自《史记》，而“无馀”则来自《越绝书》的说法。
这明显是由于拼凑前人文献，又加以修饰的痕迹。
实际上，《吴越春秋》更像是一部历史小说。
总结一下，一、后来广泛认可的“少康封庶子无余到越，为越国始祖”的说法，应该来自越人的传说，而没有别的文献来源；二，这一说法，在越国时代就存在，并不是汉代人编造出来的。
乙、越王的世系问题：
越王世系问题很多，我们主要通过不同文本来分析，前面已经讲过，《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三书，有前后的时间关系。
有趣的是，时间越后的文本，内容越丰富。
1、句践之前的越王世系，越是后出的文本，世系越多，细节也越生动。
《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三者记载的越国世系情况如下：
史记：
越国始封者为少康庶子（缺名）……允常—勾践（出现二个越王名字）
越绝书：
越国始封者为无余……夫镡—允常—勾践（出现四个越王名字）
吴越春秋：
无余……无壬—无曎—夫谭—元（允）常—勾践（出现六个越王名字）
当然，不能说后出的史料，肯定都是编造的。
但是可疑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
这点可以参照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来看。
2、无余之后到勾践之间的世系记载很含糊。
史记：
无余封于越，“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
这段时间，相当于夏代中期到春秋末期。
约有1500年，以30年为一世，也应该有五十世了。
从时间跨度看，显然不合。
这是一个破绽。
前面已经讲过。
越绝书：
一曰“越王夫镡以上至无余，久远，世不可纪也。
”二曰“无余初封大越，都秦余望南，千有余岁而至句践。
”这个千有余岁，完全是推算出来的。
吴越春秋：
“无余传世十余”，禹祀中断，然后再“十有余岁”，出现无壬。
再传四世，到句践。
世系时间更短，更不可信。
还有其他文献记载，比如《史记正义》引顾野王《舆地志》：
“越侯传国三十余世，历殷至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
”
世系记载相当混乱：
十世、二十世、三十世，千余年，几乎人言人殊。
另外，每个说法离历史标准长度差距（1500年）都很大。
这两点说明，越国本来就没有一个所谓的从无余开始的世系。
所以编造起来未免漏洞百出。
其实，这种世系不合的破绽，在后世家谱编造过程中常见。
常常被当作编造家谱的证据。
越国世系的漏洞，我个人怀疑有可能是照抄吴国世系而导致的。
吴国世系很完整，根据《史记》，从太伯到夫差，共二十五世。
《越绝书》就说：
“武王封太伯于吴，到夫差，计二十六世，且千岁。
”大概越国是照着吴国的世系去编的，但他们忘了自己的祖先不是从周朝开始计算的，而是要从夏朝开始的。
结果就出现了这么大的破绽。
丙、越出于楚说
实际上，除了熟知的越为禹后说之外，还有一个说法是：
越出于楚。
虽然不太出名，但其说法起源时间也很早。
最早《墨子•非攻下》：
“昔者楚熊丽始讨（封）此睢山之间，越王翳亏出自有遽，始邦于越。
”
根据清人孙诒让的考证：
“翳亏”就是无余，“有遽”就是“熊渠”。
见（《墨子间诂》）。
稍迟的是《国语•郑语》：
“芈姓夔，越。
”这是说：
夔、越二国都是芈姓，（芈是楚姓，这点是公认的。
所以这就意味着，越和楚同姓，同姓就是同源）。
战国文献《世本》“越为芈姓，与楚同祖。
”（取自《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所引的“臣瓒曰”中的引文。
颜师古本人引传统的“越为禹后说”来反对此说。
）
《国语•吴语》韦昭（三国时）注说：
“勾践，祝融之后（芈为祝融八姓之一），允常之子，芈姓也。
”更上推到了祝融。
而楚也是祝融之后。
其实，也等于说是越楚同源。
可见，支持楚越同源说的，并非孤证。
这一说法，后来被大史学家吕思勉加以肯定和发挥，认为越出自楚。
不过，这一说法也有不利的材料。
越王勾践曾派廉稽出使楚国，廉稽对楚王说，越国是“周室之列封”（《韩诗外传》卷八）。
范蠡也曾对吴国的使者说，越先君是“周室之不成子”（《国语·越语下》）。
更重要的证据是，楚越语言不通。
《说苑·善说篇》记载了一首著名的《越人歌》。
故事说，楚国的鄂君子晰听了越国摇船工的唱歌而不懂其歌词，需要找“越译”来把它翻译成楚语。
越人歌用汉字表音被记下来了。
与汉语显然差异也是极大。
楚、越两国语言不通如此，而要认为是一个族源，恐怕与理不合。
蒙文通曾著有《越史丛考》，特地批驳楚越同源说。
不过他的做法，是从史料的角度证明，墨子等这些证据全都不靠谱。
这大概可以算是釜底抽薪法。
不过，我们不能满意这样的论证（蒙文通此书的写作，是有政治背景的，完全是为了批判越南史家陶维英所著《越南古代史》中的“楚越同源说”）。
事实上，楚越确实并无瓜葛，但是楚越同源说也是确实存在的，不能否认。
要圆满地说明这个矛盾现象的合理存在，最好是从“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的理论去解释。
七、越人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
越人的真正族源是什么？
恐怕是个无解的问题。
我们且放在一边。
我们现在需要关心的，是越人的自我认同为华夏的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其实没有太多的文献证据，但是我们可以尝试着用推理的方法，来复原一下这个过程。
今天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狭义的江南），自古就存在着土著居民，也一直存在着各种外来移民，当然，也还有各种文化（包括物质）上的互相交流。
如良渚的玉文化（特别是玉琮、玉钺）、“饕餮”纹饰，在殷商文化中都有反映。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文化互相交流而不是移民导致的结果。
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殷商文化中的其他因素的来源问题。
这就比如，我们今天用上了电灯，不能说我们就是美国人。
从越为禹后说引出的“夏为越后”说，就类似这个谬误。
至少逻辑上是不严密的。
1、开始是“楚越同源”的努力：
正如王明珂所指出的，春秋时代初期，“华夏”概念开始出现。
这背后有政治因素——中原的诸侯国开始强大，也有着经济因素——生产发展（铁器、牛耕出现）、人口增长，用一个形象的比喻，那就是从“点”（早期诸侯国都是城邦），发展到了“面”（各国开始有了疆域概念）。
这无疑是一个质的飞跃。
而在强大的政治、经济的支持下，华夏文化自然也成为强势文化——尤其是相对于四方的“夷狄”来说。
这也颇类似于今天西方文化的强势一样（强势，自然是有先进的一面，也常有先进之外的因素）。
这种强势文化具有强大的辐射力，自然会与周边的族群渐次发生互动。
在南方，首先遇到的是楚国这个“蛮夷”。
其实早在西周时期，楚国就已经“立国”，而且和西周发生过激烈冲突。
这种对抗一直持续到春秋时期。
由于楚国的存在，吴越之地就相对隔离于中原诸国。
实际上，在中原诸国来看，吴越之地乃是在楚国之南。
这种关系，就像北方人说浙江人是南方人，而浙江人说广东人是南方人一样。
而这种状态下，吴越首先受到的辐射，并不是中原诸国，而是楚国。
政治上，吴越就成为楚国的附庸，被楚国驱使。
如前601年，左传记载了楚国召集吴越两国军队，发动战争；前537年，越国依然受楚驱使，去一起攻打吴国；前518年，越国曾慰劳楚国军队。
这一过程很有趣，很明显，前六世纪后半期，吴国开始和楚国开始对抗，而越国依然是楚国附庸。
可以想象，在这样长期的附庸关系下，越国首先要从认同的，恐怕就是楚国。
因此，越国首先会构拟出一个“楚越同源”的说法，并加以认同。
这个说法比较早，而且后来被新的认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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