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者的关切与悲悯 评莫言的《等待摩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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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乡者的关切与悲悯评莫言的《等待摩西》

还乡者的关切与悲悯——评莫言的《等待摩西》

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歇笔了几年，2017年重又开始发表作品，有诗歌、戏剧和短篇小说，为人谈论得最多的还是小说。

这组小说，堪称故乡人物志，是从记忆中调取的高密东北乡的奇人轶事。

这些普普通通的乡村小人物，一个个都有不普通的性格，在他们的身上，都留着历史风云与人性合力雕刻的痕迹，让人过目难忘，每个故事因而都透着沉重的沧桑感。

2018年发表在《十月》上的《等待摩西》，就是有代表性的一篇。

《等待摩西》采取的也是还乡者的视角，以第一人称来讲述故事。

故事的主角似是“我”的发小柳摩西。

柳摩西的爷爷叫柳彼得，是东北乡资格最老的基督徒。

早在1890年代，山东等地就有美国美南浸信会的牧师来此传教，先有高第丕牧师，后有崔怡美、毛尔根、高如辰、纽顿等牧师，高密东北乡一带不乏信教者，1900年代出生的柳彼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了主的信徒，在民国时代的乱世里得到了教会和宣教士的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成为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在讲政治的年代，柳彼得的教徒身份在政治运动中就被视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不仅本人遭受磨难，还要殃及子孙。

就是因为这样的家庭出身，柳摩西失去了当兵的资格，走了一条与发小“我”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我”1975年参军，从此平步青云，在体制内端着铁饭碗，时不时衣锦还乡。

而在“文革”中就已改名为柳卫东的柳摩西，虽然不知凭什么本事娶了本村的漂亮女子马秀美，还在改革开放之初搞个体户率先发财，成了乡村富豪，但是，很快就不明不白地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抛下妻女让娘儿仨受尽了人生磨难，直到三十五年后这个不称职的丈夫和父亲，才两手空空地突然归来，被苦等了他三十五年的发妻接纳，把名字改回柳摩西，在虔诚信教的妻子的庇护下，继续从事他骗人的勾当。

作为发小，“我”对失踪三十五年的柳卫东从来没有放弃关注，在得知他已归来之后，还专程来看望，想要弄清他失踪的原因，可是待走到他家的门口，发现三十五年留给老房子及其主人的创伤已了然无痕，自己多年来对柳卫东夫妻的关切与惦记其实纯属多余，只好扭身自嘲着离去。

不管怎么看，与“我”比起来，故事里柳摩西（柳卫东）的人生是失败的且有几分荒诞。

然而叫局外人感到奇怪的是，已经脱离故乡的“我”，为什么总是放不下与自己早已分道扬镳，况且行事乖张的发小。

或许，只有跳出虚构的故事，我们才能理解农村出身的作家莫言对于在乡村挣扎了几十年的同龄人，和生活着这种人的故乡为何难以释怀。

足有大半个世纪，历史风云变幻，亲历过乡村苦难的一代，最难放下的恐怕是关于乡村的历史记忆。

当重拾记忆中的故乡人事，莫言不再简单地把人的命运推诿给历史和政治，而让人物的个人秉性承担其自我表演的后果。

历史戏剧有自己的特点，演员与角色同一，演出是一次性的，没有修改的可能。

谁把自己演成悲剧，那就只有交给上帝去悲悯。

文学可以讲述历史戏剧，成功的讲述需要讲述者有上帝的情怀。

现在的莫言，叙述起故乡人事，既无比关切，又拉开了距离，这是成熟的作家才有的艺术态度。

以这样的态度讲出来的故事，内涵更为丰富，观看者被激起的情感也更为复杂。

所以对于柳摩西，我们说不清他的为人到底是好是坏，他的落难是外力所致还是咎由自取，“我”对他的态度是同情还是责难。

在《等待摩西》里，柳卫东这个形象是纯属虚构还是有原型，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莫言通过让叙述者“我”与作者身份的重合，增强了人物塑造的真实性。

出生于高密东北乡的莫言，的确是在1975年当兵入伍离开家乡的，在部队被提干，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幸运地成为体制内的一员。

当兵期间探亲和当了专业作家后偶尔回故乡躲在某处写小说，对他来说都是实有其事。

有了作者和叙述者的统一，小说里的人物也就似乎实有其人。

既然他兼有亲历者和见证人的身份，那么，叙述者对人物的态度也似乎是作家莫言对故乡人事的态度。

在这样的叙事机制里，柳摩西-柳卫东这个形象的典型性便不容置疑。

柳卫东到底是幸还是不幸，他的幸运和不幸由谁造成，我们无法从故事中找到答案。

柳卫东终生为农，完全非其所愿，是特殊年代剥夺了他跟他发小一样获得另一种人生的机会。

如果不是要看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凭他的能耐，他不是没有混进体制旱涝保收的可能。

如果不是他在奋斗到成为东北乡首富之后，招来官二代的嫉恨和联手对付，他也不会弄丢到手的一切，远走他乡，隐姓埋名。

但是，柳卫东一生的成败以及贻祸亲人，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他的禀赋及为人品性所致。

柳卫东不仅有过人的聪明，身上还有几分英雄气。

他能说会道，在关键的时刻不含糊。

比如，“我”在儿时因顽皮练飞石神功，一次误砸中柳摩西母亲怀着的大肚子，闯下大祸，差点要被自己惧怕权力的父亲打死，“正在我最危急的关头，仿佛是从地下冒出来的柳卫东（那时他还没改名字），站在我的面前，像个大人一样对我父亲说：

大伯，我跟你儿子是结拜兄弟，我们虽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我们发誓要同年同月同日死！

众人都被柳卫东这番话给镇住了”。

——是他的挺身而出，使“我”得到了解救。

又如，他不顾乱伦之嫌，靠着真诚、敢为和爱的能力，爱上大他五岁的马秀美，导致马秀美与林业工人悔婚，让马家赔得几乎倾家荡产，马秀美的三个混账哥哥把他弄到村东墓田里打了个半死，但他也毫不退缩，赢得了马秀美不顾一切且终生不渝的爱。

从这两件事，均可看出柳卫东生来不凡。

然而，在高密东北乡的舞台上，柳卫东的劣迹也很明显。

他的最大的人格缺陷就是投机。

在“文革”中，为了逃避政治压力，他不仅自己把名字改成柳卫东，还建议他的爷爷柳彼得改名为柳爱东，换来了他爷爷给的两个大耳刮子。

红卫兵批斗柳彼得时，柳卫东特别卖力。

“他带头喊口号：

‘打倒洋奴柳彼得！

打倒帝国主义走狗柳彼得！

’他还跳上土台子，扇柳彼得的耳光，揪柳彼得的头发，往柳彼得脸上吐唾沫。

”如此悖逆人伦，无非是为了自保。

改革开放到来，他能抓住机会，发了横财，不能说不是善于投机的结果。

遁逸三十几年归来，他把名字改回柳摩西，似乎皈依了基督，实则既享用了马秀美这个善良而坚贞的女性用数十年的苦难换来的生活条件，也利用了教会的人脉来做他的传销生意，投机的秉性终生难改。

在一个没有真正的信仰的世界里，像柳摩西这样的灵魂，别说拯救他人，连自我救赎的资格怕也没有。

那么，等待摩西的意义又是什么？

如果失去了灵魂，就没有谁能引领你走出苦难。

中国的乡村大地上，匮缺的不只是物质，而是人的良知和责任意识。

丧失了作为人的良知和对己对人的责任感，无异于迷途的羔羊，令关切者为之悲悯。

然而在《等待摩西》里，真正值得同情与悲悯的是寻找丈夫柳摩西的路得式的女性马秀美①。

小说题为“等待摩西”，主语没有出现，摩西在这个故事里是个被等待者，那么等待他的人同样是主角，甚或是真正的主角。

谁在等待“摩西”？

与“摩西”有关的人都在等待失踪后的柳卫东，但是与其生存息息相关的等待者只有失踪者的妻子马秀美——在柳卫东失踪的三十几年中，只有“他的老婆一直等待着他”。

所以，这个小说的真正题目应该是“马秀美等待柳摩西”，马秀美才是《等待摩西》的主要叙述对象。

马秀美跟她的丈夫柳卫东一样，身上也有着许多令人不解之谜。

马秀美是村子里最漂亮的姑娘，她本来与一个林业工人订了婚，“已经连去东北与那林业工人结婚的车票都买好了”，谁知杀出个柳卫东，不知用什么高招赢得了她的爱，致使她毅然决然地悔婚，遭到家人的激烈反对也不回头。

柳卫东“其貌不扬，家境也一般”，年龄还比她小了五岁，由于两家沾亲带故，论辈分她是姑姑，可是这一切都没有阻止她接受柳卫东的爱。

当她的两个哥哥因为气恨而把柳卫东弄到村东的老墓田里打得头破血流瘫倒在地后，闻讯的马秀美“大哭着跑来，将奄奄一息的柳卫东抱在怀里”，表明她完全不顾众人怎么看她，而跟定了柳卫东，结果她的打破常规而又决绝的爱，感动了来看热闹的乡亲，赢得了善心人的同情。

然而马秀美不会想到，她和柳卫东的恋爱要付出的是怎样沉重的代价。

“柳卫东结婚后就被他父母撵了出来，两口子在村头搭了个棚子暂住，日子过得很凄惨。

”当兵第二年（1976年）回乡探亲的“我”，在村后边公路上等公共汽车时遇到了他们夫妇，此时的马秀美正怀着孕，她的样子惨不忍睹：

“她穿着一件油脂麻花的男式夹克衫，肚子挺着，脸上有一道道的灰和一片片蝴蝶斑，眼角夹着眵，目光悲凉，头发蓬乱，身上散发着烂菜叶子的气味。

”但这仅仅是她嫁给柳卫东后苦难生涯的开始。

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初，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柳卫东借着这股春风做生意发了财，成了东北乡的首富，盖了带厢房和院子的五间新屋，屋里的摆设是乡村富豪的标配——这是柳卫东带给马秀美的唯一的一段光鲜的日子。

可是这样的日子好比昙花一现，时隔不久，柳卫东就突然失踪，原因不明，只留给人们一些猜测和传闻。

柳卫东失踪前欠下巨额债务，他一走，债主打上门来，“把他家值钱的东西都给拿走了，只给这娘儿三个留下了一口烧饭的锅”。

1983年再次回乡探亲的“我”，在集市上遇到马秀美，只见她衣服破烂，头发花白，一看就知道她的日子又过得很艰难了。

然而让人不解的是，马秀美对不作任何交代就抛下她和两个孩子的男人，并没有怨恨，而仅仅从自己没有给他生儿子方面猜测柳卫东撇下娘儿仨不管的原因，怪他心狠。

她也没有在意公婆毫无根据的猜忌和怪罪（柳彼得一直认为是马秀美勾结人把柳卫东害了），以常人难以做到的坚韧和执著，“捡破烂收废品把两个女儿抚养成人”，几十年如一日地寻找在她看来是因故才出走的丈夫，一心等待他的归来，甚至表白哪怕丈夫在外已有了别的女人也不怪他，并且，即使女儿成人了，生活境况完全改善只等她去享福，她也不肯离开丈夫留下的房子，宁愿孤单地守住这个家。

这种近乎痴傻的坚守，不因苦难而改变，恐怕不能仅仅理解为一个女性对爱情和婚姻的忠贞。

《等待摩西》用相互对照、互为映衬的手法塑造了柳卫东、马秀美这一对东北乡男女的艺术形象，它的重心到底落在了谁的身上？

如果说，在对柳卫东这个变革时代的浪子进行描述和刻画时语多反讽的话，那么，对于看似与故事的讲述者只有间接关系的东北乡女性马秀美，小说无论是描写眼见，还是讲述耳闻，她的操行、品格与精神，闪现出的都是正面色彩。

从恋爱故事中的先声夺人，到漫长等待时期苦撑苦守苦盼的引人感叹，莫言似乎一如既往地在东北乡人的苦难生存史中使女性来收拾被重重灾变打烂的生活碎片。

那么，或许在马秀美的身上，才真正寄寓了小说的思想主题。

小说以“等待摩西”为题，显然要表达一个关于救赎的主题，而救赎的对象，自然是历史变动中的中国儿女。

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是走向商业化的农业中国的缩影。

柳卫东的失踪，发生在1983年，正值商业经济兴起的中国社会转型期。

年轻时的柳卫东，因祖父柳彼得基督徒身份的影响，而失去当兵的权利，不能像“我”一样得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1980年代初出现的经济改革，给他带来了转机，让他凭着会投机的本事，弃农经商，趁着物价放开，倒腾物资赚了钱，成了东北乡的首富，“成了一位据说经常与县里领导在一起喝酒的头面人物”，人称“柳总”，在势利的东北乡人眼里，比当了小军官的“我”要神气，阔绰。

但是，尽管柳总镶牙，染发，抽进口烟，可以坐飞机去深圳、日本，但他究竟是个暴发户，物质的猝然丰富并不意味着精神随之健全，相反，金钱可能产生对灵魂的腐蚀，造成道德的塌陷。

柳卫东致富后，关于他因在外养了年轻女人要与妻子离婚的传言鹊起，虽未得到证实，但这些传闻正说明他和东北乡人共享着成功即是享乐的物欲主义价值观。

信仰的缺失，是他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的时代的通病。

尽管他一生下来，他的老基督徒爷爷就给了他一个象征基督教义的名字柳摩西，但革命年代教他彻底反叛了宗教文化，他的改名，就意味着他在成长期就把灵魂交给了视宗教为精神鸦片的革命政治潮流。

柳卫东一度叫作柳摩西，晚年再度恢复为柳摩西这个名字，但这个人跟引导灵魂皈依的宗教和一个经历不凡的人应该担当的使命，压根儿沾不上边，毋宁说，柳摩西这个名字对他的存在就是一个讽刺，他拯救不了他人，倒要靠别人来拯救。

正因为如此，柳卫东欠债后就失踪，也可看作在他这个时代，精神和信仰已经缺席。

有柳卫东的缺席，等待他的归来才显现出了意义。

事实上本应被拯救的马秀美，反倒在等待中找到了救赎之途，她的自赎，显影出了由东北乡所代表的生存群体罹患的隐疾。

《等待摩西》关于救赎的隐喻，是由马秀美与柳卫东的关系来承载的。

柳卫东本应是柳摩西，而柳摩西用他的缺席、不在场，给马秀美造成了生命的痛苦、生活的艰难和人生的苦难，但也正是她的男人摩西作为在漫长的时间里被等待的对象，才变成了一个精神的存在，引领着马秀美在艰难的生存之路上跋涉，最终获得安定的生活与精神的满足，彰显着信仰的形态和它在冥冥中的力量。

在新时期恢复了基督教活动的东北乡，马秀美生下第一个女儿后就皈依了基督教。

马秀美自此成了东北乡最虔诚的信徒，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主的身上，把任何一点点获得都看作主的恩赐。

由于相信主的存在，再深重的苦难也不会让她对未来绝望；对苦难的体验越是深切，她对主的祷告越是虔诚。

“东北乡所有的教徒中，没有比马秀美更虔诚的了。

每次做礼拜，她都热泪横流，失声痛哭。

她跪在耶稣基督画像前，往胸口画着十字，嘴唇翕动着，嘴里念叨着：

主啊，保佑他吧，保佑这个迷途的羔羊吧……”从对马秀美的刻画可以看出，《等待摩西》所关心的主要是东北乡人的精神问题，在新的时代，莫言的写作仍在呼应着鲁迅，意在画出国人的灵魂。

需要进一步辨析的是，已经与童年记忆中的故乡和解了的莫言，晚近换了体察的眼光来看待东北乡的人事，他所属意的不是国民性的批判，而是对马秀美们奇特的精神现象进行文化的还原，用形象的实录保留住它的暧昧色彩与复杂性，留待读者去思考与理解。

故事的讲述呈现为受限叙事，其效果是看似降低了叙述者的透视能力而实则满怀超越后的宽容和悲悯。

马秀美皈依外来的基督教，但是她对主的崇信与虔敬，无不带有功利性，她有求于主的，无非是家人的平安无虞和自己心愿的实现，跟佛教徒信佛敬菩萨差不多。

这个苦难深重的女人，跪拜在教堂里耶稣基督脚下，最大的心愿是她出走的丈夫得到主的保佑，这样的忘我与忠贞，跟儒教塑造的从一而终的妇德又有什么区别。

但是在效果上，信仰帮助她战胜了苦难，熬到了苦尽甘来。

信仰的神奇作用简直不可思议，它能彻底消解人的身心之苦而让灵魂得到升华，仿佛曾经的苦难正是神对她的恩赏，为她所望的失而复得做铺垫。

既然苦难成了她完成自我的必由之路，当报偿到来，苦难就烟消云散，那么旁人以为应该为她讨个说法岂非纯属多余。

这就是为什么在故事的结尾，三十几年来“和马秀美一样期待着奇迹的发生”，“就是想知道，他这三十五年到底躲在什么地方”的“我”，终于等到了柳卫东的归来，本来急切地想见到他，但走到柳卫东的院子里，看到迎出来的马秀美，却瞬间打消了解开谜团的念头，因为他看到，“我一进大门，马秀美就摇摇摆摆地迎了出来。

我想象中她应该腰背佝偻，骨瘦如柴，像祥林嫂那样木讷，但眼前的这个人，身体发福，面色红润，新染过的头发黑得有点妖气，眼睛里闪烁着的是幸福女人的光芒”。

并且“我”从她的嘴里知道，“浪子回头”的柳卫东把名字又改回了柳摩西，此刻正在屋里同几个教友谈话，说不定在推销他的“讨还民族财富”计划。

如果说马秀美用她大半生的年华，用她的忠贞和苦行诠释了信仰的价值，那么，东北乡人需要找回的是这样的信仰吗？

如果堕入苦难的马秀美用她的一腔心血喷画出了不幸者灵魂的奇观，那么，这样的灵魂就没有自我扭曲的痕迹吗？

如果为了信仰和灵魂，就可以把人生的苦难一笔勾销，那么，这样的文学写作伦理是否值得反思？

莫言在这篇新作里并非无意地埋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增强了小说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和理解的难度，倘若不是把握到了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复杂性，小说便不会像这样以故乡人事的种种不确定性留下阐释的空间。

以莫言生活阅历与写作经验的丰富，《等待摩西》不会只表现单一的主题。

故乡永远是莫言开掘不尽的创作资源，但是，由商品经济和城乡互动带来的变革，农村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更以及人情物理的变化，有许多超出了莫言的经验范围，莫言写故乡人事的近作，有些就反映了他并不十分熟悉的生活内容，体现了他创作的变化②。

然而，莫言小说最有思想含量和审美创造力的还是他对中国乡村生活史的艺术表现。

《等待摩西》不例外。

这虽然是个短篇，但它写出的是东北乡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发生的社会变迁和人的命运沉浮。

正如张清华所说，《等待摩西》“是对近几十年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写式素描。

它所包含的其实是一个长篇的容量，所传达的内涵也不亚于一个长篇的形制”。

③《等待摩西》从“我”和柳摩西1950年代后期同桌上小学，一次“我”飞砖误伤摩西的娘而为摩西所解救写起，到2017年“我”放弃与复归的柳摩西见面为止。

最早的故事发生于1960年代爆发的政治运动，柳摩西改名为柳卫东并上台批斗自己的爷爷柳彼得，在扇爷爷耳光时被爷爷咬断一根手指。

结局是失踪了三十五年的柳卫东回到马秀美身边，并将名字改回了柳摩西。

从柳摩西到柳卫东再到柳摩西，刚好半个世纪。

在这半个世纪里，东北乡经历了从受政治运动冲击到受经济主义影响的历史过程，成人后的柳卫东只有过短暂的风光，而大部分时间却被甩出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不见踪影，在父亲和丈夫的位置上缺席，全靠他忠诚而苦命的妻子马秀美顶替他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历尽磨难，迎来了春天。

莫言曾用长篇小说《生死疲劳》表现过从1950年开始高密东北乡的整整半个世纪的折腾史，借西门家族的命运为乡村与土地唱了一曲震颤人心的悲歌，揭示了土地与农民的真实关系。

《等待摩西》只是个短篇，无意于再次展现乡村生活的历史画卷，但小说所记叙的发生在柳氏家族里的伦理悲剧以及由此带来的弱者的苦难，富有典型意义地呈现了东北乡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遭遇，为历史反思提供了问题依据。

这些问题至少有：

第一，1960年代的政治运动扭曲了人性，并败坏了人伦和乡村文化。

第二，经济改革进程中，财富分配不均，农民获得改革红利相对较少。

第三，乡村社会障体系不够完善，贫困与疾病随时让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的底层人陷入困境。

这些问题显得更现实，更令人关切。

《等待摩西》为什么要从1960年代写起？

小说讲述的是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东北乡人的命运，但是决定这些人的命运的又是什么，或许这才是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深层关怀。

柳彼得在1960年代波及乡村的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被斥为“洋奴”“帝国主义走狗”，是有象征意味的。

它表明在东北乡的土地上，提倡斗争的文化，代替了主张宽恕的文化，前者改变了东北乡的人际关系，实际上扭曲了向善的人性。

东北乡资格最老的基督徒被揪上台批斗，他的亲孙子——尚未成年的柳摩西，被极左文化所蛊惑和胁迫，在批斗会上带头喊口号，还跳上土台子，“扇柳彼得的耳光，揪柳彼得的头发，往柳彼得脸上吐唾沫”。

亲情和人伦彻底遭到践踏与破坏，柳彼得从此也就空有其名，从他的精神世界里放逐了一个主的信徒应有的宽容、博爱与优雅。

在柳卫东扇他耳光时，他没有像《新约》经文所教导的“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另一边也转过去由他打”那样做，而是当场咬断了孙子柳卫东的中指，宣告了人伦情感的破裂。

在柳卫东出走后，其妻女堕入饥寒贫苦，作为尊长的他却冷漠以对，绝不援手救助，做得非常过分。

“柳彼得在集市上吃炉包喝酒，他的孙媳妇马秀美带着孩子在集市上捡菜叶子，那孩子看他吃炉包，馋得流口水，他却视而不见，只管自个儿吃。

旁边的人看不过去，说：

老柳，看看你那重孙女馋成什么样子了，你少吃一个，给她一个吃嘛。

柳彼得却说：

我不能够，她们正在承受该她们承受的苦难，然后才能享平安。

”不念血缘亲情也就算了，还要以上帝的名义为自己开脱，可见他对孙子的忤逆耿耿于怀，不予宽谅，这就走到了宗教教义的反面。

甚至在马秀美母女三人生病等死之际，柳彼得也继续拒绝帮助，他的绝情寡义，见死不救，给后代留下了心理创伤，多年后他的曾孙女柳梅还忘不了她妹妹柳叶和她娘高烧生病而尊长都拒绝救助的一幕：

“我记得我妹妹三岁那年，发高烧，我娘也发高烧，没钱去医院，在家里等死。

我去求我老爷爷给我钱，老爷爷就说：

主啊，饶恕他们吧。

我去求我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关着大门不见我。

”可怕的是，柳卫东为了自保而在斗争文化语境的压力下毁伤了血缘亲情，最终遭到了报应。

由于他悄然蒸发，一去三十五年，致使缺失一家之主的妻女吃尽了苦头，及至他重回东北乡，他的两个女儿都拒绝认他，姐姐说“让我叫一个我恨之入骨的人为‘爹’，我做不到”，妹妹的态度更坚决，“她说只要这个男人到她家，她会立即报警”。

几十年过去了，被破坏的亲情都难以修复，那么，在大半个世纪里维系东北乡人与人关系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兴许作家对信仰的作用与命运的文学书写，寄托了乡村文化重建的期待。

柳卫东命运不济，一生失败，当然不只是因为他背叛了他的教名，而是无法摆脱农民身份对他的制约，在特定体制内，柳卫东就是再有能耐，迟早也得出局。

柳卫东与“我”同桌，在禀赋上不比“我”差。

那次挺身救桌友，“我”父亲就说：

“这个摩西，人小口气大，长大了必定是个大人物。

”可是，“我”幸运地参了军，不久就提了干，像柳卫东所向往的，只要干得好，“过两年是连长，再过些年是营长、团长、师长，一级一级升上去，荣华富贵一辈子”。

当兵就有机会摆脱农村，提了干就能成为体制内的人，一辈子旱涝保收。

而柳卫东呢，由于受爷爷身份的影响，参不了军。

农村青年参了军就有一条光明的出路，那么，参不了军这一生该是什么样的路在等着呢？

柳卫东不用想就能望见自己灰暗的前途，不由悲愤地骂起了牵连他的爷爷：

“我这辈子，就毁在柳彼得这个老王八蛋手里了。

”改革兴起政策放开，柳卫东的机会来了，他倒腾物资在东北乡率先发家致富了。

可是一旦掌控物质的权力发现了物资与财富的关系，柳卫东的发财路就走到了尽头。

他神秘失踪的原因，人们有多种猜测，而其中从东北乡谣言中心的主人王超的口中出来的“三十年前就被县城的四大公子合伙谋害了”的说法，怕也不是空穴来风。

在见惯了折腾的社会里，柳卫东对自己的角色和处境不是没有看清：

“我算什么？

倒腾点物资，赚点小钱，现在高兴说你是企业家，过几天一翻脸就是投机倒把分子。

”没有权力作后台，有能力经营也无法行稳致远。

本事不比哥哥大的柳向阳、柳以太，为什么能成为“本地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还不是因为他老丈人是原守备区的副政委。

文化与经济分不开，经济与政治分不开，东北乡柳卫东们的人生起落符合这样的社会存在逻辑。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柳卫东这个一家之主的缺位，就使得他的妻子和孩子失去生存的保障，要靠马秀美收废品捡垃圾养两个女儿，大人孩子食不果腹，生病了连买药的钱都没有（有柳眉的一段创伤记忆为证：

“我在大街上哭喊：

好心的大爷大娘们，大叔大婶们，我娘病了，我妹妹也病了，可怜可怜我们吧，借给我几个钱，让我去买点药给我娘和我妹妹治病，我娘和我妹妹要是死了，我也就没有活路了……”），这就是东北乡人一段真实的生活史。

城乡二元体制说到底是一种经济制度，只要这样的经济制度没有彻底改变，东北乡人的苦难就没有彻底终结。

东北乡能不能找到引领他们走出困境的“摩西”，心系故乡的“我”没有把握。

“我”不是莫言，在“我”与诺奖获得者——文化名人莫言之间，还隔着一个拟作者。

但是在《等待摩西》里，我们还是看到了出身农村的作家与想要解开“摩西”失踪之谜的还乡者之间的历史联系，和一位文学家为那些处在食物链底端的乡亲们不确定的未来而感伤的情感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