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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
林采宜：
养老为什么会成为全世界的难题
到目前为止，全球人口已经超过70亿。
其中60岁以上的人口有8.93亿，占12.76%，到本世纪中叶，老龄人口将增加到24亿，占比超过25%。
人口数字在持续攀升，女性的生育率却在逐渐下降，人口老龄化将成为全球性的困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其背后有社会宗教、文化和经济等各方面的因素。
从文化层面来看，几千年来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孝道精神，从道德层面约束着子女对父母及其他长辈负有反哺责任，而现代社会强调个人权利及独立意志，从文化根基上摧毁了子女和父母之间的伦理制约，“人口”生产者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从道德文化层面，与其“产品”之间都不再存在有保障的利益回报机制。
从经济层面看，现代经济制度安排决定了“物品”的生产者可以通过产权制度得到充分的利益回报，而“人口”的生产者（父母）对其产品（子女）却无法拥有类似于私人财产的支配权和收益权。
因此，减少人口的生产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人类共同的选择。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生育率下降、人口再生产规模萎缩主要缘于以下几个直接因素：
第一，人口生产的收益社会化。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年轻人口从农村流向城镇，“老有所养”逐渐成为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而不再是依靠家族的香火传承。
随着税收制度、养老制度等一系列社会再分配制度的完善，人口再生产的外部效应不断加强，年轻人口成为社会的公共产品，对社会的公共税收贡献永远大于对其家庭长辈养老的直接贡献。
现代城市中，大部分退休老人是靠退休金、养老保险金和个人积蓄生活，依靠子女赡养的成分越来越少，生育子女的收益主要体现为情感愉悦，经济上的代际回馈即养老补偿作用大为弱化。
第二，人口生产的成本不断提高。
现代社会人口生产的成本绝大部分由家庭承担。
经济越是发达，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业收入也越高。
怀孕、生产及哺乳对高学历、高收入和高职位女性的影响相对较大，其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和经济代价远远高于农村妇女和家庭妇女。
根据《2011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到本世纪中叶，城市人口将占全部人口的一半左右。
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受教育程度和就业比例的不断提高，必然带来家庭生育子女成本的普遍上升。
农村孩子多，越是低收入家庭孩子越多，主要是因为生育子女的成本低导致的。
以上两个方面综合在一起，形成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关键：
即养育子女的成本和收益不对称。
人类的生产、创造活动分两大类，一类是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生产、创造，在这个领域，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保护了生产者对其产品的支配权和收益权；另一类是人口生产，生儿育女的父母对其产品——子女既不能享有支配权也不能享有收益权，儿童、年轻人都是社会的公共产品，优秀人才是社会的共有财富。
社会越是发达，子女的公共产品属性越强，养育子女方面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称程度也就越严重。
从经济人自利的理性出发，家庭人口再生产的意愿自然不断下降，所以，即便没有像中国“计划生育”这样的人口控制政策，女性的生育率依然在逐渐下降，家庭人口不断减少。
这是“公共产品私人供给”导致的必然结果。
既然是经济因素导致人口老龄化成为世界性的难题，缓解这个问题的根本手段，自然是社会的制度安排和利益引导。
人口的繁衍不仅是人类作为整体持续生存的自然基础，同时也是经济社会正常发展的必要前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21世纪，比环保更重要也更迫切的恐怕是改善全球的人口结构。
（作者系国泰君安证券高级经济学家）
养老保险“空账”速度扩大
2011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已超2.2万亿，较2010年增加约5000亿，养老保险“空账”正以25%左右的速度扩大。
分析称，我国老龄化加速逼近，社会保障不够完善、相关产业未成规模等社会问题凸显。
根据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最新给出的数字，2011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已经超过2.2万亿，较2010年增加约5000亿。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根据人社部上个月发布的《201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全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16895亿元，比上年增长25.9%。
全年基金总支出12765亿元，比上年增长20.9%。
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19497亿元。
中国社科院编撰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显示，从1997年起，各级财政对养老保险累计补贴金额达1.2526万亿元。
也就是说，到去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19497亿元中，近三分之二来自于财政转移支付，如果没有财政补贴，多个省市已经收不抵支。
中国银行（601988,股吧）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在此前一份研究报告中称，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
在目前养老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往后的年份缺口逐年放大，假设GDP年增长率为6%，到2033年时养老金缺口将达到68.2万亿元，占当年GDP的38.7%。
曹远征解释说，“1.9万亿的结余指的是现金流量，而18.3万亿则是存量。
现金流量有结余不代表没有亏损。
”
国社科院财贸所学者高培勇和汪德华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在现有社保制度框架下，要确保2020年中国每个退休者都能领取养老金，以替代率（即领取养老金占该年社会平均工资的比重）52.4%计算，养老金支付缺口都会持续增加。
最早在2015年，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就会出现支付缺口。
（证券时报）
养老金“空账”惊人制度设计之初或已埋隐患
养老保险“空账”正在以25%左右的速度扩大！
根据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最新给出的数字，2011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已经超过2.2万亿，较2010年增加约5000亿。
在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一直以来被看作是退休后收入的最重要支柱。
随着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我国养老保障账户的缺口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有报道说，2013年全国养老金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也有报道说，2010年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为1.54万亿元；2011年末，结存1.94万亿元。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梳理有关养老金“缺口”的N个版本，记者发现，各种“缺口说”的背后是人们对于老龄化加速下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深层担忧。
养老的钱够不够？
成为养老之忧的首要困扰。
郑秉文：
“空账”2.2万亿
最早引发关注的养老金“缺口”版本
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近日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透露，2011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额为2.5万亿左右，而实账部分仅为2703亿元左右“空账”达到2.25万亿。
所谓“空账”，是指尽管你的账户里名义上有钱，但实际上却只是个无法兑现的空头数字。
这是最早引发舆论关注的养老金“缺口”版本。
实际上，这是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所必须承担的转轨成本的一部分。
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施行的是上世纪90年代确立的“统账结合”制度，基本养老保险由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
社会统筹部分由单位负担缴费，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20%，个人账户则由职工个人缴费，为个人工资的8%。
前者“现收现付”，用于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后者实行的是长期封闭积累、产权个人所有的“完全积累”制，原则上不能调剂借用。
然而，由于在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确立之前，企业员工基本无需缴纳养老保险费用，所以现有的养老保险基金中没有这部分职工的个人账户部分。
但在养老保险制度设立之后，这部分职工退休后却从养老保险基金中领取养老金。
因此，仅靠统筹账户不足以应对当期发放，加之各地财政实力不同，多数地区不得不在实际上采用了“现收现付制”的方法，即挪用个人账户的资金、用正在工作的一代人合计缴纳的28%的月工资来支付现有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个人账户仅仅记账，上述2.5万亿的记账额由此形成。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从2000年开始了“做实”个人账户试点。
截至2011年底，参与试点的辽宁、江苏、山东等13个省份共积累个人账户基金2703亿元，但其与记账额之间的差额，仍达到2.23万亿元，此“空账”被舆论定义成了养老保险“缺口”概念而广为传播。
事实上，首个参与“做实”个人账户试点的省份辽宁省从三年前就开始借支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资金用于支付当前养老金，这也被看做试点已在事实上失败的标志。
而从近两年数据看，空账扩大的速度正在变快：
从2008年到2010年，“空账”由1.4万亿升至1.7万亿，增加3000亿，而2011年一年就增加了5000亿。
人社部：
结余1.9万亿
如无财政补贴多省市已收不抵支
尽管言之有据，但上述判断却一直未能获得官方层面的认可。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年初对这一问题有过明确表示：
社保制度建立之初大部分省市养老金是收不抵支的，但之后缺口逐渐缩小，去年中国养老金略有结余。
因此从全国层面看，不存在养老金缺口的问题。
一个说缺口，一个说结余，为何会出现这种差别？
实际上，胡晓义此处否认的“缺口”并非指“空账”，而是现金流的概念，简单说就是当期发放没有问题。
如果从当年养老金收支情况看，上述表述符合事实。
根据人社部上个月发布的《201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全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16895亿元，比上年增长25.9%。
全年基金总支出12765亿元，比上年增长20.9%。
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19497亿元。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对此的解读是，养老金的现状是就业的人多、退休的人少，缴费的多、领养老金的少，加上财政补贴，因此缺口不明显。
郑秉文也认为，中国的养老基金当期财务是安全的。
“十二五”期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整体规模至少应该是“十一五”期末的3倍左右，大致在4万亿元至5万亿元之间。
然而，多种因素的博弈决定了这种结余状态是不可持续的。
郑秉文指出，养老保险收入增速之所以快于支出增速，主要得益于中国正处于社保普及的窗口期，每年有几千万人加入缴费队伍。
根据人社部的统计，截至2011年底，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群已经超过2.8亿人，约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比上年末增加2684万人。
但扩面征缴是一把双刃剑，支付压力只是被延后了而已。
退休职工占比较高的辽宁省鞍山市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处处长王丹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虽然短期能将收缴资金充实到养老金缺口，但当扩面征缴的人群进入退休时，养老金缺口会越来越大，地方财政需要补贴的漏洞也会越来越大。
事实上，无需等到他们退休，目前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已经出现了收不抵支的缺口苗头，只不过被每年巨大的财政补贴掩盖了。
中国社科院编撰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显示，从1997年起，各级财政对养老保险累计补贴金额达1.2526万亿元。
也就是说，到去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19497亿元中，近三分之二来自于财政转移支付，如果没有财政补贴，多个省市已经收不抵支。
曹远征：
缺口18.3万亿
这一缺口才是值得关注的长期问题
如果上述结论还在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范围内，那么近期引发广泛争议的“养老金缺口18.3万亿”就显得不那么浅显易懂了。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在此前一份研究报告中称，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
在目前养老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往后的年份缺口逐年放大，假设GDP年增长率为6%，到2033年时养老金缺口将达到68.2万亿元，占当年GDP的38.7%。
对此，有媒体质疑该数字耸人听闻：
“2011年还结余近2万亿元，看人口结构，2012年、2013年不会出现猛然增加的退休人员，同时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还在继续扩大，实在不太可能收支缺口忽然增至18.3万亿元之巨。
”
对此，曹远征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解释说，“1.9万亿的结余指的是现金流量，而18.3万亿则是存量。
现金流量有结余不代表没有亏损。
”
简单来说，如果要维持现在的养老金给付水平，除现在已有的养老金以外，我们在2013年这个时点，还需要另外18.3万亿的养老金，才可以保证未来70年退休金的发放。
也许这一概念听上去有些杞人忧天的意味，但专家指出，与仍在可控范围内的“空账”相比，这一缺口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问题。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缴费的人数趋于下降，流量和存量的问题会相互转化并可能威胁到养老金支付。
参与上述18.3万亿缺口报告撰写的中国银行研究员廖淑萍指出，“如此大的存量缺口意味着，未来某一个年份后，中国年度的养老金流量缺口会是负的，而且还会不断扩大。
”
另据报道，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学者高培勇和汪德华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在现有社保制度框架下，要确保2020年中国每个退休者都能领取养老金，以替代率52.4%计算，养老金支付缺口都会持续增加。
最早在2015年，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就会出现支付缺口。
两位学者预计，如果现在不能未雨绸缪，及时调整政策，到2050年，养老金缺口累积将达到该年GDP的95%。
这样巨大的资金缺口，必将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需要转嫁给当代企业或进行代际转移。
养老金缺口危机的背后
制度设计累积双重风险
上述三个“缺口”并非同一概念，但无论从哪方面考量，养老金危机都已经是难以回避也无法忽视的问题。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不过区区二十年，为何就已陷入了困境？
专家指出，在短期内，我国养老金收支压力主要来源于制度设计导致的转轨成本；而在中长期内，人口老龄化将逐渐成为导致养老金收支缺口的更为主要的因素。
事实上，养老金缺口将进一步加大的判断正是基于一个重要事实：
即老龄化的推进和平均寿命的提高。
我国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目前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接近1.3亿人，全国31个省区市已有26个进入老龄化状态。
除去老龄化的威胁，养老保险困局可能在制度设计之初就埋下了隐患。
1997年国务院正式确定了全国城镇职工养老金制度从过去现收现付的企业养老制，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转变。
这种制度设计，具有过渡期的特征，其本意乃是寄望于两种制度的优势互补，但事实上累积着当期支付赤字和积累资金贬值的双重风险。
另一方面，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室副主任张启新认为，制度设计之初错配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他认为，当时改革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国企改革，为了帮企业减负，把本应是企业或政府负担的部分养老责任全部让社会保障来承担了。
此外，张启新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养老金制度的改革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养老金制度改革的背景不同“国外是直接面对老龄化问题，但当时我国老龄化问题并不严重，大家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他说。
尽管各方对于养老金前景莫衷一是，但目前的所有讨论，仍集中在“制度覆盖人员”的范围内，目前仍处于碎片化的社保制度如何解答尚未纳入到养老保险体系中来的农民、流动人口、失业人员等群体的养老问题，或许将是一个更加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跛脚的三条腿凳子亟待修补
多年难产的个人延税型养老保险有望在今年下半年取得一定进展。
保监会在近期召开的保险监管工作会议上提出，要重点推进个人延税型养老保险发展。
这一提法引发各方密切关注。
这一税收优惠政策也被认为是完善我国脆弱的养老保障体系的契机。
从国际上看，养老保障体系通常由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组成。
在美国，养老金总资产20多万亿美元中，政府养老金占比12.5%，企业年金占比64.0%，个人退休账户占比23.5%。
而与国际上这种“三条腿凳子”结构的养老保险体系不同，在我国整个养老保障体系中，企业年金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作用非常薄弱。
数据显示，到2010年底，中国的养老金总资产2万多亿人民币中，政府养老金占比89.5%，企业年金10.5%，个人退休账户几乎没有。
首先，作为唯一支柱在苦苦支撑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明显力不从心，除去各类缺口问题，替代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1999年之前，中国企业职工养老金的替代率总体维持在75%以上，但到目前已下降至50%以下，因此，仅仅依靠社保维持原有生活水平基本不再可能。
其次，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运行多年但步伐缓慢，不管从占GDP比重、员工参与率和替代率方面，都与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
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末，全国只有3.71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为1335万人，粗略计算，建立年金计划的企业数仅占当时企业总数的0.31%，参加企业年金计划的职工人数仅占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的5.19%，占就业总人数1.51%。
从规模来看，2011年企业年金资产占我国GDP的比重仅为0.76%，而全球企业年金占全球GDP的比重约38%。
同时，在公众对商业保险的认知度较低的情况下，个人储蓄性商业养老保险对基本养老保障的支持也显得力不从心。
根据中国保监会及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0年末，相对于发达国家12%的寿险深度及1500美元左右的寿险密度，中国的寿险深度仅为2.67%，寿险密度仅为794元人民币。
因此，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的情况下，需要正视过度依赖基本养老保险带来的风险，尽快形成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责任的合理分担。
而税收优惠政策正是鼓励企业及个人补充养老保障第二、第三支柱的有力措施。
保监会重点推进的个人延税型养老保险，将使得个人收入中用于购买商业补充养老保险的部分、其应缴个人所得税得以延期至将来提取商业养老保险时再交税，这对于个人商业养老保险账户的补充无疑是个重大利好。
另据媒体报道，财政部等有关部门也在考虑出台第二支柱企业年金个人缴费部分的税收优惠政策。
如若上述激励措施得以尽快推出，养老保障体系“三条腿凳子”的建立或将指日可待。
（经济参考报）
我国养老产业缺口巨大平均1000老人仅17张床位
我国养老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政策和制度很不完善，养老体系普遍存在投入不足、设施较少、服务不够多样、运营效益低、专业人员匮乏的问题。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说，虽然近几年我国养老机构建设与发展全面提速，但相对于人口老龄化程度和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的需求来讲，仍显得严重不足。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有各类养老机构38060个，拥有床位266.2万张，收养各类人员210.9万人。
但全国养老床位总数仅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59%，不仅低于发达国家5%至7%的比例，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2%至3%的水平。
也有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平均1000名老人仅拥有17张床位。
我国60岁以上空巢老人数量及比例逐年增加，并出现了空巢期提前、失能问题凸显等特征，从而使得我国养老产业面临重重压力。
许多专家建议，我国应构建应对老龄化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全面加强社会保障及养老机构建设，甚至应将养老产业提升至国家层面加以统筹安排。
半数老人守空巢
“日子越过越憋闷。
”家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新华社区71岁的陈颖慈老人说，由于子女不在身边，她和老伴一直过着空巢生活，每天除了做饭就是看电视，没有外人聊天。
《经济参考报（微博）》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其中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39万人中老年人超过6万，“养老”正在成为社会突出问题。
自1999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空巢老人数量持续增加。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
吴玉韶介绍，目前我国空巢家庭及两代老人共同居住的类空巢家庭，约占老年家庭总数的50%左右、达9000万人，且空巢化趋势日益凸显，呈现出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的特点。
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认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出现人口生育高峰，同时从30多年前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的父母相继步入老年，是形成空巢现象的主要原因。
而城乡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高龄人口数量增长，使老年人家庭空巢期延长。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动，使空巢家庭数量不断增加，居住条件的改善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变化也使越来越多的两代人愿意分开居住。
这些现象，均导致老年化、空巢化加剧。
子女大多很苦恼
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人，如今已陆续到了“知天命”年纪。
对于其中很多人来说，他们一边要照顾年迈的父母，一边也开始考虑着自己的养老问题。
今年48岁的刘振清在吉林省长春市一家汽车公司上班，作为公司生产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每月薪水不低，是很多人眼中的成功人士。
然而，一谈起养老问题，他就大倒苦水。
他的父亲已去世，70多岁的母亲患有脑血栓，行动不方便，只能请家庭保姆照顾。
他一周去看望母亲一次。
“我估计我老了以后，还不如我妈呢！
”刘振清说。
前几年，他唯一的儿子去了澳大利亚读书，眼看着快要毕业了，孩子却希望留在国外工作。
尽管十分不情愿，刘振清最后还是尊重儿子的选择，“希望儿子将来有个更好的发展”。
说到以后，他表示压力很大。
一来母亲年龄不断增高；二来自己的养老也摆上日程，到时谁来照顾自己，这让刘振清十分无奈和苦恼。
渐已成为社会各行业中坚力量的“70后”，工作压力大、日常应酬多，有空照顾老人变成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
家住山东省济南市的李锐在政府机关工作，36岁的他已经当上科长，虽然官职不大，但属于着重培养的后备干部。
李锐说，每天的工作就一个字———忙，“白加黑、五加二”是常事。
李锐的父母也在济南，已经退休在家。
尽管两家住的地方相距不远，但李锐很少有机会回家。
除了白天忙不完的工作，晚上一般都有应酬。
妻子除了上班，还得照顾11岁的儿子，也很难挤出自己的时间。
“前不久我妈生病住院，打了一个星期的点滴，都是我爸在医院照顾，我就抽时间去过两次”，李锐说。
看到父母日渐苍老，平常在家也没事可干，他也想回家多陪陪他们，但总是被工作打断，“过几年父母身体不好了，需要人照顾时，日子肯定更累”。
刚刚步入社会开始打拼的“80后”，面对高高在上的房价和竞争激烈的工作，同样有许多苦恼。
对于父母养老问题，“囊中羞涩”的他们甚至发出了“十年后，我的父母谁来养”的感慨。
今年28岁的刘弨已经在海南省海口市的一家企业工作了四年，现在每月工资在4500左右，年终还有1万元的奖金。
应该说，这在当地算一个不错的工作。
去年，准备结婚的刘弨贷款买了一套8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
“日子一下子就过得紧巴了”，刘弨说。
为了这套房子，父母把这些年的积蓄基本都给他用作首付了，而刘弨也把这几年的积攒用了大半。
今年6月房子交钥匙后，刘弨又开始忙起装修，等搬进去，他的银行卡上还剩几千块钱。
说起父母以后的养老问题，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的刘弨显得有些沮丧，“父母养老的钱都给我买房了，我的钱刚刚够用，以后结婚有了孩子，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想想以后，真觉得对不起父母。
”
机构养老“短板”多
面对急速增长的老年人群，我国养老机构正在经受着床位偏紧、服务内容单一、运营效益低、护理人员短缺等“短板”的制约。
不少干部群众认为，应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减免税费、给予补贴、提供免费职业培训等措施，来吸引民间资本“入市”，带动机构养老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表示，入住养老院的一些老人不仅需要一般的护理，还需要一些特殊照料。
然而我国大部分养老机构没有与医疗机构建立合作机制，没有专业的医护人员。
同时，养老机构的服务人员缺乏专业护理培训，多数服务人员只能做一些端茶、送饭、洗衣、做卫生等简单服务，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心理和生理需求。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民营养老机构保本经营甚至负债累累，只能在低收费标准、低工资标准、低服务条件的“三低”状态下维持度日，靠自身积累根本无力再改善现有条件、扩大规模。
不少养老机构负责人向记者反映，现在护工难招，因为老人24小时都要陪护，特别是对不能自理老人要喂饭、翻身、帮助大小便，这样的活一般人干不了。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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