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德崇新 逐利思义讲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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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德崇新逐利思义讲解
守德崇新逐利思义
——巴南商旅文化精义初探
林永蔚
往昔的巴境，幅员广袤，山水掩映，风光旖旎,特色独具。
其治所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它凭借长江黄金水道，西连三蜀，北通汉沔，南达滇黔，东接荆襄，控川东、川西、川北之冲途，扼云、贵、川、藏之门户，自古以来不仅是大西南区位险要的军事重镇，而且也是地阜物华的商旅集散之地。
本文所说的“巴商”是泛指历史上各个时期在巴地从事商旅活动的各阶层的人们。
这些曾经在巴山渝水间，从事“商旅”活动的人物群体中，所表现出的忠勇守德、尚文崇新；逐利思义，化义为利的可贵精神，便是本文硏究探索的核心。
一、商贸交通的繁荣是生成巴县商旅文化特色的物质基础。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
意识是物质世界的发展产物、是人脑的生命运动机能。
历史唯物论者基于这一认识，得出了“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哲学概念。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总和。
我们所研究的商旅文化就是上层建筑的一个分支，它其中的所有內涵都与商贸交通的发展密不可分。
（一）、立驿兴城，开埠建市——商贸交通的兴起是巴地商旅文化的源头。
1、巴地商品市场的滥觞及汉唐以前的初期繁荣。
历史上，中国古代商业及商人的产生甚早，农业经济与商品经济在许多场合里是作为经济的共生体而长期存在的。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决定，中国古代商旅的发展与停滞，主要取决于国家与政治体制的变迁，而不是自然经济结构的制约。
椐《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说：
“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牦牛,以此巴蜀殷富。
”据相关文物考证和已有的史料得知，早在神农时代就已经有了商品交易的蛛丝马迹。
纵然山水阻隔，但巴人东下荆楚，北越秦陇，南连滇黔，西达印藏的商旅之交，自有史以来，线索却依然连续不断。
远在三千年前，巴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
如南岸涂山出土的琉璃珠和考古发现的其它一些重要器物，原本都不是巴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
西汉张骞奉武帝之命通往西域时，在大夏国（Tokhgra；Tochari中亚古国名，在今阿富汗巴尔赫附近）也发现了巴山特产，这证明了巴地先民与南方世界早已有所交流。
原来从巴地到印度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在古代中国社会，特别是周秦以前，盐和铁都属于宝贵的战略资源，在社会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长期由国家权力掌控。
据《华阳国志》中记载说，巴地“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
‘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
’”巴人很早就有了对所辖区域内盐资源重要性的认识，至今巴地俗语仍叫“盐巴”。
巴域先民大规模地开发盐业，使之成为输出的重要商品。
巴盐生产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晚期，到商周时期生产技术更趋成熟，这使盐业生产的标准化、商品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春秋时期巴盐生产又跃上了一轮高峰，这一现象对巴地商业文化的兴盛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巴盐生产流程，长途贩运坎坷，“一方水土一方人”，这样艰难的产销活动，和其它原始的生存状态一起，逐渐酿成了他们剽悍忠勇，不屈不挠的群体性格特征。
商周以前，商品物质的易主多以战争掠夺的方式进行，商贸这种互通有无，交换物质的方式，当时尚处于原始的低级阶段。
据《华阳国志》记载，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遣张仪灭巴，城江州”。
经向楚民国《巴县志》考证，张仪筑江州城之事应属信史。
由于“明清之际，图经荡灭，民鲜土著，故老无征”，因而现在已无从确知张仪所筑之江州城的具体位置。
不过，从西汉扬雄《蜀都赋》描述江州城曰“分川并注，合乎江州”来看，其城大概就在今重庆主城区朝天门、望龙门、千厮门、小什字之间。
张仪筑江州后始有了真正意义的“城”，巴郡开始成为一个有城垣的军事堡垒，但长期以来却是一座经济落后、功能单一的封建城邑。
先秦时期，史上最为著名的巴商当首推“寡妇清”。
“寡妇清”生于秦惠文王设置巴郡之后，逝于秦始皇亲政之初。
这个女人名“清”，姓己无从考证。
因其丈夫死后，守贞操而没有再嫁，史称“寡妇清”。
寡妇清是当时巴郡中名扬中原的朱丹商。
据史籍记载，寡妇清一家，由于几代人辈辈传承，对采炼经营水銀矿产的业务已是十分精通，因而积聚了巨额资财。
寡妇清丈夫早逝，到她掌管经营家业后，其凭借过人的智慧和财力为巴地的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又由于其对秦王朝抗匈奴，筑长城的大力资助，让世人对巴地这边陲一隅也刮目相看。
当年始皇帝对她十分看重，尊其为“贞妇”，特此为她修建“怀清台”以示表彰。
寡妇清实为巴郡时期工商业发展水平的标志性人物。
寡妇清心怀一统的爱国情结应是“德”中首义，从她不囿于巴地山水，商达四海的业绩中可见其励志求新的胆识。
在有秦一代，以商贸而名彪青史者，实为凤毛麟角。
从众多史料中看来，我们说她具有“守德崇新”的优秀品质，当不为牵强。
长江上游自秦汉以来，就在全国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
巴地经济的发展繁荣，也与长江上游的经济发展密不可分。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唐代巴域城市商业日趋繁荣，巴地域的城市商业经济对农村经济的辐射作用已见增强。
唐代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鼎盛时期,巴域是唐王朝控御西南的前沿和大后方,也是幅射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
（二）、宋、明和清代前期的集市商贸交通和立驿兴城。
1、宋、明前的巴地商旅发展。
唐末五代，虽说中原混战，但川内社会却相对较为安定。
为此，中原地区的世家大族及广大民众纷纷入川，因而巴域经济在五代时反而有所发展。
宋代之后，巴地经济进入了一个高度发展的黄金时代。
但在宋末元初，巴渝地区又历经了长达40余年的战争，这使社会生产力又遭到极大的破坏，巴域经济发展进程再次被斩断。
明朝时巴域经济又一次快速发展，在《明史》记载的全国工商业比较发达的30多个城市名单上，“巴县”已是榜上有名，成为长江上游仅次于成都的重要城市。
明末至清初持续达30余年的战争对长江上游的经济破坏极大，大西政权建立后，土地荒芜，人口数量锐减，许多城镇，几无炊烟。
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地位确立之后，实行了休养生息政策，数百万的外省移民涌入巴渝，这大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大量移民的涌入，使巴地获得了充足的劳动力后经济迅速恢复。
粮食、木材、食盐、皮革、桐油、白蜡等产品的产量大量增加，并开始外销到其他省份。
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上谕说：
“川省产米素称饶裕，向由湖广一带贩运而下，东南各省均赖其利。
”有学者论证乾隆年间由四川输出的粮食每年约有300万石，其中大都由巴县各码头装船水运。
据考证，在清代中期以前，长江上游与国内其他地区缺乏大规模的商业贸易，这使巴县在交通运输方面的巨大优势难以发挥。
到了清代康熙、雍正朝时，由于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增长较快，加之朝庭对滇铜需求增大，清政府又对长江上游的险滩进行了集中整治。
金沙江疏浚工程的完成，提高了长江水系的运输能力，巴县民间商人在沿江配置救生船，也增加了航运的安全性。
长江上游航道的畅通，保障了水运的繁荣，也带动了沿江各地经济的发展。
运输大环境的好转，加上移民涌入之后长江上游与全国其他区域商业贸易的需要，使得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巴县成为重要的转运城市。
这里除作为滇铜和黔铅运往长江的枢纽外，一些省内及外省要往长江上游及下游贩卖的货品和商人均在巴县集结，巴县成为了川内以至西南与长江中下游经济联系的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交易中心。
川藏滇黔各地商贩除将粮铜山货运往巴县集结运出外，这“换船总运之所”中的另一大宗商品即是“川盐”。
自贡的大量食盐运抵巴县，除在本地销售外，主要通过綦江、乌江运至贵州，也有部分运往湖北西部销售。
清代王尔鉴《巴县志》中记载：
“三江总汇，商贾辐辏之区，川西北各井盐，一水舟来，鳞集江岸，盐之薮也”，即可描绘出盐船拥塞巴县码头的情形。
2.清代巴县商贸的繁荣和商旅体系的构架。
历代巴县均为附郭大县，常常是郡、州、路、道、府的官署和县衙集于一城，在城内以下再设党、坊、厢等基层行政区划。
公元1317年，知州彭大雅命戴鼎在李严所建朝天门基础上，按九宫八卦之数，建造了17座城门。
旧传巴县城“火重”、火灾频发，官府认为“水门洞开不能克火”，故将洪崖、翠微、太安、金汤、凤凰、人和、定远、福兴等8道供力夫挑江水入城的大门统统封闭，仅留下了朝天、千厮、临江、通远、南纪、储奇、金紫、太平、东水等9座开门。
从此，那城内市场的热闹和九门外水码头的喧嚣也让人感到了都市的繁华。
这是巴县城市商贸走向繁荣的发端，城市商业功能也由此凸显。
宋代“重庆”命名后，城市已逐渐从高垒深墙的单一军政中心进一步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功能的商业城市转化。
明清之际，中国的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真武、缙云”山中的一些“巴人”也逐渐冲破了“要想富，男子犁田女织布”，以及“千生意，万买卖，不如翻地快”等守旧观念的束缚。
一些胆大的农民开始“求富于市”，从而形成了“街头一席地，强似百亩田”，“有儿坐盐店，强如做知县”，“要得富，久开铺”的重商意识。
从这个角度看来，最早的“巴商”能够心无旁骛地走出田地桎梏，无疑是改弦易辙，崇新求异之举。
生产需求促使巴渝地区开始进入全面开发阶段。
朝庭在原巴地区域内先后设置了涪州、南州、綦江、铜梁、璧山、永川、大足等二十余县，其间乡镇驿市更是星罗棋布，许多早年一间一鋪的“么店子”，随着时光流逝，在商旅活动的纷繁中，很快就衍变成了客商们摩肩接踵的场镇集市。
据历史学家王纲的考证，康熙时，四川省120个州县仅有场镇70个，到雍正朝时已经增加到134个，而经对长江上游航道的整治后，乾隆时场镇数量猛增到了1310个，嘉庆朝上升到2333，道光朝增至3114个。
清乾隆二十三年巴县仅有15638名丁口纳税，另898名为永不加赋约新增丁口，至嘉庆元年（1796年）时，巴县人口为增至218079丁口，有学者推算，其时移民的数量当在186000人左右。
到民国初年，巴县人口发展到80余万，在人口扩展的同时，城市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明代重庆城内有8坊，城外有2厢，到康熙中后期，城内已发展到29坊，城外21厢。
乾隆年间巴县街市已地跨两江，府城内街巷达240余条。
“酒楼茶舍与市闼铺房，鳞次绣错”，城内的部分街区工商业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其他人口的比重，仅水手、纤夫常年均在万人以上。
重庆开埠前，输出的主要商品有粮食、药材、染料、木竹、盐巴、皮革、桐油、白蜡、木耳、竹笋等项土产“山货”，输入商品多为棉花、瓷器、铁锅等项由两广运来的“广货”。
随着川江转口贸易的兴起，城区一带“两江商贩，舟楫旁午”，沿江地区逐渐成为商业功能占有相当比例的商业区。
因优越的地理位置，巴县进一步吸附了大量的商业性移民，“吴、楚、闽、粤、滇、黔、秦、豫之贸迁来者，九门舟集如蚁，陆则受廛，水则结舫”。
从方志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商业发展的盛况，以及其给巴县的民俗、民风等方面带来的积极影响。
巴县城内商贸自不消说，单就清代巴县立驿设市来说，陆上驿市有朝天、白市、温汤、百节、铁山、冷水，水驿有铜罐、鱼洞、木洞、龙隐。
其它逢“147、258、369”赶集的一百多个乡场更是不胜枚举。
巴县市场适应了农耕经济和沿江贸易的商品需求，成为地方和外来商品的集散荟萃之地。
3.开埠建市，令人瞩目的近代巴地商贸。
十九世纪中叶，第一、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不平等的屈辱性国际条约。
英、法等国在中国取得了割地赔款、开埠通商、内河航运、协定关税、领事裁判、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侵略权益。
英法帝国主义贪得无厌，依然还虎视眈眈，觊觎中国内地的广大市场，急切地想溯长江西上，进入四川，开埠重庆。
公元1869年，英国在派遣上海英商商会代表和驻汉口领事分批到达重庆，了解重庆商情，搜集各类情报，为英国势力侵入四川和开埠重庆做准备。
与此同时，英国占领缅甸后，亦力图打通从缅甸经云南到四川的路线。
1876年9月13日，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
1882年，英国开始向重庆派驻领事，从此通远门内的天官府街旁，多了一条领事巷。
1890年3月，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海关税务司好博逊也与川东道尹张华奎签订了《重庆新关船只往来宜昌重庆通商试办章程》，由此重庆成为了中国的第20个对外通商口岸。
英国商人立德乐的轮船驶进铜锣峡后的第一声气笛，震惊了真武山上的苍柏古刹；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的正式建立，标志着古老的巴山开启了商贸历史的新时期。
巴县城区开埠影响深远，这不仅吸引了50余家外国洋行在重庆设立分点，同时也促进了重庆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
时属巴县南坪坊江畔（现重庆南岸区南滨路一帶）是一个历史文化资源相当厚重的地方。
这里不仅有古巴渝十二景中的“黄桷晚渡、龙门皓月、海棠烟雨、字水宵灯”等四景，还分布着隆茂洋行、太古洋行、平和洋行、安达森洋行、立德乐洋行、卜内门洋行、法国水兵营、美国使馆酒吧等许多彰显开埠文化的建筑。
另外，巴人卢干成在重庆南岸的王家沱建立起了重庆第一家民族企业“森昌泰自来火厂”，四川总督锡良与民合资的重庆铜元局，建成了重庆第一家机械工厂。
1931年，重庆第一家机械纺纱厂“民康纱厂”在南岸开机，这些都为重庆后来的工业发展做了铺垫。
这个时期，重庆经济上的发展，也刺激了文化的兴盛。
宽仁医院（现重医附二院）和“仁济医院”（现重庆五院），就在当年建成。
而由外国教会出资修建的广益、求精、文德等中学至今仍是重庆学校的知名品牌。
眼见弹子石王家沱上日本租界洋行锁踞两江，虎视眈眈的覇道，重庆开埠前后奋发有为的巴商们，在承受屈辱的同时，更是发扬了前辈传承下来的“忠勇守德、尚文崇新”的可贵精神，从而和广大巴地民众一道，乘难而上促进了重庆的近代化历程，推动了重庆城市整体功能的进步，成为重庆城市近代化的起点。
（二）、集市商贸的繁荣和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催生了颇具特色的巴地商旅文化。
1.清代中期颇具特色的巴县商业规则与秩序。
从前文得知，巴地集市商贸发展历史久远，但由于我国历代史家重官吏，轻货殖，对于名商大贾，正史记载量少而粗略，以至许多地方踪迹难觅。
到了清代，政府积极经营大西南地区，随着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长途贸易的快速发展以及省际移民的大量涌入，巴地经济活动日趋活跃。
清代的巴县成为了整个西南地区的门户和长江上游的重要经济中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商业、航运有关的会所、船帮、力行等社会各阶层，对建立公正合理的商事规则与秩序形成共识。
此时，除了官府的行政管束，巴商们固有的“忠勇守德、尚文崇新”的品性，促进了一整套有效的商业规则的形成，让一个在秩序与和谐中发展的商业社会，呈现于巴渝历史的画卷之中。
清代巴地从事商业贸易的群体有很多类，其中有长途贩运的客商，有交易中介的“牙行”，有货物零售的铺户，有流动设摊点贩卖货物的小商贩，还有承担货物运输的船户和力行，也包括了从事金融典当、兑换服务的钱庄和当铺。
除上述行业以外，工商一体，还有一些兼营商业的手工业作坊从业者。
从清代巴地商业贸易中客商、铺户、牙行的商务经营状态中，可见其守德崇新，利泽八方的行事精义。
其一为贩卖大宗货物的客商。
其中经营规模小的小商贩直接从生产者处收购产品，经营规模大的则是从这些小商贩手中购买，然后再贩运到重庆，甚至直接贩运到长江中下游。
例如现丰盛、接龙甚至南川、黔省一带生产的枳壳、木瓜等药材，都是“小贩收买，商人捆包”，运到木洞码头再“船载川外，或至荆楚”。
客商在经营活动中与牙行的接触较为紧密，“四方商贾到时，人地生疏，全赖牙行为之引领，方得买卖无亏”。
即便是对市场较为熟悉的客商，按大清律令所定，也必须“投行发卖”。
在重庆的商业活动中亦多有外省籍的客商，其中以陆路为主体的山陕商人形成了川西商业网，湖广和江西商人则主要活动于长江沿岸的川东和川南，其他也还有贵州、云南等地的商贾。
巴人忠义守德，豁达大度，如长江之纳百溪，“八省客长”制即在此时应运而生。
所谓“八省客长”即是商圈中的以客籍而划分的民间组织。
外地客商远来，巴商“与人方便，自已方便”，让他们自成体系。
凡有商务纠纷，巴商们总是“人无笑脸莫开店，会打圆场自落台”的帮助化解。
“处处人情感，下雨好借伞”的侠义重情的经营理念，让巴商受到了晋商和徽商的普遍好评。
其二为铺户摊贩，即是开店铺的零售商人。
此类商人都拥有从事商业的固定门面，而且相当部分都属于小本买卖，经营的种类也较单一（杂货铺除外）。
在从事零售业的商人中，还有一种没有铺房的小商贩，他们或是在街市摆摊设点的摊贩，或是走街串巷的货郎。
例如在嘉庆十八年（1813年）金紫、灵壁两坊（现金紫门、储奇门一带）的534户居民中，铺户有90户，没有铺房的小商贩也有43户。
铺户和这些无铺房的小商贩主要是通过牙行来买进商品再零售给消费者。
在重庆近郊的一些集镇市场上，因集镇的集期是间隔的，所以很少有固定的铺户，多是一些流动的商贩，一首竹枝词曾描述过他们的经营方式：
“赶场百货压街檐，北集南墟名号添。
”这种经营方式灵活简单，非常切合乡俚中耕夫织妇的实际需要。
铺户摊贩是清代重庆商业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面向底层民众，与农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连。
巴人性格急躁爽朗，待人直来直去，做事干脆痛快，骨子里有种侠义心肠。
加之铺户摊贩面对相对固定的顾客群体，要想立足乡里，生易兴旺，坚守“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利从诚中出，誉从信中来”的理念便成了他们代代遵循的经营之德。
其三为商业活动的中介者“牙行”。
嘉庆年间，巴县城共有牙行109家。
清代实施官牙制，几乎所有大宗货物的买卖都需要“投行发卖”。
牙行以所经营的商品类别而区分，在行业范围内撮合买卖双方，促成交易，收取佣金，作为买卖的中介。
相当部分牙行有固定的客房、货栈为客商提供食宿，存放货物，并代客纳税，过关登记，介绍买主，代办运输等综合服务。
“一字两头平，戥星不亏人”是“牙行”运行的准则。
旧时许多牙行的门楣堂中，长年悬挂着“生意全凭公道导，货真价实莫欺人”，“人生在世信为先，心口如何有两般”，“买卖只求安份利，经营休争哄人钱”等条幅。
凭借这中规中矩的经商理念，他们不仅立身立德立门楣，开拓出了自身的致富之路，而且效忠桑梓，利润普罗，而且许多崇新思远的啇客走出了峡口，认识了世界，从而勾画出了颇具特色的巴域商旅文化的基调。
2.以守德为核心的巴地商旅文化植根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
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得以发展，交流使文化得以融合，商业文化让社会各个组成部分流动起来，走向开放，开拓时新领域，从中促成了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和融入性。
从最初的儒家思想和中华商道，我们看到了古代商业文化范畴中的晋商和徽商的操守，在学习这些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对巴地纷繁复杂的商业文化发展经脉有了清晰的认知。
商旅经贸的发展给巴山嘉水古老的土地上注入了活力。
要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就必须踏踏实实，积极进取，融合商业文化和农业文化，促成社会进步所需要的先进文化的出现。
我们的先祖以农为本，把“重农抑商”作为治国方略，因而商业经济得不到自由发展，力量脆弱。
巴渝地区古为“四塞之国”，交通甚为困难，这一封闭地形对巴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所必然带来的封闭性产生了较大影响。
但是，正是因为如此，反而激励起了巴域先民努力改善自身生存环境，繁衍生息，向外开拓的决心和勇气。
环境与文化的交融，造就了巴地先民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
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崇新和兼容并蓄终于成为了巴文化的显著特色。
商道即人道，经商也就是做人，这是经商成功的最大秘籍。
从古至今，巴渝那些留名青史的商界巨擘不仅生意做得好，而且他们的商业道德更是值得后人学习。
“半部论语治天下”是历代华人立身之道，也是商贾成功的题中之义。
儒家伦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最深邃、最富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千百年来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巴人剽悍尚武，多有侠肝义胆，巴渝传统商旅文化，正是民俗特征秉承儒家文化后的继承和发展。
“义、利”之辩是商业文化硏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儒家伦理不排斥赚钱、发财，但更关注人际间的秩序、规范以及社会责任感，强调人生在世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
“义者，万事之纪也”，“知义然后中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诸子论述，将经济与伦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历来主张“化义为利，逐利思义，义利并重”。
“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这句话贴切地阐述了儒家伦理与商品经济之间微妙而又深奥的辩证关系。
历代巴县有成就的商贾们深深地懂得，道德应附丽于一定的经济生活，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为适宜、更符合人们心理要求的规范和手段。
而经济生活又蕴含了一定的道德原则，并调整道德生活中的各种关系。
巴商普遍崇尚儒家伦理中“亲亲为仁”的核心，从人类之爱、人际关系中生发出了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友爱的人文精神。
“义者，宜也，利也”，商道无它，义以生利。
“义”是美德，是优化、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一种动能，“无义而利者，未之有也”。
这就是儒学以仁释义，以义释利，在利益观与道德观之间建立起平衡机制的大智慧。
巴商们讲究“守德”。
他们在经营活动中倡导“信与和”的原则，“厚利非吾利，轻财是吾财”，“刻薄不赚钱，忠厚不折本”，“少市不欺客，畅市不抬价”，“守己不贪终是稳，始终公平势必兴”，这些观念实际上就是对儒家“守德循礼”思想的继承。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是巴商“守德循礼”中的重要内涵。
“信”，是人际交往的法则，也是五伦关系中、最有价值的内容。
商业活动中的信用、公平、兑现的观点，就是“信”的体现。
有信，则能相互尊重礼让；有信，则能"同气相求"、众志成城，才能联结起社会交往关系中稳固的伦理网络，实现“闭门一家亲，开门天下亲”。
“由信而和，由和而兴，由兴而利”，有此操守，自然会“生易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在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浸润下，随着巴地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逐渐形成了以“忠勇守德、尚文崇新”为核心的巴地商业文化特色。
二、巴地商贸行旅中各行各业的生态文化概况
在纵横交错的商业链上，有着相互依存的各行各业。
要圆满完成商品货物的流转，必须在商贾款爷、商行帮会、脚夫船工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完成。
因此，巴地商旅中各行业团帮生态文化中表现出的“心系家国乡里，不畏劳苦艰辛，坚守道德底线，好学瞻远维新”的群体特征，就是巴地商旅文化的集中表现。
（一）、陆运“脚夫”的生态文化。
历史上，巴地的陆路运输除了前文所述的“南方丝绸之路”外，近代又开拓出了由县治通往东西南北的四方通衢。
最为突出的就是古西沱盐道、“巴县大路”和南川驿道。
《华阳国志·巴志》上有：
“有盐官，在监、涂二溪。
一郡所仰，其豪门亦家有盐井。
”的记載。
这就是指的历史上著名女将秦良玉家乡的“西沱巴盐古道”。
古老的西沱是千里巴盐古道的起点，自西汉初年至上世纪初的两千多年里，这条险峻的巴盐古道上终日川流不息，行进着一群群艰难跋涉的“巴山背二哥”。
他们背去四川的井盐绸布，换回湘鄂的药材山货。
风餐露宿，披荆斩棘，往返1500多公里，翻越5座大山，历经33个昼夜。
他们在巴渝和荆楚两地建起了一条最为便捷却又最为艰险的经济文化交流通道。
唐宋时期，随着巴蜀地区经济的空前发展，成渝间形成了真正的陆路交通。
盆地内官道私路纵横，水路陆路相间，成渝间的交流空前繁盛，这形成了成渝北道和成渝南道两条最重要的干道。
成渝北道路过的地区是整个巴蜀的经济政治中心，所以，北道在唐宋时期是成渝间最主要的官方驿路。
到了明代，巴地驿站林立，成渝驿路也由北南移，成渝南道变身为了官方驿路。
到了清代，南道继续延续官方古道的地位，成为商贾往来的重要通道。
清代，成渝南道被纳入国家官路体系中，称为“巴县大路”。
这条兴盛于明代，沿用至民国的古驿道，在历史的长河里世代更替，不知有多少人肩荷重担，摩肩接踵，么三喝五，逶迤行进，他们用汗流浇灌开了成渝地区盛开的瑰丽多姿的商旅之花，从而结出了丰硕的经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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