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两个融合的省域新型工业化水平评价与对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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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两个融合的省域新型工业化水平评价与对策

基于“两个融合”的省域新型工业化水平评价与对策

郝华勇

2012-4-1810:

11:

30　　来源：

《经济与管理》2012年第1期

　　摘要：

新型工业化是欠发达地区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紧扣新型工业化的内涵要求，设计涵盖其要义的省域综合评价体系，并以中国大陆的30个省（区、市）为研究对象（西藏因部分指标缺失未包括在内）做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省域间新型工业化水平差异并不显著，北京、上海、湖南得分较高，东部地区得分整体高于全国水平，而中部、东北、西部得分低于全国水平。

省域间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两项得分上的差异性较大，也是对各省新型工业化水平贡献最大的因素。

针对分项指标中各省发展存在的问题采取对策，以提高其新型工业化水平。

　　关键词：

制造业与服务业，工业化与信息化，新型工业化，评价体系

　　自党的“十六大”提出21世纪头20年要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来，中国各地区都紧扣新型工业化的内涵要求，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提高科技含量与经济效益、协调工业化与资源环境关系、发挥区域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上积极探索，寻求符合当地区情的新型工业化实现路径。

“十二五”规划提出，在未来五年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根据科技进步新趋势，发挥中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

①因此，在攻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十二五”时期，科学认识各省工业化发展水平与态势、判断各自在新型工业化推进中的问题与差距，有助于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来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健康协调发展。

这既是全国实现全面小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各省实现科学发展、夯实经济基础的现实需要。

　　一、研究现状综述

　　国内学者在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围绕“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内涵要求，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来定量分析。

在评价体系的理论探讨上，任才方[1]和陈元江[2]提出在设置新型工业化的评价指标体系时，既要反映工业化进程，又要反映工业化进程的增长质量；易磊在分别界定区域新型工业化进程和质量评价体系基础上，提出经济发展、信息化水平、科技进步、产业结构、经济效益、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与绿色制造、人力资源利用、全球化水平九个一级指标构成的评价体系[3]。

在大区域尺度研究上，游达明、陈国藩构建了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环境保护三者协调统一的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德尔菲法、综合指数法对中部地区在2005－2008年新型工业化水平和进程进行纵向对比分析[4]；杨建仁、刘卫东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和层次分析法，从工业化发展水平、信息化水平、科技水平、效益水平、集约化水平、生态保护水平、人力资本利用水平七个方面构建评价体系，对中部六省在2005－2008年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做实证分析，并与全国水平做比较排序[5]。

陈国宏、李克军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从信息化程度、工业化程度、科技含量、经济效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综合评价了福建省的新型工业化水平[6]；叶祥凤等运用因子分析法从工业化发展阶段、结构变动、科技化水平、可持续发展与人力资源利用情况和信息化水平五个方面来综合评价四川省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7]。

　　综观目前研究现状，对单个省份新型工业化的实证分析较多，对全国省域层面实证比较研究偏少；且已有成果的评价体系中，存在将工业化做广义理解进行综合测度的倾向，即把新型工业化等同于经济社会发展，难以体现作为产业部门发展的工业化转型特征，淡化了新型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的差别；另外，已有的指标体系在衡量新型工业化精髓一一“两个融合”（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上显得针对性欠缺，停留于初级指标的罗列，缺乏对复合指标的应用。

　　二、评价体系构建

　　1.指标选择。

本文立足于新型工业化的内涵要求，突出作为产业部门的工业化发展特征，充分体现新型工业化的精髓——“两个融合”，从信息化与工业化协调、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科技含量指标、经济效益指标、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指标、人力资源优势发挥指标六个方面19项具体指标构建区域新型工业化水平评价体系，综合测度不同区域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

为提高不同工业规模区域的可比性，评价体系弱化总量指标均采用均量指标。

评价体系见表1。

　　2.定量方法。

在确定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后，需要科学地赋予各项评价指标权重，赋权方法则在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二者中选择。

客观赋权法所依据的赋权原始信息来源于客观环境，它根据各指标的联系程度或各指标所提供的信息量来决定指标的权重。

客观赋权法有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复相关系数法等，本文采用熵值法。

在信息论中，熵是系统无序程度的度量，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大，信息熵越小，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大，该指标的权重也越大；反之，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小，信息熵越大，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小，该指标的权重也越小。

用熵值法进行综合评价的步骤是[8]：

　　三、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大陆的30个省（区、市）为研究对象做实证分析，因西藏部分指标数据缺失故未包含在内。

考虑指标选择的系统性及可获得性，评价体系中的19个指标数据为2009年截面数据，取自《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信息年鉴（2010）》和《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2010）》，部分数据作者进行了整理，其中二三产业就业对工业总产值的弹性取2005－2009年的区间弹性。

　　1.总体水平。

计算结果显示，省域层面在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上北京最高，得分0.811，上海为0.512、湖南为0.381、广东为0.367位居其后，河南得分最低为0.224。

从总体得分可以看出，各省在新型工业化水平上差距并不明显，北京和上海得分优势明显，其他省份差距相对较小。

对比各省新型工业化水平与工业规模，可以看出新型工业化水平与工业规模之间并不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将各省数据绘制成散点图进行线性拟合，二者相关系数平方和为0.0012，如图2所示，即工业大省的新型工业化水平不一定高，工业规模较小的省份其新型工业化水平未必就低。

如北京工业规模居全国第23位，但其指数最高；河南工业规模居全国第5位，但其指数居于末位，甚至低于西部省份。

各省工业规模及新型工业化水平得分排序如图1所示。

　　分区域来看，按照中国大陆四大板块区域的划分，东部10省（市）新型工业化水平平均得分为0.363，内部排序为：

京、沪、粤、琼、津、浙、苏、鲁、闽、冀；中部6省平均分为0.274，内部排序为：

湘、皖、鄂、晋、赣、豫；东北3省平均分为0.259，内部排序为：

黑、吉、辽；西部11省（区、市）平均分为0.257，内部排序为：

渝、陕、贵、青、宁、滇、新、川、蒙、桂、甘。

可见除东部地区外，其他三大板块新型工业化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296分。

　　2.分项得分。

从分项得分来看，省域在大项得分上呈现出差异性，依据标准差来衡量各大项指标内部差异，由大到小排序分别为：

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标准差为0.058）>信息化与工业化协调（标准差为0.033）>科技含量（标准差为0.032）>人力资源优势发挥（标准差为0.015）>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标准差为0.010）>经济效益（标准差为0.005）。

可见，体现新型工业化精髓的“两个融合”指标在省域间差异最大，经济效益指标省域间差异最小。

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上，北京、上海得分较高，表明该区域现代制造业在工业结构中占有较大份额，对服务业的需求空间相应较大，使得这些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获得较快发展，与制造业的融合进程快于其他省份，而浙江、河南、福建得分较低；在信息化与工业化协调上，北京、上海、广东得分较高，表明该区域都重视信息化对工业化的引领作用，积极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改造提升工业部门的质量与效率，河南、内蒙古、河北得分较低；在科技含量指标上，湖南、广东、上海得分较高，体现了该区域充分发挥智力优势，在重视创新中R&D投入、科教智力资源与本区域工业发展紧密结合、将科教优势转化为工业发展优势的现实，新疆、内蒙、海南得分较低；在人力资源优势发挥上，北京、云南、浙江得分较高，表明该区域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能发挥各自的劳动力充裕优势，各省在工业规模扩大的同时保持一定的就业岗位增加比例，内蒙、陕西、广西得分较低；在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上，广东、天津、宁夏得分较高，而湖北、四川、河南工业结构的重型化特征决定了工业化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较为突出，得分较低；在经济效益指标上，黑龙江、海南、新疆得分较高，宁夏、甘肃、山西得分较低。

各省分项得分如图3所示。

　　3.各省（区、市）不足。

从各省（区、市）在新型工业化水平上的不足来看，河北、内蒙古、河南等省在工业化与信息化协调方面有待强化，需要立足现有工业基础，适时通过信息化的牵引来发挥信息通信技术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加快迈进信息化阶段。

浙江、河南、福建等省的制约因素表现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上，需要加快工业结构升级，提高现代制造业在工业部门中的份额，在建设现代制造业基地的同时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变。

新疆、内蒙古、海南等省（区）在工业化发展上的科技含量有待提高。

内蒙古、陕西、广西等省（区）在人力资源优势发挥指标上处于相对劣势，需要在今后工业化推进过程中，更加关注工业增长与就业岗位增加保持协调关系，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来推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发展。

湖北、四川、河南等省需要科学处理工业化推进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立足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区域环境容量额度内的行业部门，推广清洁生产、循环经济模式，实现节能降耗减排。

宁夏、甘肃、山西等省需要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来促进新型工业化水平提升。

　　四、结论与讨论

　　1.尽管自2002年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已近十年时间，之后相继提出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两型社会”、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一系列命题，但对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而言，工业化仍然是大多数省份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艰巨任务。

只是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对工业化的要求也有别于先前的发展模式，即要按照新型工业化的理念来推进区域的工业化进程。

因此，对照新型工业化的内涵要求，科学、准确、客观地评价一个区域在新型工业化上的发展水平，是正确制定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的前提。

鉴于已有对新型工业化评价体系的研究成果中，存在对作为产业部门的工业化做广义理解进行综合测度的倾向，并且指标体系在衡量新型工业化精髓一一“两个融合”（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上显得针对性欠缺等一些问题，本文构建了省域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评价体系，旨在科学评判的基础上找出存在的差距，以期针对存在问题采取相应对策来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

　　2.文中所采用的中国大陆30个省级行政单元的新型工业化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但并不明显。

北京、上海、湖南综合得分最高，其他省（区）得分差距较小，辽宁、内蒙、广西、甘肃、河南等省得分居于末位。

以工业增加值作为各省工业规模的衡量指标，将工业规模与新型工业化水平做相关分析发现：

新型工业化水平与工业规模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相关关系，即工业大省的新型工业化水平不一定高，工业规模较小的省份其新型工业化水平未必就低。

四大板块中，只有东部地区整体新型工业化水平高于全国，而中部、东北、西部均低于全国水平，且区域得分递减。

　　3.构成新型工业化水平的各项得分在省域间的差异性不尽相同，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信息化与工业化协调两项指标内部差距最大，表明“两个融合”作为新型工业化的精髓与核心，正是形成各省新型工业化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

而经济效益指标得分的内部差距最小，各省得分相近。

　　4.对区域新型工业化水平的评价涉及指标的选取、权重的设置、数据的获得等方面，本文力图设计体现新型工业化精髓的综合评价体系，但囿于统计资料的口径限制、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因素，评价体系在衡量的全面性上有待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对中国大陆各省（区、市）做的实证分析依据2009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定量测度，对各省（区、市）新型工业化水平的演变特征及今后发展趋势还有待于今后做拓展研究。

　　注释：

　　①摘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参考文献：

　　[1]任才方，王晓辉.新型工业化指标体系探索[J].中国统计，2003，（5）.

　　[2]陈元江.工业化进程统计测度与质量分析指标体系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2005，（6）.

　　[3]易磊.区域新型工业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08，（4）.

　　[4]游达明，陈国藩.中部地区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与实证分析[J].湖南社会科学，2010，（5）.

　　[5]杨建仁，刘卫东.基于灰色关联分析和层次分析法的新型工业化水平综合评价——以中部六省为例[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1，

（1）.

　　[6]陈国宏，李克军.福建省新型工业化基础评价与比较分析[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2）.

　　[7]叶祥凤，廖功磊，宾勇.四川省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对策研究[J].开发研究，2010，

（2）.

　　[8]郭显光.改进的熵值法及其在经济效益评价中的应用[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