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怎样的工业化道路.docx
《中国需要怎样的工业化道路.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需要怎样的工业化道路.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中国需要怎样的工业化道路
中国需要怎样的工业化道路
我们讨论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在经济学家的圈子里往往忽视经济外体制的制约。
现在好讲什么“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实际上是政府有效的领域它“失灵”，市场有效的领域政府却“能得很”。
要加快改革，完善市场制度。
很重要的就是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决定，全面推进改革。
要校正价格扭曲，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龙永图：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易纲：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张维迎：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赵晓：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
左晓蕾：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汤敏：
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王建：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左大培：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宋国青：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李稻葵：
清华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晓西：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
任志强：
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兼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秦晖：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1月21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第二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之“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主题圆桌研讨会隆重举行。
研讨会以吴敬琏的主题演讲“增长模式———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起点，开始了针对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路径的反思。
要不要走重化工业道路？
支撑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是什么？
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该当如何？
如何实现一个大国经济的战略转型？
这些目前中国经济切实面对的重大问题，不仅关涉即将制定实施的“十一五规划”的战略走向，而且关系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路径。
在吴敬琏老师对经济发展理论进行了严密的梳理之后，在场的经济学家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辩论的精彩部分经过梳理，为本报北京圆桌第34期。
经济增长模式选择———重化工业忧思 林毅夫：
2003年我国经济开始新一轮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在如钢铁、化工、重型机械等重化工业领域的大规模投资。
一些人认为这种在重化工业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上扬期。
请吴敬琏老师先发表一下看法。
吴敬琏：
“十五”计划确定以调整结构为主线，这是很正确的，但在当前的经济体制条件下，以及在现行干部考核制度和财税制度的压力下，许多政府官员把“结构优化”解释为大量投入土地、信贷等资源，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型化。
这种认识使“十五”计划在执行中出了不少的问题。
重化工业倾向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
一是妨碍了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整体经济效率不高；第二就是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资源问题日益突出；三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趋严重；第四个问题是就业状况恶化；五是促成了经济过热，并使整个经济蕴涵着金融风险。
所以我认为，工业重型化这条旧型工业化道路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必须实现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坚决扭转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现状，全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
这种新型工业化的道路，首先应有别于早期工业化，也就是旧工业化道路。
早期的工业化道路是靠物质资本积累，以及机器代替手工劳动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现代经济增长则主要靠人力资本积累和效率提高实现。
我认为所谓“新型工业化”，具有两重意义：
第一重意义是相对于旧型的而言的；第二重意义是信息时代的新型，就是十六大所讲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林毅夫：
吴敬琏老师把当前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问题，特别是新型工业化道路问题做了一个很好的阐述。
当然，吴老师的观点也是一家之言，我们欢迎不同的观点进行交锋。
易纲：
我觉得吴敬琏老师今天是在一个合适的时间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最近《经济半小时》做了一期节目叫“中国经验”，访问十几个省的省长、书记，每位的发言都是大同小异，落实到一个字，就是发展工业，尤其是发展重化工业。
因为只有这样才有税收，才能显示地方政府的政绩。
吴老师对此做了很深入的分析，我补充一点，假如我们的税收可以征收物业税的话，那么政府就可以不发展工业，也有稳定的税源。
那时候地方政府会比谁的社会治安好、谁的空气好、谁的水好，政府职能的定位也就对了。
赵晓：
2004年我国9.1％的GDP增长里面工业占了64％。
对工业高速增长作用最大的六个行业分别是电子、冶金、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力、化工和电气机械行业。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重工业增长18.6％，大大超过了轻工业14.6％的增长速度，表明中国进入了新的重化工业主导的发展阶段。
由于重工业增长超过轻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重从1998年为60：
40，2000年为62.5：
37.5进一步上升至2003年为64：
36。
中国的工业增长是不是到头了，是不是可以跳过重化工业的发展？
工业化有几个指标，第一是农业，农业在整个产业的比重下降到15％以下，我们现在是14.8％；第二是农业就业的人口，要求降到20％以下，我们现在是50％；第三是城市人口比重应该占总人口的60％以上，我们现在是40％多一点。
另外从全球制造业的分布来看，美国2003年是17111亿美元，日本是9111亿美元、德国是4430亿美元，中国是3825亿美元，可以看出中国的比重仍然是比较小的。
我们曾测算，中国要赶上日本大概需要20年，赶上美国大概需要40年，中间必须要有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重化工业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再从比较优势看。
WTO体系下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什么地方？
中国的土地没有优势，像澳大利亚那样做世界农场是不可能的，资本密集型也不可能，科技上其实也没有优势，中国最大的优势仍然是做制造业。
中国在WTO之后最明显的前景就是做“世界工厂”了。
所以，我们看到重化工业不仅成为地方政府的选择，也成为民营企业的选择。
比如说2003年钢铁投资增长幅度高达130％，汽车投资增幅也超过了70％，其中都以民营企业的投资为主。
当然这里面有要素价格扭曲和环境代价没有完全计入的影响，但即使排除要素扭曲，加入环境成本，考虑重化工业在当前的极高的资本回报率（差不多三年就可收回一个钢铁厂的投资），我估计大的投资方向不会有根本改变。
中国工业发展的真正问题和前途在何方？
世界几百年工业化的历程，到现在为止发达工业国加起来不过7亿人口；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加入发达工业国行列，人口到顶峰时，一家伙就会开进去14亿多，相当于当前全部发达工业国人口的两倍。
这将引发全世界资源、能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
从国际上几个制造业中心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技术革命。
我个人看好第六次产业革命将有可能是以中国的需求为主导的革命。
经济发展战略———市场与政府的选择 林毅夫：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热切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对此，请诸位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
吴敬琏：
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经过了一系列的变化。
1953年～1978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优先发展重工业。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照搬了苏联的发展模式，重工业投资占工业投资的85％。
1956年毛主席感觉到这种工业发展模式存在问题，就提出“农轻重”的发展战略。
但直到1979～1981年的结构调整，才使得我国的经济结构有所改善，农业、轻工业、服务业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多次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一直到“九五”计划提出要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前提是要转变体制，“九五”计划的目标建议就是实现两个体制转变。
但从根本上来说，我国的许多制度性改变没有实现，缺点就是着重于改变结果（增长方式），而没有改变原因（工业化道路），因而保留了很多旧体制的遗留问题，改革效果不明显。
旧体制遗产在以下几方面表现较为突出：
第一是政府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依然较大；第二是GDP增长仍是考核干部的主要标准；第三是现行财税体制仍以增值税作为主要税种，在中央和地方实现分权和要素价格扭曲的条件下，促使地方都搞产值大、收入多的产业。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必然导致各级政府官员走老式工业化道路。
第十个五年计划在实际执行中有两个问题发生了变化。
一是市场作为经济结构调整主体的基础性作用有所弱化；二是结构调整的方向发生了变化，不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调整。
张维迎：
把经济发展战略提到国家宏观战略的角度，本身是否合适就是一个问题。
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概念使得我们经常希望有一部分人的认识变成支配整个国家资源配置的政策，这样就得给政府相当的权力，所以政府部门其实最喜欢用“发展战略”这个概念。
不论我们讨论的结果是优先发展什么，只要到了政府那里，往往会扭曲为最能显示其业绩的东西，原因是不能真正给政府设立一个好的激励机制。
政府的政策一定会扭曲市场资源配置，而且在不同的企业之间进行歧视，导致大量的寻租行为和腐败现象，所以靠政府来发展这些新兴产业是不太可能的。
市场的优点在于不会让每个人犯同样的错误，而我们现在是希望那些不会犯错误的人为国家制定产业政策，告诉我们资源应该如何配置，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人，一些人的错误会导致整个社会的错误。
易纲：
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提出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
按照这个推论来说，张维迎刚才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的观点如果这样直白地说很多人也接受不了。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谁来决定发展战略的问题。
有些规划是相当好的，也有一些规划有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一个是《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一个是《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都是相当好的规划。
所以，我认为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国家在配置资源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讨论发展战略，还是不可避免的。
左晓蕾：
如果完全是市场化战略控制，张维迎说的完全是正确的，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大的层面还是应该有经济战略架构。
但是微观最好也要更多的市场化，我相信现在有一定的市场化程度，企业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
比如说东莞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企业就做出了理性选择。
任志强：
我觉得，经济学家还有责任帮助政府改变现有的经济环境，即从官本位向商本位的转移。
在历史中可以看见，任何一个国家在商本位占主导的阶段，就是人们生活最好的阶段，GDP发展水平最高的阶段；凡是在官本位的阶段就一定是经济发展最差的阶段。
计划经济的根源是零支出预算，即我给你一块钱，我就少了一块。
但是市场化经济学原理是，我给你一块钱要拿回十块钱。
现在的价格扭曲，是由于政府主导造成的，如果不实现政府从官本位到商本位的转型，就不可能实现真正市场化。
秦晖：
我们讨论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在经济学家的圈子里往往忽视经济外体制的制约。
刚才所说的要素价格被低估，是市场价格低吗？
不是，是人为压低的。
如果说我国劳力价格低是因为有太多的劳务，那么中国土地如此稀缺，为什么也这么廉价？
过去说东莞外来工十年薪资不长是由于劳动过剩，市场均衡工资就是如此。
有趣的是当地政府与“批判的经济学家”都这样说，前者这样说是推卸责任：
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不怪我们。
而后者这样说则是以此来否定市场化，既然迁徙自由导致劳力涌入压低了工资，出路岂不就是限制流动、重新束缚农民吗？
而2004年民工荒有力地证明：
所谓的劳工廉价并非“市场均衡”之过，而是有非经济的因素。
在我看来至少有三点：
第一是所谓集体谈判权的缺失。
近年来中国商会自治的步伐远远超过工会自治的步伐，更别说外来工连非自治的工会也没有，面对官府、厂商与本地户籍特权三结合的压力，外来劳工根本不能集体谈判。
没有讨价还价何谈“市场均衡”？
第二，现在的发展阶段，农业是弱势产业，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至少在前几年，农业要比正常条件下更为弱势，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此次税费改革前，我国的税收实际上是“倒累进”的，取贫益富，农民的“负担率”比其他群体更大。
这直接导致2000年前后粮食主产区大量土地抛荒，农民被“挤出”农业的速度反常地加快，这样的“劳动无限供给”不能说是纯市场现象。
第三，很多地方仍然歧视外来工，限入禁入的政策很厉害，因此当时农民工能进入的只限于很少的几个地方，这些地方的劳动自然就“过剩”到了反常的地步。
去年税费改革了，其他地方准入了，广东的“廉价劳动”马上难以维持。
以上几个因素都是非市场因素。
现在好讲什么“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实际上是政府有效的领域它“失灵”，市场有效的领域政府却“能得很”。
恰恰反过来了。
比如土地问题，现在很多人都说土地私有制不能搞。
土地私有是不是最佳选择我也怀疑，但问题是现在部分“三农学家”说土地不能私有的理由与某些土地管理官员讨厌土地私有的理由恰恰是相反的。
前者说土地私有农民就会卖地，农民失地就会天下大乱，因此必须通过“官有”来为农民提供土地保障。
可是后者却说土地一私有农民就不肯卖地，官员搞不成圈地运动影响招商引资经营城市等等，因此必须靠“官有”来夺取农民的土地。
我多次听到某些官员义愤填膺地说，如果搞了土地私有他们的城市就不会发展那么快。
这不是扇了“三农学家”的耳光吗？
那些官员的说法倒表明：
如果政府的土地政策出发点是这样，那恰恰会由于“土地官有”而造成土地兼并，两极分化。
汤敏：
对。
如果有一个经济发展战略，而且需要转型的话，我觉得首先要解决政府角色的转型问题，否则，谈经济发展战略很容易出现一些误导。
目前，政府的角色转型在某种意义上比制定产业发展的意义可能更重大，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谈产业发展就有很多问题。
所以我认为，在下一步的发展过程中，首先就要把政府的位置定好。
一旦把政府的角色定义清楚了，发展战略会更清楚，而且发展战略宜粗一些，不要定得太细，定得太细又会造成很多的误区。
国际成功的经验表明，发展哪个产业，有哪些技术选择等，应该由企业去决定。
政府的主要职责首要的是保证公平竞争，关键要把价格等宏观因素处理好，把产权保护好。
第二是提供公共服务。
现在政府做了很多不一定需要政府大力投资的事情，在政府应该投资的地方反而投资不够，像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社保，包括R＆D，这一部分应该由政府来做。
第三是基础设施的投资。
在相当一段时期，我们认为基础设施由民营企业来做，但是反思下来看，基础设施还是主要应该由政府来做，完全靠民营企业有很多的弊病。
当然也不能排除民营企业的补充投资的作用。
最后，政府可以进入一些市场失灵的灰色地带。
各国的经验证明，政府如果花一些精力、资金资源来帮助中小企业发展，特别是在早期发展的中小企业发展，并通过他们创造就业机会，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李稻葵：
一个糟糕的政府直接发展一个企业；一个中庸的政府就像韩国朴正熙的那样，走中间道路，政府市场一起发展；最高明的政府就是发展市场，打通整个市场，由市场选择产业，由产业选择企业。
易纲：
我们要记住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经济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第二是政府要定的是游戏规则，是法律环境，而不是一种要“赢”的发展战略。
白重恩：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信市场的作用。
在中国，市场是否有效运行，主要压力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
吴老师讲的很多都是因为政府失灵、政府官员激励机制的问题。
在解决政府失灵这个问题之后，很多的关于战略的讨论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市场起了作用，就不需要政府强行定一个战略了。
杨瑞龙：
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认为讨论经济战略是有意义的，因为资源是由市场机制配置的，政府的功能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但是，我国讨论经济战略是有意义的，因为相当一部分资源的配置是由政府控制或政府有足够的影响力。
但是，大量证据表明，当政府通过控制资源去实现经济战略时，常常包含着失败的可能性。
特别是脱离了现实条件，战略最多是书面上的东西，很难在现实中实现。
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如果要让中国发展战略的讨论有意义的话，我们的重点一定要转到改革层面上来，即怎样通过改革实现资源由政府控制转到由企业控制、市场调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助于实现我们希望达到的经济发展战略。
我非常担心中国的改革会放慢。
二是我们不得不花大量时间讨论也许在现实中有意义，但是在经济学中可能没有意义的问题。
大国比较优势———兼顾国内与国际 林毅夫：
在发展战略上，国家主要并不是选择什么样的角色，而是创造市场环境的问题。
按照比较优势来做的前提就是要准确定位，但是如果政府想扶持一些在竞争市场中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必定会有行政保护。
李稻葵：
我觉得狭义的比较优势战略是不适合的，原因有二：
一个因素就是贸易比价。
小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和台湾，加工出口贸易是影响不了世界价格的，但可以面对世界价格进行决策出口。
但是中国作为大国，贸易比价是相反的。
第二个因素就是政治环境。
中国是一个大经济区域，如果搞加工贸易出口，全世界的厂商都反对，并通过本国的政治机构进行贸易保护，我们戏称，现在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抵制中国的廉价产品。
那我们的优势是什么？
就是我们是大经济，有我们自己的市场，坚持改革开放的时候应该促进形成我们的大市场，利用我们的大市场培植大企业，掌握核心技术。
只有把企业做大之后才能增加中国的竞争能力，才能改进贸易比重，才能解决国际贸易摩擦的一些问题。
宋国青：
中国对国际经济的影响确实很大，我们买什么，什么就涨价，卖什么，什么就跌价。
粮食和石油都是如此。
中国买得再多，跟美国总的进口量比还是小得多，为什么美国买就没有涨价，中国一买就涨？
这一点还是和信息方面相关。
中国的进出口经常会对国际市场造成突然的袭击。
比如石油，美国所有达到的进出口数据都是公开的，而中国做石油的人整天问中国有多少存货。
所以短期来看，在商品进出口方面，还是信息沟通太少，只有信息公开，情况才会改善。
李晓西：
国家发展战略，从政治层面看，如东亚模式，强调的是政府主导。
从经济的角度看，有比较优势战略，或以某一个产业为主的战略等。
从国际化的角度看，有大国战略，也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小国战略。
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概括。
国家发展战略是存在的，不管是否意识到。
但要防止政府过于计划化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发的《展望中国2005》这本书，唯一提到国家战略的就是李稻葵先生提到的大国战略。
中国以前是一个大国，但是不被人当成大国来看。
从去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国际采购和国内经济政策，都在影响世界，中国的大国形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而作为大国战略，则可能是更突出了一些。
这个大国战略应该有什么含义呢？
我临时归纳为几点供讨论：
第一点，我国首先要争取一个大国的国际环境，要从世界规则的接受者走向世界规则的制定者。
现在多哈会议马上要在香港开始了，这就意味着我们还有很好的机会，中国已经以建设性的态度提出了我们的设想，以前我们的设想太少了，建设性不够。
第二点，我们要兼顾国内国际政策协调，在汇率政策、利率政策上，我们的国际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完全有办法以正面的、巧妙的办法回答和解决外界的疑问。
第三点，要从追求双顺差要转变到追求国际收支的平衡，一味的追求双顺差，会有很多利益损失。
第四点，内需为主非常重要。
国外形势好时对于我国经济有拉动，国外形势不好时我们说“这边风景独好”———因为我们是大国，不会受特别大的影响，内需很重要。
李稻葵：
我补充一点，大国战略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学会对外搞“经济洋务”。
要会用西方人的语言，在国际社会发出中国的声音，来改变国际上的贸易和金融的制度游戏规则，使它对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更加有利。
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已经走到现代经济学里面还没有完全触及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处于两个问题的交界点，一个是作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最好利用目前国际开放的环境来尽快提高自己的国民收入水平；第二个问题是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最好地利用国际开放的环境来迅速地发展。
左晓蕾：
对于大国战略而言，在内部经济环境里面我国也可以发挥大国优势。
我国内部有很多的差异，如地区差异、发展差异、收入差异等，所以大家不可能做一样的事情，升级换代、技术进步这些变化可能在东部发生，比较优势的理论可能在西部发生。
所以我们有优势，应该运用这些优势合理的分布、平衡地发展。
所以，新的经济模式可能是一个混合型的经济模式，并不是一个划一的经济模式。
中国的发展战略一定要实行“差异战略”，完全可以形成一种从东到西的转移传递发展方式。
所有的发展阶段都可以从东部开始向西部推进。
东西部的环境资源条件不同是客观事实，东西部的发展应该不同步，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在一国中共存。
这样就可以变中国的不平衡发展的劣势为优势。
全球各国和地区的产业升级换代的国际大转移的传统模式，完全可以在中国内部发生和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全国“一盘棋”的整体发展战略就至关重要。
各地方政府必须服从这个大的发展战略，实事求是地制定地方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各地不同的比较优势，这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发展。
我们已经盲目地为追求“简单”的快速发展付出了成本和代价，而且“欲速也可能不达”，我们应该可以走一条集世界各国发展模式优势之大成的发展道路。
“微笑曲线”的两端———技术进步是关键 林毅夫：
这几年，中国经济在国际上可谓是一枝独秀，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4％，2004年也在9％以上。
对外贸易连续两年超过了30％的增长，贸易额在全世界贸易中排名第三。
面对快速的经济增长和蓬勃发展的国际贸易，我们应如何定位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角色？
是继续利用我国劳动力便宜的国际竞争优势推动经济发展呢，还是走战略转型路线？
王建：
从国际投资历史的演变来看，二战以前，国际资本的走向是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主要的投资方向是进行初级产品的开发。
与之相应，国际贸易中六成以上是初级产品贸易。
二战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投资开始变为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
1990年代以后又发生新的变化，国际投资再次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可是投的不是初级产品，而是制造业。
2004年，6100亿国际投资流到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增长到68％。
流入到发展中国家的FBI大幅度增长，流向发达国家的FBI是下降的，这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发展趋势。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
因为我们是一个要素普遍便宜的国家，3.6亿劳动力中有1.7亿是剩余的，而且不断有新增劳动力，每年会有几百万亩土地进入到工业化进程当中，要素的普遍便宜在未来还将持续。
说到底，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是国际的大环境和中国的内因两者相结合决定的。
我国要不要发展加工贸易？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竞争这个机会，我国不拿别人要拿，拿了就比我们发展快。
所以中国要把握全球大格局变革当中的机会，去迅速实现我们的崛起，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中国的崛起是和亚洲经济的整合与崛起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1990年代亚洲地区的出口从1万亿增长到2万亿，有一半贸易是在内部进行的，新世纪增量当中大概70％是在内部进行的———内部贸易率越来越高。
这样，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货币的整合推动经济的整合。
吴敬琏：
中国正处于整个世界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应该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积极转变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的新飞跃。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呢？
我认为以下几点很重要：
首先，要加快技术进步，建立能够激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在生产中运用的制度和机制，其核心是制度化，一个是科研的制度，一个是技术开发的制度。
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树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建立以科学发现优先权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独立和自律的科学共同体；对于技术而言，最重要的是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使技术创新者能获得物质奖励。
其次，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服务业。
对于制造业来说，就是要向服务业上下游延伸。
2001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33.6％，大大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5％），近年来不升反降；我国产业发展集中于低附加价值、低盈利率的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