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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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是我党治国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这次会议第一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问题，体现了我党执政理念的成熟和飞跃，体现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思路。
三中全会之后，全国理论界、学术界、产业界都在集中研究科学发展观问题，也是现在各类学习班、培训班研究的重要课题，我想从历史的角度对科学发展观进行全面解读和概括，并由此树立新的政绩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认识过程
1956年，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实质就是用逻辑辨证关系破解我党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若干重大的内在关系问题，应该说这是科学发展观的起点和雏形。
2001年，江总书记在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了全面协调认识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作了理论准备。
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问题，特别提出要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社会、经济、自然的和谐发展，党的科学发展观正式形成和确立。
（一）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的发展观，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有我党对当时国际背景深层次的思考，有对我党50多年领导经济建设和研究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全面总结，在此基础上经过深邃的理性思考而提出来的科学理念。
1、与世界接轨的需要
我国加入WTO之后，正式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在国际平台上锻造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施走出去战略，打造中国的航母经济，参与国际竞争。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坐标上去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定位问题，是理论上成熟的标志。
1972年，联合国大会向全球发表了环境宣言，这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起点；1987年，世界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观注重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强调满足当代人需求要以不牺牲后代人需求为代价，所以这种发展是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这是由西方发达国家率先提出来的。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于发展中国家有机遇也有挑战。
进入21世纪，世界出现了很多新潮流、新动向，我归纳为“四化”：
一是经济市场化。
以市场配置资源，通过市场经济这种新机制，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鼓励竞争，优化配置资源。
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对垒，社会主义阵营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阵营搞市场经济，当时没有一个经济模式被全球所认可。
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全球得到了认可，经济出现了市场化趋向。
二是信息产业化。
微软技术的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使信息不但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产业。
信息网络化使地球变小了，竞争加快了。
三是政治民主化。
二战之后，随着殖民政策的消失，政治民主化也成为世界不可阻挡的潮流。
四是经济全球化。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能够游离于经济全球化之外。
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定位必须在经济全球化的坐标上去思考。
基于“四化”的新态式、新特征，中国要与世界接轨，就要研究、审视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追求人与生态的平衡，追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这自然成为我党执政理念新的突破，在这个背景下我党的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
2、全面建小康的需要
我党的经济社会发展理念，从党的十六大开始由过去的满足需求解决温饱，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形成了全社会全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的目标激励。
“小康”是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不仅有经济指标，即人均GDP4000美元这样的硬指标，还有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展、生态和环保等一系列指标。
过去谋发展往往走了一个单项畸形发展的旧路子，结果牺牲全局保局部，牺牲长远图眼前，造成发展失衡、失序、失范。
所以，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入新的发展层次必须思考可持续发展问题，建立新的发展观，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在这个新的目标激励下去思考和设计我党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必然要求提出和实施科学发展观。
3、生态环境的警告
建国之后，为了解决温饱和经济发展问题，我们延续了一些老牌工业化国家走过的旧路子，就是开发自然资源，把它转为经济效益，解决养人的问题，解决社会发展问题。
这种发展是牺牲自然生态效益换得经济效益，满足生存需要，走了一个先发展后整顿、先污染再治理的旧路子。
特别是近几年，由于土地的承载力越来越大，土地沙化退化问题非常严重，加上水资源、森林资源的过度开采，造成中国环境亮起了红灯，突出表现是旱涝灾害频繁，土地大面积沙化。
现在有资料显示，中国每年以6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大土地沙化的面积。
由于工业的发展，造成大面积的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地污染已经十分严重，这种污染使生态环保问题，使生存环境问题遇到了挑战，我们不得不思考过去经济发展思路上的失误，不得不重新设计发展目标。
所以，提出科学发展观是生态环境恶化的警告带来的一种理性选择。
大家知道森林是地球之肺，湿地是地球之肾，我们对湿地的过度开垦，森林的过度开采，严重恶化了中国的环境，屡屡受到联合国的警告，我们不得不思考科学发展观问题。
4、经济增长质量的忧患
改革开放之后，在小平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从1979年到2003年我国GDP平均增长速度维持在9.1%以上，最高年份达到14.6%，这几年基本维持在7%—8%左右。
这个速度使我们告别了短缺经济，进入了买方市场，告别了贫穷奔向小康，应该说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功不可没。
但是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付出了沉重代价，我归纳为“一高”背后隐含着“五高”。
“一高”是经济发展高速度，其背后的“五高”是：
（1）高消耗。
这几年我国经济的高度增长是靠超耗资源、超耗能源、靠生产要素的总量扩张带来的。
用毛泽东的话讲我国是地大物博，资源大国，但总量是富国，人均是贫国，我国人均土地面积只占世界人均的40%，人均森林面积只占全球的五分之一，人均水资源只占全球的六分之一。
近几年高增长的消耗超出了正常值之外，例如万元GDP水资源消耗量我国是468吨，为世界的3倍半。
去年我国GDP总量是11.6万亿元人民币，全球的GDP是35.1万亿美元，我国GDP占全球的三十分之一，但是我国的钢铁、石油、煤炭、水泥这四大指标的消耗在全球是最高的，去年钢铁消耗量是2.6亿吨,占世界总消耗量的36%，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总和，这里有经济过热、经济失衡问题。
去年的石油消耗量是2.1亿吨，仅次于美国，是第二大石油消耗国，去年为此我国进口石油9000万吨。
煤炭消耗量是世界的30％，水泥消耗量也在世界的1/3以上。
所以，经济高增长的背后是以高消耗为代价的，速度高但质量并不高。
（2）高负债。
我国的高增长是以高负债为代价的，举债经营。
第一个负债是社保缺口，原来统计是1.6万亿元，现在高达2.5万亿元。
社保缺口中尤为严重的是养老保障问题。
老一代工人阶级年轻力壮时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利税的形式上交给各级财政，财政用这些钱来养庞大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形成吃饭财政，这笔钱没有专款专存用于养老保障，现在这些人的养老问题由企业和社保机构负担，形成巨大的财政支出缺口。
第二个负债是我国村、乡镇、县三级债务问题。
有资料显示，我国74万个村屯，每村的平均负债是20万—50万元，有的高达100万元；全国5.4万个乡镇，每个乡镇平均负债500万—1000万元；每个县的负债在2亿元左右，三项债务合计为1.1万亿元，此题无解，中央财政退不起，地方财政拿不起。
（3）高风险。
由于没有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失衡失序的发展，这种发展积淀了很多风险，主要是两大风险：
一是金融风险。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估计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帐在3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我们自己保守披露是2万亿元人民币，居民储蓄有1/3变成了坏帐，再由国有商业银行贷给国有企业形成了烂帐，这就凝聚了巨大的金融风险。
日本经济从1993年神户大地震到现在连续十年低迷，一个主要表象就是银行的坏账太高，达到5000亿美元，我国的银行坏帐高于日本，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及早化解。
二是财政风险。
这些年为了扩大内需，我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每年财政高打赤字，高发国债，用国债支撑基本建设，拉动经济增长。
国债发行规模达到8000亿元，发新债还旧债，可利用的国债规模并不大。
国债是财政向银行借的钱，是在老百姓手里借的钱，是举债经营行为，因为国债的本和息是需要财政支付的。
但这些年国债项目的使用效率并不高，各地盲目修高速公路，盲目建飞机场，引起了一些烂帐工程，给国家财政积淀了巨额的财政风险。
（4）高成本。
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成本太高，尽管中国是渐进式的改革，区别于前苏联的突变式改革，但是改革的进程很漫长，改革成本累计相加并不低。
比如国有企业为了改制退出需要认真解决职工买断工龄和办社会的包袱问题，好多森工系统、煤炭系统、农垦系统过去五十年代在蛮荒地带搞开发，自成体系、自办社会，文教卫生，商粮政法一应俱全，这些办社会的成本花掉了企业销售利润的80%～90%，亏损就是这样产生的。
现在要剥离，交给社会办，现在遇到了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的问题。
这次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中直企业剥离办社会，中央拿出1/2，地方匹配1/2，省属企业中央不管，我省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大致需要116亿元，从何而来？
谁付这个成本？
所以，我国的好多事情是有人喊改革却没人来买单，改革深入不进去，遇到的是成本的掣肘和障碍。
（5）高腐败。
我国处在经济转轨时期，诱发高腐败有其必然性，更具危险性。
越是经济落后地区越出腐败分子，市场经济不发达而官场竞争却激烈，商场不火官场火，经济不火酒店火。
商场不发达没有就业渠道，大家都往官场挤，竞争靠钱，出了个马德牵出一帮，深层次的思考是体制性腐败，是制度性腐败。
目前干部队伍大面积出问题，腐败分子越抓越多、个头越大，单纯用干部素质不高、受教育不够来解释已经不能自圆其说了。
因此，我们要在体制上、在分权制衡上、在民主监督上下功夫，这样才能由治标转向治本，才能根治体制性腐败问题，才能解决高腐败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对经济高增长后面隐含的“五高”痛定思痛，反思我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思路，客观上要求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追求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协调发展，才能把中国导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以上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四个背景，引起我党的反思，认真梳理过去的发展思路，重新设计今后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由此应运而生，这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一大贡献。
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我党执政理念成熟的重大标志。
（二）建国55年来三代发展观的演替
第一代发展观，从建国初到1978年。
这个时代受前苏联模式的影响，受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的发展观带有浓厚的小农意识，体现了厚重的农耕文化。
第一代发展观出现的误区是牺牲效率保公平，宁可经济发展慢一点儿，也要搞平均。
平均主义的慢发展导致了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这是小平同志的总结。
那时搞计划经济，搞单一的公有制，财产聚大堆，大家懒洋洋的都不干活，既没有物质激励，也没有产权激励，导致经济发展的慢速度，也是不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放弃计划经济，纷纷转向市场经济的一个主要原因。
封建社会农民起义是等贵贱、均贫穷，这种文化思维遗留到社会主义，就是提倡平均主义，老百姓不患寡患不均，大家都穷心安理得，要是出了差别就会引发社会矛盾，这就是平均主义的慢发展。
第二代发展观，以邓小平为代表，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党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拨乱反正，发展思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总结起来是三句话：
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我党中心工作的历史性转变。
二是发展是硬道理，这是小平同志的至理名言。
三是先富带动后富，沿海带动内地，促进共同富裕的不平衡发展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局限，在于注重经济发展，不注重社会发展。
大家片面地理解发展是硬道理，就是专指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对社会、文化的发展重视不够，造成一手硬一手软。
先富带动后富，沿海带动内地的发展观，在当时是一大进步，但造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历史地客观地评价，第二代发展观在当时条件下是革命，是进步，现在看需要与时俱进地作些修改。
第三代发展观，是以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新的发展观体现了新班子的亲民政策，如城市低保线问题，减免农业税问题，农林特产税问题。
农林特产税全国是173亿元，农业税是340亿元，加起来500亿元，但却是8亿农民的沉重负担。
去年减了特产税，今年吉林、黑龙江减了农业税，我省减免了29亿元，惠及百姓，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确保全国的粮食安全。
这都充分体现了新班子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社会保障的关注，对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关注。
三代发展观的演替，既有当时历史的局限性，也是一个由浅而深、由低级到高级不断成熟的过程。
第三代发展观是54年来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和深化，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和升华。
各级领导要认真研究、树立科学发展观，在工作中落实好科学发展观，这样才能落实“三个代表”，更好地践行新班子的亲民政策，实现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
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本质
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
科学发展观有三大亮点：
（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最终目标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两大要素：
1、满足人的全面需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
我们搞共产主义为了什么，我们发展经济为了什么，都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需求。
这种浓厚的人性化色彩目标的设定，是我们党的一大进步，由过去极“左”年代批判人性、压抑人性、泯灭人性到现在的尊重人性、挖掘人性、利用人性为社会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提供动力，是我党执政理念的一大飞跃。
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事业成功贵在用人，谁能得到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谁就是最大的赢家。
知识经济说到底是人才经济，市场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以人为本是新一代领导班子执政理念的核心。
马斯特洛的五层次需求理论认为，人的一生有5大层次的需求，我把它概括为3大需求：
一是物质需求。
人性有自私的一面，生来要生存，为此就要解决衣食住行问题，满足人的物质欲望。
二是精神需求。
生活富足之后，人要追求文化享受、精神愉悦、自我价值的实现，这种文化消费比例越来越高，这就是恩格尔系数提出的真正意义所在，即降低食物比重，增加文化消费比重。
三是满足人的参与欲。
设定民主制度，是满足人们实现自我价值、重在参与的欲望，让大家充分释放自己的理念，充分参与，从而张扬个性，发扬民主。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至今腐而不朽，垂而不死，就是这种人文理念在支撑社会的发展。
充分释放每个社会细胞的潜能，这个社会才能获得多样化的发展。
我们党提出三大文明，就是满足人的这三大需求，追求物质需求是物质文明的动力，追求精神需求是精神文明的动力，追求参与、体现自我价值是政治文明的动力。
三大文明的提出不是简单的文字罗列，而是对人的本性的研究，对人与生俱来的最原始的三大欲望的满足，所以才是最科学、最得人心的发展思路。
2、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党要执政为民
万物人为本，万事民为先，所以党要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展民生，充分尊重民权。
现在，我们应该好好研究和借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其现实意义在于，民生就是要发展民营经济，国退民进；民主就是要研究怎么分权制衡、民主监督，这是实现政治清明、解决腐败的基本举措；民权就是尊重人权，保障人权。
我国宪法庄严写上尊重人权四个大字是一大飞跃和历史进步。
（二）实现五个统筹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五个统筹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报告的主体部分，也是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飞跃和闪光点，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1统筹城乡发展
这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变城乡二元化结构为一元化结构，加快小城镇建设，提高中国的城市化率。
过去几十年城乡分割，城乡二元化结构是历史形成的，我们工业化阶段用工农产品剪刀差剥夺农民实现工业化积累，共计6700亿元，支撑了新中国工业化体系的建设。
城乡差别是二元化结构带来的，城市太发达，乡村太落后，中国的农民真穷，中国的农村真落后。
第二，解决城乡壁垒，为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提供通道，搭建平台。
城乡壁垒带来很多歧视，比如户籍问题、子女上学难、三大保险不覆盖、农民享受不到国民待遇等诸多问题，这阻碍了农村发展，积累了中国深重的三农问题。
只有打破城乡壁垒，才能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发展小城镇建设。
第三，解决三农问题。
这是温总理最头疼的两件大事之一，也是遏制中国发展，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
现在应跳出三农看三农，跳出三农救三农，在三农之外实行新的突破。
农民的富裕在非农民化，农村的发展在于非农村化即小城镇建设，农业的发展在非农业化，单纯以种植业为主富不起来。
现在，农村缺“五流”：
一是物流，二是地流，三是人流，四是资金流，五是信息流。
只有把这“五流”激活起来，农村才能富起来，活起来。
2、统筹区域发展
三代领导集体在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分别走了这样一条道路：
平均发展—不平衡发展—协调发展。
第三代领导集体为了解决区域经济的差距不断扩大问题，实施了两个大战略：
一是开发大西北，二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振兴东北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第一极是改革开放之初的“珠三角”，第二极是“长三角”，第三极是京津唐。
第四极是要把东北改造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中心，拉动全国经济增长。
这种区域性的发展由不平衡到平衡，追求协调发展是实现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第二个范围。
现在，对于区域发展我们提出四句话：
东部提速，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振兴。
这四句话形象地体现了党中央力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路。
3、统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这是核心问题。
过去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更多的是注重经济建设，忽视了社会发展，忽视了政治改革和文化改革。
现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要从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由以单纯的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由单腿蹦变成双腿跑，以解决经济发展快、社会发展慢问题。
二是构建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保的密度、深度和广度，做到城乡全覆盖。
三是解决失业和就业问题。
就业是民生之本，失业是举国之忧，中国的失业问题很严重。
我国对外公布的登记失业率是3.49％，但这是严重缩水失真的，因为我国失业人口没有登记的习惯，政府也缺乏对失业人口登记的管理机制。
目前，我国城镇有2000万下岗职工，农村有1.5亿富余劳动力，另外还有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所以我国真正的失业率是21.8%，是世界最严重、最高的。
解决就业问题，降低失业率，是中国现任政府面临的最严峻考验。
我们发展民营经济，发展中小企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四是解决两极分化问题。
我国的基尼系数从1994年就进入了0.4的警界线，现在高达0.459，两极分化很严重。
现在，5％的人口，即“三大”——个体私营企业的大款，文体界的大腕和以权谋私的大官占有41.6％的社会财富，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也是我国现任政府要解决的重中之重。
4、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这里要解决四个要点问题。
一是把可持续发展观变成全国上下的一种理念和行为。
可持续发展观有经济学、社会学和生态学三个研究方向，但不管哪个方向都要把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当代人的需求和后代人的需求统一起来，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是发展特色经济。
比如黑龙江省，要利用北大荒、大森林、黑土地、大湿地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把黑龙江省打造成生态大省，用生态大省的思路来研究和确定我省的发展规划。
三是走新兴工业化道路。
我国工业化进程正处在中期和后期，要警惕、借鉴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真正把生态环保放在第一位，走新兴工业化道路，避免走先开发后污染再治理的老路。
四是实现绿色GDP。
GDP是WTO沿用的一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但也有缺憾，对超耗资源部分、对环保污染浪费部分、对新技术新材料采用等方面体现不出来，所以国际上提出绿色GDP。
绿色GDP就是GDP总值减去三个要素的余额，即减去固定资产折旧性的消耗、超耗的自然资源和污染带来的损失。
这是一种新的发展观，新的政绩观，是对领导干部由单一的速度考核转变为综合效益的考核。
5、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这是党和国家站在经济全球化的平台上思考和设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也是对25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经验教训的总结，是一个大手笔、大文章、大举措。
这个发展思路要求两种资源共同开发，两个市场一同占领，力争在全球化的视野上优化配置资源，实现全方位开放。
全方位开放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引进西方的技术、设备、资金，第二个层次是引进西方的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优化配置资源，第三个层次是引进西方先进的理念和文化，改造中国的传统儒教。
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需要交融并蓄，在融合中创新，这才符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
现在中国需要搞第二次新文化革命，改造三千年的封建儒教文化，接纳蓝色文明，让它们撞击出火花，有火花才能带来创新和发展。
封建儒教文化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中最深层次的文化障碍，比如竞争，中国儒教文化认为竞争是不道德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以和为贵”，要过犹不及，出头椽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等，这种理念不鼓励竞争，是一种保守文化，小生产文化。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引进了西方的竞争体制，但没有引进市场经济文化，我国的道德水准、竞争理念、诚信意识与市场经济相差甚远。
市场经济有两大基石，一是法律二是道德，道德讲诚信，法律规范秩序，我国却是人情大于王法，关系胜于规则，这种文化不改造，很难搞真正的市场经济。
（三）处理好三个关系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
一是经济和社会的关系，由一腿长一腿短变成两腿等长，长腿变强，短腿变长，才能快速奔跑。
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共处，和谐发展。
人来自自然，回归于自然，人要依靠自然生存，还要维护自然环境，这是一个很深层次的哲学关系。
三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人既是自然人也是社会人，社会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
这是党的一大进步，有很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处理好三个关系，是我们全面、准确把握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所在。
三、在实践中落实好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是一个系统工程，为此，要做到五个转变：
（一）转变政绩观，确立新的政绩评价体系
领导干部谋求政绩是天经地义的，最大的政绩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当官不为民做主，莫如回家种红薯，这是简单的朴素的政绩观。
在科学发展观的框架下，设定政绩观要有三个转变：
由数字GDP考核转变为绿色GDP考核；各级干部由轰轰烈烈作秀转变为踏踏实实做事；经济由形式主义增长转变为求真务实的增长。
过去搞数字GDP、形式主义增长和作秀是由干部的垂直任命制带来的。
这种体制导致干部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对官员负责不对百姓负责，对短期的显性政绩负责不对长远发展负责。
这种动力机制，使得领导干部谁干谁作秀，谁干谁搞短期行为，换届时我国干部都往上跑，找关系拉感情，而西方竞选是往下跑，竞职演说拉选民。
这需要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由垂直任命制变成选举、招聘制，才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今后，为了贯彻科学发展观，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在研究制定绩效考核目标时要建立新的指标体系，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地考核领导干部的政绩。
对此，建议干部考核要遵循五大体系二十五个指标，如下图。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兼顾速度与效益
践行科学发展观，要求经济增长方式从三个方面实现转变：
一是由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增长，即由靠高投入、高消耗实现的增长转向靠强化经营管理、靠要素投入效率带来的增长。
二是由外延式增长转变为内涵式增长，即由新铺摊子、重复建设、盲目上项目转向技术改造、盘活资产存量。
三是由单一攀比速度
政绩评价指标体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说明
经济指标
（1）人均GDP
（2）劳动就业率
就业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之比
（3）民营企业占GDP的比重
（4）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
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变化，比重越高，产业结构越高级化，经济发展越现代化
（5）市场购买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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