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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主读书笔记
论民主读书笔记
【篇一：
《民主四讲》读书笔记】
《民主四讲》读书笔记
中山大学公共政策学廖远
《民主四讲》这本书属于“文化：
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
在缘起部分，有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近百年来我们过于迫切地想把自己纳入这样那样的普遍性模式，实际忽视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
同时，我们以过于急功近利的实用心态去了解学习西方文明，也往往妨碍了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文明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21世纪的中国人应该已经有条件以更为从容不迫的心态、更为雍容大气的胸襟去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
[1]”这一观点可以很好地体现在《民主四讲》这本书中，作者是带着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分析西方民主的，正如他所说：
“这本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介绍，也不仅仅是为了赞赏；在很大程度上，它的目的是要对西式民主进行批判和反思。
[2]”通过批判和反思，我们能更好地发展适合我国的民主模式。
一、民主模式应体现时代性
民主是好东西，但其模式却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该如何对待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的各种模式的民主？
在作者看来，民主的实效是区别什么模式的民主是好民主的关键因素。
同时，作者认为民主的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应该以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
“正确的态度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同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下，应该不断探索实现民主的新方式。
[3]”在看这本书的同时，我在思考着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民主模式是适合中国的？
书的第一讲是民主的起源和演化，主要讨论民主发展的历史过程，探究为什么它会从“坏东西”变成了“好东西”。
[4]书中说道，民主最原始最简单的含义是“统治归于人民”或人民主权。
更准确地说，由全体人民（而不是他们选出来的代表）平等地、无差别地参与国家决策和进行国家管理。
[5]很显然，这种形式的民主是最公平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最好的民主。
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可以说最接近于这种模式，虽然雅典的公民只占总人口（包括奴隶）中的少数，但是在公民中，雅典人真正实现了民主。
但是作者认为，今天讲民主时往往都背离了民主的原意。
由于“自由”与“宪政”概念的提出，民主的适用范围被限制了，经过长期的异化，民主的原意被彻底颠覆了：
把选举代表放在第一位，而把人民的决定权放在第二位，“民主”完成了从“人民统治”向“人民选择统治者”的转型：
“人民”变成了“选民”；“民主”变成了“选主”。
[6]而作者认为，当“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实现了普选后，人民依然不能当家作主，因为选举的“贵族”、“寡头”性质还在。
由于实行像雅典一样的直接民主不现实，因此作者认为民主的原则至少要求所有的公民都应有担当公职的平等机会，虽然选举权的限制大大减少了，普选实现了，但是与此同时，当选者的财产资格也逐渐消失。
这两个变化使人们相信，只要政府是经过普选产生的，它就是民主的；相反，只要政府不是经过普选产生的，它就不是民主的。
在此过程中，民主的概念被偷换了：
从人民行使主权的政体变为人民作为权力来源的政体；政治平等的概念也被偷换了，从公职分布的平等变为了选举权的平等。
[7]
然而，雅典式的民主却被人们认为是“坏东西”，而异化的民主则被认为是“好东西”，这是为什么呢？
从作者的观点来看，关键还是一个字——“钱”。
雅典的民主模式最符合民主的原意，即人民当家作主。
但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产生分化，一小部分人成为富裕阶层，而大部分人是穷人，如果真的让大多数的人民掌握政权，那必定会威胁富人的利
益，特别是威胁到他们的财产。
因此，当民主受到“自由”与“宪政”的限制后，富人阶层才终于接受了“民主”。
正如书中引用雪瓦斯基的观点：
如果有产阶级得不到对其财产权的保障，他们是拼死也不会接受民主的。
[8]因此，作者认为：
今天我们看到的所谓“民主”都是经过改头换面的民主，它们是异化后的民主、去势化后的民主、无害化的民主、去功能化的民主。
经过“自由”、“宪政”、“代议”、“选举”、“多元”一刀刀阉割之后，民主已从难以驾驭的烈马变成了温顺的小羊；穷人已没有办法利用它来实现他们最想实现的目标，他们甚至不再知道自己最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富人也没必要害怕这种“鸟笼民主”，鸟笼内外依然是他们的天地。
对有产阶级而言，既有唬人的“民主”之名，又无可怕的“民主”之实，这种玩意儿不是“好东西”又是什么？
在这里，作者还引用了一句拿破仑的名言：
“真正的治国之道是利用民主的形式来行使贵族统治。
”[9]
我认为作者的观点有失偏颇。
作者看到现存民主模式存在的弊病，这点我非常赞同。
现在的民主确实是有钱人的民主，穷人只能充当看客，而这还是在发达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谓的民主都是拿来骗老百姓的。
但是却不能完全否认当代民主的存在价值。
一个事物在其特定阶段会有其特有形态，当蝴蝶还是毛毛虫时，我们可以骂它难看，却不能说它一无是处。
民主也一样。
我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无论任何时候，只要它适应时代的发展。
过去，雅典人实现了一种直接民主的模式，但是那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那是那个时代的“民主”；后来，时代变了，雅典民主也消亡了，随之而来产生了罗马共和国，而后是罗马帝国，它们都没有采用古希腊的民主制，为什么？
因为不适用。
其实民主不过是人类历史的其中一种政权模式而已，虽说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它更符合正义，但是合适不合适，那是另一回事。
再后来到了中世纪，民主便基本消失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批判中世纪的如何如何地不尊重人权，如何如何黑暗，毕竟封建君主制的存在对于当时来说还是有合理性的，当时的人民大众还就是服从君主，你跟他们谈民主那就是对牛弹琴。
终于到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开始兴起，人们终于感到了个人价值的存在，个人自由观念逐渐萌发；再后来，法国大革命爆发，使有产者再次看到人民的恐怖力量，因此，就有了“自由”与“宪政”对民主的限制，有产者终于接受了民主。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于社会分配的不公平，以工人阶级为主要代表的人民不断掀起夺取政权、维护合法权益的高潮，迫使统治阶级逐步作出妥协，逐渐地满足人民的各种合理要求，使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成为改良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后来的福利国家。
可以看出，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人类的政权模式一直处在变化之中，民主也一直处在变化之中。
政权组织模式的选择的根本价值取向是：
应该由多数人来统治少数人还是又少数人来统治多数人。
民主认为应该又多数人来统治少数人，这一点现在的人们都认可了，少数服从多数才是符合正义的。
但是这并不代表现在的人们真的会按照民主原则来做。
毕竟，真正的民主是一种理想状态，是人类希望到达的境界和未来努力的方向，但是从现实的角度看，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人民当家作主目前还是很难实现。
比如民主的巩固，虽然历史上经历过“第一波”、“第二波”的民主化浪潮，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民主的倒退，因此，民主的巩固受到了挑战。
另外还有民主的质量问题。
如作者在书中所说：
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即使民主的游戏规则被大多数人接受，即使民主体制得以巩固，未必所有的民主体制都是美好的。
任何人只要对被看作民主的国家稍作比较（例如挪威与印度比较，或澳大利亚与菲律宾比较），就会了解已经巩固的民主也有质量上的差别：
有些民主质量高，有些民主质量低下，还有些民主不上不下。
因此，民主也有优劣之分。
[10]而这种优劣是应该从民主的实效来看的，而不是看民主的形式。
我们不能为了实现一种所谓的真正的民主形式而不顾一切，不能为了民主而民主，我们应该想清楚，实现民主到底是为了什么？
人民掌握政权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当当统治者，耍一下威风？
或是为了掠夺富人的财产、报复富人，就像曾经的共产主义运动？
还是为了全体人民乃至全人类的福祉？
这些问题引出了本书最后一
讲涉及到的内容——民主的实效。
二、民主是为了实现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
书中用了两种标准来衡量现存民主的实效：
一是用工具性标准来衡量，如民主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是否有利于增进人们的幸福感等。
二是用民主本身的尺度来衡量民主的实效，即现实的民主制度多大程度上是按照民主方式运作的？
[11]关于工具性标准书中得出的结论是：
1、民主不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也不一定阻碍经济增长，还得具体环境具体分析；2、民主政体本身并不一定会带来更高水平的社会公正；3、民主制度不一定会带来幸福。
这三个结论都是作者在综合各国研究机构的调查研究成果而得出的结论，在此我不对它们的正确与否作出评论，我只是想说，既然人们把经济发展、社会公正以及幸福作为衡量被认为是“好东西”的民主的实效，说明了经济发展、社会公正、幸福这三个标准在人们心中有很高的地位，是人们普遍的追求，那么实现民主，不恰恰应该以实现这三个标准为最终目的吗？
因此，我认为：
民主是为了实现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
在这里我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合称为社会进步。
因此，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一种民主是“好民主”还是“坏民主”，都应该以能否实现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为根本出发点。
当民主的实现以社会纷争不断、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为代价时，民主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
进步是人类社会的主旋律，民主只是一种手段，是为了推动社会更好地前进，而经济发展则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因此无论是什么民主模式，只有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的模式才是好的模式。
而人民辛勤参与生产劳动，发展经济，是为了使自己过上好的生活，是为了个人的幸福，因此，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作为一种手段，应该最大限度地符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使社会稳步发展，使人民生活幸福。
只有这样的民主，才是好民主。
书中提到了西方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民主程度很低，但是人民的幸福指数却挺高的。
[12]虽然我不敢说中国的幸福指数真的很高，但是无论如何，这恰好表明了不是只有西方的那一套民主才叫“民主”，不是符合了西方标准的民主才是好民主，才会实现幸福，是不是好民主，还得看该民主模式适不适合一国的国情。
那么什么样的民主模式才适合中国呢？
三、中国的民主
书的最后作者对民主制度进行了反思，其中提到了“民主赤字”，即挂着“民主”的招牌，但徒有其表。
比如“美国的民主赤字”、“加拿大的民主赤字”、“澳大利亚的民主赤字”等等。
民主的赤字表现在很多方面，最主要的是三个方面：
投票率的下降、政党的衰落，民众对各种政治机构和政治人物的信任度下降。
这三种现象并不局限于个别国家，而是在相当多的所谓“民主”国家都可以观察到。
[13]为什么会出现“民主赤字”？
为什么原来在西方国家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也会出问题啦？
关键问题还是——时代变了，民主制度却没有变，矛盾就产生了。
因此还是那句话：
“正确的态度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同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下，应该不断探索实现民主的新方式。
[3]”
中国的民主现状是很复杂的。
首先我们用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民主现状：
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在近三十年来有目共睹，但是这是以牺牲了很多民主权利为代价换取的，比如城市房屋的强行
拆迁、强制征收农民土地、各种“血汗工厂”榨取工人剩余价值。
然而经济的发展却反过来促进了民主的发展，这三十年来，人民的自由权利得到越来越多的保障，社会舆论环境也越来越宽松，政府服务意识在逐渐加强。
中国的不民主的体制照样实现了社会的进步，说明一种政治模式只要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就有可能推动社会的进步，而不一定非要严格标准意义上的民主制。
但是目前中国的发展遇到了瓶颈，这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需要进行改革了，大方向必定是符合世界潮流的民主改革，但是，注重自身特点才是关键。
如果从民主原则来分析中国的民主现状，即用平等的参与、平等的代表和平等的影响[14]来衡量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民主，那么我们只能说中国的民主之路还很遥远。
总结起来就是书中的一段话：
有些社会群体基本上不参与政治，另一些社会群体则积极参与政治；有些社会群体的利益和偏好很难在政治过程中得到代表，另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和偏好在政治过程中得到充分、甚至过度的代表；政府对某些社会群体的需要和要求作出积极回应，对另一些社会群体的需求和要求却不作出回应。
[15]
客观来说，随着社会进步，中国的公民权得到越来越多的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民主的发展。
而随着时代的变化，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不适应发展的需要了，因此，中国要想继续实现社会的持续进步和人民的生活幸福，必须改革政治制度了。
这要看党的魄力和智慧了。
至于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怎么改，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模式，由于个人能力、学识以及阅历有限，我也无法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在这里只能把作者的关于民主发展的建议作为参考列出：
第一，用抽签代替选举，增强民众政治参与的力度。
第二，加强商议，提高民众政治参与的深度。
第三，利用现代电子技术，提高民众政治参与的广度。
第四，超越政治民主，将民主的原则适用于更广泛的范围，尤其是经济领域。
[16]
我始终认为，民主只是一种手段，或许人类历史发展到某个阶段它会消失，但是无论如何，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才是我们应该永远追求的目标。
参考文献：
[3]同上第3页
[4]同上第3页
[6]同上第45页
[7]同上第65-66页
[8]同上第69页
[9]同上第69-70页
[10]同上第75页
[11]同上第191页
[12]同上第200页
[13]同上第244页
[14]同上第205页
[15]同上第205页
[16]同上第245-256页
【篇二：
民主转型读书笔记】
关于民主转型的读书笔记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兴起,这次民主化浪潮被称为“第三波”。
20世纪50年代发端于美国的政治发展理论也在被时代不断地赋予新的内容。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民主制度本身的价值已经被全世界人民所认同,很多国家摆脱了旧有的权威政体而建立了民主制度。
但是这些新兴的民主国家面临许多困难,初生的民主制度也受到了挑战。
因此,很多学者将注意力重新转移到民主上来,他们开始关注专制政体如何向民主转型,以及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如何持续和巩固。
我读了塞缪尔?
亨廷顿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林茨和斯泰潘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以及拉里?
戴蒙德的《民主的精神》之后，想就民主的几个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
一、民主和民主转型的概念
民主是当今时代政治生活的主题词之一，尽管对其内涵以及具体实践还存在很大争议，但民主已经成为一种普世价值却是不能不承认的事实，纵然有很多人指出民主的弊端，但恐怕没有那个政权敢说自己是不民主的。
而民主不是从来就有的，这又涉及到由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过渡的问题，也就是民主化的问题，在《第三波》中，亨廷顿归纳历史上的民主化过程，划分出三次民主化浪潮，即1828年到1926年间的第一次民主化长波，1943年到1962年间的第二次民主化短波，以及1974年至今的第三波民主化，而在各次民主化过程之间还伴随着两次回潮，许多新民主政体又退回到非民主政体，尽管如此，民主国家的数量还是增加了，用作者的话说就是“进两步推一步”，总体上还是进步了。
在本书中，亨廷顿主要从现实层面上定义民主，赞同熊彼特的定义，即民主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个人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得到做出决定的权力”①，在这里，重点关注的民主的程序性意涵，而暂且不考虑民主作为政府权威的来源，以及作为政府所服务的目的这类含义。
而相对于民主，作者将民主政体的反面统统归结为威权主义政体，尽管具体国家存在很大不同，但确实都能体现出权力集中等非民①塞缪尔?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15页。
主特征，这样简单化的归类也无可厚非。
林茨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中指出：
一个国家完成民主转型的标志是，只有通过选举的政治程序才能产生政府成为广泛共识，政府权力的获得则是自由和普遍选举的直接结果，并且这一政府事实上拥有制定新的政策的权力，而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来源于新的民主程序，不必与其他法律主体分享权力。
②并且作者对概念中涉及的重要词进行了解释，自由化与民主化的区分：
在非民主的环境中，自由化包括放松对媒体的控制、强调个人合法权益、容忍反对派；民主化属于政治范畴，包括选举、辩论，它比自由化更广泛、更有针对性，它会导致自由化。
没有民主化也可以有自由化。
防止“选举至上”的谬误，即自由选举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关于“广泛共识”：
人们要在单一制、联邦制、选举制度等问题上具有共识，才能巩建立固的民主政体。
民主化过程错综复杂，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因为非民主国家本身就存在诸多类型，包括一党体制、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等，这三种体制向民主的转型方式各有不同，所造成的结果自然也存在区别。
在《第三波》中，亨廷顿根据政府和反对派的相对重要性的不同，将这些国家向民主过渡的类型划分为三种，即变革（政府实现的民主变革，政府力量大于反对派）、置换（政权垮台，反对派领头，后者力量大于政府）和移转（二者势均力敌时，通过谈判而采取联合行动）。
一般而言，原有政权的统治者都不愿放弃权力，只有在他们发现统治已经维持不下去的时候才会希望通过民主化来挽救自己的地位，在权位不保的时候，则希望能够免于惩罚，当然，他们的目的能否实现还取决于其力量与反对派力量孰强孰弱。
可以看到，政府中存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分，而反对派中也有温和派和极端派的区别，一般而言，要想实现二者的合作，一般依赖于改革派和温和派，而压制保守派和极端派，后两者一般倾向于保持现状或者激烈的改变现状，都不利于民主化进程以及民主的顺利实现。
另外需要明确的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亨廷顿将其归结为妥协、选举和非暴力，而这些特征是大部分民主化国家的实际表现，当然特例除外。
妥协是民主的重要特征，要想实现民主，这一特征必不可少。
而选举则更是必要的程序，在实际选举过程中，反对派出人意料的获得很多选票甚至占据多数，这就为民主化的顺利进行和民主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这一结②胡安?
j?
林茨和阿尔佛莱德?
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第3页。
果恐怕也是政府所意料不到的。
亨廷顿将这一民主化浪潮的经验教训归结为：
那些想要继续掌权的威权领袖们不该举行选举；那些需要民主的反对派团体不该抵制威权领袖们所发起的选举。
二、关于民主巩固的问题
当然，在各种条件促发下进行向民主转型后的民主巩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林茨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中，作者对巩固的民主政体给出的定义是：
就行为层面而言，一个巩固的民主政体之中，没有重要的民族、社会、经济、政治或者制度性的行动者将重要的资源用于建立非民主的政体，或者用于暴力，或者用于寻求外国的干涉从而获取独立；就态度层面而言，绝大多数民众都具有这么一种信念，即民主程序和制度是治理社会集体生活最合适的方式，反体制力量的支持者非常少，或者是或多或少地被孤立于民主的支持者；就制度层面而言，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力量和非统治力量都服从于特定的法律、程序和制度，并且习惯于在这些法律、程序和制度范围内解决冲突，而这些法律、程序和制度产生于新生的民主程序。
③作者还特别提出：
在巩固问题上，巩固的民主政体也可能崩溃；巩固的民主政体具有多样性。
在本书中，作者提出了巩固民主的五个场域，即自由和活跃的公民社会、相对自主和受人尊重的政治社会、可以确保公民合法的自由权利和独立的结社生活的法律和法治、国家官僚系统，以及制度化的经济社会。
④对之简单的解释就是，要有公民社会、政治社会和官僚机构的三分，前者体现为社团的多元化和自主性，中者为多元化的政党参与政治，后者则是现代化的官僚结构。
制度化的经济社会则主要体现为有法律保障其运行的市场经济。
可见，这五个场域只有互相配合、共同作用才能发挥其功能，并且实现相互间的巩固和完善。
另外一个关于民主巩固的重要问题是国家性，民主转型与巩固的前提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存在和稳定，作者回顾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与主权国家等极为容易混淆的概念，很多国家正是因为存在各种分离势力而不得不面对不稳定的国内政治形势，因而也就无法顺利实现民主的巩固，而国家范围的界定也与民主范围的确定息息相关，因为这涉及到哪些人有权享有民主，在这个方面多民族国家面临着民族主义与民主的矛盾，可见如何应对国家性问题与民主巩固紧密相关，在③
④胡安?
j?
林茨和阿尔佛莱德?
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第6页。
胡安?
j?
林茨和阿尔佛莱德?
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第7页。
接下来对各个国家的分析之中，国家性问题将成为作者关注的重点。
在本书中，作者还对现代非民主政体进行了界定，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后全能主义这一模式，其他则包括威权主义、全能主义（也可译为极权主义）、苏丹制政体。
之所以增加后全能主义，作者认为在许多非民主国家中存在着全能主义与民主政体之间存在不同全能主义但又非民主的表现形态，在这种政体之中，意识形态逐渐成为一种摆设而仅仅存在于口头上，政权出于合法性的需要才保持着原有的思想说教，但已经不再真正信仰。
并且，后全能主义的多元化程度也有所提高，但与威权政体相比仍有程度上的区别。
不过，作者也指出这种政体并不能独立的存在，它要求过去存在一个全能主义的政体，因而这种后全能主义政体是否能够算作一个独立的政体形式就需要质疑，并且这种政体因为与全能政体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其同样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过渡政体，就像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也存在过渡地带一样。
尽管如此，后全能主义在民主转型过程中仍然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毕竟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全能主义政体很难实现民主转型。
另外，后全能主义还根据其与全能主义政体的联系紧密程度而表现出不同的类型，包括早期的后全能主义、僵滞的后全能主义、以及成熟的后全能主义，分别以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为代表。
同时，根据向民主转型的原领导层自主性程度以及政权稳定程度还可以将后全能主义政体的建立和向民主转型的方式分为选择式去全能主义化和衰退式去全能主义，不同的后全能主义政体采取了不同的转型方式，包括控制、垮台和谈判等。
而苏丹制则更多的表现出一种传统的政治形式，因为它带有太多的传统因素，比如统治者将国家私有化，官员更多的表现为统治者的家臣。
应该说现代社会这种政体已经不多见，更多的是带有苏丹制特点的政体。
之所以不厌其烦的介绍这些初始政体类型是因为它们对民主转型的方式和巩固程度具有重要作用，这种分析思路虽然具有明显的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但却也能够得到历史事实的验证，毕竟任何国家的演变都离不开过去政体的影响。
与此同时，不同地域因为地缘政治、历史文化、以及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同而表现不同的转型和巩固的特点，南美、南欧和中东欧以及苏联国家分别表现各自不同的方式。
前两者更多的是威权政体向民主的转型，而后全能主义则广泛存在于中东欧和苏联地区。
就南欧而言，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是作者选取的分析对象。
西班牙进行了改良式转型——革命式转变，虽然具有佛朗哥专制统治的影响，
但以苏亚雷斯为代表的领导人积极地推进民主进程，他们选择了适合本国国情的转型程序，即首先实现政治的民主化改革，然后进行经济、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面对本国的多民族特征，为防止地方民族主义借民主化过程提出独立要求，他们首先进行了全国范围的选举，从而使中央政府具备了合法性。
这种转型程序得到了作者的称赞，并被认为是一种合理的转型路径。
应该看到，南欧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有着很大的不可复制性，因为他们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因素，比如军事等级制度的深刻影响，很难想象在中国中下级军官进行政变建立政权之后还能继续保持自己的军衔不变或者继续对高级军官保持敬畏。
南美国家则具有不同的特点，总体上表现为受限制的民主，因为这些国家都面临着民主巩固和民主质量的问题，军人在这些国家曾经并且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为复杂的转型路径出现在后共产主义的欧洲，不仅有威权政体的波兰，还有各种各样的后全能主义国家，并且这些国家还因为之前是否存在独立国家时期以及民主时期又表现出新的不同。
但无论如何，要想实现民主转型，都需要在领导层、意识形态、动员和多元化表现出合适的变化，只有社会出现了多元化的组织、社团，意识形态领域处于松动，以及领导层开始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且动员能力减弱的时候，民主转型才成为可能，而不同政体的国家在这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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