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分配之反思和重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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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分配之反思和重构

我国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分配之反思与重构

宋平西南政法大学

　　关键词:

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分配过错归责原则重构

　　内容提要:

在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要求下，民事实体法依据行为人主观过错状态分别对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界分为过错归责原则、无过错归责原则和过错推定归责原则，适用举证责任分配“倒置”规则的仅包含属于无过错归责原则和过错推定归责原则的特殊侵权诉讼。

我国医疗侵权并不属民事实体法中的特殊侵权行为，应当采纳过错归责原则。

因此，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分配“倒置”之规定有违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反而使医方陷于过重的举证负担下。

为了维护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医疗侵权诉讼应当回归过错归责下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法官可以在证明评价过程中通过表见证明、证明妨碍等心证规则与制度辅助处于弱势的患者。

　　医疗侵权民事诉讼中，法官要作出公正判决，一方面，必须严格适用民事实体法;另一方面，当案件要件事实在诉讼达到裁判程度时仍然真伪不明的情况下，为了使判决结果最接近实体公正，法官必须运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对案件事实进行拟制认定。

“举证责任分配法则除具有程序法之意义外，其亦有实体法意义之存在。

基本上，实体法乃假设事实已经发生，以立法者（价值或政策决定者）之角度就民事责任之要件予以设定，属于静态之规范。

而举证责任分配法则乃为使该等实体法之适用前提获得确认而设立，其与实体法上之规范目的自应在体系上寻求一致性，某程度而言，可谓举证责任法则亦应有实现该等待证事项所属法规之立法目的之功能存在。

”[1]举证责任是连接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之“桥梁”，是法官在案件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作出公正判决的主要依据之一。

“举证责任，是指导一切情况的指针，必须是永恒不动的。

”[2]举证责任是平衡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诉讼法“杠杆”。

　　一、我国医疗侵权举证责任现状评析

　　致害事实之专业性、双方当事人主体性质之特殊性以及诉讼力量之不平衡性，导致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和立法对诉讼中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分配作出了欠缺公正性的结论。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8项规定：

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司法解释将医疗侵权行为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民事侵权行为，将医疗侵权行为等同于实体法中严格责任或过错推定侵权行为范畴，因为严格责任与过错推定责任对应于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过错推定，也称为过失推定，是指若原告能证明其受损害是由被告所致，而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则应推定被告有过错并应负民事责任。

过错推定免除了原告就被告的主观上可归责性的举证责任，而只需证明原告的损害结果与被告的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而不必证明被告在实施该行为时具有过错。

被告要想免除责任，必须举证证明自己主观上没有可归责性的心理状态。

”[3]过错推定是指，侵权行为的各个构成要件中，只要具备了其他几个要件，侵权人的主观过错要件就被推定存在。

（一）医疗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

　　医疗侵权赔偿纠纷，目前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类争议大、法院较难解决的专业性、类型化纠纷。

医疗侵权诉讼最特殊之处就在于：

法官在判断医生的诊疗护理行为是否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是否医生的诊疗护理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诊疗护理常规，医务人员是否有过错时，大多需借助司法鉴定。

另一方面，直接证明医务人员过错等要件事实，对于患者来说具有相当的困难，而对于医院来讲，要证明自己的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行为合法、无过错、患者的损害与医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是否就一定很容易呢?

本文认为，医方也未必就能够很顺利、容易地证明自己无过错。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8项规定：

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可见，我国现行医疗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采特殊规则，就是所谓举证责任“倒置”。

有学者认为，“该条规定将因果关系和过错完全倒置给医疗机构，对于保护患者的利益是十分有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该规则对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的意义。

”[4]医疗侵权诉讼中，患者应当举证证明：

医患双方存在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患者在诊疗护理过程中，身体受到损害;而医方应当证明，医方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医方不存在医疗过错。

依据所谓的举证责任倒置分配标准，我国医疗侵权诉讼适用的应当是危险领域说的举证责任分配学说，在实体法上属于过错推定原则。

　　“危险领域说认为，证明责任分配的标准在危险领域和没有危险的领域应当是不同的。

在这些领域中，如果仍然按照规范说的标准分配证明责任的话，就难以使受害人的权利得到救济。

”[5]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通说认为，医疗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应当适用危险领域说，医方对诊疗护理行为及其过程能够加以控制，诊疗护理过程是医方掌控范围内的危险领域。

所以对于患者来说，要证明因果关系和医方过错的要件事实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医方应当对医疗损害中不存在因果关系、主观上无过错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二）我国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之缺陷

　　我国司法解释采纳与法律要件分类说举证责任分配学说相对，处于另一极端的危险领域说。

本文认为，危险领域说不但不能使医患双方的诉讼地位达到实质平等，而且还将造成对医方过重的举证负担，同时也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不适用危险领域说。

危险领域说举证责任分配学说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大规模工业化的普及、特殊类型纠纷诉讼下公平正义的要求。

当事人双方经济地位、法律知识、专业知识掌控等严重失衡时，为了确保程序公正，为了使当事人诉讼地位达于平等，从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方面向弱势一方当事人倾斜的一种特殊证据制度。

　　“这种加重加害人举证责任的分配理论处于以下考虑：

第一，被害人难于知道处于加害人控制之下的危险领域里发生的事件过程，因此，难于提出证据;第二，相反，由于该危险领域在加害人的控制之下，加害人更容易了解案件的情况，因此，容易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第三，德国民法中关于当事人民事责任承担的法律规定均在于防止损害发生。

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应当让加害人在自己控制的危险领域里发生的事情加以举证，不能证明时就要承担不利的后果。

这样有利于防止损害的发生。

总之，由加害人承担证明责任是因为损害原因出自加害人能控制的危险领域，而受害人不能左右。

”[6]

　　本文认为，医疗侵权诉讼不应当适用危险领域说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原因如下：

　　第一，危险领域说认为，侵权行为发生过程中，如果被害人难以知道处于加害人控制之下的危险领域发生的事件过程，就难以提出证据。

在医疗侵权诉讼中，医生的诊疗护理过程中，被害人是否难以知道医方的行为过程。

本文认为，其实患者从一开始就积极地参加医方对自己的诊疗护理行为，而且对整个治疗行为应当是大致了解的。

　　患者挂号就医后，医生首先诊断病情。

医生先通过口头询问患者的方式，以明确疾病性质，如果通过问诊确定病情存在困难，医生将对患者进行相应的医学检查。

通过医生的诊断和医学专业检查，明确了患者病情后，医生首先要如实告知患者，使患者能够知悉所患病情和诊断治疗的计划，医方也会将诊断结果记载在门诊病历和住院病历上，医学检查结果也会交给患者。

因此，患者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参与诊疗护理行为，并能够掌握一定的证据。

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1条规定：

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

可见，我国从行政法规的角度规定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而且对于患者的重大医学检查行为以及手术行为，事先都必须经过患者及其家属的同意。

“医生对委托其进行诊断、治疗的患者负有向其报告诊疗经过和事故发生原委的义务，在这些关系当中，医生向患者报告诊疗经过和事故发生原委的义务便构成了患者的权利”[7]。

　　因此，本文认为患者对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整个医疗行为应当是大概能够知悉。

　　第二，危险领域说认为，由于该危险领域在加害人的控制之下，加害人更容易了解事件发生的情况，因此，容易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

医疗侵权诉讼中，医方是否就一定能够控制整个诊疗护理过程、是否就能够对患者的病情加以主导和控制。

本文认为，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并不能够完全控制和主导医疗过程和医疗风险，相应地对于患者的治疗结果也并不能够完全掌握，患者的疾病发展过程常常超乎医务人员的控制。

　　与其他自然科学明显不同，医学是一门复杂性、发展性和试验性的学科。

“医患双方都希望通过医疗行为，减少患者的病痛，最大限度维护患者的健康。

但是，生老病死是任何人也不能抗拒的规律，医学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还有许多无法探究的生命禁区，医学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还处在经验科学的阶段，有很强的实践性，每一种医疗手段都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探索和验证，它还不是一门真正的精密科学。

”[8]因此，人类对医学探索，当前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而且有许多医学领域，医学专家至今都不能精确地掌握。

例如癌症、艾滋病等疾病，全世界医学界至今都没有研制出有效的治愈方法。

医疗侵权中确实存在危险领域，但是医患双方往往都不能控制这种危险领域。

　　另一方面，相较于其他特殊侵权纠纷，适用危险领域举证责任分配学说却能够实现程序公正。

例如环境污染民事诉讼，污染企业对整个侵权行为过程应当了如指掌，对污染的各项技术和数据也都清清楚楚。

而且污染企业能够直接控制污染源的产生和排放，对于侵权行为和因果关系的证据，非常容易就能够加以固定、保存、提供。

而环境污染受害人通过一般调取证据方法，往往很难接近污染企业并调取证据，加之受害人通常又对污染侵权行为有关的专业知识知之甚少。

换句话说，环境污染侵权受害人既不能接触到与污染相关的证据材料，也不懂与污染有关的专业知识，这就当然加重了环境污染受害人的举证负担。

相反，污染企业能够积极主动地控制污染侵权行为，掌握着污染侵权行为的相关证据。

更为重要的是，污染企业能够从污染物质排放过程中直接获得经济效益。

因此，在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诉讼中适用危险领域说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并不一定就加重了污染企业的举证负担，相反，却能够辅助弱势的受害人，使双方当事人达到实质上的诉讼地位平等。

　　医疗过程中，诊疗护理行为不一定完全处于医方的控制之下，医疗机构也不一定就能够容易地证明自己无过错。

在诊疗护理过程中，患者挂号就医，医生对患者进行诊断治疗，医生并不能完全控制患者的病情发展，也不必然对患者的诊疗护理过程能够了如指掌。

因为，医生为患者诊断治疗，患者的病情并不一定通过现今的诊断和医学检查方法都能够确定。

人的身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组织，人类社会产生至今都一直在不断探索自身的身体结构，以期达到所有的疾病都能够得到治疗。

但是人类科学知识的发展性、现有医学知识的有限性，导致医生对于一些特殊的疾病也不能拿出有效的治疗方法。

这时，医疗机构就不能够控制患者疾病诊断治疗的过程，相应地，也提供不出证明自己诊疗护理过程合法的证据。

另一方面，“对人的了解的局限性和人的个体差异性。

对人的了解局限性是由于研究手段的有限性所导致的，但现有的水平是有限的，所以医学对人的认识是有限的，对疾病的认识是有限的，这就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误诊和误治。

”[9]因此，在医疗侵权诉讼中适用危险领域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不具备正当性。

　　第三，危险领域说认为，这种加重危险领域控制人的举证责任之立法目的在于防止损害的发生。

这个立法目的之基础就在于，危险领域控制人能够通过自己谨慎的注意义务而有效地预防损害的发生，例如污染企业加大排污的控制力度，引进污染物的处理设备，是完全能够防止损害的发生的。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有一个预先的危险领域说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警示着危险领域的控制人，使其充分衡量自己危险行为伴随的实体法后果和程序法后果。

危险领域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能够有效地威慑危险产生人，能够预防损害后果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