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江流域的内地化开发与民间契约文书的遗存利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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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流域的内地化开发与民间契约文书的遗存利用

清水江流域的内地化开发与民间契约文书的遗存利用

——以天柱文书为中心

张新民

（贵州大学清水江学研究中心）

提要：

本文以清水江文书为研究对象，分析当地见存文书的数量规模，探讨其所产生和形成的历史原因，总结其与当地社会经济生活的对应密契关系。

并结合新近公布出版的天柱契约文书，就其地域分布特点和颇为罕见的归户性特征等一系列问题，逐一予以合理的解读与阐释，适可见大规模地整理结集地方私家文书，必能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等诸多学科的发展，大有裨于学术文化事业的兴盛与繁荣。

关键词：

天柱文书　民族文化　乡土社会　契约学　文书学

我国民间契约文书的使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性积累，不仅涵盖的区域人群极为广泛，而且遗存的数量规模亦颇庞大，已成为颇有代表性特征的一大典型性史料文献，见证传统中国社会变迁发展的重要文本依据。

然而由于晚近以来剧烈的政治震荡和社会变动，各地的契约文书大多受到人为性的破坏而扫地殆尽。

幸有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等部分区域性民间文书得以完整保存，遂使今人能够如实了解固有传统法律文书或私家档案的整体全貌。

徽州文书的整理出版成绩已极为可观，清水江文书的公布发行则刚起步。

而由我主持编纂的《天柱文书》，仅首批第一辑即达22册68卷，所著录者均为清水江流域天枉县民间私藏文书，而征集入藏于当地档案馆，首次向社会各界公布者，不仅史料价值极为可观，即系统性、完整性特征亦极为突出。

为配合《天柱文书》的出版发行，近来又成功举办了首届国际清水江学高峰论坛，反映清水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已开始进入有计划、有步骤的大规模发展阶段。

一、清水江文书的遗存总量

清水江文书乃是继徽州文书之后，目前所见第二大民间契约文书系统。

其数量之繁多，保存之完整，种类之齐全，内容之丰富，来源之清晰，价值之突出，堪称侗、苗、汉各族人民世代积累的文化瑰宝,民间档案文献的巨擘大宗,世界级的珍贵文化记忆遗产。

为摸清当地文书庋藏的家底，我们曾多次赴清水江流域调查，了解当地档案部门入藏数量，获取的数字己极为惊人。

不妨列表如下，以见各县档案部门庋藏情况：

清水江流域各县档案馆入藏契约文书数字统计表

县档案馆

黎平

锦屏

天柱

三穗

剑河

　台江

合计

入藏数量

24320

36482

14000

19542

8000

　1212

103556

清水江文书之征集，以锦屏县为最早，统计数字亦最多，故学界往往以锦屏文书概指清水江流域所有文书。

台江县则最晚，入档数量亦最少，然挖掘增多的空间却颇大。

黎平“府境东接楚壤，南连粤域，而西北则界于黔疆”，乃清水江与都柳江的共同流经地，部分已入档者可能为都柳江文书，然均同属一行政区域，故可暂时合并统计。

而总计各县庋藏数量,竟已达至103556件。

然而即使如此，大量契约文书依然散落在民间各自然村落，若比照分布地域广泛的乡民家庭私藏，103556件的入藏统计数字，仍可能仅为冰山之一角。

如果以五倍于档案部门入藏数字的保守统计方法，客观评估散落于民间的契约文书，则其总数至少当在50万件以上。

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人类文化财富。

按照目前政府支持，乡民配合，学界主导的总体编纂原则，分期分批有计划、有步骤地出版发行，必然将是人类社会记忆遗产最宏伟、最壮观的系统工程，不能不视为了解或认识传统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民间史料渊薮，必将极大地推动古文书学的建设与发展。

而如同凭借简牍文书、敦煌土鲁蕃文书、徽州文书、黑水城文书，遂有简帛学、敦煌学、徽州学、黑水学等新学问的问世一样，依据大量新公布的清水江文书原始资料以研究新问题，亦必将开拓出前景极为可观的研究领域，获取具有大量实证资料支撑的一流新成果，推动又一新的清水江学专门性学问的形成和发展。

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

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

正是有鉴于此，我们才尝试性地与天柱县人民政府合作，以陆续发表公布的方式，整理出版了首批第1辑22册天柱文书图录。

释文点校工作也在逐步有序地展开，亦将陆续公诸社会，以求完整反映地方文书保存的实际，再现乡土中国社会的整体全息图景。

而《天柱文书》一旦厕身于传世文书的著述谱系之中，相信亦会以抛砖引玉的方式催生更多的整理研究成果的问世。

二、见证清水江文明的存在

清水江又称清江，乃是黔省仅次于乌江的第二大河，发源于都匀、贵定之间的斗篷山，流经黔、湘两省，为沅江之上游，实际即同一条河流。

最终则注入洞庭湖，乃长江的一大重要河流支系，亦为极为重要的古航道。

而无论由滇经黔出楚，抑或由楚经黔入滇，都可凭借与长江直贯互通的沅江水系，联结西南与江南，乃至向更广大的地区延伸。

而沅江-清水江与沅江-㵲阳河，更联结了横贯贵州东西全境的陆路交通大驿道，史称“滇楚驿道”，乃是与藏彝通道同样重要的又一文化走廊，或可迳将其称为苗疆走廊，遂成为明清两代王朝国家经略开发的重点。

倘若连同干流与支流一起计算，仅就清水江一段看，则流经的区域为贵定、都匀、麻江、福泉、丹寨、凯里、雷山、黄平、施秉、榕江、台江、剑河、黎平、三穗、锦屏、天柱（以上均在今贵州境内）、洪江（即湖南黔阳旧治），且在洪江纳潕阳河称黔江，黔江以下则称沅江。

沅江经常德而入洞庭湖，商贾贸易可经此而直抵汉阳。

其中湖南之洪江，贵州之天柱，皆为清水江-沅江航行通道开发较早之地区，始终均为国家经营开发西南地区关注的重点，亦为以儒家为主的大传统文化转输武陵等地的要津，长期均为国家与地方礼俗文教交汇融合特征最为突出的区域。

沅水航道的艰难，战国时期的屈原便已提到：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

……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

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疑滞。

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

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

入溆浦余儃回兮，迷不知吾所如。

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

山峻高目蔽日兮，下幽晦吕多雨。

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虽为诗家之言，可证由楚入黔的道路，仍主要为沅江水系，惟其艰难僻险之程度，已超出一般人想象，构成严格意义上的一线孔道，成为民间族群往返迁徙和文化交流的走廊式通道。

地处㵲阳河上游的玉屏，尚建有祭祀三闾大夫的专祠，可见沅江水系具有极为重要的跨地域连结作用，黔湘两省文化的联系从来都极为密契，不妨视其为地理范围广袤的水系文化，从来都与传统所谓武陵地区多有交集。

今清水江流域天柱境内发现大量古代文明遗址，出土文物如石、陶、瓷、铜等达万件以上，时间涵盖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中期、商周、战国秦汉、宋明等时期，其中商周遗存与沅江支流锦江流域的发现相似，适可见商周之际沅江上游人类文化活动的交互性及趋同性。

以沅水－清水江及其支流为水运通道，联结今湘西及黔东、黔东南地区，当有一个范围广大的商同文化系统，风格特征则与地理环境对应，而迥然有别于其他区。

战国秦汉时期的遗存，则说明族群活动乃逆江而上，大体已渗透至今台江一带，文化类型则同时兼有楚、巴、土著三种特征。

而清水江支流亮江锦屏县境内，也有旧石器遗址的发现，类型与湖南沅江流域及黔省清水江流域史前遗址出土石器较为为接近，明显不同于贵州西南部同期石器技术系统。

锦屏县阳奚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则将清水江流域文明提早到一万年前，均足以说明清水江文明不仅起源甚早，长期绵延不断，同时也是多种文化汇聚碰撞的核心地带，代表了跨族群交流的一大典型区域。

故延至明清两代，其战略地位越突出，国家重视的程度就越高，开发的力度也越强。

特别是入清以来，国家欲开辟苗疆，就不能不控制清水江，而开辟苗疆与控制清水江，则可以确保整个西南地区的稳定，形成西南与西北相互呼应的连环边疆战略体系。

故雍正年间清水江航道遂凭借国家力量彻底浚通，苗疆亦经过武力开辟而纳入了王朝行政管理体系，原先“梗隔三省，遂成化外”的局面则完全改变，当地的内地化发展进程从此明显加快，民间社会经济文化的交往活动也日趋频繁，清水江作为苗疆地区的重要文化走廊，也从“民道”一跃而具有了“官道”的战略意义，更多地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联结汉文化与非汉文化区域，促进中原、江南与西南腹地往来交流的重要作用。

易言之，即不仅外地汉族移民迁徙进入的规模速度明显增大加快，即当地世居民族也发生了由“生苗”而“熟苗”而“民人”的身份转换。

清水江两岸庋藏契约文书的众多自然村落，恰好分布于黔湘毗邻的广袤苗侗文化区，显然乃是久远文明不断积累的结果，离不开河流文明的长期养育，既暗藏着大量多民族交流融合的信息，也折射出国家与地方复杂互动的关系。

千千万万乡民保存的都是活态的有生命的文书，可说都在以“活”的方式见证着清水江文明的存在。

清水江文明扎根的基础显然离不开乡民的生活世界，离开了生活世界便谈不上灿烂多彩的清水江文明，当然也谈不上契约文书的产生、积累和保存。

文化、历史、乡民、国家等社会结构存存的整体，都以信息的方式隐身于契约文书之中，等待人们来见证其固有的活态特征，还原乡土中国社会的本来真实。

三丶经济开发与文书积累

清水江流域经济文化交往的频繁，清代以来的史书志乘记载颇多。

乾隆年间的爱必达就特别提到：

“（黎平府）郡内自清江（今剑河县）以下至茅坪（属锦屏县）二百里，两岸翼云承日，无隙土，无漏荫，栋梁杗桷之材，靡不具备。

坎坎之声，铿訇空谷，商贾络绎于道，编巨筏放之大江，转运于江淮间者，产于此也。

然郡之多盗亦以此。

楚粤之民，往往混迹于工匠之内，悠为抢劫。

茅坪、王寨、卦治三处，几数十万，距府治几二百馀里。

”稍后的吴振域也强调，清水江自雍正七年（1729）经鄂尔泰、张广泗奏请开浚疏通后，“自都匀府起至楚之黔阳县止，凡一千二十余里，于是复有舟辑之利。

今贾人鬻清平铅下武陵，抵汉阳者，由此道也。

”可见清水江已成为当地木材运输外销的一大重要通道，江淮地区即其长程贸易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距离府治治所二百馀里的茅坪、王寨、卦治等处，都是木材聚散转输贸易的重要码头，人口总量几乎达到数十万，数字已极为惊人。

其中大量为外来经商的客户，不仅时有利益分配上的争斗，而且治安问题也频繁发生，遂不能不引起地方官员的重视。

除长途运输木材外，铅也成为极为重要的远程贩卖货物，具体的路线则为：

“商贾贸贩由广陆运至龙头河（原注:

凡三十五里）,由龙头河水运至清水厅，而洪州，而常德,而汉阳，凡三十八程，汉商而贩运，遂达四方矣。

”具见清水江航道之重要，取系地域之广袤。

而大量层累积淀的各种类型的文书，当然也是当地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历史见证，在官方典籍国家话语的自觉记录之外，又多了一重民间文本不自觉的表达，结合二者多方比对并周纳折衷，或许也是值得学界提倡的一种二重证据法。

不断加快的国家化发展进程，大量外来人口的移入，汉族文化的不断南渐，各族群文化的相互浸润，日趋频繁的贸易交换活动，逐渐发达的经济社会生活，当然也极大地改变了乡民的风规礼俗，重塑了乡村的社会生活结构，提高了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强化了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交往能力。

乾隆《清江志》载:

“黔山多童，先年之苗不习松杉等利，山中之树听其长养，竟多不知其名者。

今则种松裁杉，森森郁郁，剧有繁昌象。

而地又近河，每年伐木扎排，顺流而下，售于洪江、常德等处，而生民之日用舒矣。

”足证商品经济的植入，已极大地改变了地方习俗结构，虽在辟远的苗侗山区，也开始发展经济林木的种植，形了混农林经济的生产方式。

加上清水江特有的交通航行便利，木材遂大量贩运至洪州、常德等地，不仅转辗延伸销售的地域极为广阔，已形成了巨大的商业贸易网络，而且沿岸地区也涌现了不少或大或小的聚落，更改善了乡民的日用家庭生活。

清水江流域输出的是木材等一类原初物产，输入的则是来自其他区域的财富与文化。

与清水江源源滚滚不断流动着的江水一样，各种人、财、物的流动也在不断加快自身的运转速度。

至于国家政治权力的拓殖深入，各种文化因子的传播重组，族群与族群之间的交往融突，社会结构的变迁调整，也在沿着清水江航运河道两岸，特别是具有交通枢纽意义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