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决定论的困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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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决定论的困境
文化决定论的困境-秦晖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从"五四"以来一直很关心这个文化的问题，而且是大家一个世纪都在这两者倒来倒去一下子批判传统文化一下子弘扬传统文化。
一下子是所谓的西学东鉴，一下子反对西化。
老是在这个里面搞来搞去有时候说中国人的国民性（劣根性）需要改造，中国人有劣根性，有时候说中国文化不光是我们中国人要坚持而且全世界要从中国文化寻找药方。
前些年有一个被证明是查无此事说世界上8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一个巴黎宣誓说全世界要同孔子思想当中寻找出路。
我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我们能否把很多东西归纳为文化。
这个里面首先什么是文化？
文化这个概念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假如你上学了有人说你是有文化的，没有上学是文盲人们说你是没有文化的。
有时候有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等等我们说这个也是文化。
文化这个时候含义是另外一个意思。
一般来说我要谈论社会变动的时候我们在两个意义上谈论文化。
改革之前我们相信唯物史观，文化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形成一种所谓的社会形态，这个社会形态好象所有的民族必须依次经过。
因此在这这种框架下我们倾向于把文化换成是一种超民族的，与特定的制度对应的上层建筑我们那个时候谈到的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等，而很少谈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这样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说西方的东西那个时候不把它叫做西方文化我们一般叫做资本主义文化。
而中国的东西我们那个时候更没有把它都叫做一种文化。
比如说古代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封、资、修"或者是"四旧"，现在是社会主义新文化。
那个时候很少有人把这两种弄在一起叫做中国文化。
在这样的意义来说出现了所谓先进文化的概念，大家知道按照所谓的社会形态理论有先后之分。
如果把文化用民族性做定义这个先进文化很难说了，假定中国文化是先进文化，西方文化是落后文化，那么从文化的先进与否应该推导民族的先进与否甚至推导出人种的先进与否。
恐怕会导致一种种族的优劣的东西。
现在我们讨论文化一般不是这样讲了，我们现象讨论文化一般把它当作民族性，而且往往是跨时代的民族性，也就是一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征而言的。
因此我们现在一般都在那里谈"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等等，这就变成一个不是时代性的概念，而是所谓的民族性的这样一个概念了。
这个概念上的文化我觉得它是不应该有优劣之分的，因为文化既然是民族性，如果说文化有优劣就是说民族性有优劣，既然说民族有优劣就是说种族有优劣，这样意义来说文化优劣论搞不好是种族主义，我们在这两者之间往往有冲突。
这是因为我们过去改革之前我们往往强调我们在世界上是制度最优越。
改革以后，情况发生变化了，国门打开以后我们觉得原来说法有很多问题，现在看来情况不是我们要解放他们而是他们要演变我们。
因此我们现在开始强调文化的多元了，以前我们一直强调制度优越，现在我们强调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不要演变我我也不同化你，我们各走各的路。
我们比较强调多元。
一般来说古往今来都是这样，如果你是处于攻势就强调优越性，如果是守势强调多元性，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你们你有你们的一套。
但是我们现在讲多元，主要却不是生理差异，这个是世界潮流。
生理差异就是种族主义了，如果强调黑头发黄皮肤的人和金头发白皮肤的人哪个好，就会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
我们现在谈一种主观的价值偏好。
我们往往说中国人喜欢什么什么、西方人喜欢什么、印度人喜欢什么什么，这是文化。
在"形而下"层面中西方饮食文化相差比较远，中国人喜欢中餐西方人喜欢西餐。
在"形而中"的层面中国强调文明中心主义，而据说这到底是不是这样还有待于讨论。
据说西方人比较功利崇拜能人，中国人据说崇拜贤人有道德的人。
据说这是一种文化的区别。
还有"形而上"层面有人说中西方人们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人是喜欢"综合形象思维"，西方人喜欢"分析和逻辑思维"。
有人说这是最根本的和最深层的文化之别。
从最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区别不管这些说法是不是准确不管差别评价如何，你为认为中国的好还是西方的更好，但是这种文化的区别都被认为是一种价值偏好。
我们这个民族喜欢什么，他们民族喜欢什么，一般来说是这样。
现在有一个问题，一个人的价值偏好比较好说，我喜欢吃中餐就是喜欢，一个民族的价值偏好你如何确定呢？
这是一个问题。
比如一个中国张三比较重视道德，西方人约翰崇拜能人，这个例子能说明中国人重德西方人重才？
但是中国有多少人像张三这样的偏好有多少人，西方有多少人像约翰那样的偏好？
他们能够代表各自的民族和文化吗？
因此现在有人说，谈文化需要有统计依据，90年代世界上很多国家在联合国有关组织下搞了一个叫做"世界价值观调查"我们中国90年代有很多人参与这个事情，发放很多的问卷，广泛的在不同的民族搜集问卷，从问卷里面判断是不是各个民族之间的确有那种价值的偏好的不同。
这个里面的确反映一个问题：
我们既然要谈文化、民族性，就不是一两个人能够说明什么问题的。
但是这个里面除了统计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即使你给人家调查，还有一个问题你怎么可以判定这些人有同等的可能表达自己的偏好呢？
我觉得，比如我喜欢吃中餐、你喜欢西餐这个体现饮食文化不同，但前提是我们有选择饮食的自由。
假如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犹太人都吃着杂和面这样的东西，你能不能说这个是代表犹太人饮食文化呢？
很难说，你爱不爱都要吃，你吃并不代表爱吃。
就是说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偏好前提是你要有选择。
所以我觉得一个民族有什么样的偏好，它当然和某些人的行为和言论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背后还有一个这样的行为和言论是不是真的代表某种选择？
因此我觉得"五四"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讨论，大家知道"五四"的时候当时很多人鼓吹"启蒙思想"很重要的是个性解放，强调婚姻自由，反对"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旧传统。
当时有一些号称中国文化的捍卫者指责这些启蒙的人，（启蒙者）这些人是我们党的第一代开创者"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等等，当时有人说你陈独秀李大钊在毁灭中华文化，我们中国文化是主张"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现在你们是强调"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说婚姻自由是淫，不赞成强制性父权就是不肖，说陈独秀鼓吹教唆子女反对父亲，仇视中国的孝道。
陈独秀说我们非常赞同孝道我们很赞成子女、媳妇要孝敬老人、父母、公婆，但是我们反对以"孝"的名义剥夺子女的自由。
反对严酷的父权--"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陈独秀这里提出有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孝"？
如果有一个人父母有权利杀他才"孝"，"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这样的可怕的权利下不得不孝敬，如果没有这个父权就忤逆，你能说他是真孝吗？
一个民族儿子都是这样的，你能说民族有"孝"文化吗？
反过来说一个人出自内心孝敬父亲，一个民族都是这样的，那么那种强制性的父权又有什么必要呢？
凭什么说取消这样的强制性的父权大家会忤逆不孝呢？
这个道理是说真正的"孝"决不是父权压迫出来的。
如果只有在严酷的父权威胁儿子才会孝顺，没有这个父权就忤逆是真的孝顺吗？
因此这样的指责在逻辑上有两个评价。
这一中国人真的有崇孝的文化，如果中国人真的有孝的偏好，这样的过分严厉的父权没有又何妨为什么？
如何说否定这样父权就否定孝文化呢？
如果说有严厉的父权才孝顺，孝是装出来的，只有在不孝就杀你才会表现孝，没有就不孝这样的孝文化真的存在吗？
值得怀疑，还怕毁灭它吗？
我认为道理是一种文化不管是否存在都要在人们有选择自由的条件下才能体现，如果没有这样前提下文化识别都不太容易，更何谈所谓保存文化或者比较它的优劣。
因此我可以说文化这样的东西你可以给它形形色色的定义，但是文化这样的概念你要能讨论，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定义。
因此喜欢中餐和西餐这是文化的区别，我们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可以自由地选择饮食，和你只准吃这样的东西，这两种不是文化的区别，因此你如果把这两种东西（没有自由选择情况下）说是文化的区别，文化就没法识别了。
因此我说关于文化的定义可以千差万别，有的人说有一百多种，有的人说有几百种，但是我认为最基本的区别是我们把选择什么叫做文化？
你喜欢吃西餐、我喜欢中餐是文化，但我们不能把能否选择叫做文化。
一种情况下你只准吃中餐不能吃西餐有的情况下，爱吃什么就吃什么，这是重要的区别这不是文化的区别。
这两种区别我们叫做"制度区别"。
这两种区别一定要分开，否则我们很多的言论没有意义。
比如说什么是"文化宽容"？
什么是"文化多元"？
按照我刚才说的，喜欢吃西餐和中餐的人能够共处这就是"文化宽容、文化多元"。
可是如果按照我这个画中（幻灯片）就不是文化宽容，这个应该是饮食专制、自由的宽容。
本身就否定的饮食专制已经是文化不宽容了，文化一元了，已经是文化霸权了，因为你要用饮食自由压倒饮食专制。
文化多元意味着什么，饮食自由和饮食专制的共存。
可是如果饮食专制也存在，吃米饭和吃面包的宽容可以存在吗？
我们要说所谓的宽容饮食专制应该存在，如果它存在，当然可以只准你吃中餐或者只准吃西餐。
在这样的情况下，上一种意义的文化宽容能够存在吗？
也就是说我们在上一个意义上讲最高水平的文化宽容在下一个意义上就变成了没有文化宽容。
因为你不赞成饮食专制。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最黑的东西说成是最白，最白的东西说成最黑的，我们的语言失去了最基本的逻辑。
我们说制度和文化上我们都可以说不同选择偏好。
有人说饮食专制有道理，有的东西是脏的有病的我们不要吃，不一定是人们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
这样的说法也许有道理，但是这种东西和你想吃什么混为一谈。
我刚才讲的道理可以类推。
比如说我们以前说中国文化当中有一些精华但也有糟粕，"五四"以来我们说以前妇女缠足是糟粕。
现在来说仔细来看有很有趣的想法。
为什么说缠足是糟粕，有人说因为缠足是危害妇女的健康的，可是这个事情是不是很好说的，如果说缠足会危害妇女健康，西方的习惯是否也是危害妇女健康。
比如说同样是妇女的一种比较变态的审美，比如西方流行隆乳术，有人说这个负作用比较大甚至会导致乳腺癌，有的人因为做这个手术死了。
所谓的西方文化不也损害女性的健康吗？
到底缠足和隆乳那一种更可取呢？
老实说如果你这样提问题真的难说有什么可取不可取。
很大程度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但是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妇女放足，那是一项伟大进步，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现在并不把反对隆乳作为一项思想解放的内容？
其实，我觉得道理比较简单。
那就是缠足和隆乳到底哪个更有害健康这恐怕是一回事，但是缠足和隆乳我觉得有一个区别是和损害不损害健康没有关系的，那就是一般来说缠足都是缠别人的足，而隆一般来说不是隆别人的乳，西方是隆乳术的发源地，如果一个人隆别人的乳也是触犯法律，不会因为文化的爱好这样干。
即使是西方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爱好缠自己的足，人们觉得他很奇怪、有个性、很怪异，但是没有人干预他。
也就是说这两种行为区别其实不在于这两种行为的本身哪一种好和坏，而是在于强迫缠足和自愿隆乳这两种现象当中背后的强迫和自愿的区别。
我们不要以为中国人"放足"是从"五四"开始的。
大家知道满清入关以后在中国推行一次"放足"运动，大家知道满族人不缠足，他们进来后强迫汉人接受他们的文化，汉人要剃头留辫女人要放足，当时"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反抗血流成河什么杭州、嘉定的反抗等等。
结果在"留发不留头"的严酷的统治下，汉族的男子都剃发留了辫子，但是汉族的女性在满族的强迫下，如果缠足不仅本人要受到惩罚、家属都要被流放，如果有当官的马上罢官，甚至保甲也要受牵连，因为管教不严也要处分，但是不至于杀头。
因此，最后满洲人强迫汉人留辫子成功了，但是强迫妇女放足没有成功，康熙年间满族人有汉化了，他们对缠足也有兴趣也取消了这个限令。
所以有一句话"男像女不像，文像武不像"，文官穿满族的官服，汉族的武将还是传统的盔甲。
活着的都是满族的风俗，死人的葬礼是汉族的。
我讲这一段话的意思是，满清当时也搞了一场"放足"，但他们不是解放运动，和"五四"的"放足"不同。
就"放足"而言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满清的"放足"体现的是满族人对汉族人的强制，而"五四"的"放足"是允许妇女有选择自由。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东西忽略了，我们完全就无法理解"五四"中国发生了什么。
因此我说"五四"运动有人说是"文化运动"也对，西方各式各样的风俗饮食大量传入中国，但是文化上来说很难讨论"五四"有什么进步意义，它的进步意义很难体现在制度上，它是提倡自由的。
同样，我们今天的"文化多元"很重要的一条是"宗教多元"。
我们现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经常把宗教作为一个文化的核心。
我们一讲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一讲东方文化是儒教文化等等。
什么是文化多元？
我们讲的文化多元就是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可以和平共处这样的状态是文化多元，我们把信基督和信伊斯兰是文化多元。
因此我们既然把这样的东西叫做文化差别，我们自然就要把信仰自由、政教分离的制度称之为文化多元主义，因为这样的制度下各种信仰都可以并存。
我们当然不能把信仰自由、政教分离本身当作一个方面，把异端审判、神权专制迫害当作另外一个方面。
信基督是文化的区别，信仰异端迫害就没有区别，如果有区别是制度的区别。
前者信基督和伊斯兰是你选择什么问题，异端还是迫害是你能否选择的问题。
我们中国文化的特点是重视道德是伦理文化，中国人崇拜贤人，评价一个人从道德的角度着眼多一些，据说西方人比较功利崇拜一个人是从才能方面衡量。
是不是有这样的差别？
我们姑且不论。
但是我要说，如果我们中国人有这样的差别怎样体现呢？
比如说，如果有两个民族它都实行一样的选举制度，我们都实行竞争性选举制度，但是有一个甲民族有这样的更加重视道德偏好，甲民族选择道德高尚可能才能不太强的做首领，乙民族更加重视才能偏好，通过这样的选举选出一个很有本事，道德有瑕疵的我们就说这两个民族有文化的差异，价值偏好的确不一样。
可是，这种体现是建立在他们有同样的选择自由的情况下，假如不是这样，如果甲民族有一种自由选举制度乙民族是一种专制帝制你能说这两者是文化差异吗？
甲民族假定通过选举拥戴一个贤人和乙民族通过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制度选举一个能人掌握制度，你能说乙民族崇拜的是能人吗？
我觉得不能，道理比较简单，这个比喻当甲民族的贤人上台的确是这个民族的价值偏好，乙民族的人才上台很难说反映是价值偏好。
所以我觉得有人谈论政治文化，有人重视民本、民主区别。
有人说林肯说"民有、民治、民享"等等是民本思想，唐太宗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民本思想，以前说民主比民本先进，现在很多人说民主比较虚伪，民本是好的。
谁好谁坏我们姑且不论，但是我们要说林肯说的这个话你可以说的确是代表美国人价值偏好，因为林肯说的这个话是对全体美国人说的，而且美国人正是因为认同这个东西才把权力交给他了，可是唐太宗是在宫廷里面说的，没有几个人听得到，唐太宗在位不在位和在位多长时间没有关系，不讲这个话的人照样当皇帝，也不一定更短，讲这个话的人不见得都当皇帝。
因此可以说，唐太宗和林肯他们的思想有很大不同，可是很难说这两种不同是所谓文化的不同，除非唐太宗和林肯分别用这两句话做竞选纲领，而且竞选获得大多数的认同，这是文化的差异了。
否则难以这样说。
很多事情都是文化和制度色彩，我们一定要把这两者分开来。
我们经常说不能允许把西方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我觉得这句话没有错，我也理解。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的精髓在于不能强加。
在这句话引申的道理我们不能允许一些人即使是中国人他们也不能把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强加于自己的同胞，我觉得这个与文化没有关系，这不仅是每个文化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消除文明冲突、实现人类共享多元文化的一种前提。
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好的或者不好的制度，但是我觉得你很难说有好的或者不好的文化。
正如我们不能说有好的或者不好的民族一样的。
文化如果是有民族性，那么民族无优劣的，文化也应该是无优劣的。
但是显然制度是有优劣的。
制度有优劣我们就说又所谓"进步"与"落后"的区别。
可是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这个进步和落后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落后的东西怎样变成进步呢？
大家知道以前我们往往说我们持有一种"经济决定论"，生产力发展就会推动文化都会进步，而且我们说这个里面有共同规律，我们掌握了共同规律我们就能够预测未来。
由于我能够预测未来你不能够预测，我似乎有理由来教诲你甚至强制你，因为我懂得历史的规律你不懂得我就有了这样一种能力。
现在，强调文化多元了，现在大家知道不光是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对进步的怀疑。
老实说我觉得这样的怀疑主要是从西方发展来的，大家知道十九世纪的世界由于文明科学进步，人们对进步有乐观态度，人们认为明天比今天更好，人们崇尚新的就是美的，但是二十世纪以后两次世界大战看到认为最先进的体制尤其苏联的体制后来发现了问题，以后人们对进步越来越持有怀疑观，经济上是"罗马俱乐部"认为增长是有局限的，文化上有所谓多元就是美，现在甚至世界潮流发生了大的变化。
以前人们说新的是好的，现在人们说多样是好的。
文化多样性本身成为了一种好象是值得追求的价值。
联合国有一年提出一个"文化多样性"年，提出一个口号"一个世界、多种声音、多种文化"。
而且现在大家知道现在西方的先进分子，就是对他们的主流持批判态度的人我们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人、称之为批判思潮的人（英文、人名）等等他们对西方主流制度的批判也比较厉害但是现在的批判和马克思时代批评很大不同。
马克思时候说这样的制度不好我们有更好的制度，我们有一种尽善尽美的东西可以取代你，现在这些人他们说现在不好，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现在搞的很单调，现在不好不是因为我能够创造一种更好的东西，而是现在文化变得越来越一元，现在这种体制最糟糕的地方是造成人的一元化、一维化。
也就是说只要是多元那就是好的，变成这样一种想法了。
我觉得这种想法本身对进步尤其是作为一种所谓规律的进步本身提出了一个质疑，但是我要说，如果不是把它叫做客观规律而是把它叫做一种价值判断，我觉得进步与否我们还是可以讲的。
比如有两种东西、两种现象，一种比较好一种比较糟，我们就说前一种现象是进步的，后一种现象是落后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前一种现象是善的后一种是恶的。
但是我们讲进步的时候，我们讲进步更多的是一种价值判断，就是说什么是可取的，什么是不可取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把这两种东西在时间序列上给予一种先后安排我，觉得这就成了一个我们恐怕得想一下的问题了。
比如说我并不喜欢吃西餐，但是如果有人要主张查禁西餐（比如麦当劳）我是反对的。
我并不认为西餐比中餐更加进步，显然要认为人们有饮食自由比对饮食实行专制进步，我并不认为满族人剃头留发不好，但是清朝的禁令也不行，他们捍卫的不仅仅是头发也是自由。
我也可以说贤人比如孟子是一个鼓吹信善的，如果要选举我可能投他一票，但是我们有一位学者说我们现在不能搞民主，但是我们可以搞仁政。
这个说法言下之意就是搞了仁政不能搞民主，搞了民主不能搞仁政。
像孟子上台只有剥削大家的选择权才可以上台，实际上这个意思是中国只要有自由就抛弃儒家，只要有民主就会把贤人抛弃而选择暴君心态，可是这种人居然宣称是弘扬中国文化、弘扬儒家，我觉得这个恐怕是国人的悲哀也是儒门的悲哀了。
大家知道以前我们是持一种普世性历史决定论，大致是说人类不分民族都会走向一条共同道路，所谓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据说不管那个民族都遵循这样的客观规律在进化。
我们现在很多人是要否定这样的说法了，但是他们实际上制造了另外一种规律，就是说每个民族有一种文化，这个文化就像一种遗传基因，这就决定每个民族有独特的路径，这样的路径是先定的是命定的，这样的说法和我刚才说的普世性说法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假定有一种东西它在过去就决定了我们的现在，在现在又决定了我们的未来，这种东西就决定什么东西是适合于我们的？
什么东西是不适合于我们的？
这种东西在我刚才讲的所谓的客观规律的说法逐渐人们谈的少了的，这样说法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到现在我们张口闭口说什么什么东西是西方的，什么什么东西是我们东方的，或者是中国的。
这些问题其实背后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历史的过程，我们能不能这样问为什么？
能不能建立因果解释？
大家知道在历史学上一直有争议。
大家知道在历史学家中有一些人持一种最悲观的观点他们认为历史不仅无法解释"所以然"，甚至无法说清楚"其然"。
连历史的真实你都难以把握，因为每个人有偏见，他们的认识不同，他们说每一个人都不是认识历史的全部，我们认识历史本身有困难，我们要说明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几乎不可能。
最极端的说法历史和艺术没有什么区别，历史学家是一个说故事的人。
最乐观的说法是说历史不仅能够叙述而且据说还可以科学地解释。
我们不仅能够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还能够证明其由于某种原因必然会发生什么。
逻辑上这样外推，可以预言未来会发生什么或者不会必发生什么？
老实说我们过去和现在发生很多的变化这一点却没有怎么变。
我们过去我们预言全世界的人们会走向一个方向我们现在预言全世界的人们不会走向一个方向，他们永远有区别。
但是我觉得这种最悲观的说法和最乐观的说法都有很大问题。
从最悲观的说法来说，我觉得显然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不敢说我们完全可以摆脱偏见但是我们可以做到尽量追求客观叙述，尽量避免不负责任的编故事，这两种不可回避。
也就是说我们不敢说那个人是百分之百的客观，但是我们应该说严肃的历史学家应该追求尽可能的客观，如果这样的追求你都说没有意义，的确一个历史学家和一个编故事的人没有区别了。
尽量追求客观叙述不可能做到完全"还原客观"，但是至少使我们不断逼近客观，因此历史是可以说清楚的，也就是说历史是可以叙述的。
历史可不可以解释呢？
我们在历史叙述中可以建立一套因果关系吗？
"由于有什么所以产生什么"？
我们能这样讲历史吗？
我觉得应该说是可以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例子的确表明很多现象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是有源头的，这个演变的过程有很多的因果关系起作用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谈论历史的因果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强调一定就是历史的过程是人完全的，因此和一个单纯的物理过程不一样。
比如我们讲牛顿定律、真空中一个物体的下落必然要遵从重力加速度。
这样的东西是必然的，的确给定条件下一个物理过程不会有意外的。
但是人为事情你就很难说了。
历史的主题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而不是没有意志的物理变量，因此历史当中的因果关系就不同于物理过程当中的因果关系了。
从理论来说，我们在历史过程当中如果要讲因果关系，由于有了什么结果就有了什么。
我们讲的是一种可能性哪怕这样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你很难说是必然性。
我们可以说一种事情的发生很可能导致某种结果，但是你很难说必然会导致某种结果，尽管这样的可能性也许非常大。
比如概率的角度可能概率达到99%但是你仍然很难说这是必然的。
也就是说，历史过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因果链条，由A导致B、由B导致C、由C导致D，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因果链条不是必然性因果而是概率性因果，其中每一各环节概率不是百分之百只能说很有可能。
如果我们承认历史因果的概率性我们就可以推论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那就是：
任何小于1的因果他的无限多次相乘总的乘积都是趋近于0，这个应该是有中学水平的都应该明白的一个基本道理。
0.5×0.5=0.25，继续乘下去越来越小最后趋近于0，总的乘积是所有事件构成的长时段历史过程因果链条的总概率。
这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如果一个事件A导致事件B，我们说很有可能他的概率是80%，由事件B导致事件C我们说很有可能他的概率是80%。
那么由事件A最终导致事件C的概率是多少？
它的概率是64%，那么由这个C导致事件D、E、F、G等等，从A算起总概率越来越小，绝不可能不变或者越来越大。
我们从一个长时段无限连接的因果链条来看，它的总概率总是趋近于零的。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所以我觉得"长时段"的史观，就是用一个我们知道法国布罗代尔有一句名言，现代法国很多的事情我们预期从拿坡仑时代寻找原因不如从密离纽斯山原始人中寻找原因更加深刻。
我不太相信这样的说法，我觉得这样的"深刻"是把人弄糊涂了。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相信美国左派思想家悉尼.胡可的名言他说原因是原因，原因不是原因的原因，原因的原因的原因不是原因。
我觉得这是研究历史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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