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岭南区域史研究30年回顾概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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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岭南区域史研究30年回顾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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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岭南区域史研究30年回顾概要

2012-0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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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亦称岭表、岭外，指五岭以南地区，包括今广东、广西、海南及港澳地区。

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岭南成为一个以五岭为屏障的相对封闭的自然地...

       岭南亦称岭表、岭外，指五岭以南地区，包括今广东、广西、海南及港澳地区。

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岭南成为一个以五岭为屏障的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单位，由此决定了这片地域的居民独特的生活、生产方式，以及岭南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独特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并进行岭南区域史的研究，现对30年来有关岭南区域史的研究作一总结，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

       一、岭南政治

   传说，原始社会后期，尧、舜曾巡狩至岭南；夏、商、周时期，岭南与中原王朝也有政治、经济的联系；但岭南真正纳入中原王朝版图，是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统一岭南开始的。

秦统一岭南，建立郡县，委官治理，标志着岭南历史发展的新开端，意义重大，故自明清以来一直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

这场战争开始于何年？

学术界有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说、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说、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说及秦始皇二十九（前218年）说几种观点。

张荣芳、黄淼章著《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主张二十九年说，以《淮南子·人间训》有秦军入岭南“三年不解甲弛弩”的记载，由始皇三十三年上推三年，应为始皇三十年；但《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记载此年“无事”，因而推断为二十九年。

       秦统一岭南动用了多少兵力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传统看法是依据《淮南子·人间训》的记载，认为是50万。

何维鼎《秦统一岭南投放了多少兵力？

》（《华南师范学院学报》l982年第2期，）认为，秦不可能以50万兵力统一岭南，顶多只有8—10万。

张荣芳、黄淼章著《南越国史》认为50万是不容置疑的。

讨论同一问题的还有文锡进《关于秦统一岭南的战争问题》（《中山大学学报》l986年第2期）、何清谷《试论秦对岭南的统一与开发》（《人文杂志》l986年第l期）、钱宗范《秦汉统一岭南和桂林建城年代研究》（《社会科学家》1999年第6期）。

黄明磊《秦征岭南考》（《岭南文史》2009年第2期）认为有关秦统一岭南的战争，是一场以讹传讹、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的战争。

       除了秦统一岭南外，其他朝代统一岭南，也有学者加以研究。

谢仰虞有《隋统一岭南年****辨》（《岭南文史》l985年第l期）。

顾吉辰《论宋太祖统一岭南》（《广东社会科学》l990年第2期）、章深《宋朝统一岭南的战争——兼论古代“合纵连横”传统的湮没》（《学术研究》2007年第l0期）探讨了宋太祖用兵岭南的目的以及宋朝对岭南的治理。

关汉华《论朱元璋统一岭南》（《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对朱元璋用兵岭南之原因及意义作了论述。

       古代历朝（或割据政权）在岭南地区推行的政策、制度、设置的官职，也是岭南区域史中较受关注，研究成果较多的课题。

王昭武《秦末岭南地区“和辑百越”政策述论》（《思想战线》1987年第6期）论述了秦末赵佗建立的南越国在岭南地区推行的“和辑百越”政策的意义。

吴永章有《孙吴与岭南关系述略》（《江海学刊》l988年第5期）。

汪廷奎《九品中正制对岭南文化的消极作用》（《广东史志》l992年第l期）认为，自西晋至隋，岭南亦行九品中正制，300年间，文化状况大不如之前的东汉、三国时期。

一些史料和人口统计资料的记载，会使人感到六朝时期岭南政区激增有滥置之嫌，黄金铸《论六朝岭南政区激增无滥置之嫌》（《学术研究》2000年第6期）对此作了辨析。

对唐朝在岭南的统治及实行过的“南选”制度、市舶制度及节度使制度也有相关论文，如陈谦《唐代岭南节度使建制考》（《岭南文史》l984年第2期）、冼剑民《岭南地区的封建化过程》（《学术研究》l987年第4期）、阳旭《试论唐朝对岭南的统治》（《山东师范大学学报》l996年增刊）、石坚平《明末清初岭南移民与广南阮氏政权关系初探》（《青海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张泽咸《唐代“南选”及其产生的社会前提》（《文史》l985年，总第22期）认为“南选”的设置主要是因为岭南等地区的落后、荒凉，中原汉族士人、官吏不愿意到这些地区来任职，故只得实行“南选”，选拔土著人士为官。

王承文《唐代“南选”与岭南溪洞豪族》（《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l期）在张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南选”实施的具体背景和直接原因、南选实施的范围及其对岭南溪洞社会的重大影响。

王川《论市舶太监在唐代岭南之产生》（《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论述了市舶使、市舶太监的出现及其产生于唐代岭南的原因。

       二、岭南经济与交通

       综合论述岭南区域经济的著作有引子月的《岭南经济史话》（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冼剑民《汉代岭南的商业萌芽》（《岭南文史》l988年第l期）、《秦汉岭南经济述评》（《学术研究》l989年第3期）考察了先进生产技术在岭南的传播、岭南农业区域的分布、农业技术的成果，认为秦汉时期是岭南经济发展的新起点。

郑超雄有《关于岭南冶铁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

杨盛让《秦汉时期岭南社会经济发展述略》（《求索》1998年第2期）认为秦汉时期，由于政治上大统一，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岭南的确立，大量汉人的南迁，民族融合的加强，岭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申家仁有《略论岭南移民及其对岭南陶瓷发展的推动力》（《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0年第l期）。

《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设“区域经济史研究”专栏，其中高凯《秦代谪戍岭南商人对中原商业经济意识的传播》认为秦代谪戍岭南商人的到来，不仅使岭南出现了商人这一新的社会阶层，而且也通过他们的商业活动，把中原地区自春秋、战国以来积淀下来的先进商业经济意识借助岭南“陆事寡水事众”和“以舟楫为食”的优势，得以在海内外发扬光大，并直接促进了汉初“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和发展。

岳庆平《汉代岭南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认为汉代岭南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体现在时间、农作物、农业生产技术以及特定地域范围等众多方面。

曲用心《东汉时期铁器在岭南地区的推广使用及其社会动因》（《广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l0期）认为东汉时期岭南铁器比西汉中晚期多，原因在于手工业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为交通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便利，地方官吏尤其是循吏的重农是重要的推动力，频繁的反叛与征讨是铁制兵器数量和比例增加的重要原因。

论述先秦、秦汉时期岭南经济的论文还有：

梁肇池《试论秦汉之际岭南经济文化与中原的关系》（《玉林师专学报》l984年第3期）、陈伟明《关于宋代岭南农业生产的若干问题：

与漆侠先生商榷》（《中国农史》l987年第4期）。

刘汉东《论秦汉时期西南地区与岭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往》（《文史杂志》2004年第2期）、向安强等《岭南史前稻作农耕文化述论》（《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彭长林《岭南稻作农业起源的反思》（《农业考古》2005年第l期）。

赵善德《论东周秦汉岭南的对外交往与商业意识》（《肇庆学院学报》2007年第l期）、李伯谦《关于岭南地区何时开始铸造青铜器的再讨论》（《考古》2008年第8期）。

       隋唐时期岭南区域经济。

沈明芳、陈伟明《唐代岭南地区的林业生态》（《广东史志》2000年第4期）考察了唐代岭南的生态环境、花草树木、林木的人工种植、林木的利用等问题，并作了总结。

朱立智《浅谈隋唐时期岭南的对外丝绸贸易》（《岭南文史》2001年第4期）考察了隋唐时期岭南的丝绸生产与贸易、交通路线的开拓、造船航海技术的提升与市舶制度的建立以及岭南丝绸贸易的贡献与影响。

王承文《论唐代岭南地区的金银生产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认为岭南地区是唐朝境内最重要的金银产地和来源地，并探讨了岭南作为唐朝最重要的金银来源地的形成、唐朝岭南金银生产对地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等问题。

       明清时期岭南区域经济。

王小荷《清代两广盐区私盐初探》（《历史档案》l986年第4期）对清代两广私盐的贩卖情况、从事贩私活动的人员、贩私活动与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联系和影响等问题作了探讨。

罗一星《清代前期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广东社会科学》l987年第4期）探讨了清代前期岭南区域内出现了两大中心市场（广州与佛山）并存局面的历史原因。

该作者《清代前期岭南市场的商品流通》（《学术研究》l991年第2期）对岭南市场的商品流通总额和商品结构、主要商品的运销等作了考察。

陈伟明《宋代岭南水利工程的类型与技术构成》（《广东史志》l989年第2期）论述了岭南山区水利事业开发的几种途径、水利工程的类型及其特点。

此外，还有黄启臣《明清时期两广的商业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黄国信《明清两广盐区的食盐专卖与盐商》（《盐业史研究》1999年第4期）。

       其他与岭南经济相关的文章还有：

王赛时《古代岭南酿酒史略》（《广东史志》l993年第2期）通过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按不同历史时期进行分述，勾勒出了古代岭南酿酒的大体脉络。

陈小波《岭南地区牛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学术论坛》l999年第4期）从考古学的角度，并结合文献史料，就牛的发现、分布、种类、来源、牛耕等问题，全面考察了岭南地区古代耕牛的发展状况。

白芳《莞香对岭南社会经济的影响》（《深圳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认为，莞香作为岭南地区向朝廷进献的珍贵贡品，历时千年而不衰，对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商业贸易、手工业制作以及经济作物的种植与栽培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论述岭南古代交通的成果有：

余天炽《秦汉时期岭南和岭北的交通举要》（《历史教学问题》l984年第3期）、邢丙彦《秦汉时期北方与岭南交通的发展变化》（《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陈伟明《宋代岭南交通路线考略》（《学术研究》l989年第3期）、梁国昭《五岭与古代交通》（《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第2期，华南师范大学杂志社1995年）。

区士麟、陈伟明《论自然因素与历史时期岭南交通路线的发展》（《广东史志视窗》2005年第3期）认为历史时期岭南地区交通事业的发展，既得利于自然因素，但又受到自然因素的制约，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限制了交通工具的改进与提高。

李庆新《从考古发现看秦汉六朝时期的岭南与南海交通》（《史学月刊》2006年第l0期）利用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两广地区、南海诸岛及越南等地相继发现的一批秦汉六朝时期的有关南海交通与海外贸易的遗址、遗物，论述了该时期岭南与南海的交通状况。

       三、岭南文化

       岭南古代文化是古代岭南区域史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个领域。

以下按“总一分”原则分别综述。

总论。

著作有邓端本等《岭南掌故》（广东旅游出版社1987年版）、陈乃刚编著的《岭南文化》（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李权时著《岭南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编纂的《岭南文化论集·岭峤春秋

（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l994年版）、《岭南文化论集·岭峤春秋

（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岭南文化论集·岭峤春秋（三）》（广东人民出社l996年版），张磊等撰《中华文化通志》第2典《地域文化·岭南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袁钟仁《岭南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

      论文有李权时《论岭南文化的历史地位：

兼评“广东无文化”说》（《广东社会科学》l994年第1期）、陈乃刚《海洋文化与岭南文化随笔》（《广西民族学院学报》l995年第4期）、吴唐生《岭南文化结构层次在地名中的反映》（《岭南文史》l996年第3期）、张镇洪《从考古发现看岭南文化源于西江》、邱立诚《从封开地区史前考古文化看广信作为岭南首府的历史背景》（两文均载《岭南文史》l996年第4期）、赵明等《秦汉时期南越国历史及岭南文化研究一瞥》（《历史教学》1996年第l2期）、黄静《浅论先秦时期岭南文化的特点》（《首都师范大学学报》l997年第1期）。

陈表文《元代岭南文化为何衰落——读屈大均（广东新语）》（《广西大学学报》l998年第6期）认为元代岭南文化衰落原因是元代岭南的文化人怀着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与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隐居山林，不应科举，不为官宦，著述散佚，以致学术不显。

此外，还有郑德华《试论岭南历史文化的开拓和保护》、黄明同《岭南文化的三次大兼容与三个发展高峰》（二文均载《学术研究》2000年第9期），梁凤莲《岭南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视界》（《暨南学报》2003年第5期）。

《岭南文史》2004年第3期开辟了一个“专题论坛”——“封开：

岭南文化发祥地论坛”，发表了黄伟宗《岭南文化发祥地——封开》、张镇洪《“封开人”——迄今岭南地区最早的人类化石》等一组共八篇文章。

韩强《岭南区域文化构成及特色》（《岭南文史》2007年第4期）分述了岭南各地区、各民系的文化（包括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桂系文化、海南文化等）及特色。

       近年来，有学者建议用“珠江文化”概念代替“岭南文化”一词。

这一倡议得到了响应。

于是一批论述“岭南文化”的论著即以“珠江文化”为目（题）。

如：

黄伟宗《珠江文化特质及其源流略论》（《岭南文史》l998年第2期）从“珠江文化”的界定和形成依据，珠江文化发展的五个时期，珠江文化的总体形象，多元性和兼容性溯源，敏感性和争先性之流，适应性和实效性的创造，民俗性和大众性的泛化等多个方面对珠江文化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其《珠江文化的始祖——舜帝》（《岭南文史》2002年第l期）认为黄河文化的始祖是黄帝，长江文化的始祖是炎帝，珠江文化的始祖是舜帝。

高惠冰《试论珠江文化的特色》（《岭南文史》2001年第l期）认为一珠江文化不仅具有江河文化的特色，而且具有海洋文化的特色。

司徒尚纪《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概念比较》（《岭南文史》2002年第l期）从文化概念出现的时间，文化涵盖地域范围，文化海洋性，文化的系统性，文化起源，地域文化之间等六个方面对两个概念作了比较，认为两个概念都使用已久，又各有优势，建议两概念宜视具体场合分别使用或混用。

       建筑文化。

建筑既是人类生活、活动的设施，又是人类精神及技术的体现，是文化的载体；透过历史时期的各类建筑，可以了解其时的文化。

著作有陈泽泓的《岭南建筑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陈泽泓对岭南古建筑还有系列研究成果：

《广东古塔与岭南文化》（《广东史志》1992年第4期）；《岭南名刹光孝寺——广东现存规模最大的寺院》（《广东史志》l994年第2期）；《秦汉时期的岭南建筑》（《广东史志》l996年第4期）通过有关文献记载、文物考古发现及地面遗存的综述，对秦汉时期岭南建筑的特点、发展原因以及在岭南建筑史上的地位作了探讨；《清前期的岭南建筑》（《学术研究》l998年第4期）认为清代康、雍、乾时期是岭南古代建筑取得灿烂成就的时期；《南汉兴王府建设及其在岭南建筑史上的地位》（《岭南文史》2001年第4期）认为五代南汉兴王府（广州）的建设，不仅在广州城建史上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岭南建筑史上亦有深远的影响。

相关成果还有：

孙叔彦《岭东古建筑明珠——揭阳孔庙》、程建军等《略论封开古建筑在岭南的地位》（二文均见《岭南文史》l994年第4期），胡继芳《试析岭南传统建筑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岭南文史》2006年第2期），朱培坤《岭南建筑民俗中的易学思想》（《民俗研究》2007年第3期），陈咏叔、翟辅东《岭南名园清晖园的历史演变与文化内涵》（《岭南文史》2008年第l期）等。

       宗教信仰。

专著有覃召文《岭南禅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蔡鸿生《清初岭南佛门事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程存洁《东汉末年岭南佛教史迹小考》（《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认为佛教最初并非如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岭南的，而是由陆路或是由江淮地区乘船传至岭南的。

王承文《六祖慧能早年与唐初岭南文化考论》（《中山大学学报》l998年第3期）通过对惠能早年事迹的考察，认为唐初岭南溪洞地区独特的宗法、社会和文化环境都曾对惠能早年成长及其南宗禅思想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还有周翠玲《从宗教到迷信——论岭南民间的信仰特质》（《广东社会科学》l999年第6期）、丁邦友《论元朝时期岭南的佛教及其与官僚士商的关系》（《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l期）。

郑晓红《岭南古代民间俗信的成因》（《广东史志》2002年第4期）对岭南古代民间俗信形成的渊源、地域特点进行考察。

何方耀、胡巧利有《岭南古代民问信仰初探》（《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邹振环《明清之际岭南的“教堂文化”及其影响》（《学术研究》2002年第ll期）揭示了岭南作为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要津，最先登陆的教堂不仅是一个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而且也成了明清之际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吴琦等《儒佛互补：

明清易代之际岭南人士的行为特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袁首仁《明清之交的岭南禅宗》（《岭南文史》2007年第3期）论述了明清之际岭南禅宗的复兴与高僧的弘法事迹，禅宗的弘传，禅宗发展的历史影响。

郑维宽《明清时期岭南三界神信仰考论》（《岭南文史》2008年第2期）认为从总体上看，明清时期广西、广东两省的三界神信仰明显呈现西强东弱的特点。

相关论文有曹旅宁《佛教与岭南》（《学术研究》l990年第5期）、黄柏权《岭南佛教传播的轨迹》（《学术研究》1997年第8期）、吴重庆《岭南地理与道教传播》（《学术研究》l998年第l期）。

       学术思想。

专著有李锦全等著《岭南思想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论文有：

关汉华、王燕军《陈澧与岭南文化》（《广东社会科学》l991年第6期）论述了陈澧（广东番禺人）多方面的学术成就及其教学实践对岭南文化发展的贡献。

陈英杰、李非庸《古封州——英才辈出，各领风骚》（《岭南文史》l996年第4期）认为古封州（今广东封开县）作为岭南开发较早的地方，人才辈出，学术氛围浓厚。

曾燕闻《岭南古代“文化世家”及其贡献》（《岭南文史》2000年第2期）认为在岭南文化发展史上，不少著名文人学者往往有着文化世家的背景。

“菊坡学派”是岭南学术流派的重要源头，它由南宋崔与之开创，李昴英振之及大兴，其影响及于近代岭南，张纹华《论“菊坡学派”》（《岭南文史》2009年第2期）对此问题作了探讨。

       文学语言艺术。

彭会资《论岭南民俗文化圈的古代文艺学》（《学术论坛》l997年第3期）论述了岭南民俗文化圈的特色、具有个性特征的岭南文论家的崛起等问题。

陈永正《岭南诗派略论》（《岭南文史》l999年第3期）认为，岭南诗派（也称“广东诗派”或“粤东诗派”）发轫于唐宋，历时六百余年而不衰；岭南诗派具有标举唐音、诗风雄直、地方色彩鲜明、富于革新精神、善于向民歌学习等特色。

罗康宁《粤语与岭南民俗艺术的精神传承》（《岭南文史》2009年第2期）把民俗与艺术结合起来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岭南民俗艺术的基本特征、独特风采、文化内涵等。

       科技。

骆腾有《从广州秦船台遗址看秦汉时期岭南船文化》（《岭南文史》l995年第l期）。

孙关龙《岭南古代科技初探》（《广东社会科学》l996年第2期）从农业、铸造业、纺织业、造船业、航海业、医学、海洋开发等领域对古代岭南科技进行了探索。

陈文有《岭南地区铸造古代铜鼓略考》（《社会科学家》2000年第l期）。

骆伟《岭南古籍印刷业概述》（《广东史志》2003年第4期）分始创期、发展期、鼎盛期分别作了考察与论述。

张涛光《论古代岭南地区科技的特色》（《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认为特色有四：

重实用轻理论、兼容并蓄、改进创新、精巧高效；指出这些特色是古代岭南的政治、经济、民俗、气候、山川地理等因素共同作用促成的。

       民俗。

叶春生有两部探讨岭南民间文化的专著：

《岭南风俗录》（广东旅游出版社1988年版）及《岭南民间文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季必平《宋代岭南风俗谈》（《广东史志》1988年第4期）论述了宋代岭南的饮食、服饰、婚姻、丧葬、民间信仰及其成因。

此外，还有刘道超《岭南古代食俗之特点探析》（《社会科学家》1991年第2期）、李肖《论唐朝岭南的饮食文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l998年第5期）、叶春生《岭南民俗的嬗变与认同》（《广东民俗》l999年第3期）、萧亭《从岭南民俗文化的历史背景说到广东民性民风的特征》（《岭南文史》2000年第l期）、邹卫东《岭南食狗习俗》（《广东史志》2000年第l期）及《岭南食蛇习俗考》（《岭南文史》2000年第l期）、杨清平《试论六朝时期岭南儒释道“三教”对岭南地区葬俗的影响》（《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l期）、许桂香与司徒尚纪《岭南服饰变迁历史》（《岭南文史》2006年第3期）、关溪莹《论岭南民俗文化的特征与发展趋势》（《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3期）。

其他。

胡波《岭南墟市文化论纲》（《学术研究》l998年第l期）论述了墟市现象、结构、功能及其特征。

此外尚有孙关龙《岭南，中国和世界海洋文化的源地》（《学术研究》l999年第3期）、郑德华《试论岭南历史文化的开拓和保护》（《学术研究》2000年第9期）。

曾燕闻《明清时期的岭南书院及其对文化的贡献》（《广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考察了明清时期岭南书院的发展轨迹，论述了书院教学对岭南文化的贡献。

此外还有程潮《论岭南的汉化和儒化历程》（《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l期）、蓝武《五代十国时期岭南科举考试研究》（《社会科学家》2004年第5期）、谢崇安《岭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广西民族学院学报》l990年第l期）、李龙章《“楚国南界已过南岭”质疑——兼谈两广青铜文化的来源》（《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候月祥《宋代广东志书与岭南文化》（《广东史志》l995年第4期）。

       四、岭南民族

       民族源流。

杨豪《岭南民族源流考》（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论述了岭南的瑶、畲、蜒三支民族各自有其发育本源，又有彼此相连的民族亲缘，勾勒出了他们复杂、多彩的发展轨迹。

徐杰舜、韦小鹏《岭南民族源流研究述评》（《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对国内外学者有关岭南各民族族源的研究作了述评。

       民族政治与经济。

主要有张雄《从岭南“俚僚”的反抗斗争看唐朝晚期的民族政策》（《学术论坛》l984年第6期）、雷学华《试论唐代岭南民族政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l991年第2期）、杨东晨《论先秦至秦汉时期岭南的民族及其经济》（《深圳大学学报》l994年第4期）、刘运动《两汉王朝对南越的汉化政策》（《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l期）。

       民族文化。

陈伟明《古代岭南少数民族的牛文化》（《岭南文史》l996年第4期）认为在古代岭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演变发展过程中，牛文化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其《明清时期岭南少数民族的婚俗文化》（《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从宏观上对明清时期岭南各少数民族的婚俗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共性与特点进行了探讨。

许桂香、司徒尚纪《岭南少数民族服饰历史景观及其与地理环境关系初探》（《岭南文史》2007年第3期）认为在历史长河中，岭南少数民族服饰景观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质和风格，形成了各民族不尽相同的服饰风貌。

杨豪《有关秦汉赵佗族属与岭南三大民系形成发展举述》（《岭南文史》2008年第3期）。

此外，还有张永钊《从先秦考古发现看岭南诸越习俗》（《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6年第1期）、叶春生《岭南民俗与百越文化》（《广西民族研究》l992年第l期）、翁齐浩《南越族文身的文化生态学意义》（《岭南文史》l992年第3期）、白耀天（《年由火来——岭南古越人对时间的知觉方式》（《思想战线》l993年第5期）、徐亦亭《古代岭南西部民族文化交融初探》（《湖北民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