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所罗门ted演讲稿.docx

安德鲁所罗门ted演讲稿.docx

《安德鲁所罗门ted演讲稿.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安德鲁所罗门ted演讲稿.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安德鲁所罗门ted演讲稿

安德鲁所罗门ted演讲稿

安德鲁所罗门ted演讲稿为大家整理知名作家安德鲁所罗门的ted演讲稿，安德鲁所罗门有著名作品《忧郁》，在ted演讲中，他演讲题目是《你是那么不一样，但我依然爱你》，他说，真正的爱，应该是抛除了所有世俗的偏见，跨越地域的界限，直抵灵魂深处的包容与接纳

安德鲁所罗门ted演讲稿

就算抛开宗教信仰的因素，同性恋也是性滥交的代名词。

它是可悲的，次等的，一种现实的替代品，是人生中一段令人遗憾的旅程。

因此，同性恋不值得同情，也不值得治疗，因为只有少数人为此受难，同性恋只值得视为一种有害的疾病。

上述的话选自1966年发行的《时代》杂志，那时我只有三岁。

但是就在去年，美国总统站出来表示支持同性恋婚姻。

我的问题是，我们是如何实现这种态度的转变?

曾经的疾病是如何成为现在的一种身份认同?

当我差不多六岁的时候，我和妈妈还有弟弟去一家鞋店。

最后，当我们付款买鞋子的时候，售货员告诉我们每个人可以挑选一个气球带回家。

我的弟弟想要一个红色的气球，我想要粉色的气球，而我的母亲说她觉得我应该选一个蓝色的气球，但我说我想要的毫无疑问是粉色的气球。

她提醒我，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

其结果是，我现在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但我依旧是个同性恋者。

这既反应了母亲对孩子的影响，也反应了这其中的局限性。

当我很小的时候，母亲曾经说过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世界上其它一切感情都无法比拟的，只有当你拥有自己的孩子时，你才能体会到。

我小的时候，把母亲讲的关于抚育我和弟弟的这段话当成是世界上最高的称赞。

当我成为一个青少年的时候，我想我是同性恋，所以我可能不会有自己的家庭。

当母亲说那些话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很焦虑。

当我的事公之于众后，母亲还重提此事，我感到很恼火。

我说：

我是同性恋。

我不会走那条路。

我希望你不要再说那些话了。

大约二十年前，《纽约时报》主编让我写一篇关于聋人文化的文章。

我感到惊讶，我原以为耳聋就是一种疾病，那些可怜的人呀，他们什么都听不见，如果他们听不见，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走进了聋人世界，我去了聋人俱乐部观看了聋人的表演，我甚至去了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美国聋人小姐选秀赛，居然有人抱怨她们甜腻的南方手语口音。

随着越来越融入聋人世界，我开始相信耳聋是一种文化，并且聋人世界中的人也说，我们不是听力不健全，我们是一种文化。

这是可行的，这不是我的文化，我也没想冲过去加入这种文化，但我欣赏它是一种文化。

对其中的成员而言它的价值就如同拉美文化，同性恋文化或犹太文化它甚至可以和美国文化相媲美。

我朋友的朋友有个女儿，是个小矮人。

当她女儿出生的时候她突然发现她要面对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使我产生共鸣。

她当时面临的问题是该如何对待这个孩子?

她应该说你和其他人一样，只是矮了点儿?

还是去试图建立某种小矮人身份认同，加入美国小个子联盟开始了解矮人生活圈的那些事?

然后我突然想到大多数耳聋孩子的父母都是听力健全的，那些听力健全的父母总是试图去治愈他们的孩子。

那些聋人要差不多到青春期的时候才开始接触聋人群体，大多数同性恋者的父母是异性恋，那些异性恋父母常常希望他们的孩子表现得如他们认为的主流世界所期望的那样。

那些同性恋者不得不长大后才寻找身份认同。

再说说我的这个朋友面对这些关于她小矮人女儿身份认同的问题。

然后我想，又是这样一个认为自己正常的家庭有着一个特殊的孩子。

我想，事实上身份认同分为两种类型，有垂直身份认同。

从父母到孩子，代代相传。

也有像是种族，国际，语言，宗教。

你和你的父母，孩子拥有共同点，而有些身份较难识别，但并不需要尝试去改变。

你可以争辩说，在美国作为有色人种生存艰难，尽管我们现任的总统是有色人种。

确实，没人试图去保证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的孩子们生来就有着奶油色的皮肤和金黄的头发

还有一些身份认同是你从同龄人群中获得的，我称它们为水平身份认同。

因为和同伴一起活动，接触，是所谓的一种经验。

这些身份认同与你从父母处得来的不同，你需要通过接触同伴自己发掘这种身份认同，我指的是水平身份认同就是人们最希望去治愈的部分

我想要研究的是，这是怎样的过程，有着这些身份认同的人们是怎么和他们保持好的关系的。

1234全文查看

在我看来，有三种不同程度的接受。

这三种是，自我接受，家庭接纳，社会接纳。

它们并不一定同步发生，很多时候，这样的人很易怒。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父母并不爱他们。

真实的情况是，他的父母不接受他们最理想的爱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那种无条件的爱，但接受是需要时间的。

我认识的一个小矮人名叫克林顿布朗，他出生的时候就被诊断为畸形侏儒症。

他的残疾非常严重，他的父母被告知，他永久丧失行走能力和语言能力。

他也没有获取知识的能力，他甚至也不会认识他的父母。

医院给他父母的建议是把他留在医院，他可以在那里平静地离世。

他的母亲说，她不会这样做。

她把儿子带回了家，尽管她没有什么学历，也不是很富有，她还是找到了治疗畸形侏儒症全国最顶级的医生。

她让克林顿接受治疗，他的童年经历了30次重大外科手术，他一直待在医院里，而正是这些治疗过程让他现在有了行走的能力。

他在住院期间，医院请了家庭教师来指导他的功课。

他学习非常努力，因为他没有别的事可做。

最终，他达到了他家庭内任何成员都从未达到过的高度，他是家庭成员里第一个去上大学的人。

他住在学校宿舍，并且自己开车一辆为他身体状况特别制造的汽车。

他的母亲告诉我一个故事，他去了家附近的大学。

她说我看到了那部车，一眼就认出来是他的车子，停在一家酒吧的停车场，（笑声）我想了想，他们六英尺高，他三英尺高他们喝两瓶啤酒，在他那里就相当于四瓶啤酒。

她说，我知道我不能走进去打扰他，但我回家之后，给他发了八条短信。

她说，我想在他出生的时候，如果有人对我说，我未来的担心是他会和他大学友人酒后驾车。

我对她说，你觉得你做了什么帮他成为一个有魅力、成功、精彩的人吗?

她说，我做了什么?

我爱他，就这样克林顿一直都有这样的光芒，他的父亲和我很幸运，最早看见了他的光芒。

我要去引述1960年代另一家杂志刊载的话，这是1968年出版的大西洋月刊，美国的自由主义之声，作者是知名的生物伦理学专家。

他说，对于遗弃唐氏综合症的婴孩，我们不必感到内疚。

无论是将其送到疗养院去，或者用更负责也更致命的方式。

这很可悲，也很可怕，但不需要有罪恶感。

真正有内疚只源于侵犯人，而唐氏综合症患者不是人。

关于同性恋者处境的大幅度进步，已经有很多文章就此发表观点。

每天都有头条报导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已有所转变。

但我们遗忘了过去是怎么看待不同于大众的人，忘了过去是怎么看待残障人士的，忘了我们曾经多么不人道，在那些方面的改变几乎同样激进，我们却未给予更多的重视。

我采访过罗巴兹家族的汤姆和凯伦夫妇，他们当年是年轻有为的纽约人。

在得知他们第一个孩子患有唐氏综合征时大为惊讶，他们认为儿子并未得到应有的教育。

于是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小型教育机构。

两间教室里，他们开始和其他的父母一起教育唐氏综合症儿童。

多年后，该机构发展为库克中心，现在有成千上万的智障儿童在这里接受教育。

自从大西洋月刊刊载了那片文章以来，唐氏综合征患者的寿命增加了两倍。

唐氏综合征的人，有些是演员，有些是作家，有些在成年后能完全独立生活。

罗巴兹夫妇的贡献很大，我问他们：

你们会遗憾吗?

你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没有唐氏综合征吗?

是否希望从未听说过这种病症?

有趣的是这位父亲说，嗯，从我们的儿子大卫角度来看，我感到遗憾，因为对于大卫来说，这个世界里唐氏患儿的路走得非常艰辛，我想要给大卫更轻松的生活。

但我认为，如果世界上不再有唐氏症患儿，会是很大的损失。

1234全文查看

凯伦罗巴兹说：

我同意汤姆的看法。

为了让大卫活得更自在，我会想瞬间治愈他的唐氏综合症。

但对我来说，23年前他刚出生时，我绝不相信我能走到今天。

这一步对我来说，他的病让我成为更好，更善良的人，让我的人生更有意义。

对我来说，这样的经验是世界上任何其他东西都换不来的。

现代社会对这样那样的病症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

然而，此时此刻我们治愈这些病症的能力也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现在美国新生的耳聋婴儿都会接受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将人工耳蜗植入大脑并连上接收器。

通过接收信号，这让他们具有听说的能力。

有一种叫BMN-111的化合物，经老鼠实验在抑制软骨发育不全基因方面非常有效。

软骨发育不全是侏儒症最常见的表现形式。

有软骨发育不全基因的小鼠摄取BMN-11以后可以生长到正常体型，临床试验指日可待。

通过血液检测唐氏综合症的技术也在进步，可以在怀孕早期更明确地检测出唐氏综合症，使它更容易尽早终止唐氏综合症胎儿妊娠。

我们的社会进步了，医学也发展了。

我认同这两方面的进步，我相信社会的进步精彩且有意义。

我认为医学的进步也是如此，但我认为两者互不理解着实可悲。

当我看到他们交汇的方式像我刚才描述的三个病例。

我有时觉得这就像那些悲壮的歌剧，当英雄意识到他爱上女主角的时候，就是女主角躺在长沙发上奄奄一息。

我们要全盘考量对于治愈的态度，父母常常面对的问题是孩子在哪些方面值得肯定，哪些方面需要治愈?

有名的自闭症专家，吉姆辛克莱说，当父母说我希望我的孩子没有自闭症，他们真正的意思是我希望我的孩子并不存在，而希望有一个没有自闭症的孩子。

听仔细了，当你们抱怨我们的存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个意思。

你们祈祷奇迹出现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你们衷心希望总有一天我们将不复存在和我们长着相同面孔的陌生人将会取代我们，得到你们所有的爱。

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观点，但它指出了一个现实，人们有自己的生活他们不想要被治愈或改变或消灭。

他们希望，不管是谁，都能保有与生俱来的天性。

为了这个项目，我采访了迪伦科莱柏德的家庭。

迪伦柯莱柏德是哥伦拜恩校园惨案的罪犯之一，我花了很长的时间说服他们跟我对话。

他们同意了，有太多的故事一开口就无法停下来。

我第一次和他们共度周末，后来还有许多次。

我录了20多个小时的谈话内容。

到了周日晚上，大家都精疲力竭。

我们坐在厨房里，苏在做晚饭，我说，如果现在，迪伦还在这里，你们想要问他些什么?

他的父亲说，当然我想问问他究竟为什么这样做。

苏望着地板，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说，我会请他原谅我不是合格的好母亲，从来不知道他的脑袋里想的是些什么。

几年后，我再度与她吃晚餐。

那是我们曾经许多共同的晚餐之一。

她说，你知道，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曾经希望我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孩子。

如果我没有到俄亥俄州立大学，没遇见汤姆，这个孩子就不会存在，这可怕的惨案就不会发生。

但我觉得我太爱孩子们了，我不愿想象没有他们的生活。

我承认他们对其他人造成的痛苦是不可饶恕的，但我能宽恕他们对我造成的痛苦。

她说所以虽然我承认，如果迪伦未曾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世界会更美好。

但我认为那样对我并非更有好处。

1234全文查看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家庭有这么多子女教育的问题。

这些问题又是他们常常不惜代价去避免的。

但她们都发现养儿育女的经验很有意义，然后我想，我们这些有孩子的人，不管孩子如何，我们都疼爱无比。

如果带着光环的天使突然从客厅天花板降落，提议要带走我的孩子还给我一个更好的孩子，更有礼貌，风趣，友善，聪明。

我会紧抓住我自己的孩子，祈祷残忍的事情不要发生，我最终明白就如同我们在火焰中测试防火睡衣，以确保孩子手伸到炉子上时不会着火。

这些处理特殊情况的家庭的故事反映了普世的育儿经验，有时候你看着孩子，心里想你从哪里来?

尽管他们各自面对不同的境况，只有一些家庭有精神分裂症患者，只有一些家庭的孩子做了变性手术，只有一些家庭出现神童。

在许多方面也面临着相似的挑战，每个类别也仅有一些家庭。

但如果你开始思考那些处理家人间分歧的经验是出现在每个人生活中的，然后你发现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讽刺的是，事实证明，正是我们的不同和我们协商彼此的不同将我们连结起来。

当我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决定要孩子。

很多人对此感到惊奇你怎么能做出要孩子的决定?

当你的研究是关于不如意的，且只进行到一半?

我说，我研究的不是那些不如意，我研究的是，有多少爱可以给予，甚至当一切似乎都是个错误的情况下。

我想起我见过的一个残疾孩子的母亲，这个有严重残疾的孩子因为照料不周而去世。

当他的骨灰被安葬的时候，他的母亲说我在这里祈祷宽恕，我失去了两个，一个是我想要的孩子，一个是我所爱着的儿子。

我以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爱任何孩子，如果他们有能力就会这样做。

我的丈夫是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这两个孩子的母亲是他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女同性恋朋友。

我大学时期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她离了婚却也想要孩子，所以我和她生了一个女儿。

母亲和女儿居住在德克萨斯州，我丈夫和我有个儿子，和我们一起生活。

我是他的生父，为我们代孕的女士是劳拉。

她是明尼阿波利斯市奥利弗和露西的女同性恋母亲。

五位父母，生了四个孩子，生活在三个不同的州。

当然有些人会认为，这样的家庭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破坏或削弱甚至损害了他们的家庭。

也有些人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不应该被允许存在，我不接受消减中的爱，只求递增的爱。

同时我也相信，我们需要物种的多样性来确保地球可以延续下去。

因此，我们需要这种多样化的感情和家庭来强化仁慈的生物圈。

在我们儿子出生后的第二天，儿科医生走进病房说她很担心他没有适当地伸展他的双腿。

她说这可能意味着他有脑损伤。

当他伸腿时，又很不对称她以为这可能意味着有某种类型的肿瘤。

他的头非常大，她认为这可能意味着他有脑积水。

当她告诉我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身体要倒下去似的。

我想，我花很多年写的书关于人们养育残疾子女的经验给他们带来了怎样的意义，但我还是不想加入他们。

我想到的是疾病就像所有的父母那样，从孩子出生那刻起我想要我的孩子健康，同时我也想自己远离疾病，我的工作经验让我得知，如果经过哪些检查，发现他有什么问题那将永久成为他的特性。

如果这是他的特性，也将会是我的特性。

这将不同于病症最初呈现的那样。

我们带他做核磁共振，带他做计算机化X射线轴向分层造影，我们带着这个出生仅一天的孩子做动脉抽血，我们感到无助。

五个小时后，医生们说他的大脑完全没问题，也可以完全正常伸展他的双腿。

当我问儿科医生这是怎么回事，她说，她觉得早上他可能抽筋了。

我认为我的母亲是正确的，我以为你对自己孩子的爱是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感觉的。

直到你有孩子，你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想是孩子让我认为自己不是个称职的父亲，但我不确定自己会注意到。

要不是我做了这么繁复的研究项目，我遇到了太多奇怪的爱，然后我很自然地陷入其迷人的模式，我看到光彩如何照亮最不幸的脆弱之处。

在这10年期间，我曾目睹和了解到那些难以承受的责任，我也看到了它如何克服一切苦难。

我曾经有时会想，我正在采访的父母是傻瓜，让自己踏上给不知感恩的孩子们一生为奴的旅程，试图从痛苦中获得身份认同。

我意识到，从研究开始那天起，我已建造了一块踏板，随时准备着与他们同舟共济。

安德鲁所罗门简介：

安德鲁所罗门，美国知名作家，他所写的《忧郁》曾荣获2001年美国国家图书奖、亚马逊网上书店最佳书籍奖。

除此之外，他曾花了近10年时间做了一个社会学研究，关于家庭和社会如何接纳与众不同的孩子。

与众不同，主要是指身体残疾、疾病、性取向等方面的与众不同（可能是神童，同性恋者，残疾人或罪犯）。

安德鲁所罗门ted演讲稿相关推荐：

ted演讲稿大全

1234全文查看

安德鲁所罗门d演讲稿为大家整理知名作家安德鲁所罗门的d演讲稿，安德鲁所罗门有著名作品《忧郁》，在d演讲中，他演讲题目是《你是那么不一样，但我依然爱你》，他说，真正的爱，应该是抛除了所有世俗的偏见，跨越地域的界限，直抵灵魂深处的包容与接纳

安德鲁所罗门d演讲稿

就算抛开宗教信仰的因素，同性恋也是性滥交的代名词。

它是可悲的，次等的，一种现实的替代品，是人生中一段令人遗憾的旅程。

因此，同性恋不值得同情，也不值得治疗，因为只有少数人为此受难，同性恋只值得视为一种有害的疾病。

上述的话选自1966年发行的《时代》杂志，那时我只有三岁。

但是就在去年，美国总统站出来表示支持同性恋婚姻。

我的问题是，我们是如何实现这种态度的转变?

曾经的疾病是如何成为现在的一种身份认同?

当我差不多六岁的时候，我和妈妈还有弟弟去一家鞋店。

最后，当我们付款买鞋子的时候，售货员告诉我们每个人可以挑选一个气球带回家。

我的弟弟想要一个红色的气球，我想要粉色的气球，而我的母亲说她觉得我应该选一个蓝色的气球，但我说我想要的毫无疑问是粉色的气球。

她提醒我，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

其结果是，我现在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但我依旧是个同性恋者。

这既反应了母亲对孩子的影响，也反应了这其中的局限性。

当我很小的时候，母亲曾经说过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世界上其它一切感情都无法比拟的，只有当你拥有自己的孩子时，你才能体会到。

我小的时候，把母亲讲的关于抚育我和弟弟的这段话当成是世界上最高的称赞。

当我成为一个青少年的时候，我想我是同性恋，所以我可能不会有自己的家庭。

当母亲说那些话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很焦虑。

当我的事公之于众后，母亲还重提此事，我感到很恼火。

我说：

我是同性恋。

我不会走那条路。

我希望你不要再说那些话了。

大约二十年前，《纽约时报》主编让我写一篇关于聋人文化的文章。

我感到惊讶，我原以为耳聋就是一种疾病，那些可怜的人呀，他们什么都听不见，如果他们听不见，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走进了聋人世界，我去了聋人俱乐部观看了聋人的表演，我甚至去了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美国聋人小姐选秀赛，居然有人抱怨她们甜腻的南方手语口音。

随着越来越融入聋人世界，我开始相信耳聋是一种文化，并且聋人世界中的人也说，我们不是听力不健全，我们是一种文化。

这是可行的，这不是我的文化，我也没想冲过去加入这种文化，但我欣赏它是一种文化。

对其中的成员而言它的价值就如同拉美文化，同性恋文化或犹太文化它甚至可以和美国文化相媲美。

我朋友的朋友有个女儿，是个小矮人。

当她女儿出生的时候她突然发现她要面对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使我产生共鸣。

她当时面临的问题是&mdsh;&mdsh;该如何对待这个孩子?

她应该说你和其他人一样，只是矮了点儿?

还是去试图建立某种小矮人身份认同，加入美国小个子联盟开始了解矮人生活圈的那些事?

然后我突然想到大多数耳聋孩子的父母都是听力健全的，那些听力健全的父母总是试图去治愈他们的孩子。

那些聋人要差不多到青春期的时候才开始接触聋人群体，大多数同性恋者的父母是异性恋，那些异性恋父母常常希望他们的孩子表现得如他们认为的主流世界所期望的那样。

那些同性恋者不得不长大后才寻找身份认同。

再说说我的这个朋友面对这些关于她小矮人女儿身份认同的问题。

然后我想，又是这样一个认为自己正常的家庭有着一个特殊的孩子。

我想，事实上身份认同分为两种类型，有垂直身份认同。

从父母到孩子，代代相传。

也有像是种族，国际，语言，宗教。

你和你的父母，孩子拥有共同点，而有些身份较难识别，但并不需要尝试去改变。

你可以争辩说，在美国作为有色人种生存艰难，尽管我们现任的总统是有色人种。

确实，没人试图去保证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的孩子们生来就有着奶油色的皮肤和金黄的头发

还有一些身份认同是你从同龄人群中获得的，我称它们为水平身份认同。

因为和同伴一起活动，接触，是所谓的一种经验。

这些身份认同与你从父母处得来的不同，你需要通过接触同伴自己发掘这种身份认同，我指的是水平身份认同就是人们最希望去治愈的部分

我想要研究的是，这是怎样的过程，有着这些身份认同的人们是怎么和他们保持好的关系的。

在我看来，有三种不同程度的接受。

这三种是，自我接受，家庭接纳，社会接纳。

它们并不一定同步发生，很多时候，这样的人很易怒。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父母并不爱他们。

真实的情况是，他的父母不接受他们最理想的爱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那种无条件的爱，但接受是需要时间的。

我认识的一个小矮人名叫克林顿布朗，他出生的时候就被诊断为畸形侏儒症。

他的残疾非常严重，他的父母被告知，他永久丧失行走能力和语言能力。

他也没有获取知识的能力，他甚至也不会认识他的父母。

医院给他父母的建议是把他留在医院，他可以在那里平静地离世。

他的母亲说，她不会这样做。

她把儿子带回了家，尽管她没有什么学历，也不是很富有，她还是找到了治疗畸形侏儒症全国最顶级的医生。

她让克林顿接受治疗，他的童年经历了30次重大外科手术，他一直待在医院里，而正是这些治疗过程让他现在有了行走的能力。

他在住院期间，医院请了家庭教师来指导他的功课。

他学习非常努力，因为他没有别的事可做。

最终，他达到了他家庭内任何成员都从未达到过的高度，他是家庭成员里第一个去上大学的人。

他住在学校宿舍，并且自己开车&mdsh;一辆为他身体状况特别制造的汽车。

他的母亲告诉我一个故事，他去了家附近的大学。

她说我看到了那部车，一眼就认出来是他的车子，停在一家酒吧的停车场，（笑声）我想了想，他们六英尺高，他三英尺高他们喝两瓶啤酒，在他那里就相当于四瓶啤酒。

她说，我知道我不能走进去打扰他，但我回家之后，给他发了八条短信。

她说，我想在他出生的时候，如果有人对我说，我未来的担心是他会和他大学友人酒后驾车。

我对她说，你觉得你做了什么帮他成为一个有魅力、成功、精彩的人吗?

她说，我做了什么?

我爱他，就这样克林顿一直都有这样的光芒，他的父亲和我很幸运，最早看见了他的光芒。

我要去引述1960年代另一家杂志刊载的话，这是1968年出版的大西洋月刊，美国的自由主义之声，作者是知名的生物伦理学专家。

他说，对于遗弃唐氏综合症的婴孩，我们不必感到内疚。

无论是将其送到疗养院去，或者用更负责也更致命的方式。

这很可悲，也很可怕，但不需要有罪恶感。

真正有内疚只源于侵犯人，而唐氏综合症患者不是人。

关于同性恋者处境的大幅度进步，已经有很多文章就此发表观点。

每天都有头条报导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已有所转变。

但我们遗忘了过去是怎么看待不同于大众的人，忘了过去是怎么看待残障人士的，忘了我们曾经多么不人道，在那些方面的改变几乎同样激进，我们却未给予更多的重视。

我采访过罗巴兹家族的汤姆和凯伦夫妇，他们当年是年轻有为的纽约人。

在得知他们第一个孩子患有唐氏综合征时大为惊讶，他们认为儿子并未得到应有的教育。

于是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小型教育机构。

两间教室里，他们开始和其他的父母一起教育唐氏综合症儿童。

多年后，该机构发展为库克中心，现在有成千上万的智障儿童在这里接受教育。

自从大西洋月刊刊载了那片文章以来，唐氏综合征患者的寿命增加了两倍。

唐氏综合征的人，有些是演员，有些是作家，有些在成年后能完全独立生活。

罗巴兹夫妇的贡献很大，我问他们：

你们会遗憾吗?

你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没有唐氏综合征吗?

是否希望从未听说过这种病症?

有趣的是这位父亲说，嗯，从我们的儿子大卫角度来看，我感到遗憾，因为对于大卫来说，这个世界里唐氏患儿的路走得非常艰辛，我想要给大卫更轻松的生活。

但我认为，如果世界上不再有唐氏症患儿，会是很大的损失。

凯伦罗巴兹说：

我同意汤姆的看法。

为了让大卫活得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