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舞蹈的文化记忆与功能转移的文化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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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舞蹈的文化记忆与功能转移的文化分析

族群舞蹈的文化记忆与功能转移的文化分析

　　摘要：

苗族“鼓舞”是黔东南部分苗族村寨举行祭祖、祈求、驱逐等仪式时的一种形式载体，由于它具有观赏性和娱乐性，民族文化旅游的经济活动中，“鼓舞”也开始变成一种文化资本和商业演出。

这种功能的转换从内部改变了“鼓舞”的文化性质。

在提倡文化发展和文化保护这两种现实的情况下，关注和理解民族文化事象的文化变迁是有意义的和必要的。

　　关键词：

苗族；“鼓舞”；文化功能；文化变迁；“除魅”

　　中图分类号：

J722.2.1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6959（2008）06-0102-04

　　苗族是以能歌善舞而著称于世。

舞蹈在苗族人的生活世界中占有特殊的文化地位。

在许多庆典性、通神性和祈告性的仪式活动中，仪式者身体性的进入场域和情绪性的渲染以及氛围性的营造，便是通过舞蹈而实现的。

作为一种强势的文化表达，舞蹈的形式和它给人带来的身体意义上的解放和愉悦，使得舞蹈本身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脱离场域的仪式文化语境，而成为自足自律的一种单纯娱乐功能而被人们沿袭和传承下来。

这种情况尤其是今天大搞民族文化旅游和文化产业的语境下，这种内在的变迁就更加明显了。

本文拟通过苗族鼓舞的个案例子来探讨这种有意味的文化变迁。

同时也想通过这个讨论来认知现代性对民间文化的影响与消解，当然它也可能对民间传统文化提供了某种生长契机。

　　苗族“鼓舞”是一种群众性的舞蹈活动，其特征是舞者伴随着击鼓的节奏而舞动身体，或者舞者身体的律动与击鼓的动作高度融合而成为一种舞姿。

舞者所击之鼓为木制，以牛革蒙于两端，置于架上敲击。

从时间上来推溯“鼓舞”，可以上推到蚩尤时代，距今大约也有四五千年的时间。

其时“鼓舞”在功能上可能同战争多有联系。

由于相关资料的缺乏，这里不去讨论。

从部落战争需要而产生的“鼓舞”到族群社区内部习得的“鼓舞”的演变情况也不太清楚。

但是，历史上有关苗人击鼓歌舞的文献记载，可见之于唐代的《朝野剑载》。

该书卷十四云：

“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埋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歌，亲戚饮宴成一月余日。

”

　　从这段资料中我们可以得知,“鼓舞”早在唐代已盛行于苗人民俗之中。

并且明显的它是发生于民间的习俗之中的，和战争无关。

从地域范围上来看，苗族“鼓舞”主要分布在贵州东南部清水江流域一带，以及湖南西部一带。

由于分布空间较为分散，各地“鼓舞”的形式和风格有差异。

贵州比较典型的“鼓舞”有黔东南清水江沿岸的台江、镇远等的“踩鼓舞”,“木鼓舞”；施秉，铜仁等县的“调鼓”等。

　　虽然不同地方的苗族“鼓舞”有形式和风格的差别，但从“鼓舞”的文化功能上来说，则大致上具有相同的功能范式。

如果细分的话，可以分殊出这样几种类型：

一、祭祀祖先，二、祈神禳灾，三、节日庆典，四、丰收庆典，五、家庭庆祝，六、休闲娱乐。

大致来说，这六种功用可以包容了所有的“鼓舞”形式。

这里，我想特别提出的是，这六大功能只是就苗族“鼓舞”的最直观和最表象的功能而言的。

换而言之，它们只是最表层的功能。

这是很直观的，它们同每场舞蹈发生时有种直接对应的关系。

即当一场具体的“鼓舞”开始表演时，参与者心中都清楚。

这一场舞蹈是为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而举行的。

比如说祭祖，酬神等什么的。

我们把这种功能称为社区语境中的社会服务功能。

　　当然在更深的层次上，苗族“鼓舞”还隐藏着一些比较隐蔽的，比较抽象的文化功能。

这些功能的意义更多的是落实在族群的心理层面上的。

在后面的文字中我们会对此有所讨论。

　　从整体的现象来说，在社会中发生的苗族“鼓舞”无疑是一场仪式的操作。

但仪式操作者们的身体语言的表述，却具有审美上的客观性。

这种肢体性的语言是如何产生的呢？

这涉及到“鼓舞”舞蹈本体（如果我们将它作为一种纯粹的舞蹈来看的话）的发生学探寻。

在黔东南的田野采访中，我们收集到两则有关“鼓舞”起源的传说。

　　这里转述如下：

　　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个多头的魔怪吞食小孩，糟蹋女人，搞得苗乡不得安宁。

勇敢的苗族青年亚雄率领大家跳下火坑，血战七天七夜，杀死魔怪。

全寨人围着篝火狂欢，庆祝胜利。

男人们剥下魔怪的皮，做成一面大鼓敲击。

从此每当人们喜庆、祭祀时，都要擂响大鼓，以震妖魔。

祈求幸福安康。

　　另一则传说是这样的：

　　很久很久以前，苗岭有一座寺庙，香火很旺盛，一天一群猴子到庙里偷吃贡果，无意间一只猴子碰响了大鼓。

鼓声一响众猴子吓得四处乱窜。

时间一长，多次碰鼓以后，猴子不再惊吓，反而觉得好玩，便在鼓上狂打起舞。

猴子击鼓，群猴随鼓而舞。

这事情碰巧被一个苗族后生看见了。

他也学猴子跳起舞来。

回到寨子后，后生把学到的鼓点和舞蹈教与其他后生。

从此“猴儿鼓”就一寨寨一代代的在苗乡流传开来了。

　　这两则关于“鼓舞”起源的传说透露出“鼓舞”的发生学上的文化意义。

不难看出，两种传说中都涉及到人和动物的关系。

在前一则传说中是魔怪，后一则中是猴子。

而初始开创击鼓的人是男性。

我们把这些传说中的这三个元素联系起来，可以作出这样意义的还原：

古代苗人为了去驱赶动物（或以动物象征物的凶邪）和娱乐而创造了“鼓舞”。

当然，我们作这样的意义还原是有人类学的根据的。

可以推想对于古代生活在南方崇山峻岭森林密布的苗人来说，野兽动物对他们是有一定威胁的。

发明“鼓舞”一方面确实是有驱赶动物的功能，另一方面也有激励人心鼓舞斗志的作用。

　　如此看来，关于“鼓舞”的起源至少有这样三种可能：

一是部落战争需要；二是祭祀活动；三是驱赶动物的仪式。

由于相关文献资料的缺乏，这里我们还不敢肯定三种之中哪一种是最原初性的。

不过，我们倾向于民间的口头传说中的起源是最原初性的。

当然，在历史的长河中“鼓舞”具有了越来越多的功能，在表演形式上也越来越丰富。

　　我们知道，苗族人在开始大迁徙之后，为了聚众和联络通信，鼓成为日常重要的器物。

苗族人在定居南方之后，也开始形成了以鼓为单位的社会组织。

一般来说是一个氏族为一个鼓单位，并且相对集中地聚居在某个地域范围之内，称为鼓社。

从此，苗人在祭祀自己祖先的大典中（即苗人的鼓藏节，或者吃鼓藏）就要举行一系列以鼓为中心的仪式活动。

　　职是之故，鼓在苗族的文化中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

自然“鼓舞”也成为苗族人民祭奠仪式以及苗族人民热爱的一种民间艺术和娱乐形式。

在苗族的节日和重大习俗活动中。

“鼓舞”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节日和内容。

例如普遍流行于黔东南的苗年和鼓藏节中，举寨的苗人围鼓而舞的场面成为最为壮观的节日景观。

　　这里，以反排木鼓舞为例，看一看它有哪些具体内容：

《反排木鼓舞》，苗语成为“助略”。

是台江县反排乡苗族鼓藏节祭祖时跳的一系列舞蹈。

作为一个仪式系列，开始在椎牛祭祖的“醒鼓”时跳木鼓舞，通过它把沉睡在鼓中的祖灵唤醒；然后，再在“招魂”仪式上跳踩鼓舞，召唤祖先魂魄回来过节；第三次在鼓藏头家举行“敬鼓”仪式上，众舞者和鼓灵一起跳木鼓舞，以获得祖先的认同和护佑；最后在“藏鼓”仪式上跳木鼓舞，与祖先之灵依依惜别，以舞送别。

据说，这四次舞蹈包括了不同的内容：

他们逐一地反映了，祖先模仿啄木鸟造木鼓；远古有五支祖宗；迁徙和撵山打猎生活；与另一支系同胞相伴同行；再跳啄木鸟舞等等缅怀祖先功绩的历史内容。

　　通过反排木鼓舞的案例，我们可以知道苗人举行“鼓舞”，实乃一种同祖先沟通的方式。

这才是“鼓舞”的深层的文化功能。

在气氛热烈而庄重，喜庆而凝重的舞蹈中，一个社区的苗人再度被唤醒起对祖先功德以及自己历史身世的文化记忆。

舞蹈迷氛中的族群通过这种身体性的意义表达而强化了族群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苗族“鼓舞”堪称是该族群用身体的编码而形成的一种文化记忆和叙事。

　　这种社区性的通过节日、祭祀性等特定时空搬迁的“鼓舞”在苗族地区已经沿袭很长时间，假如没有外界其他因素的影响，这种在特殊时空的搬演的舞蹈也一定会继续流传下去，并且保持着它那种神圣而单纯的功能。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最近二十年以来，随着外界影响对苗岭地区的渗透，特别是苗疆地区有些苗寨开始自觉地加入到旅游发展这个行业中来，使得当地苗族文化在同外来文化互动交往中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迁。

其中“鼓舞”的情况也是同样的。

这个原来在苗乡很单纯的文化思想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知道，这些年来黔东南的民族文化旅游是搞得很火热的。

通过政府和媒体的促进，黔东南苗族文化在外界的知名度越来越大。

黔东南的新兴旅游业，其依凭的有两大旅游资源，一是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另一是浓郁的民族文化。

旅游者慕名到黔东南旅游，基本上是冲着这两大特点去的，其中尤以领略民族风情为主。

　　而黔东南的少数民族村寨在开始尝试开展新兴的旅游服务产业时，所能利用的最好和最大的资本也就是自己乡土的地方物产和地方知识。

显然在今天这种条件下，民族文化这种地方性知识也成为一种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如果善于利用，它也必然会转换出客观的经济价值。

　　以苗族“鼓舞”为例，如果它的搬演只是某个苗人社区内部自己举行的一次祭祖仪式，那么这种仪式操作只是当地人的一种地方知识，但今天的情况是苗人村寨中的“鼓舞”已经不仅是为祭祖而搬演了。

更多的时候，它可能是为当地政府部门组织的某种活动而举行的，成为这次活动中的一个节目而已；或者是作为专为旅游团来参观而进行的一场演出表演。

可以看到，当“鼓舞”在这种新的条件下而举行时，它的文化功能在扩大，它的意义边界也在扩大。

从经济角度上来说，它可能成为了一种创造经济价值的活动；从文化的意义上，它通过向“他者”（旅游者等）的演出而传播了苗族的文化，同时，作为表演者的苗人也通过观者的反馈，比如说赞扬、欣赏等，而建立了一种对自身文化的一种新的认知和认同。

即通过“他者”的眼光而建构自己新的文化身份等等。

而这些新增加的功能和意义是以前没有的。

　　但是，随着这种新的语境的出现，苗族“鼓舞”的文化变迁也悄然而至了。

一种新的时空意义也许正在取代传统的时空意义，一种新的文化精神也许正在消解传统的文化精神。

这一切光从“鼓舞”本身的形式看还不是那么明显，但从这个文化现象上传达出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上看，这种变迁就十分明显了。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社区的仪式操作，无论是祭祖还是求神、驱逐等等什么的，它的举行一定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场域进行的，这个时空场域是一个意义场域。

从传统上说，它的特殊安排是为了赋予它一个神性。

而当人们仅仅把它当作是一个有观赏性的表演时，并且可以不受它原来的时间空间的阈限而随时启用时，那就在根本上对它“除魅”了。

这是根本性的变化。

这个变化如果很彻底的话，那么，“鼓舞”这个仪式在苗人社区中的整个文化构架中便开始一点点的变成具有某种异质性的文化事相，它原来所完全具足的自足性或曰主体性也便开始逐渐变成“他者性”和客体性。

也就是说，极端的情况下，它会变成一个纯粹工具性的东西，而这个工具性的东西之所以还有存在的价值是因为它还具有外部需要（旅游者观赏的需要等）的现实意义。

　　当苗族的“鼓舞”从过去的苗人社区内部自我的文化社会需要变成外部社会（政府或者旅游者）的需要时，这个变化不可谓不大。

当然现实的情况是，目前苗人社区的“鼓舞”实际上还承担着社区内部的文化需要，也就是人们还是继续通过它而向祖先以及他们信奉的神祗沟通。

而同时又让它成为一种可带来直接经济效益和工具效益的工具。

就目前的特殊情况而言，似乎两头都有所兼顾。

将来的情况会是如何，还很难预料。

只是从文化特质和文化自性的角度来看，一种文化的变迁和发展如果没有合理的保护机制，而是任由它被外境所转的话，那么，它丧失自己的特质的可能性就会很大。

　　今天，我们在谈文化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在大谈文化保护。

这两种诉求都是合理的，但是这两种情况确实又处处显示出一种紧张。

找到满足这两方面的一种平衡的机制已经近乎是刻不容缓了。

　　这篇文章从一个文化事象着手，探讨了它的文化变迁的性质。

当然，我们不是为了探讨而探讨，实际上，它可以延伸到新的领域，也就是说它可以成为思考文化发展与文化保护时的一种前沿的理论工作。

只有当弄清楚了一种文化事相变迁的内在原因和现象之后，才谈得上去开展新的工作。

　　（责任编辑：

石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