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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格经济大论战
第二章二十世纪兰格经济大论战的意义
20世纪20-40年代经济大论战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能否有效运行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讨论的结果表明中央计划经济并不是一种有效运行的经济体制，并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中央计划经济的失败，而中央计划经济的运行不良正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直接动因。
第一节经济大论战的背景
仅仅勾勒出了未来社会的基本轮廓，但对于未来社会的实际组织及运行却很少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憾。
在正统的社会主义者看来，价格、市场等范畴在未来社会中将不起作用，市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将被排除在未来的社会之外。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社会主义经济中没有市场的看法已黯然失色。
一方面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出现，提出了许多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观点，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欧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后，卡尔·考茨基等社会主义者开始进一步思考市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意义。
早在20世纪初，荷兰的皮尔逊指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与其它经济制度完全一样的价值问题，社会主义者所不得不完成的任务是去表明在缺乏价格体系的条件下如何决定不同商品的价值。
[1]哈耶克承认，皮尔逊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现代讨论做出了重大贡献。
考茨基在1922年的《劳动革命》一书中指出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废除货币。
他在书中写道：
“没有货币只有两种经济是可能的：
首先是已经提起过的一切原始经济。
调整到现代规模，这会意味着国家中的全部生产活动会形成一个单一的工厂，在一个中央控制之下，它会给每个企业指定其任务，收集全体人口的一切产品，并将生产资料指派每个企业，实物消费资料指派每个消费者。
这种状况的理想是监狱或兵营。
这种野蛮的单调事实上隐藏在社会主义的‘自然经济’理想后面”。
[2]他承认，“货币制度是为了一个广泛多样分工的社会能运转所不可缺少的一部机器”。
[3]苏联20世纪20年代关于市场与社会主义的争论是在官方的意识形态的范围内进行的，但是现在有一些间接的证据表明1987年获得平反的经济学家巴扎诺夫、格罗曼和康德拉惕夫曾试图超越这种强加的界限。
20年代末苏联关于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作用的讨论随着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而中止了。
这使得西方20世纪20-4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辩论成了辩论的重头戏，辩论的主题是社会主义经济能否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辩论是在笃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奥斯卡·兰格与西方自由主义的两位卫士米塞斯与哈耶克之间进行的。
布鲁斯、拉斯基认为这一争论在经济思想史上获得了持久的地位。
[4]
第二节社会主义大论战双方观点的交锋
米塞斯教授1920年春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文章，他否认社会主义有实行经济计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
尽管该文篇幅不长，却言简意赅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问题，成为当时的石破天惊之作，引起了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大论战。
无论是他的同道还是他的对手都对他评价甚高。
哈耶克指出，“首先使一种问题永远不可能再从讨论中消失的形式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心问题的荣誉，属于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5]兰格认为，使社会主义者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的功劳完全属于米塞斯教授，“米塞斯教授的像应当在社会化部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局的大厅里占一个光荣的位置”。
[6]
米塞斯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指出，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体制中，合理的经济计算的可能性在于用货币表现的价格提供了使这种计算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而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这种以货币表现的价格制度，因此无法确定某一种产品是否需要，也不能确定生产它的过程中劳动和原材料是否有浪费。
他认为，社会主义还不一定能够不要货币，允许利用货币来交换消费品是可以设想的。
但是，由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不能用货币表现，因此在经济计算中货币就起不了什么作用。
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可以放弃经济计算，而静态的经济体系是从来没有的。
所有经济变化都牵涉到各种活动，其价值既不能事先预知，也不能事后确定。
一切都将在黑暗中摸索。
社会主义就是合理经济的抛弃。
针对一些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人为市场来解决经济计算问题的看法，米塞斯强调这些人没有看到要把市场和它的价格形成的功能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
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是不可能人为仿制的。
社会主义国家只能由国家或从事国家事务的人支配资本。
这就表明要消灭市场，因为用市场指导经济活动意味着：
根据社会各个成员所支配的购买力来组织生产和分配产品，而这种购买力只能在市场上才会被发现。
消灭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目标。
经济计算的实质并不在于应该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而是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现有生产资料来生产这些产品的问题即资源的合理配置的问题。
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的生产资料市场上形成的货币价格工具，才能进行经济计算，这意味着必须有土地、原料、半成品的货币价格，必须有货币工资和利息率。
文章最后指出，问题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
米塞斯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7]。
米塞斯的文章遭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批驳，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奥斯卡·兰格。
兰格撰写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长文，对米塞斯的观点提出挑战，并提出了竞争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即兰格模式。
[8]
兰格指责米塞斯混淆了狭义价格即市场上商品交换的比例和广义价格即提供其它选择的条件，而只有广义价格才是解决资源配置问题不可缺少的。
兰格认为米塞斯的混淆导致了社会主义不能解决其资源的合理配置的结论。
兰格在阐述了竞争市场上如何通过试错法建立均衡之后，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通过试错法获得均衡的价格，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兰格并不是指出社会主义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的第一人，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在《社会主义制度》一书指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创造并实现“最优福利状态”的条件，达到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帕累托的学生巴罗内在《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部》一文中提出，假如其他情况相同，资源的有效配置可以独立于生产要素的所有制，但关键是要找到一系列适当的价值。
巴罗内设想在没有货币、价格的条件下，通过试错法，求解均衡方程式的解，以实现最小生产成本达到最大经济福利的经济上最有利的技术系数，使价格与最低生产成本相等，从而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
[9]他们的思想无疑给兰格以启迪，使他能够更加深入系统地探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源配置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兰格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并不决定分配消费品和分配职业的制度，也不决定指导商品生产的原则。
兰格假设在这个经济中存在消费选择自由和职业选择自由，因此有消费品和劳动服务的市场，但在劳动之外不存在资本货物和生产资源的市场。
兰格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观均衡条件如下：
（1）消费者有选择自由。
已知消费品的收入和价格，消费品的需求被确定；
（2）生产经理的决策不再由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指引，而是受中央计划局的规定指导。
中央计划局对他们规定如下规则，目的在于用最好的方式满足消费者偏好。
一条规则是必须选择使平均生产成本最小的要素组合，第二条规则是产量必须这样确定，使边际成本等于产品价格，以决定生产规模。
企业经理与产业经理更为关注部门的长期成本，关注部门中生产能力扩大与缩小的决策。
为了使他们遵守这些规则，要素和产品的价格必须是已知的。
在消费品和劳动服务的情况下，它们由市场决定，在其它情况下，则由中央计划局决定。
（3）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劳动者贡献他们的服务给支付最高工资的产业或职业。
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均衡条件是价格为已知。
只有价格为已知，使平均成本为最小的要素组合，使边际成本与产品价格相等的产量以及最终生产资源的最佳分配才能被决定。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的决定过程与竞争市场中的过程相似。
中央计划局起市场的作用，它规定生产要素组合和选择工厂生产规模的规则、确定一个产业的产量的规则、分配资源的规则以及在会计中将价格当参数使用的规则。
最后以试错法确定价格，如果供不应求，价格就提高，如果供过于求，价格就降低，经过反复试验直到市场上生产资料的供求相等，均衡价格确定。
兰格认为这与市场经济中的价格调整过程很相似，并断言“用计划代替市场的功能是很可能的和可行的”。
[10]兰格自信地认为，中央计划局所拥有的经济体系的知识比任何私人企业家拥有的知识更多，而且可以以比竞争市场更短的系列的相继试验获得正确的均衡价格。
他把试错法推而广之，认为这也适用于消费选择自由和职业选择自由都不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
兰格指出社会主义的实际危险是经济生活的官僚化，而不是不能应付资源配置问题。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能够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这是争论中兰格得出的不同于米塞斯的结论。
总之，兰格模式的核心问题是中央计划局采用试错法，模拟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料的价格，从而使供求得到平衡，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如果说米塞斯与兰格的论战曾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的话，那么哈耶克对于兰格竞争解决方案的质疑则明显地被忽视了。
因此我们还是看一看哈耶克1935年之后再版了米塞斯的文章之后对兰格模式的批评。
[11]哈耶克断言，没有理由预料在计划经济下生产将停止，中央当局在利用资源上会面临困难，产出量将会比计划开始前的水平低，应该预期的是在可利用资源的使用由中央权威加以决定地方的产出量将会低于市场价格机制自动运行而其它环境相似的地方。
哈耶克的批评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央计划经济存在信息收集处理的困难。
哈耶克认为，中央计划的指导要替代工业企业管理者个人的作用就必须进行细致的指导，而只有将一切知识都应用于中央权威的计算之中才可以做出恰当的决策。
只是这一资料收集的任务就已超越了人类的能力。
即使搜集到了资料，还需做出具体的决策。
每一个决策都要根据若干差不多的联立微分方程的解做出，这个任务从已知的手段看是终身都完成不了的。
中央计划权威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信息。
第二，中央计划经济存在激励方面的问题。
哈耶克指出，问题并不在于中央权威能否合理地决定生产和分配，而在于那些既非财产主人又对自己管辖的生产资料无直接兴趣的个人能否成功地担当责任并做出决策。
兰格的方案并没有说明如何向这些个人提供适当的激励的问题。
第三，兰格等人的方案对于静态均衡理论过于迷恋，不理解价格机制的真正作用。
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主张依靠竞争机制来决定相对价格，但又直接反对直接由市场决定价格，而主张用一个中央权威定价来代替市场。
中央确定价格的方法非常不灵活，哈耶克将管制价格体系和市场价格体系形象地比作两支不同的进攻部队的差别，前者如同一支部队的每个分队和每个士兵只有接到特别的命令才能行动，并且在总部命令的距离内行动，后者犹如一支部队的每个分队和每个士兵都可以利用每一个机会，见机行事。
在他看来，设想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全能的、能够及时调整每一种价格的经济指挥机构在逻辑上并非不可能，但在现实中则非常困难。
市场的复杂多变也使得兰格等人的以试错法确定价格的方式无法应用。
中央经济权威机构确定价格不仅行动迟缓，而且只限于为各类商品定价，无法体现建立在具体时间、地点和质量基础上的价格差别，这意味着生产管理者没有动力，甚至没有真正的可能性来充分利用各种有利的机会、成交条件和当地的特殊情况所赋予的各种优势。
由于价格由权威机关决定，就排除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的力量即价格竞争。
在哈耶克看来，在真正对决策负责的不是企业家而是审批其决策的政府官员时，这充其量只是一个半竞争的体制。
哈耶克对于中央计划经济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的思想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于1945年9月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价格制度是一种使用知识的机制》的文章，事实上对其思想进行了总结[12]。
哈耶克指出，如果要理解价格制度的真正功能，必须把它视为一种传递信息的机制，当价格更具刚性时，便不能发挥出这种功能。
中央计划者缺乏必要的信息，有效配置资源的所需的价格及成本的信息又有通过市场过程本身才可以获得。
哈耶克论证了由市场力量决定价格的分散决策远比中央计划更好地利用这些信息。
哈耶克的分析表明，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市场经济优于中央计划经济。
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大论战从实质上看是中央计划经济能否有效运行的争论。
尽管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争论的主题中央计划经济的可行性却是研究20世纪中央计划经济演化的持久课题。
米塞斯提出社会主义不可能得到合理的经济计算，指出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不相容性，尽管其本质在于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但确实触及到了中央计划经济运行中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们很难说这些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米塞斯在中央计划经济尚未产生时就预见到了这种体制运行中的问题，无疑需要极大的理论洞察力。
兰格的思想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第一次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将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但他的计划代替市场的思想也留下了模拟市场的幻想。
兰格模式有着很大的缺陷，布鲁斯、拉斯基认为兰格模式的最大缺陷是忽视了中央计划者、经济当事人的激励问题。
中央计划局被视为团结、公共利益、纯粹理性的化身，唯一关心是推行市场社会主义的规则－调整价格以避免短缺与过剩，不使用其巨大的权力用于其他目的，而经理则遵守规则，不表现出丝毫的自利倾向。
[13]兰格模式也忽视了市场经济中的动态因素企业家的作用，他否认市场经济中激励与管理机制的重要性，这些机制包括董事会、经理所有制、大股东、接管、银行、破产等。
[14]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那样，兰格模式中信息问题也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
中央计划局缺乏收集、处理经济中大量信息的能力。
美国学者彼得·莫雷尔指出，兰格模式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竞争范式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5]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竞争范式集中考察均衡中的经济，而不考虑经济发生变化的过程。
因此兰格模式也不可能避免带有新古典理论的一些内在弱点。
哈耶克对于兰格模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抓住了兰格模式的弱点，其批评可以说是鞭辟入内，颇为深刻，后人对于中央计划经济的批评很少有超过他的。
他对于中央计划经济能有效地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这一问题持怀疑态度，他对中央计划经济的批评主要集中在《通向奴役的道路》[16]、《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著作上。
他粉碎了中央计划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应灵丹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并正确预言了中央计划经济的失败。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内在痼疾的批判促使了资本主义某种程度上进行改进，缓和其内在矛盾，而哈耶克对于中央计划经济的批评，社会主义者则置若罔闻，不予理会，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历史憾事。
有趣的是，1980年代发现了兰格1940年7月31日致哈耶克的信，以致于英国资深的苏联经济专家诺夫教授不得不承认他对兰格观点的介绍不够确切。
[17]兰格在这封信中指出：
“我并不认为由一个实际的中央计划局定价是一个实用的解决方式，在我的论文中这只是一个方法论的设计……。
事实上，我当然会建议只要可能即只有当买卖单位的数量足够大时，由完全的市场过程定价。
只有当这些单位的数量如此之小以致于制造商寡占、买主寡占和双方垄断居主导地位时，我才赞成由公共机构根据我在小册子里提出的原则定价，以作为一种实际的解决方式。
在这样的情形下，定价也是在资本主义下进行的，只是这是垄断的定价，而不是价格有利于公共福利政策。
我还要补充的是，正如在我小册子的最后部分指出的那样，只有在竞争性市场的自动过程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我才赞成实际的工业社会化”。
[18]从这封信看，兰格的观点有所退却。
中央计划局定价只是一个方法论的设计，而不是一个实用的解决方式。
兰格在信中赞成由完全的市场过程定价，这表明他以一种委婉的方式表示在论战中服输。
20世纪20-4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大论战的最大遗产在于，这场争论表明中央计划经济不能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
虽然争论已过了半个世纪，我们仍被争论双方逻辑上的严谨和思想上的睿智所深深折服了。
中央计划经济不能有效运作的论断不幸言中了，中央计划经济半个多世纪试验的糟糕记录及其失败便是明证。
这使我想起了凯恩斯的话，思想的作用确实不是立即可以看到的，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
[19]中央计划经济的试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正是出于提高经济效率的考虑一些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才走上了经济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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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28页。
[2]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4页。
[3]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6页。
[4]W.BrusandK.Laski,FromMarxtoTheMarket:
SocialisminSearchofAnEconomicSystem,ClarendonPress,Oxford,1989,p.52.
[5]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31页。
[6]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页。
[7]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九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0－67页。
[8]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40页。
[9]范恒山，《国外25种经济模式》，改革出版社，1993年，第117－121页。
[10]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5页。
[11]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36－188页。
[12]哈耶克，《价格制度是一种使用知识的机制》，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年第5期。
[13]W.BrusandK.Laski,FromMarxtoTheMarket:
SocialisminSearchofAnEconomicSystem,ClarendonPress,Oxford,1989,pp.56－67.
[14]A.ShleiferandR.W.Vishny,ThePoliticsofMarketSocialism,The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Volume8,Number2-Spring1994.
[15]PeterMurrel,TheNatureofSocialistEconomies:
LessonsfromEastEuropeanForeignTrade,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0,p.9.
[16]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商务印书馆，1962年。
[17]A·诺夫，《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华夏出版社，1991年，第6页。
[18]H.Gabrisch,EconomicReformsinEastEuropeandSovietUnion,WestviewPress,1989,p.58。
[19]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30页。
米瑟斯的自由主义思想
米瑟斯（1881－1973）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
因战争和时代的原因，米氏一生命运坎坷，屡遭不幸，却为后世留下丰盛的精神食粮和思想盛宴。
在他的第二故乡美国，米瑟斯成功地使“奥地利经济学派”在美国的大地扎下根来。
他逝世以后，被公认为“彻底的反对国家主义、主张意志自由和保守主义运动及文化运动的杰出的知识领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奥地利学派——米瑟斯主义的影响与日俱增。
米瑟斯的不朽之作《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原名《自由主义》）一书于1927年出版。
该书集中体现了米瑟斯的古典自由主义或者说传统自由主义的思想。
关于这本书的主要思想汉斯－海尔曼·赫柏已经做了非常具体的概括和总结。
“在这部任何时候都具有现实意义的不朽著作中，米瑟斯明确无误、言简意赅地指出：
私有制以及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互利互惠的商品交换是人类的道德伦理和经济繁荣以及人类幸福的基础；政府的唯一职能保护私有财产、私人产权以及实行与此密不可分的市场经济，政府既不能干预和‘纠正’市场上自然形成的人们的收入分配关系和财产分配关系，也不能干预和‘纠正’国民教育以及教育事业，政府不应当拥有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随时并任意地去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必须贯彻实行贸易的主张，在国际范围内实行金本位制。
”（米瑟斯，1994：
26）本文主要关注的主题是米瑟斯关于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
因为正是这些基本观点支撑了其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大厦。
一、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
自由主义是对普遍主义的追求。
自由主义从不讳言其对物质福利的追求与厚爱。
“自由主义是一种真正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说，其着眼点和最终目的是促进人们外在的物质福利，而不是直接满足人们内在的、精神上的以及形而上学的需求。
它并不向人们许诺幸福和满足，而是尽一切可能将外部世界所能提供的物质用来满足人们的诸多需求。
”“自由主义仅仅是试图为人们创造一个外在的富裕条件。
”“自由主义除了为人们的内心生活发展创造一个外部的前提条件之外，别无它求。
”（米瑟斯，1994：
46－47）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自由主义是现实主义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它是世俗主义的，而不是精神主义的；它是务实主义的，而不是空头主义的。
据此，我们绝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自由主义对福利的追求仅仅是为了满足可怜的一己之私。
恰恰相反，它具有更加宏大的愿景。
“自由主义一贯注重全社会的福利，从未为某一特殊阶层谋取利益。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自由主义是第一个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不是为了特殊阶层服务的一种政治倾向。
与宣传追求同样目标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是：
自由主义不是通过其追求的目的，而是通过它选择的方法去达到这一最终目的。
”“自由主义认为：
它所提出的方法是唯一适合并能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
如果谁认为他还能提出一个更好的或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另外的道路，那么他就必须去证实它的可行性。
”“自由主义绝不是代表某一特殊阶层的政策，而是为全体人们利益服务的政策。
”（米瑟斯，1994：
50－54）由此可见，自由主义不是部分人或者个别阶级的狭隘主义，而是为大多数人、为全体人类所设计的具有普遍主义特质的思想体系。
易言之，自由主义就是要打破少数人垄断和宰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格局，就是要消灭人世间所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困难与不幸。
正是基于此，我们必须反思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系。
首要的一点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从自由主义思想中汲取理论营养和思想养料。
“我们习惯将一个实行了自由原则的社会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将这一社会形态打上资本主义的标记。
”“资本主义之所以有活力，是因为它从自由主义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事实上，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是：
资本家若要发财致富，唯一的途径是像满足他们自身需求一样来改善同胞的物质供应条件。
”“我们认为：
只要贯彻了自由主义的原则，这种现象绝不会发生。
这是因为：
在自由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既无海关也无哄抬糖价的卡特尔。
”（米瑟斯，1994：
52－54）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必然是要从个别资本家的单打独斗走向普遍的分享与共赢。
这一过程也必然是对划地为界的自我封闭和层层壁垒的垄断割据的摒弃、改造与超越。
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的要求还要求我们必须深挖反自由主义——确切地说，是反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的心理根源。
“有些人之所以反对自由主义，完全不是出于理性和理性的分析，而是由于精神上的病态，由于偏见和变态心理。
人们可以根据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名字将其称为傅立叶变态心理。
”“偏见的表现形式是：
当某人的处境比他要好一些时，他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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