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之间蕴风雨笔墨底下有乾坤.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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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之间蕴风雨笔墨底下有乾坤

方寸之间蕴风雨笔墨底下有乾坤

　　当小小说日益成为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时，“湖南的小小说创作也极为活跃，名家辈出，写手众多。

”①其中，以聂鑫森、邓开善为代表的文化小小说，以莫美、李性亮为代表的官场小小说，以王琼华、杨崇德为代表的讽刺小小说，以白旭初、戴希为代表的智慧小小说，以伍中正、秦俑为代表的乡土小小说，以袁雅琴、彭晓玲为代表的女性小小说，以罗治台、何一飞为代表的伦理小小说，以姚子衍、陈茂智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小小说，都分别处于国内相关领域创作前列。

具体观照聂鑫森、李性亮和杨崇德发表于《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12期的作品，我们又不难发现他们倾注纷纭世态的深层思考和基于此上的独特风格。

中国论文网/5/view-4267192.htm

　　一、植根现实的“讽喻”

　　从当代文学角度来说，发表于《人民日报》1956年7月14日的《一个贫农的女儿》（劳洪），是该报也是新中国期刊发表最早的小小说（全文253字），同时还是文艺“二为方针”精神指引下介入时代变迁、揭示人情世故、凸显“审丑”功能的优秀作品。

该作品对自诩为贫农出身的“女青年团员”淡漠亲情、颠覆伦理的本性进行了深刻批判，为此后尤其是新时期小小说创作起到了航灯的作用，一大批如《关于申请添购一把茶壶的报告》（许士杰）、《枪口》（徐光兴）、《书法家》（司玉笙）等贴近现实、介入政治的讽刺幽默型“审丑”小小说层出不穷。

当历史车轮驶入新世纪以后，《山长水阔雾茫茫》、《收脚印》、《屁大的事》、《鸡人》、《患者》等小小说，却在不同时空、不同地点、不同环境之下，营造出六十年前《一个贫农的女儿》所透露的那般尴尬与无奈。

　　在聂鑫森的《山长水阔雾茫茫》中，老吴和老易在远离故土的湘西古镇相遇，亲热的寒暄中忘记了彼此过去曾有过的恩怨，他们互相关心着对方的工作、生活和家庭，互相倾诉着自己的境况以及烦恼，浓浓大雾中，他们似乎达到了“宠辱皆忘”的境界。

但当雾气顿然消散，他们都突然发现自己误认了对方——上船后两人分别置于前后舱的布局，显示他们一直就是互不搭边的陌生人，或者说他们又彻底成了陌生人——他们从雾气中的惺惺相惜到雾散后的互相戒备，也恰恰说明了他们无法真正做到宠辱皆忘、前嫌尽弃。

“之所以彼此错认，是姓的巧合？

是雾的遮掩？

还是中国人的经历过于相似？

”或许道出了作者对这个社会人际关系微妙的无奈，写出了每一个人其实都无法逃离人际关系的藩篱。

突然想到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张越说过的一段话：

“当生活让我们越来越忙碌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冷漠，点头之交多了，能秉烛夜谈的少了。

孤独时忽然发现，手机里保存了几百个电话号码，好像都是不适合倾诉的人。

如果是这样，谁又是安慰我们的人呢？

”②

　　李性亮的《收脚印》围绕油水局局长老胡西去引出人们对某些权力腐败的反思。

老胡死去后，油水局用公款为老胡布置了华丽的灵堂；为了满足老胡死后土葬的愿望，油水局一干局长不怕违背政策和县里的规定心照不宣地默许；为了能让老胡风风光光地土葬，油水局不惜花重金购买九十岁老人的“天料”——所有这一切，无疑在宣示老胡这一权力人物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也显示出当今某些公权制度的根深蒂固——且更为悲哀的是，无论是“贫困局”、“为民局”表现出的望而兴叹，还是“让汉宁县的老百姓大开了眼界”，都充分说明民众对权力腐败从无奈到缄默再到羡慕的可怕。

而李性亮另一作品《屁大的事》则让我们看到了官场社会的另一面，安局长由于不敢担责任而被调任别处，但是这种调任却又是因为安局长“屁大的事都不敢担责任”，透露出某些官场符码的诡异和基于“太太局”太太们背后那些官员操控职务升降的莫大讽刺。

　　杨崇德的《鸡人》和《患者》则为我们呈现出另一番社会世相。

秦沧海作为权力人物的一个附庸，一个善于游走于官场与民间的鸡人，他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在正当职业之外为权力人物谋取利益并为自己增添生存砝码，所以像霍元彪这样的小职员就不得不为了正当的个人利益，屈服于看似权力之外其实仍在刘局长、蔡副局长、郭副局长这类人物的权力控制之中。

而这种局长、这种鸡人在我们现实社会中又是无处不在，所以大多数的霍元彪们就长期处于被骚扰、被搜刮、被代表的尴尬境地。

《患者》里的患者为了确保自己手术成功，不得不给医生和护士塞红包，最后给主刀医生的红包仅仅是一张欠条。

我们不能说现实生活中的所有医护人员都是贪财之人，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现在一些医护人员已经完全违背了职业道德，因此才会有为数不少的医护人员由于没有拿到红包而出现玩忽职守的情况。

剃头匠不免感叹“现在都这样，动手术一定要打红包的，好像当官一定要送礼一样。

”这样的叹息，似乎在暗示当这种社会风气正喧嚣尘上时，患者所给予的欠条就显得不是多余而是十分必要并且有着意味深长的味道了。

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小小说文体的“审丑”功能，由于转型期各种物象的存在而显得仍然重要；至于从“审丑”到“审智”再到“审美”的理想建构之路则依然漫长。

　　二、似曾相识的“故事”

　　黄子平在论及“短篇小说”的发展时指出，“无论中外，‘短篇小说’（带连字符号的short-story）都是由‘短篇故事’（不带连字符号的shortstory）发展而来的。

”③冯骥才也说过，“小小说是以故事见长的”④。

作为篇幅短小的小说种类，小小说则更注重情节的故事性——在以一当十的文字中往往追求情节的曲折性和趣味性。

这一特征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的“墙头小说”（小小说别称）中就已显现。

即使是到现在，小小说的故事性也依然是小小说的主要特征之一，更何况文学生产“出现了‘故事经济’现象——故事卖得比小小说好，小小说卖得比中篇小说好，中篇小说卖得比长篇小说好，长篇小说卖得比散文好”。

⑤

　　《山长水阔雾茫茫》的故事发生于老吴和老易的一场异地邂逅，这种邂逅本身就具有传奇性。

在各自工作生活之地，他们没有邂逅；在看山观景的过程中，他们没有邂逅——他们邂逅于浓雾之中，邂逅于飘渺的尘世之外，这就为他们互相之间的剑胆琴心铺设了不太可能的虚无化境。

因此，当晨雾逐渐消隐，当他们互相看清对方面孔，他们才有了对各自掏心窝举动的懊悔，他们终于又有了无法消失的陌生感和防备之心。

他们之间的“故事”虽已结束，但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的诸多“故事”却在不停上演，因此不难怀疑那晨雾中三三两两为了某个共同话题而聚拢在一起的人们，终将在阳光普照之下两两三三地散去。

这种“故事”是常在的，但这种“故事”背后的“故事”却不能被我们内心所接受，因此这个“故事”就显得如此地直达人性的卑微与怜悯。

《雪满古城郊》里的“我”和曹厂长是曾经有过很多交情的老同事，但他们之间也因为各自身份的变化而没有了太多“故事”的可能，虽然友谊也许还残存于各自心中，但他们也许都回不到了从前。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故事”无法还原的悲剧。

《匠心》是一个能让我们看到光明并享受光明的“故事”，巧妙的文字设计中可以体察出大林的匠心、小木匠和小絮的匠心。

像《雪满古城郊》和《匠心》这样的作品，也说明小小说正从“审丑”逐渐走向“审智”和“审美”之域——但前提是我们的周围真的要有这类事情的存在，如果一旦失去赖以寄托的土壤，所谓的“审智”和“审美”都显得虚妄。

　　《收脚印》、《屁大的事》、《鸡人》、《患者》等小小说，也通过绝妙的“故事”而让读者觉得好读、耐读，并藉此建构出自己心目中的独特“故事”。

《收脚印》将“故事”置于汉宁县，并对老胡死后安葬这样本应肃穆的事件进行了黑色幽默地展示。

讽刺的笔调首先从老胡的死因开始，接着对老胡死后的灵堂搭设、土葬愿望、棺材选购、盖棺疑团到最后重新火化再装入棺材，特别是在有关“收脚印”这样的戏谑中，为我们展示了老胡身为局长却各地游山玩水、沾花惹草的故事，这种故事不仅在老胡身上很普通，而且在现实中很多局长的身上都很普遍。

所以这里的“盖棺定论”就为我们多了一个思考同类事件同类人物的路径。

《屁大的事》与其说是一个讽刺小小说，还不如说是一个幽默小小说，只是这种幽默也同样地被添加了一抹黑色。

按理说安局长虽然管辖着一大帮子人，但真正做事的也只有那么两三人，很多时候还需要他这个局长亲自出马，这种局长的做事风格比起胡局长（《收脚印》）那样游手好闲、贪污腐化的人来说是更为勤恳也更为清廉，但他却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发配他局——从一个侧面来说，或许那个让人尴尬的“屁”还可能是吴书记自己放的一个烟幕弹——假如安局长承认是自己放的，如果他仍然还在“太太局”担任一把手，那他也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地阿谀奉承之徒。

由此可见，小小说的“故事”虽然有趣，但也有着多种层面的解读，这也是小小说何以能勃兴成为当代文学一道风景的一个缘由，并较之于故事体裁更多了一种深层思考。

　　被《微型小说选刊》评为“全国微型小说百家”之一的杨崇德，本身就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作家，他的《浮出水面的鱼》、《股疯》、《1988年的爱情》等，都为读者营造了一个个巧妙的故事情境。

当然，现在的《鸡人》、《患者》也是如此。

正如前述所言，这两篇小小说极大地讽刺了现实社会，但是这种故事却经常出现在我们周围，因此这样的故事与其说是故事，还不如是一种社会的纪实。

纪实作品能够带来一种阅读快感，那是因为能够在其中读出一种时代精神和背后动因。

这两篇作品同样能让我们读出一种暴露社会阴暗面的艺术触觉之美，而这正说明杨崇德的“故事”营造之妙。

《鸡人》里各类局长的红白喜事对于他们自己来说是正常的，但这样的喜事却被强加于下属身上，并且还要想方设法地通知到人就泛出了一种悲剧，于是郭副局长的身陷囫囵就成为了一个特别注脚。

《患者》的故事性也表达得很自然，没有一种雕琢的意味。

这样的小小说故事性，也如何立伟的小小说《洗澡》那样，暗衬出自陷于都市忙碌与疲惫的小人物“老何”内心的“烦恼”。

　　三、各具特色的“书写”

　　“小小说因为跟生活取零距离，它反映的几乎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可以说很多小小说都是因为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一个画面，一个场景触发而进行艺术构思成篇的。

”⑥就小小说的题材选择来说，其范围是十分宽泛的。

而从层面来说，小小说又更多地切合着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书写出百姓生存的烦恼与疼痛。

因此，小小说的创作方法大都是现实主义的。

《山长水阔雾茫茫》里的人际关系、《雪满古城郊》中的友情放逐、《匠心》里的亲情智慧、《收脚印》中的盖棺定论、《屁大的事》里的职场微妙、《鸡人》中的尴尬烦恼、《患者》里的无奈悲悯。

但作为优秀的小小说作家，聂鑫森、李性亮和杨崇德的表述方式又有着各自一脉相承的特质。

　　“聂鑫森是一位执着的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作家。

在商潮泛滥人欲横流之际，他却甘于寂寞，虔诚严肃地坚守着自己的那片精神的家园，把’写作过程’当成‘一种享受’，‘把文学创作变成一种人生的滋养’。

”⑦这种独特艺术个性似与其个人经历、创作指向和题材选择有关。

聂鑫森的小小说，在景致描写这一块，颇有他独到的创作风格——每一篇小小说，都是以景物描写开头，如《山长水阔雾茫茫》以“这古镇出落的地方太新奇”开头，用三四百字的篇幅交代人物出场的背景，《雪满古城郊》和《匠心》也分别以“暮色如严实的帷帘”、“三月江南”开篇。

这样的开头方式似与其他作家的小小说开头不同，此外在人物形象描写或者对话当中也给予很多笔墨——当然也恰是这样的闲笔技法，使得他的小小说具有了一种营造氛围、凸显文化的特色。

　　李性亮和杨崇德的小小说则少了这种闲笔。

如李性亮的《收脚印》和《屁大的事》分别以“油水局的局长死了”、“安定在太太局当局长”开头，杨崇德的《鸡人》和《患者》则分别以“周六晚上”、“早晨八点十分”切入，都是直奔主题。

此外，作为曾专注于《御史惊梦》、《活人坟》等戏剧创作的李性亮，其小小说更多的是呈现出一种戏剧性。

无论是曾经的《七老爷》、《哭局长》，还是现在的《收脚印》、《屁大的事》，都是在叙述中彰显出一种入木三分的幽默感、疼痛感。

杨崇德的小小说则弥漫着一种生活况味，《鸡人》里的生活状态和《患者》中的现实境遇都与我们周遭生活有着一一的对应，此前其他作品诸如《冬天的生活》、《停水》、《大姐的婚事》等，也充溢着浓郁的朴实气息。

当然，李性亮、杨崇德不同的小小说特色又或许与他们自身的工作环境休戚相关——李坚守于文化行业，杨则在金融系统工作——但他们又都和聂鑫森一样对小小说有着独特的艺术把握，虽然其表述让我们有着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但这并不表明他们的艺术追求已经停滞不前，恰恰相反是随着时代发展形成了相对沉稳的创作风格——这对于一个作家的长期发展来说尤为重要和可贵。

　　新时期以来，湖南小小说作家影响力与日俱增，《创作与评论》此次集中推出聂鑫森、李性亮和杨崇德的小小说，让我们既看到了湖南小小说作家仍在不断前行，也看到了湖南报刊开始推介小小说作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当下，我们也期望有更多的作家、文学爱好者和媒介关注小小说、涉足小小说、推介小小说，让芙蓉国里的小小说作家作品茁壮成长、遍地开花，让小小说这道当代文学的风景更为光彩夺目、绚丽多姿。

　　注释：

　　①龚政文：

《一花一世界》，《天津文学》2008年第9期。

　　②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组：

《繁花之国打工妹实录》，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③黄子平：

《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文学评论》1984年第5期。

　　④冯骥才：

《小小说不小》，转引自杨晓敏、秦俑主编：

《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1978～2008）（第五卷）》，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⑤犁航：

《谈文化还是讲故事》，《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12月24日。

　　⑥梁多亮：

《微型小说写作》，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⑦潘吉光：

《聂鑫森小说论》，《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3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资助课题“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综合研究”（项目编号：

09BZW064）、湖南省社科联一般课题“中国小小说史研究”（项目编号：

1011093B）、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课题“中国小小说史研究”（项目编号：

10B02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