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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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

意象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

——以美国军事干预科索沃为例

陈东晓

2012-8-1516:

39:

47　　来源：

《现代国际关系》（京）2003年08期第35～40，34页

　　【专题名称】国际政治

　　【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室副主任。

　　【内容提要】意象是决策者认知图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外交决策者决策过程的一个重要干预性变量。

美国更不例外。

本文将克林顿政府军事干预科索沃政策作为案例，运用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的“意象”概念以及意象与决策者再现问题之间的一般关系模式，分析克林顿政府在制定军事干预科索沃政策过程中，决策者对干预对象所持的意象与他们认识科索沃问题以及最终实施军事干预的相互关系。

文章最后结合克林顿政府在后冷战时期面临的对外战略形势，探讨了意象对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几点影响。

　　【关键词】意象/外交决策/军事干预/美国

　　分析美国政府进行对外军事干预决策时，除了应该考虑国际系统层次和国内系统层次的基本环境之外，还必须了解美国最高决策层对于决策环境的认知能力。

本文从容易被忽视的决策者认知角度这个微观分析层次入手，将克林顿政府军事干预科索沃政策作为案例，运用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的“意象”（Image）（注：

“image”一词在英汉词典中一般被译成“意象、心像、景象”或“形象、印象”。

社会心理学书籍中，有的用“心像”一词（参见张春兴：

《现代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也有的用“印象”一词（参见沙莲香：

《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106页）。

国际关系研究中，也有“意象”和“形象”的不同译法。

本文以“意象”一词来称谓“image”，因为“image”来自于心理学概念，其含义不仅指被认知的客体的外在面目在主体头脑中的反映，还包括主体对客体的情感和价值评判（DavidJ.Finlay,OleR.Holsti,andRichardR.Fagen,EnemiesinPolitics,Chicago:

Mc-Nally,1967,pp.31-32.）。

）概念以及意象与决策者再现问题（Problemrepresentation）之间的一般关系模式，探讨意象在美国对外事务决策中的作用和影响。

　　一、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意象概念

　　在国际政治的研究中，虽然强调认知者（决策者）的“意象”、“认识”、“信仰和知识体系”、“态度”等等因素对国家政策和行为影响的认知心理学方法已经得到普遍重视，但是对于“意象”或“国家意象”的界定仍然缺乏统一的标准。

（注：

关于西方学界对于意象概念的讨论及其差异，可参见上注中的有关文献。

）其中，美国学者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George）对意象的定义对于本文的研究最具启迪意义。

乔治认为意象是一个国家对其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对手的本质特征的认识，是认知者处理输入信息的认知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

（注：

转引自JianweiWang,LimitedAdversaries:

Post-ColdWarSino-AmericanMutualImages,OxfordUniversityPress,2000,p.33.）为了探讨意象对决策者诠释和再现问题时的影响和意义，本文把意象定义为一国领导人（决策层）对于别国或地区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即一国领导人对其它国家和地区所持有的“国家意象”（在本文以后的讨论中，国家意象和意象是两个通用的概念）。

　　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意象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意象是某国内的认知主体对于他国或地区（认知客体）的主观认识的再现，而非他国事实的客观呈现。

（注：

KennethBoulding,TheImageKnowledgeinLifeandSociety,Vail-BallouPress,NewYork,1956,p.6.）第二，意象是认知主体对他国和地区的较为一贯和稳定的认识再现。

（注：

BruceRussetandHarveyStarr,WorldPolitics:

TheMenuforChoice,FifthEdition,W.H.FreemanandCompany,NewYork,1996,pp.249—250.）第三，认知主体对认知客体的意象是主体“有选择地根据自身价值、知识和信仰体系、历史经验以及维持自我意象”（self-image）目标下对客体产生的比较“概括而固定的看法”，容易导致“刻板印象”（stereotype）（注：

KennethBoulding,“NationalImagesandInternationalSystems”,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No.2,1959,pp.120—131.关于“刻板印象”概念，参见周晓虹：

《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173页。

）。

　　意象的具体构成应当包含两个向度的要素。

一是认知的主体取向（subject-orientation），包括认知主体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认知、情感和评价取向。

另一个向度是主观认知、情感和评价的投射对象，即认知主体究竟认识客体的哪些要素和方面，又称为认知的客体取向（object-orientation）。

相对而言，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重点对构成客体取向的要素有不同要求，从而形成一定的差异。

鉴于本文重在探讨美国外交决策者对当事国或地区的意象对其界定和表达对外政策和问题时的影响，我们假定一国领导人和外交决策者处理对外关系时，重点关注外国和地区的政策和行为如何影响本国的利益和目标。

因此，国家领导人（决策者）认识外国和地区时会更加关注对方的动机、目的、能力和制定相关外交政策的组织机制和特征。

美国学者赫尔曼教授认为，国家领导人认识他国时，一般会从三个维度考虑：

第一个是“威胁性”维度，即对外国和地区是否构成对主体国的威胁或机遇的认识；第二是“能力性”维度，指对外国和地区的综合国力和总体能力的认识，对象国的综合力量（包括军事、经济及其它各种指标）是否在总体上超过、等于或弱于主体国的综合国力和能力；第三是“政治制度和文化品质”维度，主要指对他国和地区在政治制度、决策程序以及总体文化品质上是否优于或劣于主体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品质。

赫尔曼教授认为，当以上述三个层面认识外国和地区时，决策者对于外国和地区意象的描述实际上被限定在四个既相互区别又是某种关联的方面，一是认知客体的目的和动机，二是认知客体的能力，三是认知客体的决策程序，最后是认知客体的文化品质。

（注：

R.K.Hermann,“Perceptionandforeignpolicyanalysis”,D.A.SylvanandS.Chan（eds.）,ForeignPolicyDecisionMaking,Praeger,NewYork,1984,pp.25—52;R.K.Hermann,“Theempiricalchallengeofthecognitiverevolution:

Astrategyfordrawinginferenceaboutperception”,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32.1988,pp.175—203.）

　　依照上述意象构成的要素和内容，西方学者总结出了西方国家对外部世界的五种典型的“意象”认识，分别是敌人、盟友、退化者、依附者/殖民地、混合型。

（见表）

　　注释：

　　⑩此表参考了JamesF.Voss等对理想型意象类型的描述。

参见JamesF.voss,JenniferWiley,JoelKennet,TonyaE.Schooler,andLaurieNeySilfies,“RepresentationoftheGulfCrisisasDerivedFromtheUSSenateDebate”,inDonaldA.SylvanandJamesF.Voss（eds.）,ProblemRepresentationinForeignpolicyDecisionMaking,CambridgeUniv.Press,1998,pp.281—282.

　　有必要指出的是，上述所谓理想化的“意象”类型，并不是对现实情况的直接的镜式反映，而是运用认知心理学的意象概念，结合历史上的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总结美国在二战的冷战期间对外关系基础上抽象出的类型模式，具有比较严格的定义。

（注：

有关二战期间美日之间的相互意象，可参见JohnDower,WarwithoutMercy:

RaceandPowerinthePacificWar,PantheonBook,NewYork,1986.）在国际关系现实中，完全会存在几种意象重叠的可能。

　　当然，即便对某一外国具有明确的意象，但仍然存在主体取向上的程度差异。

如果对某一特定意象的主体取向程度非常强烈，则容易形成“封闭型意象”；如果主体取向程度较弱，则可能形成“开放型意象”。

相对而言，前者更加僵硬和顽固，不容易接受新的信息来调整固有的意象认识。

（注：

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尼克松时期的国务卿基辛格对苏联意象比较。

虽然两人都对苏联持有“敌人”意象，但是前者的“敌人”意象是“封闭型”，后者则具有“开放型意象”特征。

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基辛格愿意并能够同苏联进行缓和。

参见DouglasStuartandHarvey,Starr,“InherentBadFaithReconsidered:

Dulles,KennedyandKissinger”,PoliticalPsychology3,Fall-Winter1981—1982,pp.1—33.）

　　认知主体对认知客体意象的认识过程总是伴随着对主体“自我意象”的认识和评判，体现了对正面和积极的“自我意象”的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术界对意象的理想类型划分基本源自西方，尤其是美国对外关系的实践和总结，西方的主体性决定了意象类型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尤其是美国式的对外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

从意象类型的指标不难看出，认为“敌人”具有“不可遏止的扩张和侵略野心”，“是非民主的决策体制，决策不代表民意”，这种意象实际肯定了（西方/美国）“自我意象”中“理性、没有扩张和侵略野心”的国家动机以及对“决策体现民意的民主体制”的自我褒扬。

　　意象也为认知者的相应行为提供某种合法性解释。

例如，认知者有关对手的“敌人”意象，如“富有侵略性”等会使得认知者认为自己必须而且应该以牙还牙，从而减弱因强硬行为的某些负面后果所带来的心理不安和愧疚。

认知心理学称之为“敌人”意象在认知者内心所导致的“替罪羊”（scapegoat）心理。

同样，在“依附者”意象的影响下，作为“依附者”对立面的认知主体——“宗主国”（家长）对依附者（孩童）会认为自己有义务和责任帮助其获得管理自己事务的能力，惩罚管教其中的“极端分子”（无赖）。

　　二、意象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体现

　　如果把决策过程看作一个信息输入和政策产出的流程，这个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决策者对需要做出反应的“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用认知心理学的术语来表述，就是决策者如何“再现问题”，即决策者在一定认知因素（如意象）的作用下对问题的目标、手段和限制性条件的理解和认识。

第二个阶段是运用成本——受益的比较对一系列政策选项进行遴选取舍。

　　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政策选项本身并非无缘无故地摆在决策者眼前，而是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再现问题。

例如，一项美国参议院议员如何认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的研究表明，参议员们对事件本身的不同再现和诠释，往往也决定了他们对采取何种具体的应对措施存在不同的看法。

（注：

具体内容参见DonaldA.SylvanandJamesF.Voss（eds.）,ProblemRepresentationinForeignpolicyDecisionMaking,pp.279—303.）

　　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对于决策者而言，当出现一种（客观）的“问题”时，他（们）往往首先界定（问题所处的）“情境”（situation），再来定义问题本身，而情境的界定又与决策者自身的知识和信念系统息息相关。

对（问题）情境的界定支配了每个决策者对问题本身的发问和理解。

这个界定（问题）情境的过程就是所谓的“再现问题”过程。

（注：

参见R.C.Snyder,H.W.Bruck,andB.Sapin,DecisionmakingasanApproachtotheStudyof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54,p.14.）尼威尔等人认为，所谓“再现问题”就是决策者为解决问题而开展的对问题的“信息处理”过程。

他们首先利用几何学论证方法中的一些概念和手段，如已知条件、已知定律、求证目标等要素，提出人类再现问题的“理想结构模型”（ideal-structuredmodel），它主要表达三个方面的内容：

界定问题的“状态”（“已知状态”、“可能状态”和“目标状态”）；界定“实现由已知状态向目标状态转变的手段（工具）”；界定限制性条件。

尼威尔等认为，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存在，人们在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时，不可能像“理想结构模型”那样能够完全界定目标、手段和限制条件。

这些要素要么残缺不全，要么在处理问题过程中才显现出来，或者由于人们不同的认识角度、认识倾向或信息不全等干扰，对于问题的状态、目标、手段和限制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

因此，现实中再现问题模式是一种“缺陷结构模型”（ill-structuredmodel）。

然而，正因此，才使得诸如决策者的意象、个人价值和信仰体系、认识倾向等等主观认知因素在再现问题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注：

参见A.NewellandH.Simon,HumanProblemSolving,PrenticeHall,NewJersey,1972,转引自DonaldA.SylvanandJamesF.Voss（eds.）,ProblemRepresentationinForeignPolicyDecisionMaking,pp.11—19.）

　　由此可见，再现问题是决策过程的首要环节，它主要展现的是决策者在一定的认知因素的作用下对问题的基本方面的认识和理解，如目标、手段和限制性条件等因素；意象的作用也主要体现在决策的第一阶段，它是决策者处理信息、再现问题过程中的“滤镜”和“选择器”，而问题的再现则是意象的载体，意象通过再现问题展现其影响。

决策、意象以及再现问题之间的关系模式具有理论上的一般适用意义，说明意象对一国决策者认识问题、制定政策的作用和影响。

它也为我们下文分析克林顿政府对外军事干预政策提供了分析框架。

决策、意象和再现问题等要素在决策流程中的简单关系如下图所示：

（注：

本图基本参照了JamesF.Voss提出的意象与再现问题互动的模式，略有不同的是，本文将意象视为再现问题的单向干预变量，而JamesF.Voss的模式中将两者视为互动关系。

参见DonaldA.SylvanandJamesF.Voss（eds.）,ProblemRepresentationinForeignPolicyDecisionMaking,p.284.）

　　三、解读美国军事干预科索沃政策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的全球观及其相应的外交和安全战略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苏联作为主导美国冷战中的全球观、安全观的敌人意象不复存在，使得自老布什政府以来的各届美国政府都不得不为重新确定主导性的意象煞费苦心。

　　在主导美国的敌人意象缺失的情形下，克林顿政府是如何认识科索沃冲突的政治现实、起因和后果?

限于篇幅，本文这里只集中讨论克林顿政府决定武力打击南联盟前后的政策，分析美国对冲突地区的具体意象怎样体现在美国外交决策层理解相关问题以及对政策的选择过程中。

　　1999年2月6日至23日和3月15日至19日，在大国联络小组的直接参与下，南联盟同科索沃阿族代表在法国的朗布依埃分别举行了两次会谈。

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要求南联盟接受北约提出的政治安排和军事安排。

在美国压力下，阿族最终接受了朗布依埃协议的政治和军事安排，但南联盟拒绝接受北约军队进驻科索沃的军事安排。

美国和北约将和谈破裂的所有责任推到南联盟及其领导人米洛舍维奇身上。

从3月24日开始，北约对南联盟进行了长达79天的猛烈空袭，最终迫使南联盟政府妥协。

　　从朗布依埃谈判破裂到美国领导的北约发动对南联盟的空袭当中，克林顿政府究竟如何看待科索沃局势的恶化?

如何评判美国自身的利益和目标?

如何再现科索沃问题性质、目标、手段?

美国在决定军事打击南联盟时对南联盟政府及其领导人所持的意象又如何体现出来?

该意象又怎样影响了克林顿政府干预政策的理解?

　　1998年夏以后，美国政府再现科索沃问题时，认为南联盟及米氏对美国的政治、安全利益以及对“国际社会”道义准则与人权标准构成了多方面的威胁。

克林顿政府对解决科索沃问题的基本立场是：

科索沃危机的根源来自南联盟及其领导人米洛舍维奇的极端政策。

要阻止科索沃的流血特别是针对阿族平民的流血事件进一步升级，米洛舍维奇及南联盟政府必须从科索沃撤走其武装部队，并完全恢复科索沃的自治地位。

（注：

PhilipE.AuerswaldandDavidP.Auerswald（eds.）,TheKosovoConflict:

ADiplomaticHistoryThroughDocuments,MA:

KIuwarLawInternational,2000,p.676.）

　　如果从意象分析模式来探讨，我们发现克林顿政府对科索沃危机的理解和对美国干预政策的诠释中带有两种意象成份，即对米氏和南联盟明显的“敌人”意象认识，同时又对整个巴尔干地区持有某种“依附者”意象。

而这两种意象认识基本上限定了克林顿政府对美国外交目标和干预政策的选择。

　　米洛舍维奇及其南联盟首先被刻画成具有极强的扩张企图。

如奥尔布赖特于1999年3月25日在华盛顿答记者问时这样描述米洛舍维奇的动机，“像历史上欧洲许多流血一样，因为这里有邪恶的独裁者或扩张主义野心的领导人，他们认为自身的领土不够大，总伺机扩张”。

（注：

PhilipE.AuerswaldandDavidp.Auerswald（eds.）,op.cit.,p.739.）

　　克林顿政府也没有忽视米氏政府的能力。

克林顿指出：

“这不是一场常规的战争。

是一方拥有重型武器与另一方为了独立的游击队的对抗。

如果这些游击队被消灭，塞族的警察和军队面对的将是手无寸铁的平民。

……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塞族的四万军队将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开始一场更大规模的屠杀。

”（注：

PhilipE.AuerswaldandDavidP.Auerswald（eds.）,op.cit.,p.697.）而米氏本人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冷酷无情”；他只会将西方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分歧视为“软弱”，通过与西方谈判“抬高自己在国内的地位”。

（注：

鲁宾：

“个人的战争”，[英]《金融时报》，2000年10月1日。

）

　　依照理想的“敌人”意象的类型划分，除了能力指标外，米洛舍维奇及其南联盟政府无论在动机、对美国利益构成的威胁以及米氏政权的性质，都比较符合“敌人”意象的构成。

“敌人”意象为认知者采取强硬和断然的行为提供了某种合法性解释，并减少因这种行为可能的不良后果所带来的心理不安和愧疚。

克林顿政府认为，对付像米洛舍维奇这样的敌人，美国和西方决不能一味迁就，必须“坚持到底，直到最终取得胜利”，否则就会出现另一个“波黑”甚至“慕尼黑”。

（注：

PhilipE.AuerswaldandDavidP.Auerswald（eds.）,op.cit.,p.827.）与此同时，鉴于米氏政权的“非民主”性，美国政府在制定空袭南联盟时，又试图将米氏政权与南联盟的民众区别开来，把对南联盟的空袭看作是又一场“美国及其盟友，与那些不愿受奴役人民一道团结一致，反抗侵略直至结束所有非人道的种族杀戮的勇敢的行动”，（注：

PhilipE.AuerswaldandDavidP.Auerswald（eds.）,op.cit.,p.691.）是“为了最终在南斯拉夫、巴尔干地区以及整个欧洲实现真正的民主”。

（注：

PhilipE.AuerswaldandDavidP.Auerswald（eds.）,op.cit.,p.450.）总之，“敌人”意象使得克林顿政府把米洛舍维奇及其政权视为整个科索沃危机的直接和根本的原因，美国必须以强硬政策，运用军事手段才能迫使“敌人”退让。

　　除此之外，对科索沃乃至整个巴尔干地区持有的“依附者”意象也明显体现在克林顿政府再现科索沃危机及美国的军事干预政策之中。

在诠释科索沃的和平谈判和政治斡旋问题时，克林顿政府总是表现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家长”甚至是救世主的心态，仿佛科索沃冲突是又一场“孩童之间的争斗”，出于“家长”的责任，美国不能容忍争斗无休止。

（注：

例如，克林顿1999年2月13日在对全国广播讲话中这样描述道：

“……我们为科索沃的和平和恢复它的自治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计划。

如果塞族一方拒绝方案，北约将被授权对南联盟予以空中打击；同时我们也向科索沃阿族明确声明，如果他们拒绝我们的方案或想继续发动战争，他们再也不会得到我们的帮助。

”PhilipE.AuerswaldandDavidP.Auerswald（eds.）,op.cit.,p.512.）

　　不仅如此，克林顿政府总是将米氏政权“妄图支配整个地区”的野心与科索沃阿族人“反对压迫”的“英勇斗争”形象对立起来。

克林顿政府还将米氏政权采取“极端的”“种族清洗政策”后的“人道主义灾难”与南联盟周边国家“慷慨开放边境”、“接纳难民，使其有安身之所”的行为对立起来。

（注：

PhilipE.AuerswaldandDavidP.Auerswald（eds.）,op.cit.,pp.507,766.）总之，在克林顿政府有关“依附者”的意象图谱中，米氏属于“极端分子”、“无赖”，“武力是其唯一听得懂的语言”，需要美国和西方给予教训。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盟友让战争持续下去而不闻不问，米洛舍维奇就会将我们的迟疑作为其继续屠杀的通行证”（注：

PhilipE.AuerswaldandDavidP.Auerswald（eds.）,op.cit.,p.732.）。

而科索沃阿族，甚至南联盟周边国家都属于“有理性”的“温和派”。

按照“依附者”意象的理解，他们是“无助”而“软弱”的，像孩子那样需要得到外界，特别是宗主国的帮助。

（注：

当时任克林顿政府国务院发言人的鲁宾在其发表的《金融时报》上的“个人的战争”一文中，就美国当局如何看待科索沃谈判代表作了细致入微的描述，认为科索沃谈判代表在和谈中的表现像孩子一般，既

　　无助软弱，有时又很任性。

（参见[英]《金融时报》，2000年10月1日）克林顿在3月24日向全国的电视讲话中这样描述阿族的“温和”与“通情达理”，“我们要求他们接受和平，他们接受了；我们要求他们保证放下武器，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