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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觉论

语觉论:

英语教育跨越式实验理论基础——何克抗

发布日期:

2004-3-1900:

00作者:

点击数:

1585

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

何克抗

 内容提要

 

一、          关于儿童语言发展研究现状

1、 后天环境论

2、 先天决定论

(1)  LAD理论

(2)  关键期理论

3、 先天与后天相互作用论

 

二、          关于儿童语言发展的新理论——语觉论

1、 对当前主要儿童语言发展理论的利弊分析

2、 一种新儿童语言发展理论(“语觉论”)的产生背景

3、 语觉论的基本内容

(1)语觉功能与语觉概念

(2)语觉论的脑神经生理基础

(3)语觉论对儿童获得语言过程的分析

 

三、          语觉论对当前主要儿童语言发展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四、          结论

 

 语觉论——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基础

一、关于儿童语言发展研究现状

 

为什么任何一位四、五岁的幼儿都能无师自通地基本掌握包含数不清的语法规则变化的本民族口头语言?

语言能力是先天遗传的?

还是后天习得的?

我们应当怎样去促进儿童语言能力(包括母语能力和第二语言能力)的发展?

……。

这些问题是语言学界、心理学界和教育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了解有关儿童语言发展的基本理论。

迄今为止,关于“儿童语言如何发生与发展”,即“儿童如何获得语言”的问题上,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论。

1、后天环境论[1]

这种理论认为,儿童语言能力完全是后天获得的,是由后天的经验形成的。

如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Locke)所言[2],人类的任何知识(包括语言)都不可能超越于经验之外。

行为主义心理学派不仅继承了这种经验主义的观点,而且加以进一步的发挥。

众所周知,行为主义心理学只把外显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行为是对刺激所作出的反应,是由条件反射的形式所组成的过程,是多次重复和强化的结果;而语言不过是“词语的行为”[2],所以同其他行为一样,是通过一系列刺激-反应过程在后天学到的。

并认为,儿童是通过重复他听到的话而学会说话,通过父母的夸奖而使儿童说话的能力得到增强。

事实上,言语行为是相当复杂的,它既受语言交互环境的制约,也受说话人自身心理因素的影响,决不可能归结为简单的“刺激-反应”过程,不可能象行为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控制刺激就可控制反应、预测反应,就可控制和预测人的各种言语行为。

许多语言学家通过长期观察与实验也证明,儿童掌握语言能力主要是通过人际交往,虽然有时儿童也有重复或模仿大人说话而得到夸奖的情况,但这绝非儿童获得语言的主要途径。

在上个世纪行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年代,“后天环境论”曾一度流行,从目前情况看,这种观点已经过时。

2、先天决定论

目前比较有影响的先天决定理论有两种:

以乔姆斯基(N.Chomsky)为代表的“LAD理论”和以伦内伯格(E.H.Lenneberg)为代表的“关键期理论”。

(1)LAD理论

同后天环境论相反,乔姆斯基认为儿童有一种受遗传因素决定的“先天语言获得机制”(LanguageAcquisitionDevice,简称LAD)。

为了说明这种机制是如何影响婴幼儿对母语的获得过程,乔姆斯基于1988年提出了一个基于普遍语法(UniversalGrammar,简称UG)的语言获得模型。

在此模型中,婴幼儿对母语的获得过程被描述为[3]:

“普遍语法(UG)有确定的参数,这些参数可通过经验以某种方式固定下来。

我们可以把语言能力看成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该网络与一个包含开关矩阵的开关盒相联接,这些开关可以在两种状态之间转换。

在系统运行之前,必须先对开关进行设置。

一旦这些开关设置成某种允许的工作方式,系统就按其自身的性质工作。

不过,取决于开关设置方式的不同,系统的功能也有所不同。

这个固定的网络就是普遍语法的原理系统,开关值就是由经验所确定的参数。

向正在学习语言的儿童呈现的数据必须能满足以某种形式设置开关的需要。

开关设置以后,儿童就掌握了一种特定的语言并了解该语言的事实——一个确定的表达具有确定的意义,等等。

这样,语言学习就是确定普遍语法中待定参数值的过程,就是确定使网络运行所需开关值的过程。

……除此以外,语言学习者还必须发现语言的词汇项及其特性。

……语言学习并不是儿童实际在做什么事情,而是处于某种适宜环境中的儿童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像儿童的身体在适宜的环境刺激和营养条件下,按预定的方式生长和成熟一样。

由此可见,按乔姆斯基的观点,儿童获得语言的过程实际上是儿童主动地发现与确定普遍语法中待定参数及相关词汇项的过程。

儿童是主动生成与发展语言的主人,而不像后天环境论者那样,把儿童看成只会对刺激作出被动反应的模仿者。

儿童在语言获得过程中不是通过一句句的具体话语来掌握,而是通过一系列规则(普遍语法体系)来掌握——只要参数一设定,普遍语法体系就被确定。

乔姆斯基认为,这就是所有儿童都能在较短时间内快速掌握各自母语的根本原因。

先天决定论和后天环境论相比,尽管有上述优点,但目前尚未能被学术界普遍接受。

主要原因是它还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

①乔姆斯基关于婴儿存在“先天语言获得机制”的论点是思辨的产物(乔姆斯基并未对此提供脑神经生理学的证据),大脑中是否先天就存在处理普遍语法的神经机制,目前还只是假说,尚有待证实。

②对后天语言环境的作用重视不够。

如上所述,乔姆斯基认为,儿童获得语言的过程是儿童主动地发现与确定普遍语法中待定参数及相关词汇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并不要求“儿童实际做什么事情”,只要“处于某种适宜环境中”,儿童自身就会发生该发生的事情,“就像儿童的身体在适宜的环境刺激和营养条件下,按预定的方式生长和成熟一样。

”很清楚,乔姆斯基认为,儿童获得语言的过程并不要求儿童实际去学习语言(不要求“儿童实际做什么事情”),只要能让儿童置身于“某种适宜的环境”就可自动获得语言能力——就像身体在适当营养条件下的自动生长、发育一样。

这里,虽然也提到了要有“某种适宜的环境”(表明乔姆斯基并没有完全否认环境的作用),但是在乔姆斯基的全部理论中对环境如何具体影响儿童语言的生成与发展却很少涉及,其理论的基础及侧重点始终是放在先天机制上,似乎儿童只要利用环境中接触到的部分语言现象和语言材料,就能凭借先天的语言获得机制,像语言学家那样从输入的语言素材中发现规律,从而获得语言。

(2)关键期理论

目前比较有影响的另一种先天决定论是伦内伯格的“关键期理论”,也有文献称之为“自然成熟说”[1]。

1967年伦内伯格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语言的生物学基础”(TheBiologicalFoundationofLanguage)。

在该书中,他提出一套用于判定是否属于“先天能力”的准则,并且证明人类的语言能力完全符合这一套准则,所以是先天的。

他把儿童的语言发展看成是受发音器官和大脑等神经机能制约的自然成熟过程。

伴随年龄的增长,儿童的发音器官和大脑的神经机能逐渐成长发育。

当和语言有关的生理机能成熟到一定的准备状态时,只要受到适当外界条件的激活,就能使潜在的与语言相关的生理机能转变为实际的语言能力,所以儿童语言能力的获得是由先天遗传因素决定的。

伦内伯格还指出,在儿童发育期间,语言能力开始时是受大脑右半球支配,以后,逐渐从右半球转移到左半球,最后才形成左半球的语言优势(左侧化)。

伦内伯格认为,左侧化过程发生在两岁至12岁之间,并强调这是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这一时期之后,如果大脑左半球受损,将会造成严重的语言障碍,甚至终生丧失语言能力;如果是在这一关键时期的开始或中间阶段(即左侧化完成之前)左半球受损,则语言能力将继续留在右半球而不受影响。

这就是伦内伯格关于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期理论”。

从当前脑神经科学研究的进展来看,伦内伯格关于儿童发育早期(四、五岁之前)语言能力是受右脑控制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至少还没有得到实验证据的支持。

目前比较公认的看法是:

儿童在青春期之前(尤其在10岁之前),大脑两半球都具有发展语言的潜在机能,在语言能力发展上两半球是处于竞争状态,这时尚不存在单侧优势。

只是随着年龄增长和社会交往的增加,对言语能力要求愈来愈高,需要相关神经机制的更为精细的调节与控制,加上人类的大脑结构有天生的不对称性[瓦达(Wada)等人对胎儿大脑的研究表明[4],其左半球的颞叶均比右半球略大,而颞叶正是与话语理解密切相关的部分],最后才在两半球竞争过程中逐渐形成左半球的言语功能优势。

尽管有这类争议,但是就伦内伯格的“关键期”理论本身而言,我们还是应当给以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重视。

事实上,儿童获得语言具有“关键期”(也称最佳敏感期),现在已不再是一种“假说”,而是已得到许多实验与观察证实的科学事实。

例如:

①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语言学家J.K.Chambers在1992年发表“方言习得”[5]一文。

该文根据六名加拿大儿童移居英国习得英国南部方言的案例,发现对于新方言的复杂规则和新音位,7岁和不到7岁的儿童(早期习得者)可以顺利习得;14岁和14岁以上者(晚期习得者)几乎不能顺利习得,甚至永远不能完全掌握;7至14岁之间的儿童则界于这二者之间(可能是早期习得者,也可能是晚期习得者)。

这一研究表明语言获得确实有一关键期。

②美国Rutgers大学认知科学中心K.Stromswold在1995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6],婴儿期的脑损伤通常只造成暂时的、较轻的语言缺陷,而成人发生的同样脑损伤则会造成长期的、严重的语言障碍。

儿童失语症较容易康复与两个脑区可以实现语言功能重构有关:

第一脑区是与受损伤的左半球语言功能区相毗邻的脑区;第二脑区是与左半球受损脑区相对应的右半球未受损脑区(即右半球上解剖结构相同的脑区)。

如果左半球语言功能区的损伤面积很大,以至其周围几乎没有未受损脑区时,右半球的对应区域就将承担起语言功能重构的全部功能。

一般来说,重构的效果(即失语症的康复情况)年龄愈小愈好。

K.Stromswold在分析了众多的语言获得案例(这些案例中包括正常儿童、失聪者、在极端社会条件和语言剥夺条件下成长的儿童、不同年龄的第二语言习得者……)以后,最终得出结论:

在关键期以后,人类获得语言的能力随年龄的增长而削弱。

③为了检验第二语言的获得是否也存在关键期,Johnson和Newport研究了本族语是朝鲜语和汉语的一批被试的英语能力[7],这些被试是在后来进入英语环境后才开始学习英语,但进入英语环境的时间有所不同,最早的3岁,最晚的39岁。

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对于青春期(约14岁)开始前进入英语环境的被试,其掌握英语词法与句法的熟练程度与其进入英语环境的年龄高度相关(越小越熟练);而对于青春期后才进入英语环境的被试则几乎没有这种相关性。

这就表明,对于第二语言获得来说同样存在一个关键期,一旦错过这个关键期将会事倍功半。

3、先天与后天相互作用论

这种理论以加拿大心理学家唐纳德·赫布(DonaldHebb)为代表。

他认为[2],婴儿在出生时就对人类言语的声音模式具有特殊敏感性,脑中具有接收、理解和生成言语的特殊结构。

但是要使这种结构产生言语功能,还需要有适当的环境和经验的作用。

这就是说,人类之所以有言语功能,一方面是因为大脑中先天就有专司言语功能的特殊结构(言语中枢),具有处理抽象语言符号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后天经验的作用和语言环境的影响。

目前,赫布的上述观点已为国际学术界所普遍接受。

近二十年来,随着脑神经科学研究的进展,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事实为先天与后天相互作用理论提供证据。

以这种理论建立的基础——假定大脑中具有专司言语功能的特殊结构(言语中枢)为例,迄今为止,发现大脑中确实存在以下四种言语中枢[2]:

(1)言语表达中枢——位于大脑皮层左半球的额下回(即第三额回)后部。

其主要功能是口语表达,这一区域若有损伤,会发生典型的“口语表达性”失语(失语症)。

这时患者不能组成正常的言语,说话缓慢费力,语言贫乏,严重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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