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古典文献的物质形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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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古典文献的物质形态
第一章 古典文献的物质形态
文献的物质形态，即记录文献的载体。
纸张发明以前，我们的祖先曾先后利用甲骨、金石、简牍、缣帛来刻写记事，作为文献的载体。
这些载体，起着保存、传播和发展文化的特殊作用。
汉代，我国发明了造纸术，纸张被广泛使用，成为各类文献的理想载体，而且使用时间最长。
直至目前，我国仍以纸为文献的主要载体。
新近出现的感光材料和磁性材料，即胶片和磁带，是一种新型的文献载体，颇受青睐，已被广泛采用，在某些领域，大有取代纸张的趋势。
第一节载体形式
一、甲骨
甲骨，龟甲兽骨的总称。
龟甲多用腹甲，少数也用背甲，兽骨多用牛胛骨，少数也用其它动物如鹿、猪等的骨，故合称甲骨。
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文献载体，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其上刀刻的文字称甲骨文，是殷商时代贵族占卜吉凶祸福的卜辞。
殷商人敬信鬼神，几乎无事不行占卜，如祭祀的祥晦，战争的胜败，畋猎的顺阻，稼穑的丰歉，畜牧的繁简，以至妇女生育、天时晴雨，事先都问鬼神。
其法由专职官员巫筮举行仪式，把请问的事向鬼神祷告，用火柱烧炙甲骨背面的圆穴，甲骨正面爆出纵横裂纹就被认作鬼神意旨的征兆，然后由专门的占人根据兆坼定其凶吉。
用刀刻于甲骨上面，先刻询问的事，随后刻兆象，再刻验辞，最后入档。
甲骨里已经有把几片甲骨连在一起成册的了。
安阳小屯村YH127坑出土的某一贵族的卜腹甲上刻有“册三，册凡三”的字样，就是共有九片甲骨集合在一起，证明了当时确有把甲骨连在一起的事实。
因此，可以把这种甲龟称为龟册，它是最早的书。
是当时史官保管的重要文献。
因出土于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的殷商故都废墟，故又称“殷墟卜辞”、“殷墟书契”。
甲骨文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被发现，当时，住在北京的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因治病的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中药中的“龙骨”，即甲骨上刻有古文字，他便四处搜求，其得1500片。
不久，王懿荣去世，其甲骨为丹徒人刘鹗（铁云）收藏，刘又继续收集，共计约5000片。
选出其中字迹完好的1058片，于1903年拓印成《铁云藏龟》，这是著录甲骨文的第一籍。
1904年朴学大师孙诒让据此写成《契文举例》二卷，可谓我国学者研究甲骨文的开始。
1907年罗振玉开始收藏甲骨，并亲自前往调查，所得甲骨逾万。
1913年印行了《殷墟书契后编》等专著，成为研究甲骨文献的必读之书。
王国维于1917年发表《殷先公先王考》，以实物为依据论证了《史记·殷本纪》所载王世系为信史，是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论文。
从1928年至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先后对河南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获大批甲骨文，并编印出版了《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
从这一时期始，郭沫若、于省吾、胡厚宜、陈梦家等著名学者，利用甲骨文文献，从古文字入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为学术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
而今研究甲骨文的人越来越多，中外学者达400多人，有关论著达2000余种。
其中，考古研究所1965年编辑出版的《甲骨文编》收录甲骨文4672字，可识字900余。
并注明出处，简要说明，可作甲骨文字典。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辑的《甲骨文合集》，收录甲骨4万多片，全书分13册，是一部集大成的甲骨著录，我国第一部大型甲骨文资料汇编。
国内40余城市近百单位，收藏10万余片,台湾、香港藏了约3万片，国外日本、加拿大、英、美、德、法、比、苏、瑞士、韩国共有2.6万余片，其中碎片较多。
甲骨所用文字大约5000，甲骨文可释的字约1400字。
除殷墟甲骨外，从五十年代起，我国在山西、陕西等地先后发现周代甲骨。
其中陕西周原遗址出土西周甲骨17000片，清洗出有字甲骨190多片，共有单字600多个，异于殷商甲骨是字迹微小，须用5倍放大镜才能看清，说明刻写技术高度熟练，这是研究商末周初历史、地理和官制的重要文献。
这些甲骨的出土，也使人们改变了只有殷代才有甲骨文的传统看法。
二、金石
金石，是指以青铜器和石块为文献的载体，也是钟鼎和丰碑的总称。
商代至秦汉时期，奴隶主贵族主要采用铜和锡的合金，铸造礼器、乐器、日用品等器物，因它呈青灰色，故称青铜器。
青铜器的铸造方法，是先用陶土制模，刻上花纹文字，入火烧硬，再将熔化的青铜汁浇于陶模内，待青铜冷却，撤去陶模，青铜器即成。
其上常常铸上或刻有文字，通称“铭文”，又称“金文”。
青铜器中的礼器以鼎居多，乐器以钟居多，所以前人便把钟和鼎作为青铜器的别称，其铭文又习称“钟鼎文”。
青铜器铭文，字数多寡不一。
有的仅刻上作器者姓名，有的则刻上纪念性文字，有的还刻上需要长期保存的文献。
迄今发现有铭文的青铜一万多件，其中多属周代。
铭文除了记事之外，更多的则是纪念祖先、表彰功德。
字数多者达497字。
一般说来，商代铭文较为简单，西周的最繁，至春秋时又趋于简要。
到了秦汉时期，就很难发现长篇铭文了。
铭文不论长短，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虢季子白盘，铭文共111字，用韵文写成，是一篇很好的散文诗，与《诗》的雅、颂极为相似。
现藏于台湾的“毛公鼎”，铭文497字，这是现有最长的青铜器铭文。
其内容叙述周王叮嘱毛公效忠王室，并给予大量赏赐。
1974年在河北平山县战国群墓中出土的“中山王鼎”铭文469字，“中山王方壶”铭文448字。
因为文字多，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许多历史事实，成为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
商周金文单字共约3500个，可释的约2000个，字体为大篆。
许慎《说文解字·序》说：
“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
”可见许慎著《说文解字》已利用铜器铭文的材料了。
而金文中用形声造字的字比甲骨文更多。
可见，金文在当时是较进步的文字。
秦汉时代，铭文字体则转向小篆和隶书。
青铜器铭文历代为人们重视。
欧阳修《集古录》，收录历代金石铭文四百余篇并予考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金石专著。
其后有赵明诚撰《金石录》，著录上古自五代金石拓本二千件，成为当时金石学的重要代表作。
清代研究尤盛，梁诗正《西清古鉴》、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大澂《愙斋集古录》、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等。
今人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更是有建树。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20册，是集殷周金文之大成的专著。
石刻，比在青铜器上刻铸文字较为容易，秦汉以来，石刻逐渐取代了金刻的主要地位。
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唐代初年发现于大兴县（今陕西宝鸡市南），在10个琢磨的鼓形石上，各刻四言诗一首，歌咏秦国君畋猎游乐生活，故又称“猎碣”。
所刻文字，雄浑有力，是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前的大篆，即籀文，亦称古籀，后世对其书法评价甚高。
杜甫、韦应物、韩愈等都有诗篇题咏。
发现时文字已残缺，原有600多字，到宋代欧阳修所见，仅485字，后人所见，字数更少。
清乾隆时，别选贞石，重新摹勒，使人拓印，于是石鼓文有新旧两种拓本。
关于石鼓的制作时代，争议颇多，或谓周宣王时所作，或谓周成王时所作。
南宋郑樵因其文往往与秦器相合，定为秦刻。
后世亦多从此说，公认石鼓石为秦刻石，石鼓经千余年的辗转流移，十石文字大多剥落，其中一石，字迹竟全然无存。
原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馆，郭沫若有《石鼓文研究》一书，可资参考。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多次巡行各地，到处刻石记功。
计有泰山、峄山、琅琊、支罘、东观、碣石和会嵇等刻石。
字体均为小篆，相传为李斯所书。
这些石刻大都湮没，现仅琅琊石刻残存13行87字，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院。
司马迁将这些石刻文字收入《秦始皇本纪》，开创了以石刻文字为史料的先例。
封建社会统治者大都尊奉儒学，便把整部儒家经典刻在石版上，定作标准本，称为“石经”。
自东汉以来，魏、唐、后蜀、两宋和清各朝均刻有石经。
其中最重要的有《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和《开成石经》三种。
汉灵帝熹平四年（173），蔡邕认为经书辗转传抄，难免有误，奏请刊刻石经，灵帝令蔡邕用隶书把《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7部书刻在石版上，立于首都洛阳太学门外，作为经书的标准本。
当时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读书人，争相抄拓，络绎不绝。
这对统一经传，开创版本起了很大作用。
此石经因刻于汉代熹平年间，又只用隶书一种字体，故称为“汉石经”、“熹平石经”、“一字石经”。
根据文献载，古经公布后，从各地赶来抄写经书的人很多，每天几百辆车子络绎不绝，阻塞了洛阳和郊外的交通。
三国魏曹芳（齐五）正始年间（240—248）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把《尚书》、《春秋》二部书刻成石经，称为“魏石经”、“正始石经”、“三体石经”。
据文献载，共有48块两面刻字的石头，至晋，有人仍看到18块较完整的石头。
至今只能看到一些残字。
唐文宗开成二年，用当时的楷书把12部儒家经典刻成石经，立于长安太学。
称为“唐石经”、“开成石经”。
它对后代影响较大，五代雕版刻印经书，就以它作为依据。
时至今日，许多石经都已残缺，唯独“开成石经”的217块石版，仍完整地保存在西安碑林中。
自唐代以后，随着雕版印刷事业的日益发展，石经的作用相对下降，但刊刻古经的事并未停止。
清高宗乾隆年间刻过十三经，一共190块石碑，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安定门内成贤街原国子监内。
而今大量历代墓志、碑文已成为保存文献、考证史传、增补遗闻的重要资料。
三、简牍
简牍，即竹（或木）简与木版的合称。
古代把书写的狭长竹片，称作“简”，把木版称为“牍”或“版”。
版牍呈四方形，亦称“方”。
把诸简编连在一起称“册”，是编连诸简的象形字。
“册”通策，亦称“策”。
古人常说的“简牍”、“方策”就是指写在竹片木版上的书籍。
《仪礼·聘礼》则说得较为具体，“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
郑玄注：
“古曰名，今曰字。
”一百字以上写在策上，不足一百就写在木版上。
实际上，古代早期的正式书籍，都用简策。
简牍的制作方法，东汉王充《论衡·量知》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述：
“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
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
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
”竹简的制作，就是把竹截成竹筒，剖成竹片，然后用笔墨书写文字。
至于版牍，也是先锯成木段，剖成板片，刨光即成。
为了便于书写和以防虫蛀，竹简在书写之前，还得刮去竹片上的青皮，烘干竹片里的水分，这就是所谓“杀青”和“汗青”。
由于“汗青”是制简必不可少的工序，久而久之，“汗青”也就成为简的代称。
古代制简，都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西北部地区都是木质的。
而东南部地区，为湖北、湖南、山东、江苏出土的，则大都是竹简。
简的长度，长短不一，最长的3尺（古尺1尺相当于23.3厘米），短的5寸，一般的2尺4寸、1尺2寸不等。
3尺长的记载法律条文，曰“三尺法”，以示尊重。
一般的多记儒家经典，不足一尺长的多录杂记，便于随身携带。
每简书写的文字，多少不一，多的60余字，少的只有几个。
一根狭长的简，写不了多少字，只有以简编连成册，才能书写更多的内容。
简策的编连方法，有的是先编后写，也有的是先写后编。
用牛皮编连的称“韦编”。
《史记·孔子世家》：
“晚喜《易》，读《易》书韦编三绝。
”就是说孔丘读的《易》是用熟牛皮作编绳的。
用丝带编连的叫“丝编”，有各种颜色，如：
刘向《别录》：
“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
”（《北堂书钞》卷一百零三、《太平御览》六百零六引），刘歆《七略》：
“尚书有青丝编目录。
”（《文选·任昉〈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引）荀勖《穆天子传·序》：
“故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也。
皆竹简素丝编。
”上下编联绳子的道数，几道即几编，多数用2编或3编，长简也有用5编的。
简编联成册后，可收卷成一束存放。
简策遗物历代均有发现，汉景帝时，鲁恭王刘馀挖孔子旧宅墙壁，露出一批竹简，经孔安国整理，包括《尚书》、《逸礼》、《论语》、《孝经》几书，是战国人所抄，称古文经。
晋太康三年，在汲县（今河南汲县）战国魏王古墓出土竹简书籍75种十余万言，其中的《竹书纪年》、《穆天子传》至今仍然是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发掘竹简最多的一次。
解放后考古发掘成绩显著，1959年武威汉墓发现竹木简504枚，其中469枚考定为西汉末抄的《仪礼》，是目前最早而较完整的古写本。
1977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竹简4942枚，大部分为先秦古书，《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墨子》、《管子》、《晏子》，及军、政、阴阳杂占的佚篇。
同年11月，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医药简版92块，完整医方30多个，另载针炙穴位，刺疗禁忌。
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竹简，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本子的并行本，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秦简1155枚，计书10种：
《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等。
1972年至1976年，额洛纳河流域发掘汉简近3万枚，编绳未烂，已整理出70多个较完整的薄册，这对于了解简策体制非常重要。
牍是把干木头锯为段，再锯为薄片，削平，叫版，写了字总称牍。
版可长可短，长3尺的叫椠，长2尺的叫檄，长1.5尺的叫传信，长1尺的叫牍，长0.5尺的叫传（出入城门凭证）。
用途主要是写公文、名单、帐簿、通讯，以及制表、画图。
故一国领土称版图。
公文和通信，版的一面写好，另加一版，叫检；加版外面写收者和发者官爵姓名，叫署；两块版用绳带捆紧，叫约；打结处糊一撮粘土，粘土上捺凹文图章，显出凸字，叫封，粘土即叫封泥，这样的整体叫做函。
简牍作为文献的载体，比起甲骨、金石来，具取材容易、制作书写方便的优越性，但简牍容纳的字数毕竟有限，而保存、携带、阅读都很不方便。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每天批读简牍文书，重达120斤。
西汉东方朔写文一篇，用简3000根，由两个武士抬给武帝看。
而看简次数多了，又常把绳带弄断。
因此孔子读《易》，出现韦编三绝。
简之断烂坠脱，造成了古籍的衍逸窜讹等错乱现象。
这说明简策制度缺陷颇大。
简牍从殷商到魏晋，先后经历了一千多年，逐渐为纸所代替，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四、缣帛
缣帛，丝织品的总称。
古代的丝织品作为文献的载体，一般称为帛书。
丝织品又称素、缯、缣，故亦可称之为“素书”、“缯书”、“缣书”。
还可简称为“素”和“缣帛”。
帛书的产生大概在春秋简牍行时，已开始用丝织品写文章。
因简牍笨重，保存、携带、阅读都不方便，于是在使用简牍的同时，出现了缣帛。
先秦文献中常有“竹帛”并提的记载，就是指竹简和帛书而言。
缣帛轻薄柔软平滑，便于书写绘画，易于携带、阅读，还可根据文字的多少截断，折叠起来存放。
晋张揖《字诂》说：
“古之素帛，依书长短，随事截绢，枚数重沓，谓之幡纸。
”把缣帛写好后，依其篇幅长短裁剪下来，折叠起来的称“幡纸”；加上竹木条为轴心，卷成一束的称一卷。
除了一些短文是几篇合成一卷外，一般都是一篇为一卷。
缣帛虽有轻便的优点，但价格较贵，不是一般人都可以使用的。
因此缣帛始终未能取代简牍，而是并用了很长时期。
西汉刘向校书竹、帛兼用，到东汉官府及上层人物，则喜缣帛，厌用简策，汉，董卓之乱，胁帝迁都。
乱军以简策烧火，以帛书联缀作帐篷、车篷、口袋，想见帛书数量非少。
由于帛书不如竹简普遍，埋藏地下又易腐朽，所以历来出土的竹简较多，帛书较少，直至1973年12月，才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大批西汉帛书，有的摺叠于漆盒内，有的卷在竹木条上。
这批帛书，有《老子》、《十大经》、《战国纵横家书》，及兵书、医书、历史、哲学、历史等著述。
其多而完整，有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也丰富了我们对缣帛的认识。
“著于竹帛谓之书”，简册和帛书在汉代是书籍的主要形式，就是在纸张发明以后一段时间里，缣帛仍然在继续使用。
因缣帛价格昂贵，一般人无力随便购买，所以崔瑗给葛元甫的信上说：
“今遗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
三国时，曹丕把创作的《典论》和诗赋，用白绢写一份送给孙权，同时用纸另抄一份，送给张昭，可见在纸发明已有三四百年以后的东汉三国时期，纸张已经逐渐成为常用的书写材料了，而帛书仍在流行。
直至隋、唐以后，除了画家、书法家之外，一般人便不再使用缣帛。
五、纸张
纸张，作为一种价廉易得的书写材料，是较为理想的文献载体。
简牍易得而笨重，缣帛轻柔而昂贵，作为书写材料则不便于携带。
纸，从“丝”旁，本是丝织品的别名。
“纸”字的本义，是指漂洗蚕茧时附着子箧上的絮渣。
在先秦文献里，早就有过关于“絮纸”的记载。
后来也把以丝为原料的缣帛称为纸。
“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后汉书·蔡伦传》）。
真正以植物纤维造成的纸，从考古发现看，大约发明于西汉前期。
出土的一些西汉古纸，质地粗糙，不宜写字，类于今日俗称的草纸，当属初时生产的麻纸。
到了东汉和帝时，担任尚书令的宦官蔡伦，总结前人经验，改进造纸方法，将树皮、麻头、敝布、鱼网等植物纤维，浸在水里，捣成纸浆，然后用竹帘捞出，晒干成纸。
人称“蔡侯纸”。
这种纸造价低廉、轻薄，宜于书写，被逐渐推广开来。
中国发明的造纸方法，经过六七百年后，流传到中亚，后又传播到欧洲、美洲，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纸，自蔡伦以后虽已用来写字著书，但作为新兴的书写材料刚刚问世，还没有受到普遍的注意和应用。
从东汉至魏晋，一直是缣帛、竹木简、纸张三者并用，贵族和上层阶级重帛轻纸观念仍然强烈，直至东晋永兴三年（404），桓玄皇帝下令“以纸代简”。
从此，确立了纸作为唯一的文献载体的地位，结束了简帛时代。
六、胶片、磁带与光盘
胶片，感光材料的总称。
胶片的构造，主要有片基和感光层两部分。
印刷业使用的感光材料有黑白感光片和彩色感光片。
黑白感光片用于复制照相、制作拷贝、电传或照排相的文字图版等。
彩色感光片又可分为正片、负片和反转片三种。
反转片可在复印照相中，用作原稿的彩色正片和彩色校正蒙片等。
利用感光材料为载体，经过一定的加工处理，对文献进行印刷、复制、摄像、传递,比起以纸为载体，采用雕版印刷、铅字印刷，要快速、方便、准确得多。
工作效率的提高，更非传统的印刷方式所能比拟。
磁带，通常是在塑料的薄带上，涂敷一层粉状磁性材料制成。
磁带可以用来记录声音、图像、数据或其它电信号，免去文字印刷和书写，是一种记录和贮存文献的最新载体。
以胶片或磁带的载体，利用音响、图像等方式记录知识的材料，称为视听资料。
视听资料一般分三种类型：
一是视觉资料，也称无声录像资料，包括图片、摄影胶卷、幻灯片、无声录像带、无声机读件等；二是听觉资料，也称录音资料，包括唱片、录音事等；三是声像资料，也称视听资料，包括电影片、电视片、录音录像片、声像光盘等。
视听资料既能使文字记录的文献再现，又能发挥其动态的特殊效果。
它还可以运用放大、缩小、加速、减慢、剪辑、合成等手法，其效果和作用是一般印刷型出版物达不到的。
在表现功能方面，它更具有以声传情、形象逼真、声情并茂的特色，而且还能够借助现代通讯技术加以迅速传播，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从80年代开始，我国已有本国的声像出版物及其出版社。
第二节装订形式
我国的文献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文献载体几经变化，制作方式又有锲刻、书写、印刷的不同，装订形式也就随之而发生变化，先后产生过下列几种体式：
1、简策体式，竹、木简的编简；2、卷轴体式，缣帛和纸书的卷子装，以及纸书向册页过渡的旋风装：
3、折叠体式，梵夹装和经折装；4、册页体式，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等。
至于近现代的精装、平装，不是古文献的重要体式，则略而不论。
一、简策体式
每根竹、木简如同现代书的每页纸一样，是组成一部书的基本单位。
一部书的多根竹、木简，需用纽绳加以编连，即编简成册，亦称“简策”。
从近当代出土的竹、木简实物来看，编简一般都是用纽绳系在竹、木简上下端无字外，像编拍帘子一样，逐简编联。
在一篇书的开头，有时还加编两根无字的空白简，以保护正文，称为“赘简”。
这便是现代书籍“护封”的起源。
简编连成册后，既可以折叠，也可以卷起。
出土实物多属卷起，以最后一支尾简为轴心，向前滚卷，第一支首简背面朝外，其上加署篇题，便成为一卷书的形式。
然后装入帧（布袋）内保存。
这样的编简，通常称之为“简策本”（册），是我国最早的正式图书版本形式。
如1977年，安徽阜阳县两汉夏侯灶墓出土的编简10余种，其中就有《诗经》、辞赋等。
西汉早期体式的古代文学文献。
编简，在战国至西汉时期最为流行，到东汉、魏、晋时，仍是书籍的主要体式。
二、卷轴体式
卷子装帛书与简书虽然材料不同，形式各异，但在体式上却有许多相似之处。
帛书与简策同时并用，确受其影响而模仿简策体式，帛书写好后，也同样从尾端向前卷起，卷成一轴，除了采用卷子装体式外，也可以折叠收藏。
帛书发展到汉代，形式日益讲究，当时用于专门写书的缣帛，上面织有或绘有红色或墨色的边栏界行，时称“朱丝栏”、“乌丝栏”。
魏晋以后，纸书逐渐代替帛书流行，纸书不仅画有边栏界行，长幅纸书写出后，也模仿简策和帛书，从尾端向前滚卷，形成卷子体式，也称“卷子装”。
又因出书尾粘有一根圆棍，两头称称露出，形如车轴，故又称“卷轴装”。
卷轴装又有精装、简装之分。
主要表现在它的轴、签和缥带—上。
《隋书·经籍志》说：
“炀帝琉璃轴，下品漆轴。
”《大唐六典》说：
“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
”简装，则大都采用竹签木轴。
卷子装，经多次伸展卷缩，极易破裂，因此需要加工厂以装潢，才能经久耐用。
“装”是装裱、裱背，就是用其它的纸或绫、绢，粘贴于字纸背面，这种衬料称为“包首”，古亦谓之“护首”。
包首系上丝带，作为捆扎卷轴之用。
“潢”是指染纸防蠹，就是将纸用黄檗染过，即称“潢纸”。
今存世的隋、唐卷轴术，大多经过入潢处理，其纸色黄无蛀。
宋以后，刻印术就很少再进入入潢处理了。
卷轴装，大体盛行于隋、唐时期。
时至今日，除装裱字画长卷，仍沿用卷轴装体式外，书籍的卷轴装则早已成为历史。
旋风装是从卷轴体式到册页体式的一种过渡形式，古人称之为“旋风叶子”、“旋风叶卷子”。
因其书叶鳞次栉比，貌似龙鳞，故又称“龙鳞装”。
其体式不再是把单张纸粘成长纸，或卷起，或折叠，而是直接把一张张写好的书叶，按顺序先后，向左鳞次相错地粘到比书叶略厚的长条纸底上，然后与卷轴装卷向相反，由首向尾卷起，外形仍是卷轴装，而内部书叶却是逐次朝一个方向卷起，犹如旋风。
阅览时，如同现代书籍一样，可以随意翻览。
现今保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馆的唐写本，王仁煦《刑谬补缺切韵》即《唐韵》，就是这种旋内装。
它既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阅不方便的矛盾，是对卷轴装的一种改进。
三、折叠体式
折叠体式可分为梵夹装和经折装两种。
梵夹装因古印度的佛教经典，曾长期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为贝叶经。
将贝叶重叠，以木板上下相夹，再以绳捆扎，故称梵夹。
佛教经典，多用此式。
但并非人们认为的经折装，李致忠先生认为梵夹装“系专指古印度用梵文书写的贝叶经的装帧”。
即使“梵经译汉之后，特别是译成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之后，命名如藏文、蒙文藏经，其用纸张书写或雕印的经叶，也有仿效贝叶经的”，“虽非贝叶经的梵夹装，但显然是对梵夹装的模仿，故可称为梵夹装”。
这一见解，纠正了“梵夹装就是经折装”的误解。
经折装是由卷轴装演变而来。
阅读使用卷轴装时，深感展卷和收卷极为不便，费时费力，于是便有针对性地对卷轴装加以改进，遂收卷轴的长卷不再卷起，而是按照一定的尺寸，或者字的行数，左右反复连续折迭，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迭，前后再各粘裱一张质地较厚的纸，作为封面或封底，可将卷子装改变成为互相连续的一册，形同旧时记帐的经折，称为经折本，又称折本。
佛教传入中国，梵经译汉之后，早期都采用卷轴装，隋唐时期，佛教广泛传播，经折装便成为大量佛教典籍中唯一的装潢体式，一些教徒甚至认为，展颂的经籍如不是经折装，则不足以昭崇敬。
现在除佛经外，淬的裱本字帖，也大多采用这种装帧体式。
不难看出，经折装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书籍的装帧体式，业已完成从卷轴装到册页装的转变。
四、册页体式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文献装帧体式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卷轴变为册页。
通常一张没有装订的印叶，称为“叶”，也写作“页”。
多张单叶装订成一个整体，称为“册”，册页就是积页成册。
册页体式可分为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三种。
蝴蝶装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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