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微观经济学作业+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模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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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微观经济学作业+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模式
1.概况总结中国1978年以来宏观经济的走势特征与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并对政府的宏观经济调节政策作出评价。
1.1.1978年以来宏观经济走势特征与政策选择以及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六次比较明显的波动，包括五次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和一次通货紧缩，与此相对应，经历了六次比较大的宏观调控[1]。
从调控手段和做法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调控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总体来看，随着宏观调控实践的不断深入，我国宏观调控越来越成熟，初步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当然也存在不少值得认真总结的不足甚至教训。
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主要依靠行政和计划手段来实现，虽然财政、信贷手段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工具，但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财政、货币政策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取向”的改革模式确立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环境和条件不断变化。
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越来越多地采用经济手段，逐渐出现了真正的一般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1978~1991年为第一阶段，即对传统计划经济旧体制的改革阶段，中国处于短缺经济状态，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通货膨胀，采用的主要是行政和计划的办法，开始引进财政、货币政策的概念和做法。
这一阶段经历了1978~1981年、1982~1986年和1987~1991年三次经济波动，采取了1980~1981年的调整、1986年的“软着陆”，以及1989~1990年的“治理整顿”和“双紧”政策。
这一阶段的经济波动，与经济体制改革有比较大的关系，经济周期和改革周期基本同步或连续，1978年的“拨乱反正”、1984年的信贷体制改革和1988年的价格改革闯关，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发展[2]。
1992年至今为第二阶段，即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阶段，短缺经济逐渐结束，在有些方面出现了过剩现象，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存在出现通货紧缩的可能，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由原来的以直接的行政和计划手段为主，发展成为以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政府投资等直接手段，财政、货币政策的作用越来越大。
其间经历了1993~1996年的通货膨胀，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9~2002年的通货紧缩，2003~2004年的局部过热，以及2005年至今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经济运行偏热，相继采取了1993~1997年的紧缩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1998~2003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2004~2007年的稳健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以及2007年12月3~5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3]。
具体如下:
1、1978~1983年
1978~1983年，中国处于短缺经济状态，随着计划控制的放松和价格改革的推进，短缺经济时期所隐藏的隐性通货膨胀压力逐渐释放出来，致使整个20世纪80年代一直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通货膨胀。
这一时期采用的主要是行政和计划办法。
评价：
1978~1983年是短缺经济状态下的宏观调控，目标都是防止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策。
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没有形成，整顿手段都是单一的行政性办法。
如行政性财政政策，强制控制财政支出；行政性货币政策，强制控制信贷投放；对经营不善、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停止财政补贴，停止银行贷款；对落后的小企业进行整顿和关停并转等。
在头一两年内犹豫不决，前期力度不足，缺乏提前量和前瞻性，延误了最佳时机，最后不得不“急刹车”进行全面超强紧缩，结果GDP增长率从调控前的高位迅速大幅回落，经济在短暂繁荣后陷入长时间衰退。
2、1984~1986年
1984~1986年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通货膨胀。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开始引进财政、货币政策的概念和做法。
评价：
本次宏观调控仍然是处于短缺时代的宏观调控，大量运用行政手段，缺乏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
另外，20世纪80年代刚开始尝试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时，由于没有经验，不够坚定，加上受当时比较流行的凯恩斯主义思潮影响，基本上采取的是“相机抉择”政策。
政策变化过快、调整过于频繁，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
从效果来看，当时的经济波动比较大，调控效果不太理想。
3、1987~1991年
1987~1988年严重通货膨胀。
由于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部分商品特别是主要副食品供应偏紧，物价水平重新开始上涨。
1988年，在当时势不可挡的“价格闯关”因素和放开价格预期的推动下，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从上半年起迅速增长，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通货膨胀。
1989~1991年的市场疲软、经济滑坡。
从1988年的第四季度起，中国开始对经济实行严厉的“治理整顿”，价格增速迅速下降。
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减少11%（扣除物价因素，实际接近20%），零售物价总水平同比上涨17.8%，GDP仅增长4.1%，商品销售由上年过快增长转向局部疲软。
针对1987~1988年的经济过热，财政政策方面，1987年除用于价格补贴、抚恤和社会救济费、偿还国内外债务本息等必需支出的经费以及某些特定的专项拨款外，其余各项开支都要在上年预计支出数的基础上缩减10%。
1989年，继续贯彻治理整顿、紧缩财政的政策，调整支出结构。
货币信贷政策方面，1987~1988年，中央银行再次执行紧缩货币政策，并尝试了诸如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高对专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回收再贷款等多种间接调控手段，开始重视对基础货币供应的调控。
1989年11月，采取了“双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如一面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一面严格控制贷款规模等。
1989~1991年财政、货币实施“松动”措施[4]。
评价：
1987~1991年是中国第一次有意识地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手段进行间接调控，也是第一次自觉地进行现代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使用。
一方面改变了原来单一的行政性办法，逐渐引入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开始进行现代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尝试。
虽然从效果来看，仍然存在各种不足之处，但毕竟开创了中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使用的历史。
另一方面，由于经验比较缺乏，采用了各国一般不轻易采用的财政、货币“双紧”政策组合，用力过猛，刹车太急，虽然使得物价水平迅速回落，但也导致经济增长急剧减速，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受到一定影响。
4、1993~1997年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中国开始全面推进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勾勒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1994年，中国进行了分税制体制改革，中央银行制度进一步健全，货币政策框架开始建立，为中国及时有效地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组合调控经济创造了必要的制度基础和有利的体制环境。
这一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逐步建立过程中，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并重的手段治理通货膨胀。
评价：
与前几次相比，这次宏观调控有五个显著特点：
一是不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开始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5]。
二是注重不同政策间的配合。
一方面，政府通过有选择地紧缩基本建设项目，控制社会投资规模；另一方面，中央银行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强化对投资需求的间接调控作用。
同时，国家规定财政不再向中央银行透支，使投资规模得到控制。
三是不实行急刹车，而是“适度从紧”。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适度从紧”，使经济增长率从两位数的高峰平稳地、逐步地回落到10%以内的适度增长区间，避免了以往经济发展大起之后的大落现象。
四是在做出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定后，雷厉风行地贯彻实施，并注意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
五是受货币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影响，1993~1994年以后连续多年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基本上奉行“简单规则”，虽然比较有效地控制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但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外部意外冲击面前，则显得缺乏应变性、灵活性。
5、1998~2003年
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从1998年开始出现了经济增长减速、物价下降等现象，遭遇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通货紧缩。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抑制日益加深的通货紧缩趋势，中国从1998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启动国内需求。
一直持续到2002~2003年，逐步改变了经济减速和物价负增长的局面。
评价：
这是中国宏观调控历史上第一次治理通货紧缩，也是第一次运用扩张型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其突出的特点主要有：
一是针对具体经济形势，灵活调整既定政策。
1998年年初确定的财政政策，并不是扩张性的，预算赤字减少了100亿元。
但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发现经济过度下滑，内需严重不足，所以及时调整了预算。
并于1998年8月，增加发行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注重运用各种可以运用的手段，形成合力。
如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灵活的货币政策相结合，扩大内需与增加出口、利用外资相结合，增加投资与启动消费相结合，扩大经济总量与提高效益、调整结构相结合，必不可少的行政手段与各种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相结合，促进经济增长与深化各项改革相结合。
三是政策搭配之间存在矛盾，减弱了合力。
作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调整税收、减轻税负等，在姿态和取向上应当是统一有效的。
但1998年以来，中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侧重于增发国债与增加支出，在税收方面执行的实际上是一种增税政策，对经济具有潜在的长期慢性紧缩影响，与扩大内需的目标相矛盾。
6、2004~2007年
2003年以来，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推动下，我国经济在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后不久，出现了煤电油运紧张、部分地区和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等“局部过热”苗头。
工业和固定资产投资、外贸出口分别在15%和20%、30%以上的高增长轨道上运行。
反映通货膨胀水平的消费价格指数（CPI）从2003年1月开始“由负转正”，初步走出通货紧缩阴影，2003年4月份CPI首次达到1%，经过几个月的反复后，从第3季度开始出现递增趋势，彻底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困扰。
2004年开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步入两位数以上的快速增长阶段。
宏观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已不再是需求不足，宏观经济总量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客观上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及时进行适应性调整。
为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加强和改进宏观经济管理，实现国民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及时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在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姿态的同时，财政政策逐步由“积极”转向“稳健”，实行财政、货币“双稳健”政策[6]。
评价：
深化财政税收和相关体制改革，注重发挥税收政策调节作用。
作为转轨中国家，在宏观调控中不仅要面对总量和结构问题，同时体制问题也经常和结构问题交织在一起。
注重财政政策与区域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构建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中的带动作用。
财政政策主动配合产业政策，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
7、2008年至今
2008全球发生金融危机，如果以年度为单位，2008年和2009年是中国经济的收缩期，这不仅是经济总量失衡造成的，而且与结构失衡相关。
在经济的周期运行过程中，经济收缩（包括经济衰退和萧条）实际上是经济体自身的一种修复与调整。
只有经过充分的修复与调整，经济体才能进行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并在结构优化和更高增长质量的基础上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
此外，在经济运行的萧条阶段，也正是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的最佳时期。
这是因为，在经济繁荣期，由于几乎所有企业都有获利可能，赚钱效应使优胜劣汰的结构调整难以实现。
结构调整不仅包括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此外，结构调整既包括了存量调整，同时也包括增量调整，这将意味着效率低下的企业倒闭破产，同时也将有大量效率较高的新企业诞生并进入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
但是，在我国本轮经济周期的收缩期，经济调整并不充分[7]。
评价：
此阶段经济出现了倒“V”字型的走势，首先是因为在经济下滑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在2008年末决定增加投资支出4万亿元，用于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
客观地说，4万亿元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一方面遏制了经济持续下滑的态势，减轻了经济衰退给人们带来的痛苦，避免了更多的企业破产和更多的人员失业，另一方面，由于巨额投资集中在一年内支出并把下滑的经济迅速拉起，从而也造成了经济调整的不充分[8]。
其次，2010年央行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
从紧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抑制了通货膨胀，但另一方面，也无疑抑制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这是自2010年第一季度后经济增速持续回落同时也是经济运行出现倒“V”字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中国经济自2010年开始就已经进入了扩张阶段，并不是意味着经济的扩张是直线上升的。
事实上，无论是经济扩张，还是经济收缩，一般都是在波动中完成的。
因此，在未来几年的经济扩张进程中，并不排除个别年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回落。
因此，2012以后经济增长出现下滑，亦属正常现象[9]。
1.2.总结
总结：
一国的宏观经济走势不仅取决于本国和世界经济运行规律的影响，同时也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取向和政策力度，在我国更是如此。
科学而有效的宏观调控，是我国经济保持强劲而稳定的增长，避免大起大落的重要保障。
要避免我国经济出现衰退，保持经济强劲稳定增长，重要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不出现重大失误。
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应当以一国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为客观依据。
我国经济只要运行在最优适度区间内，就不仅可以保持经济的强劲增长，同时还可以避免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出现大范围的失业[10]。
从较长的时间来看，由于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总体处于扩张阶段，价格水平也会相应进入一个新的上升周期，即进入了一个新的通货膨胀周期。
即是说，在未来几年，价格指数将始终存在上升的压力。
因此，防止经济过热和抑制过高的通货膨胀仍然是未来几年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同时，避免由于政策失误造成的人为的经济衰退，也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之一。
参考文献
[1]张连成.经济周期的制度特征与中国经济的复苏[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51
（2）:
33-35.
窗体顶端
[2]张连城,郎丽华.中国经济走势与宏观经济政策取向[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9
（2）:
35-37.
[3]刑黎霞.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
30年的经验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J].经济师,2010,48
（2）:
105-106.
[4]谢鸿光.2008年以来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以及未来展望[J].统计研究,2012,25
（2）:
64-66.
[5]武飞.我国宏观经济周期与调控政策的回顾与反思[J].中国流通经济,2012,26（11）,47-49.
[6]孙晓晔.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J].西部金融,2009,（9）:
77-78.
[7]秦川.中国宏观调控的时机与力度研究[D].江西：
江西财经大学,2006.
[8]田秋生.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特征、危险及政策选择[J].中国流通经济,2006,20（10）:
146-148.
[9]汪同三.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宏观调控及其经验教训[J].新金融,2005,（7）:
27-28.
[10]吕品.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评价：
1978-2007[D].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2008.
2.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及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及相应对策
2.1.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
古代中国有着高度发达的城市和辉煌的城市文明。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民族工商业的建立和发展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起步创造了客观条件。
建国后,中国进入了工业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时期,城市数量与人口比重不断上升[1]。
由于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城市发展与各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到现在5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就像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一样,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和复杂的过程。
这一进程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起步阶段（1949一1960年）
这一阶段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城镇人口由1949年的5765万人增加1960年的13073万人,11年间增加了7308万人,年平均增长11.5%。
市镇人口比重由10.6%提高到19.7%,升高了9.1个百分点,应该说这一阶段我国城市化的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
这一阶段又包括三个时期:
1949一1952年的城市恢复发展时期;l953一1957年的“一五”计划发展时期和1958一1960年的城市化继续发展时期。
1949一1952年是建国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市化发展同经济发展一样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
由于农村人口较多地迁人城市,城市人口由1949年末5765万人增加到1952年末的7163万人,增加了1398万人,城市化水平由10.64%上升到12.64%,提高了1.82个百分点。
1953一1957年是中国城市化真正的发动时期。
经过三年的恢复,遭到国内外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好的恢复,在1953年开始执行的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时期内,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厂从农村招用了大量的工人:
工业化的启动带动了城市的发展。
“一五”期间,国家集中主要力量进行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巧6个项目的建设,诞生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而且使一些项目所在地的老城市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建。
这一阶段中国城市化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工业化的进程密切相关的。
到1957年底,城市人口增加了2123万人,其中由农村迁人城市的人口为1500万人左右。
城市化率由1953年13.31%,上升到1957年的15.39%,提高了2.08个百分点。
1958一1960年是城市人口迁人较多的时期。
在“一五”计划提前一年完成以后,一场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爆发了。
在“超英赶美”、“全民大办钢铁”等不切实际的政策性口号的鼓动下,工业发展爆发式的扩张,农村人口以相当的规模迁人城市,城市人口迅速发展。
这三年间城镇人口增加了2352万人,城市化率上升了3.5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17%,超过了工业化增长的速度。
2、反城市化阶段（1961一1965年）
1958年在中国发生的“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出现不正常的超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市场物资供应压力十分紧张;在农村强制推行的人民公社制度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种田的劳动积极性,再加上大范围的自然灾害,致使农业收成和粮食供应严重滑坡;中苏关系恶化,前苏联援建的一批项目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失去了保障[2]。
在这样的情况下,新中国的经济陷人了严重的困难时期,中国政府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城市发展方面实行了反城市化政策。
（l）为保证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动员1958年1月以后从农村进城的新职工及其家属回乡。
到1963年6月,全国共减少职工1887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形成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城乡人口倒流。
（2）1960年,政府宣布“三年不搞城市规划”。
1964年,中国政府进一步调整了市镇建制标准,撤销了一批城市和大量建制镇,缩小城市的郊区范围。
1961一1965年期间,新建城市13个,恢复市建制城市6个,而撤销市建制城市46个,小城镇更是大批撤销,1964年仅剩下3148个,比1962年减少了1281个。
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的“反城市化”时期,主要表现为市镇数量和市镇人口数量呈负增长,其中l96l年和1962年共减少城市人口1414万人。
这一时期的“反城市化”是对前一时期爆发的超速城市化的纠正[3]。
这种政府力量强制形成的反城市化尽管违背了国际经验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在当时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还是必要的。
它对于恢复和发展农业,减少城镇粮食需求、工资发放,缓和城市投资压力,扭转财政收支状况起到了很好的积极作用。
然而,这次调整和压缩,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仅是暂时延缓和阻止了中国城市化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调整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实行户籍管制,取消城市规划等政策措施,为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城市化确定了基调,这种影响延续至今,十分深刻而显著。
3、停滞阶段（1966一1977年）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大跃进”和60年代上半期的调整、恢复后,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呈现全面的复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本来应该可以走上一个良性发展的道路,但是破坏性更强“文化大革命”却又开始了。
大批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形成了第二次规模较大的人口由城镇向农村逆向流动;基于对国际形势的严峻估计,推行“山、散、洞”政策的三线建设进人高潮,基建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与原有城镇脱离,布局分散,未能提供较多的非农产业就业机会和带动城市的相应发展;城镇建制规划工作基本停顿,新设市极少,建制镇减少,城市建设投资在调整时期的低水平上进一步降低[4]。
4、恢复和发展阶段（1978年至今）
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工作逐步进人了正常轨道。
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8年的36.0%,增加了18.17个百分点,年平均提高0.79个百分点。
这一时期城镇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l）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回城,大中专院校恢复考试招生以及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等政策性人口迁移因素,使城镇人口在短时间里出现了回流、补偿性的大幅度增长。
（2）1979一1983年,随着农业强制性集体合作化制度结束,人民公社制度已基本上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地区的普遍推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和生产积极性,农业产出大大提高。
这一制度变迁在当时对城市化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
一是随着农民货币收人激增,有力地扩展了国内市场,尤其是国内工业品市场的有效需求,刺激了城市工业生产的增长;二是农作物产量大幅度增加,带动了轻工业的繁荣[5]。
（3）1984年1月,中央1号文件允许农民进人城镇务工经商,使农民有了更大的择业空间。
1984年到加世纪90年代初,逐步取消了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完成了从计划定价和市场定价的双轨制到市场定价单轨制的转变,使农民又拥有了对农业剩余的占有权。
这就具备了自发性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力两大条件,从而启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4）1992至今，由于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技术等方面的要求和责任，城市逐渐走向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
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其地位和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认识和重视。
到2012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了50%。
2.2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
1.旧有户籍制度，使农民市民化进程受阻。
城市化意味着要有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生活成为市民，这是城市化的必然，也是城市化的内涵。
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的过程各个国家大不相同。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较为独特的户籍制度大大影响了这一过程。
自1958年我国实行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度之后，城乡之间就有了巨大鸿沟，鸿沟两边不仅是地域上的差异，更主要的在于人们的身份差异，在于附着于身份上的各种待遇的差异[6]。
不管是生活品还是公共产品，城乡之间的供给差异都是巨大的。
而城市化过程中农民进城要成为市民就要有身份转换，农民身份变成市民身份，在其他国家仅仅是户籍资料的简单更改，但中国不行，更改户籍意味着待遇改变，城市人的附着待遇就要给予。
这对于政府这个城市管理者来说不是简单的事情，大量增加城市户籍人口，就要有与之配套的各种公共设施（学校、医院等）、福利开支，这样做财政负担就会大幅增加，这是城市管理者不愿意面对的。
而如果不能使农民工这些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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