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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诺贝尔医学生理奖
２０1３年，医学或生理学奖给了从事细胞内机械运输机制的三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发现细胞内部囊泡运输调控机制，他们分别是詹姆斯·E·罗斯曼、兰迪·谢克曼和托马
斯·聚德霍夫。
这三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解答了细胞如何组织其内部最重要的运输系统之一——囊泡传输系统的奥秘。
谢克曼发现了能控制细胞传输系统不同方面的三类基因，从基因层面上为了解细胞中囊泡运输的严格管理机制提供了新线索；罗思曼20世纪90年代发现了一种蛋白质复合物，可令囊泡基座与其目标细胞膜融合；基于前两位美国科学家的研究，祖德霍夫发现并解释了囊泡如何在指令下精确地释放出内部物质。
细胞生命活动依赖于细胞内的运输系统。
所谓囊泡运输调控机制，是指某些分子与物质不能直接穿过细胞膜，而是依赖围绕在细胞膜周围的囊泡进行传递运输。
囊泡通过与目标细胞膜融合，在神经细胞指令下可精确控制荷尔蒙、生物酶、神经递质等分子传递的恰当时间与位置。
例如，对控制血糖具有重要作用的胰岛素，正是借由囊泡进行精确传递并最终释放在血液中。
若囊泡运输系统发生病变，细胞运输机制随即不能正常运转，可能导致神经系统病变、糖尿病以及免疫紊乱等严重后果。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在声明中说，“没有囊泡运输的精确组织，细胞将陷入混乱状态”。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说，三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揭示了细胞如何在准确的时间将其内部物质传输至准确的位置，揭示出细胞生理学的一个基本过程。
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奖金共800万瑞典克朗（约合120万美元），获奖的三位科学家将平分奖金。
[2]
3具体贡献
兰迪-W.谢克曼发现了囊泡传输所需的一组基因；詹姆斯-E.罗斯曼阐明了囊泡是如何与目标融合并传递的
蛋白质机器；托马斯-C.苏德霍夫则揭示了信号是如何引导囊泡精确释放被运输物的。
２０1２年，英国发育生物学家约翰-戈登因和日本京都大学物质-细胞统合系统据点iPS细胞研究中心主任长山中伸弥因在细胞核重新编程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而获奖。
所谓细胞核重编程即将成年体细胞重新诱导回早期干细胞状态，以用于形成各种类型的细胞，应用于临床医学。
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2019年10月8日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英国科学家约翰·格登和日本医学教授山中伸弥，以表彰他们在“体细胞重编程技术”领域做出的革命性贡献。
一直以来，人体干细胞都被认为是单向地从不成熟细胞发展为专门的成熟细胞，生长过程不可逆转。
然而，格登和山中伸弥教授发现，成熟的、专门的细胞可以重新编程，成为未成熟的细胞，并进而发育成人体的所有组织。
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新闻公报称，两位科学家的发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细胞和器官生长的理解。
教科书因之改写，新的研究领域被建立起来。
通过对人体细胞的重新编程，科学家们创造了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新方法。
出生于1933年的约翰·格登任职于英国剑桥格登研究所。
他于1962年通过实验把蝌蚪的分化细胞的细胞
核移植进入卵母细胞质中，并培育出成体青蛙。
这一实验首次证实分化了的细胞基因组是可以逆转变化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山中伸弥1962年出生于日本，目前就职于京都大学。
2019年山中伸弥等科学家把4个关键基因通过逆转录病毒载体转入小鼠的成纤维细胞，使其变成多功能干细胞。
这意味着未成熟的细胞能够发展成所有类型的细胞。
２０１１年，美国科学家布鲁斯·巴特勒、卢森堡科学家朱尔斯·霍夫曼和加拿大科学家拉尔夫·斯坦曼。
他们发现了免疫系统激活的关键原理，这使人们对人体免疫系统的认识有了革命性的改变。
免疫系统激活的关键原理的发现，彻底革新了我们对免疫系统的认识。
免疫应答作为一种能帮助人类与其它动物抵御细菌及其它微生物的生理过程，长久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它的“守护者”。
BruceBeutler和
JulesHoffmann发现了能识别微生物并激活先天性免疫的受体蛋白质，从而揭示了身体免疫应答过程的第一步。
RalphSteinman则发现了免疫系统中的树突状细胞，以及其可激活并控制获得性免疫的功能，从而完成身体免疫应答过程的下一步，即将微生物清除出体内。
三位诺奖得主的发现揭示了免疫应答中的先天性免疫和获得性免疫是如何被激活，从而让我们对疾病机理有了一个新的见解。
他们的工作为传染病、癌症以及炎症的防治开辟了新的道路。
他们“发现免疫系统激活的关键原理，革命性地改变我们大家对免疫系统的理解”。
3人所为构成“合力”，
对开发新型疫苗以及增强疫苗作用至关重要，不仅针对传染病，而且针对癌症。
传统意义上，疫苗的作用，在于预防。
而以3人所获研究成果为基础，新型疫苗着眼于以新颖手段治疗癌症，获称“治疗性疫苗”，旨在调动人
体免疫系统对肿瘤发起“攻击”。
另外，他们的成果有助于治疗一些炎症类疾病，如风湿性关节炎。
该委员会当地时间3日上午11时30分宣布3位科学家一同获得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下午2时
30分才从斯坦曼生前工作的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方面获悉，斯坦曼已于9月30日逝世。
按照诺贝尔基金会章程，诺贝尔奖不授予已故人士。
鉴于已故者获得诺贝尔奖的情况尚属首次发生，诺贝尔基金会委员会最终决定不取消斯坦曼所获奖项。
２０１０年，英国科学家罗伯特·爱德华兹，因“在试管受精技术方面的发展”而被授予该奖项。
他创立了体外受精技术，因此又被誉为“试管婴儿之父”。
医学统计显示，世界上约有１０％的夫妇有生育问题，而体外受精技术可以帮助其中绝大多数夫妇实现有自己后代的梦想。
至今，全球已有４００多万人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出生，其中许多人以自然受精方式生育了后代。
试管婴儿的基本步骤是：
让女性产生数个卵子，将卵子从卵巢内取出，精子从男性取出，在试管婴儿实验室里使精子和卵子受精，受精后的卵子体外培养以便选择好的胚胎用来移植，将胚胎移植到患者的子宫，胚胎移植后的妊娠支持，胚胎移植后的妊娠检查，妊娠后的胎儿数日检查及胚胎着床部位的确定等。
早在1950年，爱德华兹就认为人类试管授精（IVF）技术可以有助不育症的治疗。
通过系统的研究工作，他发现了人类受精的重要原理，并成功实现人类卵细胞在试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细胞培养皿）中受精。
1978年
7月25日，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的诞生，就是对爱德华兹的不懈努力的最好表彰。
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爱德华兹和他的同事将IVF进行改良，并将其与世界分享。
到目前为止，因为IVF而得以出生的人大约有四百万，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已成年，甚至有的已为人父母了。
在罗伯特?
爱德华兹的引领下，对IVF疗法的研究获得了许多重要发现，一门新医学领域也由此诞生。
他的贡献代表着现代医学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２００９年，授予美国加利福尼亚旧金山大学的伊丽莎白·布莱克本
（ElizabethBlackburn）、美国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医学院的卡罗尔-格雷德（CarolGreider）、美国哈佛医学院的杰克·绍斯塔克（JackSzostak），以表彰他们发现了端粒和端粒酶保护染色体的机理。
这一发现解决了一个生物学的重要课题，即染色体在细胞分裂过程中是怎样实现完全复制的，同时还能受到保护不至于发生降解。
这三人“解决了生物学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在细胞分裂时染色体如何进行完整复制，如何免于退化。
其中奥秘全部蕴藏在端粒和端粒酶上。
由染色体根冠制造的端粒酶（telomerase）是染色体的自然脱落物，能引发衰老和癌症。
端粒也被科学家称作“生命时钟”，在新细胞中，细胞每分裂一次，端粒就缩短一次，当端粒不能再缩短
时，细胞就无法继续分裂而死亡。
伊丽莎白？
布莱克本他们发现的端粒酶，在一些失控的恶性细胞的生长中扮
演重要角色。
大约90%的癌细胞都有着不断增长的端粒及相对来说数量较多的端粒酶。
伊丽莎白·布莱克本1948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杰克·绍斯塔克1952年出生于英国伦敦
，他们将同1961年在
美国出生卡罗尔·格雷德平分10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
揭开衰老与癌症奥秘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５日电（记者潘治）生老病死，这或许是人类生命最为简洁的概括，但其中却蕴藏了无数的奥秘。
获得２００９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三位美国科学家，凭借“发现端粒和端粒酶是如何保护染色体的”这一成果，揭开了人类衰老和罹患癌症等严重疾病的奥秘。
在生物的细胞核中，有一种易被碱性染料染色的线状物质，它们被称为“染色体”。
正常人的体细胞有２３对染色体，它们对人类生命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众所周知，决定男女性别的就是一对染色体。
在染色体的末端部分有一个像帽子一样的特殊结构，这就是端粒。
而端粒酶的作用则是帮助合成端粒，使得端粒的长度等结构得以稳定。
损时能
“染色体携有遗传信息。
端粒是细胞内染色体末端的‘保护帽'，它能够保护染色体，而端粒酶在端粒受
够恢复其长度。
”获奖者之一的伊丽莎白·布莱克本介绍说：
“伴随着人的成长，端粒逐渐受到‘磨损'。
于是我们会问，这是否很重要？
而我们逐渐发现，这对人类而言确实很重要。
”
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发布的新闻公报说，这三位科学家的发现“解释了端粒如何保护染色体的末端以及端粒酶如何合成端粒”。
借助他们的开创性工作，如今人们知道，端粒不仅与染色体的个性特质和稳定性密切相关，而且还涉及细胞的寿命、衰老与死亡等等。
简单地说，端粒变短，细胞就老化。
相反，如果端粒酶活性很高，端粒的长度就能得到保持，细胞的老化就被延缓。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陆续有研究发现，端粒和染色体等虽然与细胞老化有关，进而影响衰老，但并非唯一的因素，“生命衰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进程，它有许多不同的影响因素，端粒仅仅是其中之一”。
“这是有关人类衰老、癌症和干细胞等研究的谜题拼图中重要的一片，”新闻公报说，“他们的发现使我们对细胞的理解增加了新的维度，清楚地显示了疾病的机理，并将促使我们开发出潜在的新疗法。
”
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德法三科学家分享该奖项。
德国癌症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哈拉尔德·楚尔·豪森（HaraldzurHausen）因发现人类乳突淋瘤病毒（HPV）导致子宫颈癌而获奖；法国两位科学家，巴斯德研究所病毒学系逆转录病毒感染调控小组的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Fran?
oiseBarré-Sinoussi）和巴黎世界艾滋病研究第3页
与预防基金会的吕克·蒙塔尼（LucMontagnier）因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而获奖。
HaraldzurHausen一反传统教条，假定瘤原性人类乳突淋瘤病毒（HPV）导致了宫颈癌——女性第二常
见的癌症。
他认识到，HPV-DNA能够存在于肿瘤非生长性状态中，而且应该能够通过对病毒DNA的特定搜寻发现。
他发现，HPV是病毒的一种异质家族。
只有一些HPV种类会导致癌症。
他的发现引发了对HPV感染自然史的描述，以及对于HPV诱导致癌作用机制和抗HPV获得性预防疫苗发展的理解。
Fran?
oiseBarr-Sinéoussi和LucMontagnier发现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
病毒产生分别在淋巴（来自在获得性免疫缺陷早期阶段带有增大淋巴结病人）和血液（来自晚期患者）中得到鉴别。
根据这一病毒的形态、生化及免疫学特性，他们将它确定为第一个已知的人类慢病毒。
HIV损伤免疫系统，因为病毒大量复制，对淋巴细胞造成损伤。
这一发现对于当前的艾滋病生物学及它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来说是一个先决条件。
发现人类乳突淋瘤病毒导致宫颈癌
与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观点不同，HaraldzurHausen假定人类乳突淋瘤病毒在宫颈癌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他假定，如果肿瘤细胞包含致癌病毒，那么就应该能将病毒DNA整合进它们的基因组。
因此，通过搜寻病毒细胞的病毒DNA应该能够发现促进细胞增殖的HPV基因。
HaraldzurHausen坚持这一想法，用10年多的时间搜寻了不同类型的HPV，因为只有部分的病毒DNA被整合进了宿主基因组，这一搜寻变得极为困难。
他在宫颈癌活组织切片中发现了新型的HPV-DNA，从而在1983年发现了HPV16类型。
1984年，他从宫颈癌患者克隆了HPV16和HPV18。
HPV类型16和18持续地在世界范围内大约70%的宫颈癌活组织切片中发
续性感染引起的。
人类乳突淋瘤病毒感染是最常见的性传播病原因子，50%至80%的人口遭受痛苦。
在已知的100多种HPV类型中，大约40种会感染生殖道，15种令女性存在宫颈癌高风险。
另外，HPV还存在于一些外阴癌、阴茎癌、口腔癌以及其它癌症中。
99.7%的组织学上确证患宫颈癌的女性体内都能发现人类乳突淋瘤病毒，每年感染了大约50万名女性。
HaraldzurHausen证实了HPV的新颖特性，从而帮助人们理解了乳突淋瘤病毒诱导性致癌的机制、病毒持续的诱病因素以及细胞转化。
他使HPV16和18能被科学界获取。
疫苗最终被研发出来，提供了≥95%的保护，免受高风险的HPV16和18的感染。
疫苗还能够减少手术需求以及宫颈癌的全球负担。
HIV的发现
伴随着1981年医学界关于一种新型免疫缺陷症的不断报告，科学家对一种新致病体的搜寻也拉开了序幕。
Fran?
oiseBarr-Sinoéussi和LucMontagnier从一些患者体内分离并培养了淋巴腺细胞，这些患者具有该获得性免疫缺陷的早期特征——肿大的淋巴结。
两位科学家探测了该逆转录酶的活性，这是逆转录病毒复制的直接标记。
他们还发现了从被感染细胞中萌发出的逆转录病毒颗粒。
进一步研究表明，分离出的病毒可以感染并杀死患病者和健康者的淋巴细胞，并与源自感染该病毒患者的抗体发生反应。
两位科学家发现，与此前的人类致瘤性逆转录病毒相比，这种新型逆转录病毒（即现在众所周知的HIV）并不会引起不受控制的细胞生长。
相反，该病毒需要细胞活化来进行复制和调控T淋巴细胞的细胞融合。
由于T细胞是人类免疫防御所必需的，因此这一发现部分地解释了HIV是如何削弱免疫系统的。
到1984年时，Barré-Sinoussi和Montagnier已经从通过性交感染的个体、血友病患者、母婴传播和输血患者体内，获得了这种新型人类逆转录病毒的几种隔离种群，当时他们认定该病毒是一种慢病毒。
只要考虑到这是一种全球普遍存在的、影响近1%人口的流行性感染，该成就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发现HIV的重要性
在HIV病毒发现后不久，几个研究小组就为证实HIV是导致获得性人类免疫缺陷症（艾滋病，AIDS）的确定性原因，做出了贡献。
Barré-Sinoussi和Montagnier的发现令快速克隆HIV-1基因组成为可能。
在这一前提下，人们才有望确定HIV复制周期的重要细节，并弄清该病毒如何与宿主相互作用。
更进一步，该发现令诊断被HIV感染病患和筛选血制品的方法不断更新，这已经限制了该流行病的散播。
眼下，几类新型抗病毒药的空前发展也是对该病毒复制周期细节认识的结果。
预防和治疗的结合，充分减少了该疾病的传播，并显著提升了受治患者的生命预期。
同时，克隆HIV令研究它的起源和进化成为可能。
该病毒可能是在20世纪，从西非的黑猩猩传递给人类的。
不过到目前为止，人们尚不清楚为何该疾病从1970年开始，会传播得如此肆虐。
对病毒-宿主相互作用的确定，为了解HIV如何通过削弱淋巴细胞功能，逃避宿主免疫系统提供了信息。
HIV通过不断地改变和在宿主淋巴细胞DNA中隐藏自身基因组，让人们将其从宿主中连根拔起变得十分困难，即便是在长期的抗病毒治疗后。
然而，对这些独特的病毒宿主作用的更多了解，已经产生了一些能够带来未来疫苗发展和靶向病毒潜伏治疗方法新思路的结果。
HIV已经给全球带来了新的流行病。
科学和医学界此前从未如此之快地发现、确定一种新病的起源，并给出相关的治疗方法。
那些被HIV感染的个体在接受成功的抗逆转录治疗后，其平均生命预期正在达到与未感染个体相近的水平。
HaraldzurHausen1936年生于德国，是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医学博士，德国海德堡德国癌症研究中心名
誉退休教授、前主席及科学主任。
Fran?
oise-SBinaorrussi194é7年生于法国，是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病毒学博
士，教授，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病毒学系逆转录病毒感染调控小组主任。
LucMontagnier1932年生于法国，是
法国巴黎大学病毒学博士，法国巴黎世界艾滋病研究与预防基金会名誉退休教授与主任。
据悉，HaraldzurHausen将独享一半奖金，另外两位法国科学家各分享四分之一。
２００７年，美国科学家马里奥·卡佩基、奥利弗·史密斯和英国科学家马丁·埃文斯。
他们的一系列突破性发现为“基因靶向”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深入研究单个基因在动物体内的功能并提供相关药物试验的动物模型成为可能。
他们在“利用胚胎干细胞对小鼠基因进行定向修饰原理方面的系列发现”，直接催生了基因靶向技术，深远影响了现代生物医学的研究面貌。
顾名思义，基因靶向就是把特定基因作为研究的“靶子”，按照科学家的目的将其改变。
最常用的手段是将这个基因从功能上灭活掉，称为“基因敲除”。
这种方法让动物的某一特定基因不再发挥作用，从而使科学家得以判断该基因的功能。
这种方法对于理解基因的功能非常有用——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完成，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大多数基因的功能还像海洋上的暗礁，底细不明。
小鼠的基因组与人类非常相似。
凭借基因敲除技术，科学家可以对小鼠基因逐个加以研究，这为疾病、胚胎发育、衰老等研究打开了一条通途。
哈佛大学的一位遗传学家评论说，“毫不夸张地说，现在没有一个研究哺乳动物的生物学家没有利用过这类技术”。
然而，在二十多年前，生物学家们还只能通过化学诱导等方法让老鼠的基因随机突变。
想定向研究单个基因的功能，看起来只是个美好的梦想。
人们甚至不相信这种设想可以成功。
当1980年卡佩奇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申请课题，要在哺乳动物细胞上建立基因靶向技术时，没有通过评审。
他得到的建议是忘了这念头。
然而卡佩奇坚持他的想法。
他曾有着坎坷的传奇经历：
童年时正值二战，母亲因为反法西斯的写作而被关入纳粹集中营，他流落成意大利街头的小混混，以乞讨和偷窃为生。
母子团聚后，他得以来到美国并接受教育，后来在1967年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还曾在DNA双螺旋发现者之一詹姆士·沃森（JamesD.Watson）的实验室工作。
他的一位朋友描述道，他“意志坚强，不受约束，即使处于逆境，对于好的想法和重大计划的追求总是乐此不疲”。
当时卡佩奇已经证明，可以用同源重组的手段将特定的外源基因导入到酵母细胞基因组中，他觉得，新的遗传物质也应该可以用这种方法引入哺乳动物的基因组。
卡佩奇从自己的其他项目中挪出经费来继续这项研究，不久，他就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用一段坏了的基因序列去替代原来那个有功能的基因序列，就能起到让该基因罢工的目的，这就是基因敲除。
与此同时，奥利弗·史密西斯也在独立地做类似的工作。
1985年，他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报道在红白血病细胞中实现了外来基因和细胞Beta-球蛋白基因间的同源重组，他还提出了将同源重组用于修复突变基因的概念，也就是不将特定的基因敲除，而仅仅对它加以修饰改变。
1981年，他领导
卡佩奇和史密西斯的工作让在培养细胞中的基因靶向技术成为可能。
然而，要想对整个动物活体中的基因“动武”，看上去还很困难。
那时，在大西洋另一侧，马丁·埃文斯正在英国的剑桥大学开展关于胚胎干细胞的研究。
的研究小组从小鼠的胚胎中提取到了胚胎干细胞，将这种细胞经过培养，再植入小鼠囊胚内，小鼠长成后就成为一个嵌合体：
有一些细胞是原先胚胎分裂而来的，而另一部分则由植入的胚胎干细胞分化而来。
卡佩奇和史密西斯很快意识到了这一技术对于他们工作的意义：
用同源重组对胚胎干细胞中的基因加以改造，再将这种细胞植入动物体内，经分化以后，整个动物体内就“嵌合”了这种特别的细胞。
若运气好，还能得到基因被改造过的生殖细胞，通过两代繁殖，就能孕育出纯合体的基因修饰小鼠。
他俩各自开展工作，1989年，卡佩奇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第一只通过胚胎干细胞同源重组获得的基因敲除小鼠出现了。
至此，基因靶向技术真正成熟。
很快，它就发展成了一种非常实用的研究工具，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药物公司都开始尝试这种方法。
在
此基础上，科学家们又发展出了条件性基因敲除法和诱导性基因敲除法等方法。
现在，人们可以让特定的基因到了预先设计好的时间再从基因组中“退伍”。
这样可以避免敲除对发育至关重要的基因可能引起的动物死亡，
还可以让这种基因敲除只在特定的组织发生，而不是全身上下“一锅端”，以防止机体重要器官受损导致动物
死亡，
也让功能研究更有针对性。
至今，科学家们已经分别敲除了一万多种小鼠基因（约占所有基因的一半），搞清了许多基因的功能，并建立起了五百多种动物疾病模型。
这对疾病的分子机理研究和疾病的基因治疗来说具有重大意义，也为改造生物、培育新的生物品种提供了可能性。
此外这一技术还可能有助于提供廉价的异种移植器官。
因为只要将那些引起强烈免疫排斥反应的异源分子基因敲除掉，动物器官就可能用于人类的疾病治疗。
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共同授予安德鲁·菲尔和克雷格·梅洛，以表彰他们发现了“RNA干扰机制—双链RNA沉默基因”（核糖核酸（ＲＮＡ）干扰机制），这一机制已被广泛用作研究基因功能的一种手段，并有望在未来帮助科学家开发出治疗疾病的新方法。
面对植物学领域出现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基因沉默实验结果，菲尔和梅洛决定研究基因的表达究竟是如何被控制的。
菲尔当时在卡内基华盛顿研究所工作，他说，对实验的嗅觉将他和梅洛引入这个领域。
两人对生命周期只有9天的秀丽隐杆线虫的实验研究揭开了这个谜底。
他们将一种编码肌肉蛋白质的mRNA注入秀丽隐杆线虫中，发现线虫的行为并没有由此产生什么变化。
携带的这种遗传密码的mRNA被称为“正义mRNA”，携带反遗传密码信息的mRNA则被称为“反义
mRNA”。
两人又将反义mRNA注入线虫中，同样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但是，当他们将正义和反义mRNA同时注入线虫时，线虫出现了奇特的颤搐运动。
类似的运动在编码这种肌肉蛋白质的基因完全缺失的小鼠中出现过。
梅洛回忆说：
“这是发现的那一刻，双链rna沉默了基因!
这是多么令人激动而有趣的现象。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原来，当正义和反义mRNA相遇时，它们彼此纠缠形成双链RNA。
菲尔和梅洛推测：
是这种双链RNA分子沉默了携带了同样遗传信息的基因吗?
他们将携带另外几种线虫肌肉蛋白质遗传
信息的双链RNA分子注入线虫体内。
在每次实验中，携带某种遗传密码的双链RNA总能沉默含有相同密码的基因的表达，因此由这种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就不再形成。
在一系列简单而出色的实验后，菲尔和梅洛认为，双链RNA能抑制含同样密码的特定基因的表达，这种RNA干扰现象可在细胞间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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