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重要条文解读梁慧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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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责任法重要条文解读梁慧星

侵权责任法重要条文解读

（2010年1月29日中华律协）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梁慧星

2009年12月22日开幕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对侵权责任法草案进行第四次审议，并于12月26日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下面着重就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本法”）若干重要条文进行讲解，供大家参考。

一、一般条款、保护客体

第二条：

“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

民法理论上所谓侵权法“一般条款”，或称“概括条款”，是指侵权责任法基础性的规定。

“一般条款”，应当包含三项要素：

保护客体、归责事由、责任形式。

例如，日本民法第709条规定：

“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者，负因此而产生损害的赔偿责任。

”其中，“权利”是保护客体，“故意或者过失”是归责事由件，“赔偿责任”是责任形式。

本条第一款规定：

“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其中，“民事权益”为保护客体，并由本条第二款进一步对“民事权益”予以限定；“依照本法”指本法关于侵权责任之归责事由的规定，至于哪些案型须以“过错”为归责事由，哪些案型不以“过错”为归责事由，应当“依照本法”关于过错责任原则（第6条）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第7条）的规定；因本法规定的侵权责任形式非止“损害赔偿”一种，故本条仅言“侵权责任”而未进一步明示责任形式，至于具体案件应当适用何种责任形式，亦应“依照本法”关于责任形式的具体规定。

毫无疑问，第二条为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

由此可知，本条第一款“依照本法”四字，至关重要。

要求人民法院于审理侵权责任案件时，必须严格“依照本法”关于责任原则、责任构成要件、免责减责事由、责任形式、赔偿项目及计算标准等各项具体规定，遇其他法律关于该类案型有特别规定时，则应当“依照本法”第五条关于特别法优先适用原则的规定，优先适用该特别规定。

关于侵权法保护客体，德国民法（第823条）、日本民法（第709条）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4条）均规定为“权利”。

早期法院裁判实践，拘泥于概念法学思想，采取严格解释，认为侵权法保护客体以“权利”为限，侵害权利之外的“利益”不构成侵权行为，加害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二战以后，法院裁判实践，因受自由法学和现实主义法学思潮影响，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改采弹性解释，认为侵权法保护客体不以“权利”为限，应当包括“合法利益”，侵害尚不构成权利的“合法利益”，亦应成立侵权行为，由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

迄今规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法律条文未变，但民法理论和裁判实践已将“合法利益”纳入保护客体范围，无论“权利侵害”或者“法益侵害”，均可成立侵权责任。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并未限定于“财产权”、“人身权”。

据此，我国民法理论和裁判实践，解释侵权法保护客体不以“民事权利”为限，包括“财产权”、“人身权”，及尚不构成权利的“财产利益”、“人身利益”。

无论侵害民事权利，或者侵害民事权利之外的合法利益，均可成立侵权责任。

本条第一款，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基础上，根据民法通则实施以来的民法理论和实践经验，用“民事权益”概念代替原文所谓“财产、人身”，作为侵权责任法保护客体。

并且设立第二款，以列举方式规定“民事权益”定义。

作为侵权法保护客体的“民事权益”，包括“民事权利”和尚不构成民事权利的“合法利益”。

从本条第二款所列举的十八种民事权利可知，此“民事权利”，以“绝对权”为限。

民事权利之外的“合法利益”，应包括人身利益（如死者名誉）和财产利益（如纯经济损失）。

须补充一点，按照我国民法理论和实践，关于侵权责任之成立，无所谓“违法性”要件，民法通则关于侵权责任的规定，亦仅规定“侵害”而未法侵害”规定“不法侵害”或者“违，裁判实践中，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均可成立侵权责任。

民法教科书在论述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时，鲜有论及所谓“违法性”要件者，民法理论和裁判实践迄今未发生所谓“违法性要件之要否”的争论。

因此，本法第二条及以下条文均仅言“侵害”，而不论“侵害”之是否属于“不法”。

此与德国民法（第823条）、日本民法（第709条）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4条）关于侵权行为之规定明示“不法侵害”不同，值得注意。

三、过错责任原则

第六条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

第六条第一款关于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是以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为基础，加以简化而成：

以“行为人”概念涵括原文“公民、法人”两个概念；以“侵害他人民事权益”一语，涵括“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及“侵害他人财产、人身”。

使关于过错责任原则的表述，更加简明、准确，符合过错责任原则的本意。

本条第二款，关于“过错推定”的规定，是新增的。

从第二款的编排位置可知，起草人并未将“过错推定”作为一项单独的“归责原则”，而是作为本条第一款“过错责任原则”的特别规定。

按照本条第一款关于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凡属于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案件，原则上须由原告（受害人）证明被告（加害人）有过错；按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如果属于“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的案型，则不要求原告就被告有过错举证，而是要求被告就自己“没有过错”举证；如果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庭即应认定被告有过错，而判决被告承担侵权责任。

质言之，属于法律规定“推定过错”的案型，适用本条第二款规定，举证责任及举证不能的后果由被告（加害人）负担；属于法律未规定“推定过错”的案型，则应适用本条第一款规定，举证责任及举证不能的后果由原告（受害人）负担。

本法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的案型，主要是第八十五条规定的建筑物管理瑕疵损害责任、第八十七条规定的所谓高楼抛物损害责任、第八十八条规定的堆放物倒塌损害责任、第九十条规定的林木折断致人损害责任、第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窨井等地下设施损害责任、第八十一条规定的动物园的动物致人损害责任。

特别应注意的是，第五十八条关于医疗机构“过错推定”的规定，与前述“推定过错”规定不同。

第五十八条所谓“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不允许医疗机构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而获得免责，属于法理上所谓“不可推翻的推定”。

四、无过错责任原则

第七条规定：

“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

”

按照本法内部逻辑关系，第七条关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其法律意义仅在排除第六条过错责任原则之适用。

第七条关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本身，并不具有作为裁判根据的意义。

要对于某种赔偿案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必须法律明确规定该类案型不以过错为承担责任的条件。

因此，一切追究无过错责任的案件，所适用的是本法或者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无过错责任的具体规定，而不是适用第七条关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

凡是本法或者其他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为无过错责任的案型，均属于本法第六条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

本法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案型，包括：

第四章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规定被使用人因工作致人损害由使用人承担无过错责任；第五章规定因产品缺陷致人损害由产品生产者承担无过错责任（但产品销售者承担过错责任）；第六章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由机动车所有人、使用人承担无过错责任；第八章规定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由污染者承担无过错责任；第九章规定高度危险作业或者高度危险物致人损害由经营者或者占有人承担无过错责任；第十章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由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无过错责任（但动物园的动物致人损害由动物园承担过错责任）；第十一章第八十六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倒塌致人损害，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连带承担无过错责任。

须说明的是，法律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案型，如法律规定有免除责任或者减轻责任事由，加害人可以通过证明存在免责事由或者减责事由而获得侵权责任之免除或者减轻，自不待言。

现代侵权法上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是作为过错责任原则的例外规则。

相对于过错责任原则须以行为人具有过错作为承担侵权责任的条件而言，无过错责任原则不以行为人具有过错作为承担侵权责任的条件。

换言之，在法律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案型，法庭在判断被告应否承担侵权责任时，根本不考虑被告有无过错。

既不要求原告证明被告有过错，也不允许被告主张自己无过错而请求免责。

只要法庭审理查明，加害行为与原告所受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应判决被告承担侵权责任。

现代侵权立法，之所以对某些案型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其法律政策上的考虑是：

在某些案型，例如缺陷产品致损案件、企业劳动者受害案件，要求受害人证明加害人过错有其困难，有使受害人难于获得赔偿、加害人逃脱责任之虞；而在更多的案型，例如高度危险物致损案件、饲养动物致损案件、环境污染致损案件、建筑物倒塌致损案件，要求受害人证明加害人过错，纯属没有必要、多此一举。

显而易见，现代侵权法规定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政策目的，绝不是要使“没有过错”的人承担侵权责任，而是要免除受害人证明加害人过错的举证责任，使受害人易于获得损害赔偿，使加害人不能逃脱侵权责任。

五、特别法优先适用原则

第五条规定：

“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

本条是关于特别法优先适用原则的规定。

因本法未采学者所谓“大侵权”或者“类型化”立法模式，不打算规定社会生活中的全部侵权行为和准侵权行为类型，本法所规定的仅是其中最主要、最常见的类型，因此特设本条规定特别法优先适用原则，以处理本法的规定与其他法律关于侵权责任的具体规定之间的适用关系。

依据本条规定，本法与其他含有侵权责任规定的法律，构成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人民法院应当优先适用特别法关于侵权责任的具体规定。

现行包含关于侵权责任具体规定的法律主要是：

产品质量法（第41－46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环境保护法（第41条）；水污染防治法（第85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62条、第63条）；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5条、第86条）；民用航空法（第124条、第157条）；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59条）；电力法（第60条）；铁路法（第58条）、食品安全法（第55条、第96条）等。

此外，行政诉讼法（第67条、第68条）、国家赔偿法，亦应属于本条所谓“其他法律”，与本法构成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值得注意。

须特别注意，本条所称“其他法律”，严格限定于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包括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

此与合同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并提，是不同的。

从本条规定可知，本法一经生效，现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有关医疗损害侵权责任的规定将同时失效，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责任案件，应当适用本法第七章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而不再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六、共同侵权行为

第八条规定：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

第十一条规定：

“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

共同侵权行为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为各国民法共同制度，且多数民法典设有明文规定。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

“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民法理论和实践，关于共同侵权行为之成立，是否以各行为人间存在“意思联络”为要件，存在分歧意见。

多数学者主张，不要求“意思联络”，只要有“行为上的关联性”和“结果的统一性”，即可成立共同侵权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以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为根据，进一步将共同侵权行为区分为两种：

“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的共同侵权；“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共同侵权。

前者相当于“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后者指存在“行为上的关联性和结果统一性”的共同侵权。

本法大体沿袭民法理论和裁判实践的上述思路，就共同侵权行为，分设为两个条文，第八条规定“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第十一条规定“行为关联”的共同侵权行为。

与德国民法（第830条）、日本民法（第719条）及我国台湾民法（第184条）仅以一个条文规定共同侵权行为，稍有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第八条所谓“共同实施”一语，指行为人就侵权行为之实施有“意思联络”。

若无“意思联络”，不得称为“共同实施”，而应属于“分别实施”。

故本条所谓“共同实施”，

亦即最高人民法院解释所谓“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相当于日本及我国台湾法院判例解释共同侵权行为之所谓“主观共同”。

第十一条所谓“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亦即最高人民法院解释所谓“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相当于日本及我国台湾法院判例所谓“行为关联共同”或者“客观共同”。

“分别实施”一语，指行为人间不存在“意思联络”、各自分别实施侵权行为。

若“分别实施”的侵权行为造成“不同”损害，应当属于一般侵权行为，由各人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承担侵权责任，不发生“连带责任”问题。

仅在“分别实施”的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情形，才有作为共同侵权行为处理，使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必要。

考虑到，符合“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后果”的，并不都构成共同侵权行为，还可能构成所谓“原因竞合”。

共同侵权行为与“原因竞合”的区别在于：

分别实施的各个侵权行为，是否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

各个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构成第十一条“行为关联”的共同侵权行为；各个行为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须相互结合才造成全部损害的，则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而属于“原因竞合”。

因此，第十一条在“二人以上分别实施”和“造成同一损害”两项要件之外，特别增加第三项要件：

“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

此第三项要件，为区别行为关联的共同侵权行为与“原因竞合”的关键，应特别留意。

七、教唆和帮助

第九条规定：

“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

本条第一款规定“教唆、帮助”成年人，教唆人、帮助人“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此是将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视为共同侵权行为。

本条第二款第一句规定“教唆、帮助”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教唆人、帮助人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非承担“连带承担”。

第二款第二句规定，在他人“教唆”、“帮助”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形，如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则监护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此所谓“相应的责任”，是指与“监护过失”程度相当的责任。

法律明文规定，存在监护人过失时，监护人不得免责，有利于促使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有其实质意义。

本条第一款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教唆人、帮助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条文中所谓“他人”，属于“泛指”，包括成年人和未成年人。

严格解释，教唆、帮助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已经被第一款所“涵括”，则教唆人、帮助人亦应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此外，仅须补充规定教唆、帮助未成年人情形的“监护人责任”即可。

但本条第二款针对教唆、帮助“未成年人”设立特别规则，既不明确规定教唆人、帮助人承担连带责任，亦未采第二次审议稿的办法，明确区别规定为承担“全部责任”、“主要责任”、“相应的责任”，而是笼统规定为教唆人、帮助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立法理由何在？

从本条第二款条文之修改情形，可以推知立法者所作政策考虑是：

如本款明确规定教唆人、帮助人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将难于体现对教唆人、帮助人惩戒之目的，且在被教唆、帮助的未成年人（其家庭或监护人）经济地位较优时，受害人将选择请求该未成年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有使教唆人、帮助人逃脱责任之虞；如果区别规定为承担“全部责任”、“主要责任”、“相应的责任”，则在教唆人、帮助人无赔偿资力的情形，受害人有难于获得全部赔偿甚至难于获得赔偿之虞。

有鉴于此，立法者为摆脱此两难困境，干脆将教唆、帮助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侵权责任承担，委托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予以裁量，故本款仅笼统规定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人民法院依据此项委托授权，于审理教唆、帮助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案件时，如教唆人、帮助人有赔偿资力，当然可以判决其承担“全部责任”、“主要责任”或者“相应的责任”；反之，如教唆人、帮助人不具有赔偿资力，则可判决教唆人、帮助人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保障受害人能够获得完全的赔偿，自不待言。

八、共同危险行为

第十条规定：

“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加害人的，由加害人承担侵权责任；不能确定具体加害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

民法理论和裁判实践上有所谓“共同危险行为”，指二人以上实施加害行为，各加害行为均可能造成损害，而不能确定具体加害人的情形。

德国民法（第830条）、日本民法（第719条）及我国台湾民法（第185条）均规定准用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的规定，使各行为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

因此，有人称为“准共同侵权行为”。

现行民法通则并未规定“共同危险行为”，但我国民法理论和裁判实践在共同侵权行为之外，认可“共同危险行为”之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第四条：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并造成损害后果，不能确定实际侵害行为人的，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

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损害后果不是由其行为造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起草人在总结民法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将“共同危险行为”作为一种单独的侵权行为类型加以规定，而与德国民法、日本民法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稍有不同。

按照第十条的规定，构成共同危险行为的要件有三：

一是行为人为多数，即条文所谓“二人以上”；二是行为本身具有危险性，即条文所谓“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三是“不能确定具体加害人”。

符合这三项要件，即应成立“共同危险行为”，而由各行为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

至于究竟属于“共同实施”或者“分别实施”及有无“意思联络”，均不在考虑之列。

须补充一点，本条规定“能够确定具体加害人的，由加害人承担侵权责任”一句，目的在于方便实践操作及明确“共同危险行为”与其他侵权行为的界限。

如“能够确定具体加害人”，则已不属于“共同危险行为”的范围。

这种情形，如确定的具体加害人为一人，应属于一般侵权行为，由该行为人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如确定的具体加害人为二人以上，则应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应依据本法第八条、第十一条的规定，由各行为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

九、原因竞合

第十二条规定：

“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

侵权法上所谓“原因竞合”，是指多个原因造成同一损害而不能按照共同侵权行为处理的侵权行为类型。

既可能是二人以上分别实施的行为发生“竞合”，也可能是一个或者多个行为与危险物发生“竞合”。

“原因竞合”，是“共同侵权行为”之外的独立“类型”，其侵权责任之承担，不能采取“连带责任”形式，而是按照各个原因（“行为”或者“物”）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所起“原因力”（“作用力”），以确定各个原因（“行为”或者“物”）所应分担的侵权责任份额。

现行民法通则未规定“原因竞合”，而我国民法理论和裁判实践在“共同侵权行为”之外认可“原因竞合”的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

“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起草人在总结民法理论和裁判实践的基础上，专设第十二条规定“原因竞合”。

最高人民法院前述解释，首先以“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一句，将“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排除在外；然后以数个加害行为的结合“态样”之属于“直接结合”抑或“间接结合”，作为区别“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行为关联共同”）与“原因竞合”侵权行为的标准：

如属于“直接结合”，应构成“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行为关联共同”）；如属于“间接结合”，则应构成所谓“原因竞合”侵权行为。

实践表明，上述解释以结合“态样”之属于“直接结合”或者“间接结合”作为划分标准，在裁判实践中仍然难于掌握，故为本法起草人所不采。

按照本条规定，构成“原因竞合”的要件有三：

一是“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

此项要件之着重点在“分别实施”，据此区别于第八条规定的“共同实施”的共同侵权行为，即“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

另须说明的是，对于“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之“二人”不应拘泥，实际情形可能是“二人以上”分别实施的行为发生“竞合”，也可能是“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与“一物”或者“数物”的“危险性”发生“竞合”。

还须注意一点，民法上所谓“行为”有“积极行为”（“作为”）与“消极行为”（“不作为”）之别。

本条所谓“行为”，仅指“积极行为”（“作为”），而不包括“消极行为”（“不作为”）。

例如，根据本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仅“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而不构成“原因竞合”；根据本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在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情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仅应“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而不构成“原因竞合”；根据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教唆、帮助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形，如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仅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构成“原因竞合”。

二是“造成同一损害”。

此项要件之着重点在损害之“同一性”，即造成的损害是“一个”，而不是“两个”或者“多个”。

实际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案件，前一行为造成受害人倒地受“脑震荡”伤害，后一行为造成受害人大腿“骨折”伤害，属于造成“两个”损害，应当由前一行为人对“脑震荡”伤害承担侵权责任，后一行为人对“大腿骨折”伤害承担侵权责任，而不应按照“原因竞合”处理；前一行为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受害人住院治疗中因诊疗过错导致死亡，属于“两个”损害，应当由前一加害人对人身伤害承担侵权责任，医疗机构对受害人死亡承担侵权责任，而不应按照“原因竞合”处理。

三是各个原因“都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

此项要件的着重点是，各个原因（“行为”或者“物”）都不足以造成“损害”或者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必须各个原因（“行为”或者“物”）“结合”才造成“全部损害”。

反之，如果各个原因“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则应根据本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成立“行为关联”的共同侵权行为，而由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补充说明，此项要件是区别“原因竞合”与“行为关联”共同侵权行为的标志，已经规定在本法第十一条，故本条予以省略。

按照本条规定，构成“原因竞合”的法律效果是：

“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条文未明示“确定责任大小”的标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应当以“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为标准。

在由数个“行为”竞合造成同一损害情形，可以比较各个行为人的“过失大小”，据以确定各行为人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份额；在行为与“物”竞合造成同一损害情形，因“物”无所谓“过失”，因此只能比较各原因对于损害结果发生所起作用即“原因力比例”，据以确定各原因的责任人所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份额。

如果既难于比较“过失大小”，也难于比较“原因力比例”，则应当根据本条末句，使各责任人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报道北京的法院审理的一个十岁小孩被高压电击伤害的案件。

案件事实是，被告甲所有的配电房既未设置隔离围墙或者栅栏，亦未设置高压危险的警示标志；从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