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如是说4.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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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如是说4
城府颇深的司马懿看完信后，压住心头怒火，反而佯装笑脸，神情自若地接受了孔明的“礼物”，并亲自招待来使。
他谈笑风生，丝毫不问蜀营中的军旅之事，却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向使者打听诸葛亮近况之类的问题。
当他得知诸葛亮“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毕亲览焉。
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时，便对诸将说道：
“孔明这般，其能久乎？
”从而愈加坚定了据守不出的决心。
魏、蜀双方在渭水一带相持了百余日，结果是诸葛亮“星陨五丈原”，蜀军不得不撤回汉中。
《老子》此语中的智慧原则可以概述为：
以静制动往往是人生一大制胜法宝。
232
大者宜为下。
——《老子·六十一章》
人们常用“大将风度”来称赞某些居高位者。
所谓的“大将风度”，绝非指仪表而言，主要是指提挈千军万马的秉性、气质和素养。
而且在《老子》的智慧看来，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秉性就是宽厚谦下。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大凡能成就一番事业的雄才大略之人，一般都具有超人的战略远见和博大的胸怀。
例如，春秋时期的首霸齐桓公，刚即位时不计管仲一箭之仇，毅然接受鲍叔牙的推荐，任命管仲为相；唐太宗李世民在夺得政权以后，不计前怨，重用以前的政敌魏征，把他提拔为宰相，不仅言听计从，而且以其劝谏为明镜常常自鉴。
正是因为居高位者的谦下德性，才值得居下者尽心尽职，以报知遇之恩。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推断，管仲权倾朝野，对齐桓公岂能不殚精竭力，肝脑涂地？
魏征得遇明主，岂能不尽心尽职，为“贞观之治”贡献聪明才智？
还有，《水浒传》里的宋江，只不过是位文才武略平平的县衙小吏，然而在他周围却聚集了那么多奇才异士，干出了一番烈烈轰轰的事业。
其主要原因也在于他的谦下宽厚“君子之量”赢得了人心。
宋江的这一宽厚谦下的君子德性，比之于梁山伯最初的大大王伦而言。
那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则在地下。
王伦后来之所以被诛于梁山水泊，恰恰是因为他的小人肚量。
而宋江则不然，他能以自己非凡的雅量和谦和的德行凝聚起那么多的英雄豪杰，既有屠夫行者，也有鸡鸣狗盗之辈，甚至还有朝廷里位高权重者。
还不能不说是其人格的魅力之所在。
《老子》此语中的智慧原则可以概括为：
谦下的德行往往是成就不凡业绩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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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
——《老子·六十二章》
由于对此句中的“奥”字有不同的理解，故后人对《老子》这一说法有不同的解释。
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将其作“奥妙”解，因而，《老子》这句语录可以译为：
道是万物存在的奥秘之所在，是善良者的处世之法宝，也是不善者能够弃恶从善的保证。
《老子》此语对“善人”和“不善人”的剖析的确显得极有睿智。
在《老子》看来，善人要给予褒奖，但对于不善之人也不能听之任之弃之，而是应该用道理使其弃恶扬善。
当年的武则天可以说是颇为懂得这一治理之道的：
长寿元年五月初一，因为当时江淮地区大旱，闹粮荒，饿死了许多人，所以朝廷下令禁止宰杀牲畜和捕捉鱼虾。
右拾遗张德家里生了个男孩，为庆贺弄璋之喜，他高兴之余私下宰了只羊宴请同事。
宴席中间，补阙杜肃藏起个肉饼，回去后就上表告发。
第二天，武则天在早朝堂上对张德说：
“听说你得了个男孩儿，很为你高兴。
”张德知道武则天知道了自己的宴请这事，只得跪拜表示认罪。
武则天则说：
“我禁止宰杀牲畜，喜事丧事可以不受限制。
但是你从今以后宴请客人，也应该注意选择客人。
”随即拿出杜肃告发的奏书给他看。
此时的杜肃自然十分羞愧，而满朝的官员几科都想唾他的脸。
武则天素以痛恨官员犯禁、执刑严酷著称，但她至少从唐太宗那里继承了一部分“兼听则明”的美德。
我们姑且不论张德是否有背法令，武则天是否有意为他开脱，单从武则天不听谗言，把打“小报告”的人公之于众的行动来看，就可断言武则天其实深谙治理之道。
这个“道”就是提醒心地善良的张德要有防人之心，又给不善之人杜肃以一个改过的机会。
这简直可以说就是《老子》“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的生动注解。
从武则天的故事看，我们可以把《老子》此语的智慧原则概括为：
以善意待人，从而争取他人的善意。
234
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老子·六十二章》
《老子》对巧辩、美言总体上是否定的。
因为它更主张无言之言，不言之教。
但《老子》又是辩证的，对美言有时又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
譬如此句语录就对美言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它的意思是说，有优美的语言就可以换来别人对你的尊重，有美德嘉行就可以居于别人之上。
就美言的作用而言，《老子》这里讲的确实是有的放矢。
且不说先秦时远攻近交中有多少谋略借美言而得以发挥作用，就说《清稗类钞》中如下一则记载也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清雍正年间，大臣张廷玉得到皇帝的恩遇，颇能廉正自守。
但他有个宝贝儿子张若霭，少年登第，书画皆精，尤善鉴赏。
有一天，张廷玉从某个官员家里看到几幅名人的山水画幅，回来于无意中同儿子谈及此事。
过了几天，这几幅画竟挂到儿子的书斋中了，张廷玉看了很久，对儿子说：
“我没有严嵩的才学，你却有了严世蕃的爱好。
”儿子明白了父亲的话，大为惭愧，马上归还了此画。
张廷玉是康熙进士，历任文渊阁、文华殿、保和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受圣命所托负责修撰《明史》。
这样一位朝廷重臣，别人对他拍马是很自然的，投其所好送一些书画之类的东西，也许算不上什么大事。
但是缺口一经打开，以后就不可收拾了。
张廷玉明白这一点，他也深信儿子是个明白事理的人，且有灵性，一时糊涂才拿了别人的书画。
于是，张廷玉用不着动雷霆之怒，只需文绉绉点拨一下，便可使儿子顿开茅塞。
果然，儿子很快明白了父亲的寓意之所在。
更何况他知道，父亲是《明史》的监修总裁官，严嵩之事的“明鉴”不远，岂可重蹈覆辙？
于是，原本一件重大的事，在轻松的语言气氛中便解决了，父子不伤和气，免于难堪，而儿子得到的教训却是深刻的。
《老子》此语的智慧原则可以概括为：
语言不仅要机智而且必须是善意的。
235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老子·六十三章》
《老子》这里揭示的是“为”与“无为”，“事”与“无事”，“味”与“无味”，“大”与“小”，“多”与“少”，“怨”与“德”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法。
老子对“怨”与“德”的相互转化情形的揭示的确非常精辟。
因为在《老子》看来，怨怨相报是无穷无尽的，其对人生的祸害也就永无止境了。
所以，《老子》主张“以德报怨”。
如《东周列国志》所描述的脍炙人口的“绝缨会”，就是说的楚庄王以德报怨，终有善报的故事：
一鸣惊人的楚庄王平定斗越椒反叛之后，设宴招待群臣。
当时楚国文武百官俱来赴席，喝到日落西山，兴尤未已。
庄王命掌灯继续欢饮。
正当大家带几分酒意时，庄王叫出许姬为大家敬酒。
突然，一阵风吹灭了灯烛。
席上一人见许姬美貌，趁灯灭之际，暗中扯她的衣裙，拉她的手。
这许姬倒也厉害，只见她左手绝袂，右手顺势将那人帽缨揪了下来。
许姬取缨在手，趋步走到庄王跟前，附耳奏道：
“妾奉大王命敬百官酒，其中一人无礼，乘烛灭，强牵妾袖。
妾已揽其缨在手，大王快命人点烛，看看是谁如此无礼！
”庄王听罢，却命掌灯者，“切莫点烛！
寡人今日要与诸卿开怀畅饮，大家统统绝缨摘帽，喝个痛快。
”当文武官员皆去帽缨之后，庄王才命令重新点烛掌灯。
于是，那个调戏许姬的人便被遮掩过去。
后来，楚师伐郑，大将唐狡，自告奋勇率百余人充当先锋，为大军开路。
唐狡力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使楚军进展顺利。
庄王要重赏唐狡，唐狡却不好意思地说：
“我怎么还敢讨赏呢！
上次调戏美人的罪犯就是我！
蒙大王昔日不杀之恩，今日才舍命相报。
”
《老子》此语对人生的智慧启迪原则可以概括为：
应当确立善有善报的果报信念。
236
图难于其易。
——《老子·六十三章》
《老子》此语是说，对付困难要在它还容易解决的时候开始。
因此，人生的智慧在相当多的时候取决于我们对时机的把握。
一旦丧失了时机，困难往往就会变得不易解决了。
宋人黄炳就可谓称的上是一位善于把握时机的智者：
南宋嘉熙年间，江西的暴民叛乱，吉州万安县令黄炳调集人马，严加守备。
有一日五更探报说叛军即将到来。
面对着尚未用过早餐的士兵黄炳却胸有成竹地说：
“你们只管尽快出发，饭随后就到。
”
于是，黄炳率领一些差役，抬着竹箩木桶，沿着街市挨家挨户叫嚷：
“知县老爷买饭来啦！
”当时正是各家各户做早饭的时候，饭熟水也热。
这些差役只要多给点钱，装了就走。
就这样，黄炳既让士兵们填饱了肚子，也没耽误进军，只一战就打败了进犯的暴徒。
正如《老子》此语所揭示的那样，“困难于其易”黄炳处理此事的成功之处即在于黄炳对五更做早饭这一时机之把握的精当。
过了这一时机，这一难题的解决也就变得困难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老子》有这里的智慧原则概括为：
善于将困难解决在还不困难的时候。
237
为大于其细。
——《老子·六十三章》
《老子》这句话是说，成就大事业要从很细小的事情做起。
所以，《荀子》中也有“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一说。
这两句语录所表述的显然是相同的人生处世之道。
的确，从历史上看，大凡有所成就的人往往非常注重从细微末节处做功夫。
据《资治通鉴》载：
唐朝德宗年间的御史中丞卢杞，相貌丑陋，且脸色铁青，但他能言善辩、足智多谋，深得皇帝的喜爱。
有一次，他去探望病中的郭子仪。
郭子仪通常习惯于在会见宾客时姬妾侍女不离身边，但这次却叫那些姬妾全都退下回避，自己一个人端坐在椅子上等候卢杞前来。
有人问他这是什么缘故，郭子仪说：
“卢杞的相貌丑陋，心胸狭窄。
侍女们见了他也许会发笑，若有朝一日卢杞得志，我家子孙岂不要遭灭门之祸！
”
可见，智者用心之深，往往见于祸未萌生之时。
就郭子仪断处的此事而言，对人不敬已不可取，何况耻笑他人？
而且，来自异性的耻笑更是难以排解的羞辱。
史书向来推崇郭子仪的处世之道，由此事可知，郭子仪“为大于其细”的智慧的确胜人一筹。
《老子》此语中的智慧原则可以概括为：
决不可忽视了事物的细节处，因为差错往往就是从细节处萌生的。
238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
——《老子·六十三章》
《老子》在这一命题中其实提出了“难”与“易”的相对性和可转换性。
如果从现实的角度看，要使“难”向“易”转化，其前提显然是必须拥有智慧。
因此，只要拥有智慧“难”向“易”转换，可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
三国时期吴国的丹阳太守李衡，多次冒犯琅琊王孙休，他的妻子劝告他不可如此冒犯皇亲贵戚，他却根本不加理会。
后来琅琊王继承了皇位，李衡忧心忡忡，非常害怕。
他对妻子说：
“当初不听夫人的劝，如今才落到如此地步！
我打算逃亡出去，投奔魏国，你看怎样？
”妻子的回答是：
“不行。
琅琊王这个人一向爱慕美名，眼下他正打算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美德，终究不会因为个人私怨而来杀你，你应公开地认罪并要求受罚。
这样一来，反而会得到皇上的宽恕。
”
李衡于是按照妻子的主意去做，新做了皇帝的孙休果然下诏说：
“古时候，管仲差点射杀公子小白，后来公子小白（齐桓公）不仅不治管仲的罪还重用他为相国；寺人披曾经追杀公子重耳，砍断了衣袖，后来重耳（晋文公）回国当政，仍和寺人披一起共事。
可见，当君主就要有君主的风范。
让李衡仍任其太守之职。
”此外，孙休还给李衡加封威远将军头衔，以示特别的恩典。
一个天大的难事就这样被善于思考的人所化解了。
可见《老子》说的“天下难事必作于易”还零点是一点不错。
《老子》此语里的智慧可以概括为：
天下无难事，只要用心思考。
239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老子·六十七章》
《老子》在这里揭示的则是“大”与“细”的辩证法。
在《老子》看来，“大”与“细”的关系也是相反相成并互相转换的。
因此，对一个有志者而言，要做成天下的大事必先善于作一些具体细微的小事。
我们也可以把《老子》这里讲的“细”作“细心”解。
而且，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没有小处着眼的细心，就没有大处的非凡成就。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昭王就在关注鞋子的细节上成就了一段了不起的成功：
据李冗《独异志》记载：
“楚昭王与吴战，败走四十步，忽遗其履，取之。
左右曰：
‘楚国虽贫，而无一履哉？
’王曰：
‘吾悲与其俱出而不得与其俱返。
’于是国无相弃者。
”
从这廖廖数语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楚昭王真是位高超的智者，他捡回的真是只绝妙好“鞋”！
对鞋都能生出：
“一起出去却不能一起回去”的怜惜之情，更何况对三军将士文武百官呢。
楚昭王能在溃败之际，细心地用一句智语设置丰富的联想暗示。
于是乎，君不弃臣，臣不弃君，军不弃民，民则拥军，取回一只鞋子导致了这么多的“不弃”。
这不能不说是对《老子》“天下大事必行于细”一语的绝妙印证。
我们可以把《老子》这句话所体现的智慧原则概括为：
善于从细微处着眼，才能成就不凡的业绩。
240
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老子·六十三章》
这里讲的是“不为大”与“成其大”的辩证法。
《老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圣人从来不刻意称大，所以反能成其大。
老子这里讲的“不为大”，其实在很多情形下也是人生处世的一种韬略。
当年朱元璋“缓称王”的战略定位正是由于“不为大”而“成其大”的。
从史籍看，朱元璋的这一战略定位得益于一位智者朱升：
一次，有人向朱元璋推荐一位名曰朱升的名士。
而且朱元璋听说朱升自幼聪慧，精通经学，就亲自策马拜访朱升。
在朱升的茅草屋里，朱元璋和朱升对面而坐。
朱升谈吐从容，叙说有条有理；朱元璋有说有笑，与朱升一见如故。
朱元璋问道：
“从眼下局势看，我该如何行事才好？
”朱升沉思了一会，答道：
“大元帅若要成就事业，需要做到三句话九个字：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别无他方矣。
”朱元璋听了，高兴得连忙站起来说：
“先生之言，莫不是要我办好军务，加强兵防，注意耕作，发展农桑，先别称王，从长计议？
”朱升含笑点头称是。
朱元璋按照朱升的献策，认真实践，果然军势日盛，疆土日广，终于推翻了元朝，建立了大明王朝。
《老子》此语的智慧启迪原则可以概述为：
韬光养晦往往是成就大业的必要前提。
241
夫轻诺必寡信。
——《老子·六十三章》
与《论语》、《孟子》、《孙子》、《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一样，《老子》全书中也数次论述过诚信的问题。
可见，这一问题在古人那里受重视的程度。
《老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轻易允诺，势必缺少信用。
因而，不轻易允诺也是一个人保持诚信之德性形象的基本保障。
而一旦允诺了就要有一诺千金的韧性和决心，这在古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
《吕氏春秋》中曾有这样一则劝谕周成王守诚信之德的故事：
一次，周成王在闲暇时，摘了一片梧桐叶子戏作玉珪授给其弟唐叔虞，并开玩笑说：
“我以此封你。
”
叔虞后来把这告诉周公。
周公郑重其事地问成王：
“天子封赏过叔虞吗？
”
成王说：
“我只是单独与他开的玩笑呢。
”
周公回答：
“我听说，天子无戏言。
天子一言既出，则史官记录，乐人吟诵，士绅颂扬。
”
成王听了周公之言，觉得周公讲的有道理就只得把叔虞封在了晋。
周公之所以要如此劝说成王，是为了使成王从此慎重言谈，恪守信用。
因为在周公看来，这种君王之德的形成显然有利于周王室的稳固。
后来的孔子曾在与学生交谈时提及过周公劝成王守信的这一故事，并大加赞扬周公的这一盛德。
诚信不欺这一德行也因此成为孔子毕生要倡导的周礼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们可以把《老子》此语的智慧原则概括为：
切勿在别人面前轻易允诺。
242
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
——《老子·六十三章》
《老子》这里是告诫世人：
把事情看得越容易就会遇到越多的困难。
因此，圣人都把事情看得很困难，所以他最终不会遇到困难。
这的确是圣人所推崇的治理之道，当年的周武王就谨守这一圣人之道：
周武王战胜了殷商，却并未因胜利而洋洋自得，而且反而显得心事重重。
他率部进入殷都后还未下车，就命令周公请来殷商遗老，问殷商灭亡的原因，又问民众喜欢什么希望什么。
殷商遗老们回答说：
“希望恢复商的中兴君主盘庚时代的政治。
”武王于是竭力恢复盘庚时代的政治制度和一些具体的做法。
为了使民心归顺，他还下令散发商纣王囤积在巨桥粮仓的米粟，布施纣王鹿台钱库的钱财，免除债务，救济贫困，以向百姓表示自己的政德。
他还释放拘囚的罪犯，修葺比干的坟墓，彰明箕子的住宅，标示商容的闾里，让士人乘车者经过此下车致敬。
三日之内还颁布了法令，要求学习这些贤臣的德行。
此外还规定商的贤德之士皆封为诸侯，对大夫们都赏给土地，普通士人皆减免赋税。
做完这一切后武王才渡过黄河，回到丰镐文王庙内报功。
周武王如《老子》所言的“犹难之”的这些措施的确与周王室的后来的兴盛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后来春秋时期的赵襄子也有相似的德行：
一次，赵襄子派辛穆子伐获胜，攻下了左人和中人两座都邑。
辛穆子派使者回来报告赵襄子，赵襄子正在吃饭，听到汇报后面有忧色。
身边的人问：
“一朝攻下两城，理应高兴，君王怎么面呈忧愁呢？
”赵襄子回答：
“长江黄河涨水，三日便会退落，疾风暴雨一日之中不过顷刻。
现在我们赵家德行积累不厚，却一朝攻下两城，恐怕灭亡的命运随时会降临我身呢。
”赵襄子听到胜利捷报却有这么深沉的危机感，这的确成为他日后昌盛的原因之一。
《老子》此语的智慧启迪原则可以概括为：
宁可把一件事情想得难一些，也不可掉以轻心。
243
其安易持。
——《老子·六十四章》
这是《老子》阐述事物发展规律的一句话。
意思是说，事物的稳定状态是最可持守的。
这亦即是说，虽然事物处事不断的变易之中，但保持稳定安静却是符合道的规律的。
此语中的阐述的持安之道有时的确是一种处世智慧。
《宋稗类钞》里有一个具体的故事非常形象地说明这个道理：
皇室外戚中有两家因为分家产不平均，互相都觉得委屈，争相前来告状打官司，希望能判自己有对方那样多的家产。
时任宰相的张齐贤一看这类家务事，司法衙门确实无力裁决，更何况都是皇室外戚。
于是他亲自端坐在宰相府处理此案。
他召请打官司的双方前来，询问他们：
“你们都认为对方分到的财产多，而自己分到的少，对吗？
”双方都说：
“正是这样。
”见双方没有别的异议张齐贤就让他们双方分别就已分到的家产写成字据。
然后叫来两名差役，责令甲家搬进乙家住，乙家搬进甲家住。
两处住宅里的财物都不准拿走，一一分划清楚，写定契约，正式交换。
换好之后是不满意还是更满意了呢？
前人文献里并无确切记载。
但可以推想官司已经打过，文据已经签定，满意也得满意，不满意也得满意了。
而张齐贤在这里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既保持了家产的安然不动，又让双方无话可说。
《老子》此语的智慧原则也许可以概括为：
有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244
其未兆易谋。
——《老子·六十四章》
“兆”是征兆、苗头的意思。
所以，这句话是说，事物还没有出现苗头时，容易对付。
因此，为人处世的智慧在这里就具体表现为，必须对那些已出现了不祥之兆的事物当断则断，决不可姑息。
也因此，这一智慧之道还意味着对未兆之事要有远见卓识。
宋朝时一位叫孙伯纯的人就拥有这样一份远见卓识：
时任海州知府的孙伯纯曾坚决反对在海州设置盐场。
在他任上，发运司（专管漕运，兼制置茶、盐等的部门）曾商议在海州设置洛要、板浦、惠泽三个盐场，后来发运使还亲自来到郡中，决意要设置这三个盐场。
但孙伯纯则非常坚决地提出反驳。
百姓也挡住孙伯纯的车驾，向他说明设置盐场的好处。
孙伯纯则晓谕他们说：
“你们不懂得作长远打算。
一旦有一天盐太多而卖不出去，三十年之后就要自食恶果了。
”
然而，孙伯纯的警告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等到他离开海州之后，发运司终于在那里设置了三个盐场。
但是当地百姓发现，几十年之后，海州一带出现了刑事案件、流寇盗贼、徭役赋税等都比过去大大增多的现象，究基根由这都是因为这三个盐场设置之后，囤积的盐日益增多，而运输、销售却不通畅，亏损负债增多，动不动就使人破产。
百姓这时才开始觉得这些盐场是个祸患。
《老子》在这里的智慧原则可以概述为：
对事物征兆的一种洞察是谋事成功的认知前提。
245
其脆易泮。
——《老子·六十四章》
“泮”的意思是散、解、消、灭。
因而《老子》这句话是说，当事物脆弱的时候，容易被消灭掉。
这固然是《老子》对事物发展之道的一种阐述，但用之于人事也同样是如此。
而且，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善于从脆弱处入手，往往还是一种功半事倍的智慧。
王安石就曾深谙此理。
据宋人笔记记载，大名鼎鼎的王安石是个在个人卫生方面不拘小节的人，而他的夫人却好洁成癖。
一次，王安石碰到了一道难题，这位吴夫人用惯了官府的一张藤床，久久不还，官吏前来索讨，手下人却不敢向她明说。
王安石便成竹在胸地去见夫人。
但见他当着她的面赤脚登床，满不在乎地在此藤床上躺了很久。
吴夫人一见他脏兮兮的样子，立即对这很钟爱不己的藤床也倒了胃口，随即就命人把床归还官府。
知子莫如父，知妻莫如夫。
王安石对妻子的洁癖是很了解的，肮脏令其生厌，她就必欲去之而后快。
王安石的智慧正在于从夫人的洁癖这一人性的脆弱之处着手，不着痕迹令其夫人打消了不该有的占有欲。
《老子》在这里的智慧原则可以概括为：
善于从事物的薄弱处入手往往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246
其微分散。
——《老子·六十四章》
这句话是说，当事物还处于微小的萌芽状态时，容易消散。
这同样是《老子》对事物发展之道的一种精当描述。
倘若我们将这一“其微易散”的道理用于对处世之道的借鉴，那么也许可以说，善于将不好的现象消灭于萌芽状态是为人处世的一种智慧。
《宋稗类钞》曾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宋朝有个常州人苏掖官至州县监察官，家中很富有却生性吝啬。
每每在置办田产房产时，小小气气地不给人家足够的价钱。
有时为了争一文钱，也会闹到脸红脖子粗的程度。
他尤其喜欢趁别人困窘危急的时机，用很少一点钱买人家的东西。
有一次他买一幢主人急于出手的别墅，只见他和卖的人反复计较，争执不休。
他儿子在一旁忍耐不住地说：
“父亲大人，不妨多给人家加点钱，等到将来哪一天我们儿孙辈卖掉这别墅的时候，也好得个好价钱。
”父亲听后一下子惊呆了。
从此以后他一改吝啬的品性。
而且，幡然醒悟的这位苏老爷不仅搏得别人的赞誉，而且他这位宝贝儿子日后还真长了些出息。
《老子》里的智慧原则可以概括为：
见微知著从来是智者人生的一大生存品性。
247
为之于未有。
——《老子·六十四章》
此句中的“为”作动词解，可解释为作为、准备。
因而《老子》此话是告诫世人：
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作好充分的准备。
这也即是民间俗语称的“防患于未然”的道理。
这的确是一种人生的智慧。
特别是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时代，它甚至已成为颇多为人臣者自保的一大生存法则：
北海敬王刘睦从小好学敏悟，光武帝和明帝都很喜欢他。
一次，刘睦派中大夫作为使者进京去朝贺天子，临行前召见使者问道：
“假如皇上问起我的情况，你将用什么话来回答？
”使者说：
“大王您忠孝仁慈，敬重贤人，我怎么敢不实话实说呢！
”
刘睦说：
“唉，你这是害我呀！
你说的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积极上进的行为。
你应该回答说，我自从继承爵位以来，志气衰退，意态慵惰，专在音乐和女人中寻欢作乐，爱好养狗与跑马。
你这样说才是爱护我呢。
”
好学敏悟、忠孝仁慈、敬重贤人，是人求之不得的荣誉；志意衰惰，惟声色是娱惟犬马是好，则都是些不入流的品行，为君子所不耻。
但是，刘睦自取其辱的目的正是为了披上卑微的外衣，防患于未然。
《老子》在这里的智慧原则可以概括为：
要有防患于未然的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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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之于未乱。
——《老子·六十四章》
这是《老子》对为政者的一句著名告谕：
当社会还没有动乱时就要善于倾心治理。
言外之意还有另一层意思则是说，别等到天下大乱，才想起自己平日疏于治理的过失，那时就来不及了。
据《资治通鉴》记载，一次唐高宗李治曾经赏赐诸王钱物，唯独不赏滕王和蒋王，而且还下诏说：
“滕王叔和蒋王兄二人自己有本事搜括民财，用不着我赏赐，因而我只须给两车麻绳让他们自己作串铜钱的绳子用。
”高宗亦庄亦谐的一番话终于令二位王爷十分羞愧。
原来，唐高宗早就察知滕王李元婴依恃自己是皇叔，又身为金州刺史，敛财有术，骄奢纵逸且畋游无节。
他不仅屡屡劳扰百姓，而且还像春秋时的昏君晋灵公一样用弹弓石丸打人取乐，更有甚者竟屡屡“埋人雪中以戏笑”。
蒋王李恽是高宗皇帝的兄长，也是个横征暴敛之徒，百姓皆称“好聚敛”。
一个皇叔，一个王兄，倒也叫皇上十分为难。
于是就想出了“串钱绳子”这一象征物，以求让二位多少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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