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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的西南联大读书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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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的西南联大读书心得

　　篇一：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

战争中的西南联大读书心得）　　我不是个喜欢在历史中寻根究底的人，但却更厌恶无知和被蒙蔽。

　　联大话题近年升温，所阅资料中印象最深的偏偏是两册讲故事的读物：

吴讷孙的《未央歌》像是一出披着抗战和联大背景的青春剧，而何兆武的《上学记》则近乎以个人视角拍摄的纪录片。

然而易社强这本看似严肃的大部头却更像——打个极不恰当的比喻——一部全景式的“商业大片”。

这一比喻绝非贬义，而是指它既有着“传奇故事”般的叙述，又有着至为精良的制作。

当然，三十年选材，慢火精熬的耐心是任何一部大片都无法比拟的。

虽然此书问世逾十载方才有中文译本正式出版，但对于追逐传奇故事和渴望深究史实的两类人群，仍属必选。

　　联大史难写之因起码有三：

一是涉及人物众多，写来有琐话之嫌；二是与当时抗战大势相校，偏处西南一隅之大学其实并无太多惊骇事件可写；三是联大八年于学术史甚至家国发展史究竟有何影响未有定论。

此书读毕，三个问题一并得到解决。

“长征”和编年部分利用史料步步推进，而分学院介绍教学状况之部分则大有“清明上河图”的感觉，环境铺陈完全，人物多而不乱，不知学术著作中是否多见此种“传奇故事”笔法，反正作为读者完全能够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作者甄选史料时的精心——当然，有时的确有引述过多的问题存在。

然而它最终成为一部“严谨的传奇故事”的原因不仅在于这种不故作高深的态度，还在于作者从不盲目拔高事件和颂扬所谓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通过史料摆脱臆测的假语村言，毫不避讳地宣扬着自由精神可贵之观点，——这自由包括学术的，意识形态的和人身的——并且简洁有力地指出这种精神被后来者抛弃，污染，甚至利用，直至和平年代完全失去生存的土壤。

　　虽然作者在书末给“联大精神”在未来的历史中留了一方位置，并且善意地认为“学者别无选择，只能做出驯顺的姿态”，可事实上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大学生，眼中所见之多数“学者”已经完全没有了选择的意愿和能力，虽然他们仍然对“政治学习感到厌倦”，但不再认为这种无聊无趣的东西“无关紧要”，他们生存和爬升的资本不再是独立的人格、思想和成果，他们不配被称为学者或者没有定语修饰的知识分子。

　　生于乱世虽然多了几分家国流离甚至人间失格的可能，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乱世却意味着夹缝求存和追逐学术自由的无限可能性。

　　我悲观地等待着明天也许会有更多人被这类曾经光辉的校史唤醒，但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时代里，醒来的人无处可去。

　　篇二：

西南联大的力量

　　西南联大：

一所消逝66年的大学

　　记者孙强

　　这是一所已经解体消逝了66年的大学，但她始终存于很多人的心中——一部分人是曾在这所大学度过了人生最难忘的日子，如今垂垂老矣，却念念不忘；另一部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这所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起来，因抗战被迫迁至“西南”的大学，空前绝后。

在持续8年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在这里传承中华文化，在泥墙陋室里保持知识明灯不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邀请了众多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国是谈话会。

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都在庐山开会。

　　事变的消息传开，几位校长都接到了学校发来的加急电报，要求他们迅速回校应变。

平津告急，学校危在旦夕。

　　10天后，梅贻琦致电清华教务长潘光旦，“今早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国民政府决定将三校迁往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当年年底，南京陷落。

临时大学被迫再迁云南。

但是有600多学生退学参战或转学、回家乡，还有820名学生表示愿意前往昆明。

第二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至1946年7月。

　　南迁

　　蓬乱的头发，黑黢黢的皮肤，草鞋和裤腿上满是泥巴。

没有人相信他们曾是衣冠楚楚的白面书生。

　　当时的中国，北大、清华和南开的迁移并不是特有现象。

随着战火逐步蔓延到华北各地，北方和长江下游的一所所大学纷纷迁往内陆。

到1941年初，战前的114所大专院校中，已有77所迁移。

　　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分为3路，于1938年2月起程，一路到广州，经香港乘船到越南，再到昆明；一路到广西，再经越南到昆明；还有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历时68天、行程1663.6公里，横跨3省到昆明，被誉为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

　　能加入旅行团徒步到昆明的学生是经过挑选的，最终有244名体格健壮的男生被选中，11位教师参加了步行，其中有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育学系教授黄钰生、生物学系教授李继侗和化学系教授曾昭抡。

　　即便有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委派的中将黄师岳担任旅行团团长，这一路也充满了艰险：

师生们在湘西遇到土匪，在贵州穿过公开售卖鸦片的集市，夜晚要么是露宿，要么睡在曾经吊死过女人的屋子里……

　　但一路走来又是有趣的。

学生们在教授指导下，社会学系的调查农村状况，经济学系的采集当地生产生活资料。

黄钰生听见老乡唱山歌就很兴奋，两个多月行程结束，他采集到2000多首民歌。

而昆虫学家毛应斗一边走，一边用网子抓蝴蝶做标本。

吴征镒则是采集树叶——他是植物学家。

　　曾昭抡教授从不抄近路，宁愿绕行著名的二十四盘。

联大教师、后来著名的植物学家吴征镒在《长征日记》中记载，曾先生走路一丝不苟，“每上下坡必沿公路走之字折，因此大约是全团走路最多的。

”而每当步行结束，不管走得多累，曾昭抡都会写段日记。

　　最独特的是学生查良铮，他带着一本英汉字典出发，每天记几页单词，然后就撕去那几页，到昆明时，字典已化为乌有，单词都装进脑子里了。

　　走累了，闻一多会用英语唱一曲风行一时的美国歌《胡安妮塔》和《桑塔·露西亚》。

有的学生则热衷于打桥牌。

他们匆匆赶完别人要花两倍时间才能走完的路程，然后找一处地方打牌，等别人追上来都走远了，就赶紧撵上去，再跑到前面去打牌……

　　终于走进昆明的金马碧鸡坊时，当地人看到的是一群年轻的小伙子，蓬乱的头发，黑黢黢的皮肤，草鞋和裤腿上满是泥巴。

没有人相信他们曾是衣冠楚楚的白面书生。

　　跑警报警报一响，师生一起跑出去，敌机飞到头上，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抬头一看，哦，原来是某某老师啊，相视一笑，拍拍土，又回去上课了。

　　在昆明的日子并不太平。

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后来在一篇名为《疏散》的文章中说，跑警报成了日常的课程。

“经验丰富之后，很能从容应付。

”

　　战火的不断蔓延，使得警报几乎天天有。

年轻的费教授就把翻译《人文类型》当做早课。

“因为翻译不需要有系统的思索，断续随意，很适合警报频繁时期的工作。

”

　　大家慢慢摸索出早上十点多最有可能来警报，费孝通想，一跑就得三四个钟头，要下午一两点才能回来，于是一吃过早饭，他就让“太太煮饭，警报来时，饭也快熟了，闷在锅里，跑警报回来一热就可以吃了。

”

　　一路上遇到跑警报的，多是联大的熟人，跑警报于是就成了朋友们聚谈的机会。

“警报帮助了不少情侣，有警报的日子天气也必然是特别晴朗的，昆明深秋和初冬的太阳是别外的可爱，风也温暖。

在这种气候里，谁不愿意在郊外走走。

”

　　1940年9月的一天，日军轰炸联大，费孝通踏着砖堆找到屋子，“整整齐齐一个院子，现在成了一座破庙，全都压在一寸多厚的灰尘下。

我房里的窗，玻璃全碎了，刷去桌上的灰，一叠稿子还好好的，所损失的只是一个热水瓶。

”

　　“到厨房里端出一锅饭菜，饭上也有一层灰，把灰夹走，还是雪白的一锅饭，我们就在院子里坐下来，吃了这顿饭。

”

　　联大的师生们都经历了战火洗礼。

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说，警报一响，师生一起跑出去，敌机飞到头上，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抬头一看，哦，原来是某某老师啊，相视一笑，拍拍土，又回去上课了。

　　早年在清华读书时因为踢足球意外失去一条腿的潘光旦教授，拄着拐杖跑警报，一边跑一边自嘲说，看，我跑警报不比你们慢吧。

　　那些远去的大师有人说联大的学生都是天才，这不见得，他们还是一般的学生，一般人在某种条件下也能做出一番事业来，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8月下旬，昆明。

记者探访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内的西南联大旧址，如今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收藏有大量文献实物的纪念馆记载，联大当时有5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一个先修班，最多时拥有近3000名学生，是战时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

　　不只是学生众多——更多的是那些大名鼎鼎的教授。

冯友兰说，我们遭遇了与南宋同样的命运，被异族驱逐到南方，但我们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哲人、学者，济济一堂。

　　这是联大教授的学术丰产期。

还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汤用彤就完成了《中国佛教史》第一卷，金岳霖的《问道》也问世了，冯友兰著名的“新六书”之一《新理学》也杀青。

　　而有名的也不仅是教授们——联大的通才教育将课程设置口径放宽，让学生自由选择。

文法学院学生必须选修自然科学，而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和数理化概论，每课都由两三位教授同时开课。

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各自讲授《楚辞》，学生旁听，激发独立思考。

　　陈寅恪有次讲隋唐史，第一堂课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

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联大教授很少有人年复一年照本宣科，以开创闻名。

　　于是，学生们像追星似的去听优生学家潘光旦的社会学讲座，红学大家刘文典关于红楼梦的专题，钱穆的中国通史即便是在早晨六点到七点开课，仍然很受欢迎。

其实，选修钱穆中国通史的不过数十人，旁听者多达数百人，站着听课是常事。

　　想想都使人兴奋：

闻一多讲《诗经》，许维遹讲《左传》，刘文典讲《庄子》，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老师各展所长，学生大饱耳福。

　　商学系教授陈岱孙后来评价说，有人说联大的学生都是天才，这不见得，他们还是一般的学生，一般人在某种条件下也能做出一番事业来，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自由的学风并不意味着散漫。

由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1996年编辑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记载，1937年至1946年，共有8000名学生通过了联大的入学考试，最终联大学籍毕业的本科生近2500名、专科生约200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学籍的本科生1280名、研究生74名——总计毕业约4000名，既是当时中国毕业生最多的高校，又可见其严格。

　　被迫的最佳选择

　　因为有了联大，使得战争未能打破文化传统，教育得以延续，使学生能够在虽然艰苦但精神仍存的环境里从事学业。

　　1994年《读书》第12期刊载了学者谢泳的《西南联大的启示》。

较之于此前有些文章只限于对联大历史的追忆，谢泳认为，联大的成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意义，应将其视为知识分子群体合作的典范。

　　从历史表象上看，三校南迁，设立西南联大，有一定的偶然性，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

但随着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三校南迁对当时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来说，也是唯一的最佳选择。

　　因为有了联大，使得战争未能打破文化传统，教育得以延续，使学生能够在虽然艰苦但精神仍存的环境里从事学业。

这种联合确是被迫的选择，但也体现了某种优势。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于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复员北返，至当年7月31日宣告结束。

为感谢云南人民的支持，联大将师范学院留在昆明，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

　　1946年5月，梅贻琦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中最后一句感慨道“本校之存在……与抗战相始终，而实将与国同休，永垂无极也。

”

　　（本文写作参考《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联大教授》、《联大八年》、《中国的大学》等书）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但是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

”梅贻琦先生的这句话阐释了他的另一句名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而西南联大，可谓大师云集。

　　在当年极度艰苦的环境中，大师们坚持学术研究。

1943年3月，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访问联大后称赞说，中国科学工作者在边远地区表现出顽强的毅力和勇气。

　　8月下旬，记者在云南西南联大纪念馆采访时，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整理出当年西南联大教师部分科研论著。

　　有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使人有恍然大悟的感觉：

原来在那个时候，他就是知名教授了！

而有些教授的姓名，又让人很是陌生。

从标题看，他们的研究论著也似乎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太远，但只要想一想，在那样困难的战时环境中，这些教授延续着研究

　　型大学的传统，将教学与科研结合，这些研究就显得格外难得，透着一种特有的精神气质。

　　篇三：

西南联大研究述评

　　西南联大研究述评

　　摘要:

对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已有4部著作、16篇论文面世。

综览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就会发现，在西南联大研究中，但仍存在着视野不够开阔、方法单一、重要问题没有获得圆满解决等问题。

因此，要进一步推进西南联大研究，应从拓宽视野、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彻底解决重要问题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

视角；方法；问题

　　抗日战争期间的高等学校大规模向内地迁移是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它对于保存中国高等教育的命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关乎学脉之续断与国运之兴衰。

因此，担当这一重任众的众多高等学校不断吸引后来者的视线，便成为自然而然的事。

西南联大作为它们的优秀代表，更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所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西南联大的言说甚多。

但遗憾的是，在如此的众声喧哗中，绝大多数不是回忆性的叙述，便是文学性的夸张，真正称得上研究者的数量并不多。

从目前笔者的搜检来看，可见的有著作4部，论文16篇。

这4部著作分别为：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集体编撰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谢泳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2]、姚丹的《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3]、赵新林与张国龙合著的《西南联大：

战火中的洗礼》[4]。

至于论文，则散见于《读书》、《高等教育研究》、《江苏高教》、《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等刊物。

在此，不一一具列。

下面，让我们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一一检视，以明西南联大研究的得失。

　　让我们先从著作来看。

《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是以为西南联合大学“立传”为目的的，这就决定了它的粗线条勾勒西南联大全貌的风格。

其主要内容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一是西南联大从内迁昆明到复员北返的完整历史过程；二是西南联大的各方面情况，如校舍、组织机构、制度、校训、校歌、校庆、课外生活、民主运动等；三是各院系的课程设置、师资力量、毕业学生等；四是西南联大的大事记。

这本书的优点是面面俱到、条理清晰，让人一读之下，便对西南联大的概貌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但从研究的立场上来看，它的缺点是言事而不言理，只是条分缕析地交代西南联大是怎么做的，对为什么这么做缺乏理性的分析。

另外，在一些大问题上也有所遗漏。

如通才教育、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的思想与实践，是关系西南联大生命的一些重要问题。

把这些问题排除在校史撰写者的视线之外，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西南联大：

战火中的洗礼》则是杨扬主编的“知识分子群体研究丛书”中的一本。

它是把西南联大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聚居的部落来看待的。

它把这一知识分子群落置于抗日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中，力图去透视这一群落的文化气质、精神面貌。

该书主要由以下几部分内容组成：

一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师生在从北方到长沙，再从长沙到昆明的数千里跋涉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坚忍的精神；二是西南联大在战乱与饥饿中为国育才的满腔热忱、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