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50年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的简要回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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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50年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的简要回顾
建国50年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的简要回顾
一、建国50年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的简要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虽然遭受过巨大挫折，但从总体上看，这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加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改善的50年。
回顾半个世纪走过的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年10月——1952年12月）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
党在总结东北和华北解放战争期间接管城市经验的基础上，确定对官僚资本企业采取不打碎它们的机构，先按照原来的组织机构和生产系统，“保持原职、原薪、原制度”，由军管会把它们完整地接收下来，实行监督生产，然后逐步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
接管工作既做到了快，又防止了乱，基本上没有出现生产停顿或设备破坏的现象。
这些企业是建国初期国营经济的主要部分。
建国之初，我们所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特别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
党和政府精心领导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
当1949年11月25日物价上涨最猛的时候，全国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一致行动，敞开抛售，使物价迅速下跌。
同时又收紧银根，投机商资金周转不灵，纷纷破产。
对投机资本的沉重打击，是我们对资产阶级进行限制和反限制斗争中取得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得到了人民群众包括愿意从事正常合法经营的资本家的广泛支持。
自此，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初步取得了稳定市场的主动权。
要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必须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
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统一全国财政收入，使国家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掌握的重要物资从分散状态集中起来，合理使用，以调剂余缺；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一部分近期使用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统一调度。
同时，政府还采取紧缩编制、清理仓库、加强税收、发行公债、节约开支等措施。
这些政策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膨胀得到抑制，物价上涨幅度日趋回落。
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财政经济方面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从此结束了自抗战以来连续12年通货膨胀肆虐的局面，也结束了旧中国几十年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历史，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土地改革法》第一条总则指出：
“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和可能，在政策上，由过去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改为保护富农经济，对地主限制了没收其财产的范围，对小土地出租者提高了保留土地数量的标准。
实行这些政策，保护了中农，分化瓦解了地主阶级，减少了土改运动的阻力，也有利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
这次土地改革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进行得最顺利、搞得最好的一次。
到1953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
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至此被彻底消灭了。
1952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经过三年的努力，我们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
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结构改善，职工、农民收入增加，文教卫生事业得到相应发展。
2.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年1月-1957年12月）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是从1951年开始着手的。
1952年12月，中央发出《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
1953年4月，中央批准下达了1953年国民经济计划提要。
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一方面初步编制“一五”计划并开始实施，一方面继续讨论修改，历时四年，五易其稿。
其中第四次是由国家计委编制的，到1954年9月基本定稿。
1955年3月，经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同意，于同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
。
“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和基本任务是：
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在建国后的头三年和“一五”期间，我国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实行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终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对个体农业，遵照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
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
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
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当然，在工作中也存在缺点和偏差。
主要是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
“一五”计划期间，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一五”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超额完成。
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益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
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
“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个世纪。
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
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同年5月，党中央提出了既反冒进又反保守，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党的八大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
3.“大跃进”和国民经济第一次调整时期（1958年1月—1966年5月）1958年我国开始实行“二五”计划。
同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规律的要求。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深刻，更由于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
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打断了在经济上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1959—1962年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
1960年9月，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提出要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1962年5月，中央常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起草的关于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一步大刀阔斧地调整。
主要内容是：
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
到196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
同年9月，中央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工业结构、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三年的时间，继续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从1958年到1966年，经历了从提出到抛弃“大跃进”计划，并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整，最终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的过程。
“二五”前三年，提出并实施“大跃进”计划。
“二五”的后两年（1961—1962年），实行国民经济调整。
然后是三年继续调整（1963—1965）。
经过五年调整，经济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
这一时期，我们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并且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
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66年将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全国人民要努力奋斗，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4.“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年5月—1976年10月）1966年，正当我国胜利完成经济调整任务、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1966年下半年，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受到许多干扰，不过，当时的动乱主要集中在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大部分生产指挥系统还未被打乱，特别是由于前五年调整给国民经济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使得1966年各项生产建设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但是，到1966年底这场动乱扩散到工业交通企业后，给整个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原定的1967年国民经济计划无法执行，1968年年度计划也未制定。
这两年是我国建立经济计划以来仅有的未执行年度计划的年份，工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下降9.6%和4.2%。
1969年2月，召开了中断两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下发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着手恢复经济。
经过努力，1969年国民经济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当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23.8%。
1970年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
这一年大部分工农业产品产量超过1966年的水平，基本上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原定的主要指标。
在经济发展中也暴露出建设规模偏大、积累率过高、农业和原材料工业落后等问题。
然而，对这些问题并未引起高度重视，1971年仍继续盲目地追求高指标，导致国民经济一系列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1972年至1973年，国务院采取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经济冒进造成的危害到1973年下半年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经济形势明显好转，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
1975年1月，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后，明确、坚定地提出和领导了对国民经济的全面整顿。
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经济形势明显好转。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虽然遭到严重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
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
1976年达到28630万吨，比1965年增加9175万吨。
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一批新成就。
1976年原油产量相当于1965年的6.7倍。
成昆铁路和湘黔铁路相继建成，改变了西南地区长期交通梗阻的闭塞落后状况。
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投产。
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在国防和宇宙航天技术方面取得历史性的突破。
当然，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发展会取得更大、更多的成就。
5.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1976年10月—1978年12月）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
从1976年12月到1977年上半年，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一系列会议，强调进行企业整顿、恢复和发展经济。
经过整顿，铁路秩序得到改善。
1977年，铁路日平均装车量从1月份的3.8万车增加到6月份的5.7万车，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平均日卸车和煤炭运输量也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一批企业的混乱状况有所好转，工业生产回升较快。
全国工业总产值从3月开始逐月增加。
1977年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3%，财政收入也扭转了连续三年完不成国家计划和支大于收的状况，全国有60%的职工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
整个国民经济初步摆脱了急剧滑坡的危险局面。
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的情绪再度滋长起来。
1977年4月，华国锋在没有掌握可靠的地质资料的情况下，向出席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各地区和各部门的领导贸然提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的社论，随后，各地区、各部门开始为新的“跃进”进行筹划。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一系列未经科学论证的高指标，结果在经济工作中刮起一股冒进风。
1978年基建投资总规模由年初计划的332亿元增加到417.37亿元，积累率由1977年的32.3%提高到36.5%，成为1958年“大跃进”之后20年中投资规模最大、增长额最多的年份。
在国民经济经历十年动乱的大破坏、亟待休养生息总结教训之时，这只能进一步加剧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的失调，给经济的正常发展造成新的困难。
在邓小平同志等党内一批老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某些方面有所发展。
1978年5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有条件、有步骤地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的通知，下半年全国不少企业和单位恢复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有效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
安徽省、四川省和甘肃省等地开始调整农业政策，进行突破“左”倾农业政策的探索，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形势的好转。
1978年我国先后同西方发达国家签订22个成套引进项目的合同。
虽然引进工作仍然受到当时尚未得到清理和纠正的急于求成思想的影响，但毕竟为我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比较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较高的起点。
投资规模最大的上海宝山钢铁厂成套设备的引进，使我国学到世界一流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缩短20年。
1978年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5%。
财政收入增长28.2%，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5.1%。
6.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时期（1978年12月以后）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加快发展农业。
从此，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新时期。
这20年大体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改革之初的农业大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认真补救农业合作化后期以来农村工作的失误，废除人民公社，通过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改革，解决了我国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同时基本取消农产品的统购派购，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摆脱了长期停滞的困境，有力地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高和农业的迅速发展。
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40712万吨，比1978年增加10237万吨。
农村改革成功和农业快速发展，为城乡居民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吃饭问题。
二是80年代轻纺工业快速发展。
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提出经济建设必须适合我国国情，讲求实效，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等。
在这些方针的指导下，轻工业发展加快，工业内部结构朝着合理协调的方向发展。
1979年11月，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国务院决定采取有力措施，对轻纺工业实行“六个优先”的原则，就是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措施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
1981年11月，五届人大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把着重发展消费品工业放在重要地位。
在近十年的时间内，我国轻纺工业始终保持了快速发展。
到1988年，消费品长期短缺的局面得到初步缓解，家电工业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主要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质量不断提高，改变了严重依赖进口的状况，出口创汇不断增加，成为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是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经济秩序比较混乱。
1988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为了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步健康发展，必须认真治理经济环境，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
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提出，用三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努力缓解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矛盾，遏制通货膨胀，使国民经济基本转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
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压缩投资规模，控制消费需求的过快增长，实行从紧的财政信贷政策等。
经过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到1992年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是90年代以来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以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大步前进的过程中，出现了开发区热、房地产热，乱拆借、乱集资和金融秩序混乱的问题，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急剧扩张，由此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党中央果断作出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大决策。
自1993年6月开始，从多方面采取措施，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这次宏观调控的主要特点是，在控制总需求过快增长的同时，重视优化经济结构，大力增加有效供给；正确把握和灵活调整宏观调控的力度；标本兼治，注重从体制和机制上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创造条件；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我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势头。
1998年，我国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特大洪涝灾害的考验。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中央冷静分析形势，果断采取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综合运用财税、货币和投资等宏观调控手段，促进经济增长。
面对大洪水的袭击，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军民协同作战，夺取了抗洪抢险的全面胜利。
通过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各项政策，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基本实现了年初确定的目标，极大地增强了国内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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