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偏好与经济激励双重作用下的社会救助形成机制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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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偏好与经济激励双重作用下的社会救助形成机制研究

社会偏好与经济激励双重作用下的社会救助形成机制研究

　　摘要：

通过一个数理模型的推演，发现行为人是否采取社会救助的行为取决于均衡状态下社会偏好的阈值，而外部的经济激励并不必然会促进社会救助行为的发生。

在一个搭便车者较多的社会里，外部经济激励的存在可能会将整个社会拖入到严重的道德陷阱之内。

　　关键词：

社会偏好；经济激励；社会救助

　　DOI：

10.13956/j.ss.1001-8409.2015.11.06

　　中图分类号：

F062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8409（2015）11-0026-04

　　Abstract：

Bythemathematicalmodeldeduction，thispaperfindsoutthatwhetherpeopletakesocialassistancebehaviorsdependsonsocialpreferencesthresholdintheequilibrium.Atthesametime，externaleconomicincentivedoesnotnecessarilypromotesocialassistancebehaviors.Suchas，ifasocietyhasmorefreeriders，externaleconomicincentivesmightdragtheentirecommunityintoaseriousmoraltrap.

　　Keywords：

socialpreferences；economicincentives；socialassistance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涌现出像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哈丁的“公地悲剧”或是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这种经典案例的社会失范现象。

舆论的宣传导致这种社会失范现象的影响被过度放大，人们在不安的同时更多地将之归因于市场化的改革历程。

　　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相比较而言，切实可行的激励与规制政策总比舆论上的宣传更容易施行，并且也可显示出对社会失范现象治理的决心。

当然，并不是说激励与规制的政策不好，而是在目前的政策制定过程中，过于强调激励与规制的作用。

如舆论一边对“常回家看看”进行立法、对社会救助行为奖励进行鼓吹，另一边又对“雷锋”式的互助行为进行冷嘲热讽。

在当前如此浮躁的社会氛围下，可能如何理解“雷锋”式的社会救助行为会导致不同的政策制定过程。

若将“雷锋”理解为精明的利己主义者，则只能产生针对“流氓”的公共政策；若将“雷锋”式的社会救助行为理解为正直无私，值得更多的人去学习，可能制定出的公共政策才能恰如其分。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通过一个数理模型来分析社会偏好与经济激励双重影响下的社会救助形成机制。

　　1文献回顾

　　虽然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业已论述了同情心这样的利他本性的存在，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发展却仅仅将《国富论》中的自利本性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对利他这类社会偏好的研究留给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

与社会学其他学科相比较，经济学与管理学的适用范围更加广泛，更为人们所熟识。

所以，政府或第三方机构在运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知识制定规制社会失范现象的公共政策时，依然将人的本性设定为完全自利。

但在多数情况下制定的公共政策的效果却并不理想，基于跨学科的研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基于自利动机的公共政策设计会弱化由社会偏好所驱动的利他行为、道德情操和伦理规范。

[1～3]

　　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学科在对社会互助行为进行分析时，更多地强调外部情境因素的影响，如社会心理学中的“旁观者效应（bystandereffect）”或“责任分散（diffusionofresponsibility）”。

即在紧急情况下，当个体在有旁人在场时，出手帮助的可能性降低，援助的几率与旁观者人数成反比[4]。

换句话说，旁观者数量越多，他们当中任何一人进行援助的可能性就越低。

实际上经济学中的搭便车也和这种“旁观者效应”或“责任分散”相类似。

而这样的事件多发生几次，就会使得道德疑虑泛化为一种社会化心态。

但可否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来规避社会失范现象的发生呢？

桑本谦分析了类似于“小悦悦”事件的诸多案例，认为并不适合进行立法来规避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5]。

这是因为把救人定位为法律责任会不利于利他主义的救助，因为其使救助者更难被人们承认是利他主义者（人们会认为他救人是为了避免法律责任）。

　　经济学与管理学关于社会偏好和激励机制共同作用的研究最著名的当属海法托儿所实验，实验者发现当对接小孩迟到的家长罚款时，迟到家长的比例却显著增加了一倍[6，7]。

为此，Lin和Yang提出了一个正式模型来讨论海法托儿所实验中的“罚款是一种价格”[8]。

在模型中，他们将社会规范与违反社会规范所引起的心理成本联系起来，引入罚款会使得违反社会规范的心理成本降低，进而心理成本的降低又会导致社会规范效力的降低，所以会有更多的家长迟到，且罚款被取消后，社会规范的效力不会随之而上升，因此迟到家长的比例不会减少。

与之相类似，Siciliani从绩效支付的激励角度出发，讨论了经济激励如何影响医疗服务人员为病人提供健康护理服务[9]。

医生出于利他性为病人提供更好更多的关怀护理会被视作一种令人称赞的社会规范，而引入绩效支付后，医生因利他性为病人所提供更好更多的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会被认为是出于对金钱的渴望，从而会被视作一种贪婪的行为而对其产生心理成本，最后导致多劳多得这种绩效支付并不能带来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

之后的研究使用相同的模型具体分析了医院如何来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最优定价[10]。

这两类文献分别从罚款和奖励的角度，通过心理成本将外显激励机制和社会偏好结合起来提出正式的经济学模型，但他们的社会偏好为外生给定，更多地强调外显经济激励的作用，没有考虑社会风气的影响。

　　本文的理论模型借鉴上述文献心理成本的思路，并在此基础上将社会偏好的阈值做内生化处理，发现其不仅根植于个体自身的偏好，也受制于物质激励水平与整个社会风气，这也呼应了社会心理学中的“旁观者效应”。

此外，与这些文献一致，本文从社会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出发，对模型中研究对象的社会规范程度进行分类表征，不同的罚款或者奖励政策会对社会规范程度不同的群体产生不一致的影响。

然后，从两类截然不同的事件出发构建模型，对社会偏好与经济激励双重作用下的社会救助形成机制进行分析。

　　2理论模型构建与分析

　　在真实生活中，像“小悦悦事件”这样的悲剧总是不断上演2011年10月13日17时25分，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镇广佛五金城，一名2岁女童王悦（乳名“小悦悦”）在阴雨天黑夜独自跑出家门百米外后，先后被两辆汽车撞伤倒地，最初路过的18名行人未及时施救，惟第19名路人陈贤妹（生于1953年，佛山本地人，职业是清洁工）救起王悦，随后被送往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急救。

第二天两位肇事司机中的第一位自首。

2011年10月21日凌晨零时三十二分，小悦悦在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宣告抢救无效离世。

这次事件引来了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国民质素现状的质疑。

详见：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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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基本模型构建

　　在一个社会经济体中，将所有的行为人单位化为1。

在面对特定情形时，行为人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决策，即进行帮助别人的社会救助行为或者不进行社会救助。

以U表示行为人不进行社会救助的效用函数，以V表示行为人进行社会救助时的效用函数，两种决策行为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为：

　　U=E-θ?

f（x，p）-p

　　V=E-C+p

（1）

　　对于方程组

（1）来说，其中的变量存在如下特征：

（1）E表示不存在特殊事件时行为人的福利。

行为人面临某种别人需要帮助的特殊事件时，都会经历进行社会救助和不进行社会救助的两难选择。

相对于这种特殊事件，不存在特殊事件时对行为人来说，必然会存在一个为正的正常福利水平，即为E。

（2）θ作为行为人的社会偏好程度，在[0，1]的区间内服从均匀分布，越接近于1，其利他程度就会越高。

但在方程组

（1）中，并没有将其置于进行社会救助时的效用函数V中，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规避使用自利偏好来理解社会偏好的完全理性观。

也就是说，当人们决定帮助别人时，并不是帮助别人会增进自己的福利水平，而是帮助别人是责任及义务。

　　（3）x为整个社会中不进行社会救助者的比例。

整个社会中的行为人业已被单位化为1，所以有0≤x≤1，进行社会救助者的比例就为0≤1-x≤1。

　　（4）C为行为人选择进行社会救助给自己带来的不确定性成本。

容易理解，不确定性成本实际上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极易发生。

　　（5）p为一个外生的物质或经济激励，外部的激励可以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以弥补因不确定性带来的成本。

另外，对不进行社会救助的行为人来说，p作为机会成本却会降低其所选择行为的福利水平。

　　（6）f（x，p）反映的是不进行社会救助给行为人所造成的社会心理成本。

并且这一社会心理成本随着整个社会不进行社会救助人群的比例增加而下降，即x越大，f（x，p）越小。

也就是说在一个风气比较不好的社会，不进行社会救助也并不会带来过高的社会心理成本。

毕竟人人都这样，大家都处于一个冷漠的旁观者的角色位置上，不会意识到不进行社会救助是一种不好的行为。

所以，f（x，p）的一阶条件小于0，即fx<0。

此外，当存在外部的物质激励时，行为人不进行社会救助的社会心理成本将会降低，因为行为人会认为自己之所以不去帮助别人，是不愿意被人视作是为了钱才去帮助别人的。

并且，提高物质激励时会有fp<0，即奖励越高，社会心理成本下降得越快。

　　（7）社会心理成本f（x，p）给行为人所带来的福利损失也会被其自身的社会偏好程度所调节。

若行为人为一个完全自利的个体，其社会偏好程度θ将为0，其不进行社会救助行为所感受到的社会心理成本并不会遭致自身福利的损失；而若行为人为一个完全利他的个体，其社会偏好程度θ将为1，其不进行社会救助将会给自身带来完全的福利损失，即整个社会心理成本f（x，p）。

　　所以，行为人不进行社会救助的充分必要条件为U>V，进行社会救助的充分必要条件为UV和U（C-2P）/f（x，p）。

因此，会存在一个社会偏好的阈值θ，即：

　　θ=C-2pf（x，p）

（2）

　　当行为人的社会偏好程度θ高于此阈值时，其选择进行社会救助是最优的。

当行为人的社会偏好程度低于此阈值时，其不进行社会救助是最优的。

从方程

（2）可以看到，θ为x的函数，而不确定成本C、外部的经济激励p作为外生冲击影响着θ的位置。

图1中向右上方倾斜的45°线表示θ=x，为社会偏好阈值θ的点均衡条件。

　　22不存在外部激励时的讨论

　　当不存在外部的经济激励时，社会偏好阈值θ的一阶和二阶条件为：

　　θx=-fx?

Cf2（x）

　　θxx=2f2x-fxx?

f（x）f3（x）

　　?

C（3）

　　因为fx0，即社会偏好阈值是一条关于整个社会不进行社会救助者比例x的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

　　分两种情况来考虑fxx的方向：

①当整个社会进行社会救助的人群比例较高时，x相应就较小。

此时因为整个社会风气比较好，虽然不选择进行社会救助依然会给行为人带来社会心理成本，并且所造成的社会心理成本依然会随着x的上升而下降，但是下降的速度却比较慢，也即fxx比较小，所以会有2f2x-fxx?

f（x）>0。

②当整个社会不进行社会救助的人群比例较高时，也即x比较大。

此时因为社会风气不太好，不进行社会救助对行为人所带来的社会心理成本会随着x的增加而下降得很快，即fxx越大，所以会有2f2x-fxx?

f（x）<0。

二阶条件的方向为：

　　θxx>0，当x较小时

　　θxx<0，当x较大时（4）

　　那么，社会偏好阈值θ的曲线特征为：

当x较小时，随着x的提高，θ向右上方倾斜，且随着x提高，θ倾斜的速度越快；当x较大时，随着x的提高θ依然向右上方倾斜，但倾斜的速度却越来越慢。

所以，根据此曲线特征，可以得到如图1的实线。

　　这一动态系统存在三个均衡点，G点和B点为稳定均衡，N点是不稳定的均衡。

G点为社会救助者的比例较高时的均衡状态，B点为社会救助者比例较低时的均衡状态。

因为从二阶条件看，从N点开始，向上的速度开始趋于缓和，从而收敛于B，而在N点之下，向上的速度也不及在N点时向上的速度，所以向下收敛于G。

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冷漠已被舆论泛化为一种严重的道德危机时，行为人在进行社会救助与不进行社会救助的决策时，必然将偏向不进行社会救助，最后陷入到B点这个比较差的均衡里。

　　如何冲破B点这个比较差的均衡，在我国相应的机制设计已经偏向使用外部经济激励来消解行为人的疑虑。

下面的分析将会讨论存在一个外部的正向物质激励p时，社会偏好阈值的收敛过程，及在此动态过程下社会救助行为的发生机制会出现何种变化。

　　23存在外部激励时的讨论

　　当存在外部的经济激励时，社会偏好阈值θ的一阶和二阶条件为：

　　θx=-fx?

（C-2p）f2（x，p）

　　θxx=2f2x-fxx?

f（x，p）f3（x，p）?

（C-2p）

　　（5）

　　因为有条件C-2p>0、fx0，此时也为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

而相应的二阶条件与前述的分析一致，在x较小时θxx>0，在x较大时θxx<0。

虽然容易得出一阶与二阶条件的方向，但大小却不容易得出。

此时需要考证外部激励对社会偏好阈值的影响，即外部激励的大小如何对这一动态系统产生影响，一阶条件为：

　　θp=-fp?

（C-2p）-2?

f（x，p）f2（x，p）（6）

　　fp<0，即奖励越高，社会心理成本下降得越快，方程（6）分母的第一项为正，此时就很难判断θp的方向。

对于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即x比较小，此时不帮助他人的社会心理成本也会越大，即f（x，p）越大，所以θp就越有可能小于0，表示这个动态系统就将向下移动。

而对于一个比较差的社会，即x比较大，此时不帮助他人的社会心理成本也就越小，即f（x，p）越小，那么此时θp就越有可能大于0，整个动态系统就将向上移动。

因此，总结为：

　　θp<0，当x较小时

　　θp>0，当x较大时

　　（7）

　　如图1所示，虚线表示存在外部激励时的动态过程，当整个社会原本就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时，对社会救助进行外部奖励会使得整个社会维持这种比较好的状态，甚至还会变得更好，如从G点到G′点；而当整个社会原本就处在一个比较差的状态时，即在一个缺乏公德的社会提高物质激励却可能产生负面的效果，即从B点移动到B′。

　　因此，对于一个风气较好的社会来说，提高物质奖励会减少不愿意进行社会救助者的比例，但因为奖励也要付出成本，从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来看，却未必是一种较优的方式。

而相反，对于一个缺乏公德的社会来说，对社会救助进行奖励反而会有一定的机会将整个社会锁入更加糟糕的均衡状态内。

　　3结语

　　本文的贡献在于通过对社会偏好程度进行内生化的处理，最终发现促进公共美德的社会偏好阈值受制于外显的激励水平与整个社会愿意进行社会救助者的比例的影响。

具体来说，外显激励水平的变化会导致社会偏好阈值的均衡状态在高低两个水平上发生变化，进而影响整个社会愿意进行社会救助的人群比重。

实行重金奖赏虽然会在社会风气较好的时候带来比较好的效果，但在目前的情形下反而会得不偿失，这对治理我国目前社会存在的种种失范现象具有借鉴意义。

　　此外，本文对于社会救助的分析还存在一些不足。

①公共领域的范围会存在一定的限制。

如在扩大化的公共环境下，陌生人的合作水平要显著低于小范围环境内的合伙人[11]。

②绝大多数的社会救助行为存在社会学习情形，序贯而行的个体会参考前人的行动或建议来做出自己的选择[12，13]。

在未来，可以尝试在一个更加扩大化的公共领域来使用贝叶斯理性等分析范式，分析诸如“小悦悦事件”这样的序贯路过的围观者是否伸出援助之手的决策行为，从而提供一个更加一般化的分析范式和治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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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