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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话题中国人的幸福感困境求解精致原创

圆桌话题:

中国人的幸福感困境求解

范伟主导的《老大的幸福》在CCTV热播,温家宝总理关于“幸福”与“尊严”的寄语亦犹言在耳。

近来,“幸福”、“幸福感”这对词组越来越流行。

究竟什么是“幸福”、“幸福感”?

作为每个人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整个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作为人生哲学以及人生科学研究的聚焦点,它们是一种感觉,一种性状,一种意向,还是一种态度?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国民对幸福的追求和对幸福感的期望也越来越迫切,急需我们从各个方面去了解和提升国民的幸福感。

在心理学研究中,“幸福”是指人类个体认识到自己需要得到满足以及理想得到实现时产生的一种情绪状态,是由需要(包括动机、欲望、兴趣)、认知、情感等心理因素与外部诱因的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心理状态,而幸福感则是专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价——包括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两个基本成分,前者是个体对生活总体质量的认知评价,即在总体上对个人生活做出满意判断的程度;后者是指个体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包括积极情感(愉快、轻松等)和消极情感(抑郁、焦虑、紧张等)两方面。

可见,幸福感由对生活的满意度、积极情感的体验和消极情感的缺乏所构成。

对整体生活的满意程度越高,体验到的积极情感愈多,消极情感越少,则个体的幸福感体验越强。

它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的综合性心理指标。

对于幸福的追求方式,从前现代时期主要表现为哲学家的思辨和人们个体生活方式的选择,到现代时期出现了付诸社会运动和制度建构,这体现了一种历史性的进步。

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一个重要成就无疑是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日益提高。

然而,现代化又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进程,与客观福祉的提高形成比照的是主观幸福并没有呈现相应程度的上升,这无疑构成了现代化的一种困境。

自由幸福乃公民基本人权,任何阻障皆应破除。

中国人的幸福感困境求解,大方向仍在社会。

 

 

活在当下,你是真的幸福还是已被被现实压的喘不过气?

你觉得自己是傅老大还是他的那些弟弟妹妹?

你向往的幸福是什么?

这些离你有多远?

在这儿说说吧……

调查:

8成多民众幸福感缺失职场压力为最大根源

近日,由39健康网独家发起的“2010年中国网民心理健康状况调查”采取线上数据采集方式,针对40万名网民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高达81.6%的被调查者幸福感缺失,工作和职场发展产生的压力是幸福感缺失的最大根源。

参与调查的网民主要集中在18~24岁和25~34岁的年龄段,分别占32.5%和39.4%。

这些人正是伴随着互联网诞生、发展成长起来的群体。

92.0%的网民面临压力

去年,一部《蜗居》让房奴、蚁族成了热门话题,今年热播的《老大的幸福》又引发了一场关于“幸福”的热议。

拼学历、拼职场、拼婚姻、拼房款,为生计而忙碌奔波的都市人正经历着种种心理煎熬。

调查显示,对于目前的生活状况,44.6%的人觉得“很一般,没什么感觉”;29.9%的人觉得“不够幸福,有些不满意”;7.0%的人觉得“非常不幸,十分不满意”。

而认为“很幸福,觉得很满意”的,仅占18.4%。

参与调查的网民中,只有8.0%的人觉得没有压力。

92.0%的人都感觉自己面临压力,其中觉得压力很大的占28.7%,觉得压力比较大的占30.0%。

压力从何而来?

30.9%的人表示是苦恼工作、事业和发展前途;21.5%的人是苦恼经济生活方面,包括房价、日常消费开支等。

此外,家庭问题、个人身体健康状况、个人情感问题等也是上班族苦恼的因素。

三九脑科医院心理科主任张延赤表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社会发展与人们自身发展的不同步。

对此张延赤开出“药方”:

第一,努力改变看问题的角度,总是看好的一面;第二,乐观思考,以积极的心态来考虑问题;第三,记录下幸福的事,这些让你快乐的事还能成为你今后幸福的原动力;第四,发挥你的强项,明确了解自己强项并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发挥这些强项。

仅5.2%的人会找心理医生咨询

面对压力我们应当如何去做?

调查显示,32.8%的调查者会找要好的朋友倾诉;21.8%的人会到外面走走散散心;16.4%的人会自己生闷气;选择唱K、泡吧、游戏等娱乐手段的人占8.1%;4.2%的人会找理由把气发泄到别人头上。

调查中,五成以上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对压力的承受能力很一般,但只有5.2%的人会找心理医生咨询。

对此,北京心理卫生协会会长、北京同仁医院原院长刘福源表示,不愿看心理医生,除了大众对心理咨询的误解外,还涉及到经济上的问题。

“我国经济还是处在发展阶段,心理咨询属于高档消费。

在美国,也只有中产阶级才有自己的心理医生。

不过,更多网民已开始主动寻找心理健康指引。

68.5%的人表示,他们了解心理健康知识的途径是网络;45.0%的人通过书籍来了解心理健康知识;32.5%的人表示电视是主要途径;另有17.9%的人的途径是通过他人口述。

39健康网总裁顾晶女士则建议网民,尽量给自己留出休息放松的时间,控制情绪,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工作和学业。

调查中,57.2%的人认为卫生部门等有关方面“多搞心理讲座,心理培训活动”;51.6%的人希望“多做心理健康宣传工作”;希望“多组织心理专家,与网民展开线上咨询”的人有57.5%。

北京五洲女子医院资深心理咨询师廉小淞表示,舒缓不良情绪,建立健康的生活心态,最重要的一点是平衡好“期望值”与“现实值”的关系。

对自身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进行正确评估,对自身价值正确定位,是缓解期望与现实矛盾的前提条件。

上半年居民生活压力加大收入分配改革仍无动静

随着经济回升向好,就业水平稳定提高,刺激政策继续完善,消费市场有望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但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明显依赖投资的趋势仍未改变。

只有在抑制居民消费意愿、能力的顽疾上实现“破题”,才能让百姓“有钱花、敢花钱”

政策刺激是主动力,家电下乡实现销售额678亿元

  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72669亿元,同比增长18.2%,比上年同期加快3.2个百分点。

其中,城镇增长18.6%,乡村增长15.6%。

消费的实际增长率虽然比去年有所降低,但也达到了15.3%。

显然,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背景下,消费市场保持了平稳增长的态势。

  商务部市场运行司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消费平稳增长,政策刺激是主动力。

今年以来,国家继续实施家电下乡政策,河北、山西、辽宁等19省市被新纳入家电以旧换新实施范围。

上半年家电下乡实现销售额678亿元,这已超过去年全年647亿元的水平。

  国家完善汽车、摩托车下乡政策,延长汽车以旧换新政策,车市一派红火景象。

上半年,全国汽车销售902万辆,同比增长47.7%。

其中,补贴下乡汽车142.6万辆,补贴以旧换新汽车17.4万辆。

这些漂亮的数字不仅是居民需求释放的反映,更体现了政策刺激的效果。

  在政策带动下,消费升级加快进行,低碳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时尚。

受购置税减征税率上调影响,上半年小排量乘用车增速趋缓,但1.6升及以下乘用车销售量依然同比增长43.9%。

眼下,高效节能空调补贴政策得以延长,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正在实施,业内专家认为,今后节能产品的推广力度会越来越大,“绿色消费”将在更大范围掀起高潮。

  上半年,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增加500多万,外出农民工就业人数增加632万人,这为百姓增加收入、扩大消费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实施“农超对接”、建立标准化菜市场、规范网络购物等一系列举措让居民消费环境更加优化。

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影响了市场平稳运行,“蒜你狠”、“豆你玩”成焦点

  “尽管形势良好,但上半年消费市场出现的一些苗头性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商务部市场运行司负责人说。

  受经营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餐饮市场出现回落。

上半年,餐饮收入8181亿元,同比增长16.9%,比上年同期回落1.2个百分点,12年来首次低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此外,当前我国大宗商品交易及网络购物环境尚不规范、“山寨”产品充斥市场、食品安全问题不断发生,影响了消费信心,不利于市场健康发展。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影响了市场平稳运行。

  今年以来,受西南干旱、北方“倒春寒”等自然灾害影响,大豆、玉米、食糖、棉花、部分蔬菜等农产品供应偏紧,供求关系发生新变化。

国内农资价格出现上涨趋势,流通环节费用上升等也增加了农产品成本。

据商务部监测,上半年57种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同比上涨4.4%。

大蒜、绿豆由于价格上涨过快甚至一度被戏称为“蒜你狠”、“豆你玩”。

  商务部市场运行司负责人说,直到今年4月,随着气温回升、露天蔬菜大量上市,粮、油、肉季节性需求减少,加之国家及时出台政策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炒作行为,蔬菜等农产品价格才开始回落。

7月初,18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比最高点的4月底回落30.6%,比年初回落22.8%。

  这位负责人认为,当前商品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格局基本没变,农产品价格涨势趋缓,猪肉价格持续低位运行,房价快速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输入性通胀压力减缓,这些都将有利于下一步保持价格稳定。

劳动所得偏低、社保体系不健全,成为抑制消费关键因素

  对下半年消费市场走势,商务部市场运行司负责人认为,随着经济进一步回升向好,就业水平稳定提高,刺激政策继续完善,消费市场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值得期待。

  世界银行日前也发布报告称,全球范围内尚未出现原材料和食品价格上行压力,中国面临的通胀压力仍将有限,这将增强消费者的信心。

  但是,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明显依赖投资的趋势仍未改变。

就最终消费率而言,我们不仅与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有相当大差距,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有一定距离。

  进一步扩大消费,亟待提高居民可持续消费能力,在收入、就业、社保等方面下足功夫。

  上半年,尽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分别实际增长7.5%、9.5%,但其占GDP的比重依然较低。

受困于过重的住房、医疗、教育压力,居民储蓄意愿持续趋强。

 自今年初,收入分配改革就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但直到现在也未见相关改革方案出台的迹象。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荆林波认为,劳动所得偏低、社保体系不健全,已成为抑制居民消费意愿、能力的顽疾。

  只有在此处真正实现“破题”,才能让百姓“有钱花、敢花钱”,释放出更大的消费潜力。

  此外,上半年出现的一些短期因素也值得注意。

例如,汽车消费在经历前期高速增长后,保有量快速增加,高增长态势难以持久。

汇率形成机制、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有可能影响出口企业及相关就业,从而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

收入分配敏感点陷争议冻结垄断企业工资遇阻

  一直在聚光灯下若隐若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至今仍未露出真容。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该改革方案最新一版的征求意见稿已在近期摆到了相关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高层的案头。

  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数易其稿相伴随的,是收入分配格局重建过程中各利益方的激烈博弈。

其中,调整不同性质、规模、行业企业员工收入的既有差距,成为最敏感的纠结点之一。

 由于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目标,这份征求意见稿正经历激烈的争论与反弹。

争执的焦点在于,“让利”方摆出现有经济条件下的客观难题,同时方案的可执行性也亟待验证和加强。

激辩“冻结垄断企业工资”

  一位接近此次收入分配方案征求意见稿的国有企业内部人士说,新的征求意见稿中对垄断性央企、国企的员工收入增长机制、竞争性行业一线员工收入增长机制,以及公务员的收入提高均有涉及。

  “征求意见稿表示,相关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要通过一些方式,冻结垄断企业工资的增长路径,持续一两年抑或两三年,保持目前的工资水平不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缩小社会上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效果。

”这位人士告诉记者。

  在他看来,冻结垄断央企和国企工资增长途径,“只要愿意,便有办法”。

目前,政策上较为倾向的一个办法,是提高垄断央企和国企每年向中央财政上交的利润,从而使得这些企业没有更多的财力留在手中,进而无法在企业内部自行提高工资。

  对此,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专家苏海南表示,此次收入分配改革与以往不同的一点是,初次分配将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初次分配尽量达到收入合理增长和提高公平性的目标。

因此调节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非常重要,主要的两条线路便是“少征”和“多收”。

  其中,“少征”是针对中小企业减免税费;与此相对应的,是要求大型央企和国企提高红利上缴比例,以及其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持。

  “关住大龙头,管住小水流。

”苏海南形象地比喻。

多年以来,垄断央企和国企收入节节攀升的重要原因,是收入源头的水太多,也就是在占据了大量社会、经济资源的条件下,创造的利润绝大部分却截流在企业自身。

“这种格局下,工资是不可能管住的。

”苏海南说。

  上述国企人士对记者表示,这一政策初拟,便遭到了来自垄断行业的强烈反对。

因此,现在的征求意见稿还未到确定的时机,调研仍在继续,最后是何种结果仍未可知。

  “垄断行业的企业自然不会直接表示反对‘控高’,但是却可以摆出眼下面临的各种客观难处,以期让决策者理解目前的这种调节不合时宜。

”该人士指出。

  以国有银行为例,在2009年保增长的目标下,中国银行业新增贷款总规模达到9.59万亿元,其中五大国有银行2009年新增贷款4.6万亿元。

  “2010年银行业需要承担信贷巨幅扩张后的成本,也就是资本金严重不足。

强力补充资本金是今年的一项主体工作,这项措施本身便需要大量盈利来补充。

如果再要求提高红利上缴比例,有的银行可能就会把经营难题拿出来说话。

”该人士表示。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所研究员陈步雷表示,收入分配在各个利益攸关方之间僵持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改革理念不清晰,直接导致了运行机制不畅。

如果持续从既得利益一方的经济利益和成本上权衡,那么改革自然难以推进。

苏海南指出,相关部门正在研究提高垄断央企和国企红利上缴幅度的课题。

目前的上缴比例为5%到10%,由于一直处于争议和调研的过程中,因此红利上缴比例提高的幅度一直未有定论。

“目前的基数已经是一个很低的比例,但仍然执行得不好。

第一步先要保证已有的规定能够有效执行。

同工同酬之争

  除通过提高上缴利润幅度冻结工资增长路径之外,另一个引起较为强烈反弹的,则是对于同工同酬问题的争议。

  同工同酬本是“工资条例”中要遵循的重要原则,也应是收入分配改革过程中针对职工工资问题最基本的共识。

“但在是否应该同工同酬的问题上,目前仍然难以达成共识,利益相关方各执一词。

”陈步雷说。

  他指出,在当前的国有企业以及部分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中,因身份不同而划分的收入三六九等现象普遍而明显。

在编员工仍停留在旧有体制内享受传统福利,与之相对的则是合同工的收入水平不到在编正式员工的一半。

  一位来自电力系统国有企业的职员表示,该公司职工分为正式工、合同工和临时工三类。

其中,其所在级别的正式工工资约为每月4000元,但同样工作内容和强度的合同工收入仅为1600元。

临时工大多从事保洁等类型的工作,拿最低工资标准。

  “在全国范围的统计是,国有垄断企业中,正式在编职工的人数不到职工总人数的8%,但其工资收入却占职工工资总额的50%。

”陈步雷指出。

  在这样的局面下,用人单位对同工同酬的抵触不难想象。

一方面,同工同酬意味着用人单位的用工成本大幅提高,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在没有找到更多收入流的情况下,现有在编正式工的隐性福利或将受到压缩。

  对于这一问题,苏海南表示,如果按照不同身份招工,那么根据身份确定收入等级就难以避免。

因此最为根本的问题在于改变目前用工制度多样化、身份多样化的机制,建立一套统一而规范的人力资源体系。

工资5年倍增计划

  在此次征求意见稿中,与“控高”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提低”的诉求极为迫切,且力度强大。

  “政府希望能够推进竞争性行业一线员工工资在5年内实现倍增,并有可能把这一方案写入‘十二五’规划。

”该人士表示。

所谓竞争性行业一线员工,包括此前广受关注的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中长期拿最低工资标准的产业工人,也包括那些非垄断行业的企业中的一线职员。

  当下,针对最低工资标准倍增的一系列调研已经展开。

7月2日,全国工商联结束了今年最重要的一项课题调研,准备在8月出炉的报告中提出最低工资标准5年倍增的建言,为备受瞩目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献计。

该课题的题目是《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和员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研究》,目前课题已经进入报告起草阶段。

  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陈永杰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此次调研发现,很多中小企业在确定一线员工工资水平时,大多比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超低空飞行”,当前快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势在必行。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黄任民对《财经国家周刊》说,按照国际标准,一个地区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该是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而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却与这一标准相距甚远。

  以北京市为例,近7年来最低工资标准占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均为21%左右,这一数字低于合理水平线近20个百分点。

  因此,最低工资标准倍增的计划如能实行,收益明显。

除了提高产业工人生活水平外,还能增加他们获得更多培训的机会,并推进下一代的良好教育。

  目前政策纠结的焦点则在于良好的规划如何有效执行。

“争议主要集中在:

钱从哪儿来?

这是一件政府请客、企业买单的事情。

”有专家对记者表示。

  这种尴尬的局面在涨薪潮尚未完全退去的现在,就已经有所显现。

人保部相关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根据各地反映上来的信息,目前只有那些原始工资水平长期徘徊于最低工资标准上下或者近几年一直没有涨过工资的企业,才跟进了涨薪的政策。

然而,政策所期望的——通过提高最低工资,从而实现企业各个层次员工工资水平水涨船高、整体上升的现象,目前仍属少数。

  对此,全国工商联的调研指出,对于带有强制性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微利经营的小企业往往难以招架。

如何化解企业难以买单的难题?

全国工商联建议通过税收等手段,由政府对中小企业实行一定程度的“让利”,例如对其采取减税减费,从而让中小企业有能力腾挪出为员工加薪的空间。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刘琳范若虹)

不争气的“幸福指数”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访问来自155个国家及地区数千名受访者,将自己的生活满意程度以1至10评分,得出幸福指数。

以丹麦为首的4个北欧国家,在“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和地区”中占头5位。

中国大陆位列125。

这种排各是否准确,存疑;但是,北欧不少国家“幸福指数”高于我们,恐怕是不争的事实。

  幸福其实来自于对未来的希望,也更多存在于实现理想和愿望的过程之中。

尽管中国在世界上还谈不上富裕,但中国的发展速度却独领风骚,无论是每年的经济增长,还是国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应该说都有目共睹。

中国所蕴含的发展潜力甚至让不少外国人把中国当成了实现梦想之地,既然如此,富了的中国人似乎更容易从中国的发展中感受到幸福才是。

然而,何以国人的幸福指数竟然和中国足球一样,并不争气呢?

  诚然,“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

尽管人们对于“幸福”的定义会千差万别、各个不同,但是所有的幸福其实离不开一些共同的前提和基础。

这之中,身体的健康与经济的富足无疑都不可或缺。

假如幸福感的提升全部寄望于人们去学会“穷开心”,甚至认为收入与幸福无关,只要心态好穷照样可以幸福的话,恐怕多少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味道。

  不难看出,追求幸福其实同样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经济收入也的确是国民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基础。

从这个角度来看,提高国民幸福感,当然应该从改善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这一基础做起。

不过,幸福固然离不开经济基础,但是,仅有经济基础,也确实并不足够。

事实上,经济更多是一种物质基础,而幸福却更多来自于内心和精神上的感受,两者之间还有距离和差异。

尽管市民幸福感随着收入从1000元到3000元成正比提升,但是也有一些统计结果表明,幸福感并没有随着收入的继续增长而继续成正比提升,相反,在高收入群体中,幸福感反而会呈现出经济学中边界效用递减的趋势。

  不难看出,在幸福感这一问题上,收入不是万能的,假如简单地认为幸福感与收入成正比,甚至把提高幸福感与提升收入划等号,显然是一种误区。

事实上,钱这个东西,没有最多,只有更多,何为收入充裕富足,其实也很难有明确定义,在人们以追求幸福的名义追逐财富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因为走得太远以致忘记了出发的目的,当人们的眼里只有财富,活着只是为了攫取更多的财富,甚至因此而陷入无尽的攀比之中,畸形的财富观之下,收入增加与幸福渐行渐远,背道而驰,也就并不奇怪了。

  经济发展速度名列前茅,国民幸福感却几乎垫底,中国人的幸福为何被远远的落下,恐怕更值得反思。

经济的确是幸福的基础,但相比对未来的希望,社会的公平,保障的到位与精神的充实,富裕其实不过是通往幸福之路上必须迈过的那道最低的门槛。

对于中国来说,在追求“幸福”的路上显然不应忘记我们出发的目的。

(来源:

深圳商报)

房子与幸福

  中学的时候读杜甫的《秋风为茅屋所破歌》,其中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一句,当时就想,难道人们都建不起属于自己的房子,要诗人来给他们建房子?

当时还没有买卖房子的概念,因为自家住的房子就是老爸找人盖的,左邻右舍的房子也是一样。

  到了现在,终于明白,也许当时人们不是建不起房子,而是买不起房子,就像现在的我们一样。

  可能在中华民族的五千年历史中,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为房苦,为房累,为房消得人憔悴。

买不起房子的人为了天天上涨的房价发愁,买了房子的人为了每月要还的房贷发愁。

  当全民都为“房事”而发愁,而议论,而不满的时候,房子的问题就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成为国家的问题了。

人们纷纷呼吁国家采取措施平抑房价,政府有关部门也屡屡出台措施加以调控。

虽然调控的效果总是差强人意,但开发商却坐不住了,京城有个著名的房地产开发商就屡屡出面发言,最有名的一番言论是:

房子是奢侈品,穷人本就不该拥有。

  也许人有钱了,思维也变得和常人不一样了。

人要活在世上,衣食住行是最最基本的条件,作为给人住的房子,它怎么就成了奢侈品呢?

如果房子是奢侈品,只有富人才有资格拥有,难道让穷人都去露宿街头才行?

  当然,开发商们也为买不起房子的人出了个“高招”:

租房子住!

  租房子住,终于说到我今天这篇文章的主题了。

租房子住不是不可以,但人们买房子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买个两居室,三居室,买的更是一种幸福感。

如果是租房子住,这种幸福感不但大打折扣,甚至说根本就没有了。

  比如,房子是人家的,你能根据自己的心愿随意装修,随意装饰吗?

比如人家房东要提房价,你能不同意吗?

比如房东要把房子收回来做他用或者是租给别人,你能不搬家吗?

这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没有常年租住过房子的人是不知道的。

  房子和幸福感有关,还不仅仅表现在这里。

现在男女谈论婚嫁,房子已经成为必备条件了,如果没有房子,即使女孩子同意,岳母娘也不会同意,即使岳母娘同意,你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

人家把人都给你了,你连个住的地方都给不了人家,这确实说不过去啊。

  说一千,道一万,中国现在的房价已经很“变态”了,是到了非降不可的地步了。

有个朋友前几天对我说,晚上做梦,梦见房价降了。

怪不得人们把不切实际的事情叫做梦呢。

看看,现在房子都把人折磨成啥样了。

(本文来源:

济南日报)

月薪过万却不如拿800元时幸福,为啥?

“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我的欲望很多,我的薪水很少……是不是就这样平凡到老,我的日子一直是不坏不好。

”郑智化在歌中道出了中产阶层的欲望与无奈、失落与纠结。

  而近段时间以来,围绕着《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的发布,关于中产阶层的种种话题再次被提起:

我们是如何定义中国的中产阶层?

什么样的生活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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