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为何用左得发狂右得可耻评价张国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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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为何用左得发狂右得可耻评价张国焘
张闻天为何用“‘左’得发狂右得可耻”评价张国焘?
张闻天为何用“‘左’得发狂右得可耻”评价张国焘?
发表于2016-3-509:
01凤凰历史
核心提示:
张闻天概括张国焘犯错误的特点是:
“时而‘左’得发狂,时而‘右’得可耻”。
徐向前评论说:
“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
办起事来,忽‘左’忽‘右’。
”
本文摘自:
《同舟共进》2014年05期,作者:
李乔,原题:
《张国焘:
一个“‘左’得发狂”的人物》
“文革”中流行的血统论、唯成分论和打击知识分子之类的极左成分,其实早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的苏区就已有过,但知之者不多。
要想真正了解“文革”,就不能不寻找一下它的历史根源。
这里只谈一个人物,看看他在苏区是怎样搞血统论、唯成分论的,怎样仇视和杀戮知识分子的,怎样冤杀了大批红军将士的。
张闻天曾评论此人“‘左’得发狂,右得可耻”——此人就是张国焘。
“肃反”中的血统论、唯成分论与冤杀知识分子上世纪30年代的几大苏区,由于王明路线的横行,都发生过极左倾向,特别是“肃反”扩大化,“左”的问题尤为严重。
张国焘是鄂豫皖和川陕两大苏区的最高领导人,他搞的“肃反”扩大化,冤杀了大批无辜的红军将士和群众,杀人之多,至今无法统计出准确数字。
在被冤杀的无辜者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
毛泽民曾在一份向共产国际告状的材料中,力陈张国焘滥杀的罪恶,说张国焘“处决了那里的几乎所有知识分子”。
(毛泽民《党内某些重要文件的读后感》,现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在搞“肃反”扩大化的几大苏区中,赣西南的李韶九、湘鄂西的夏曦、闽西的林一株、赣东北的曾洪易、陕北的戴季英,都冤杀过许多忠勇、无辜的将士,但在大批冤杀知识分子这一点上,他们都难以比肩张国焘——张可谓“苏区知识分子的灾星”。
搞血统论、唯成分论,视知识分子为异类,原本是当时共产国际某些人的歪论和做法。
他们认为,只有工人成分最可靠,“中间势力最危险”,中共“领导机关必须工人化”。
于是,“大字不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的码头工人向忠发,便被共产国际安排做了中共中央总书记。
但此人后来成了叛徒。
张国焘当过驻共产国际代表,对共产国际这一套既熟悉又极感兴趣,执行起来像打了吗啡一样兴奋。
他在《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提出:
凡是知识分子,凡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政治上都是不可靠的。
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即使参加了革命,参加了红军,入了党,甚至在党政军内担任了领导职务,也不可靠。
在张国焘眼里,知识分子都有“反革命”嫌疑,地富子弟更是天生的“反革命”,可靠的只有工农分子。
张国焘搞“肃反”时,将这种血统论、唯成分论发展到了极端,对知识分子打击的严重程度,也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据徐向前等老同志回忆,“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
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严审;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严审;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天书的,上过私塾的,一律严审。
对这些审查对象,或关押,或清洗,或杀掉。
张国焘还将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为重点审查对象,除了审查本人,还要查祖宗三代。
有的保卫干部还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老茧、皮肤黑白来判断好人坏人,谁要是戴眼镜,口袋里别着钢笔,便极易被怀疑为坏人。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若干老同志回忆录)张国焘的荒唐发明:
“减三加三”“四个必然”张国焘歧视和打击知识分子,有两个荒唐的发明,笔者把它简称为“减三加三”和“四个必然”。
张国焘曾公开宣布:
“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这是很正当的办法。
”(《张国焘在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见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就是张国焘的“减三加三”,是对知识分子出身的红军将士的公然歧视,也是张国焘拉拢工农干部、打击知识分子干部的一个法宝。
与这“一打一拉”相联系,张国焘还信口胡编列宁的指示,说列宁讲过要“两个工农分子监视一个知识分子”。
(莫文骅《许世友在延安受审真相》)这无疑是在制造工农分子和知识分子的对立。
(张国焘还胡编过马克思的话,说马克思讲过,“无风不起浪”。
)“四个必然”是什么呢?
即“知识分子必然出身富农地主,富农地主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杀”。
(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这是张国焘为杀害知识分子和出身不好的将士提出的歪理。
如此荒谬的逻辑,在张国焘的威势下却畅行无阻。
黎时中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员战将,参加红军前曾在四川宣汉县政府当过学监,张国焘便据此认为黎是反革命。
黎时中质问捕人者“证据何在”,回答是:
“你混进红军前当过国民党政府的学监,是宣汉有名的臭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哪个不是地主富农的崽子?
地富哪个不是反革命?
反革命就必须杀掉,所以你这个知识分子就应该杀掉!
”结果黎就被杀掉了。
(何福圣口述、罗学蓬撰文《贴身侍卫的回忆:
红黑黄白张国焘》)
张国焘的这两个发明,既是歪理邪说又是政策行动,就像两把刀子,使鄂豫皖和川陕苏区不知多少革命知识分子饱受打击,人头落地。
张国焘杀知识分子,先从大知识分子杀起。
谁上过大学,谁留过洋,是要先杀掉的,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
尔后,再杀学历低的小知识分子和只上过一点私塾的土知识分子。
有两个典型例子,可以看出张国焘对知识分子、读书人的戒心和杀心。
一是四方面军总部参谋徐深吉差点被杀。
一次,张国焘跟几位参谋闲聊,谈到农民推磨的力学原理。
徐深吉插了一句话,提到牛顿定律。
张国焘马上瞪圆了眼睛说:
“啊,徐深吉,你了不起啊,你很有知识,大知识分子呐,居然知道牛顿。
”徐深吉见他说自己是大知识分子,吓坏了,好几天睡不好觉。
后来因陈昌浩说情,才免遭厄运。
二是团长秦基伟差点被杀。
一次,秦基伟到参谋处领东西打了个领条,字写得还可以,被张国焘看见了,他顿生疑窦:
“我看秦基伟能说会道,还能给参谋处写领条,像个知识分子。
”于是,便找秦基伟谈话考察,谈话后撤了秦的团长职务,调到总部参谋处当普通参谋。
多年后,秦基伟与徐深吉谈到了这件事,说:
“我才读了一年私塾,算什么知识分子呀?
退一步说,就算是知识分子,那该重用呀,怎么反而撤职呢?
”看来秦基伟只按常理想问题,完全不了解张国焘的心思。
徐深吉在总部工作,是了解张国焘的,他对秦基伟说:
“其实那时候知识分子与反革命差不多就是同义词”,“你没被砍掉脑袋算是天大的造化!
”(楚春秋《秦基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这两个例子看得人心惊胆颤。
知道牛顿竟然是罪过,会打领条也是罪过,总之,有点知识就是罪过,就有反革命嫌疑——这就是张国焘的逻辑。
还有一个例子。
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曾与张国焘在列宁召集的“东方和平会议”上见过面,按说很可靠了,但张国焘并不放心。
王维舟回忆说,张国焘“怀疑我是知识分子”,在川陕苏区时,他不采纳我提的许多建议,他搞“肃反”时我险些遭他毒手。
(王维舟《川东游击战争时期》,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张国焘杀知识分子,是与他存心剪除异己结合在一起的。
许继慎、周维炯、旷继勋、曾中生等许多有知识、有卓见、有功勋的高级将领和干部,都因为张国焘认为不听话,视为异己而杀掉了。
胡底是“龙潭三杰”之一,因反对张国焘搞分裂,当众责骂张“是军阀、法西斯”而被杀害;廖承志因反对张国焘的“肃反”也差点被杀掉。
排斥知识分子与滥用工农干部张国焘搞唯成分论,是两头走极端:
一端是排斥知识分子,一端是病态地滥用工农分子。
例如,张国焘仿效码头工人向忠发被安排为总书记,也弄了个抬过滑竿的青年熊国柄当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在川陕苏维埃政府内,张国焘撤掉了知识分子干部杨克明(曾任三十三军政委)的内务委员会主席职务,换上一个不识字的妇女张廷富;撤掉了知识分子干部张逸民(曾任旅参谋长)的文化委员会主席职务,换上一个做儿童团工作的16岁的向思爵;撤掉了政府副主席罗海青,换上了一个文盲司务长祝义亭;撤掉了监察委员会主席余典章,换上了一个文盲赵健章。
此外,张国焘提拔的省土地委员会、粮食委员会、裁判委员会的主席,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
(少华《张国焘的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工农无疑是革命的基本力量,但如此病态地将大批工农干部、文盲干部抬上高位,换掉有经验的老革命,对革命事业是有利还是有害呢?
徐向前曾谈到当上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熊国柄:
他“人倒老实,但能力太差,形同虚设,实际上是秘书长黄超当家”。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在军队方面,张国焘的唯成分论搞得更厉害,致使四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少而又少,工农分子几乎占了四方面军的全部。
徐向前曾统计过,四方面军除总部保留了张国焘、陈昌浩、曾中生(后被杀)、傅钟、李特、黄超、余笃山、朱光、张琴秋(陈昌浩原夫人)等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外,军级以下干部几乎是清一色的工农分子。
张国焘在军中不仅排斥已有的知识分子,还特别防备工农分子转化为新知识分子。
他不愿让工农分子识字、学文化,提出“不识字的兵就是好兵”的荒谬口号。
这无疑是在搞“愚军政策”。
以致在四方面军中形成一种普遍心理:
既轻视学文化,觉得没文化也可以打胜仗;又怕学文化,怕一有知识会沾上知识分子嫌疑而被清洗、杀害。
结果在三大主力红军中,四方面军中文盲最多,一些师团级干部竟不识几个字,连作战命令也不会写。
这给四方面军军政素质的提高造成了严重障碍。
张国焘这样做,除因政治上极左外,还有个人目的:
他想在军中建立个人的军阀式统治,他想学曾国藩,把部队搞成只服从他一个人的“张家军”。
知识分子是对他实现这一目的最不利的一群人。
张国焘知道,知识分子有头脑,会独立思考,不易摆布;而工农分子思考力较弱,易盲从,好摆布。
所以,他便把知识分子弄得越少越好,使工农分子离文化越远越好。
曾在鄂豫皖苏区与张国焘共过事的成仿吾深知张国焘的心机,曾评论说:
“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干部有文化,有能力,有斗争经历和经验,不易为张国焘蒙蔽和支配。
”(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按说,张国焘本人也是知识分子,还是名校北京大学的学生,他的家庭更是世代诗书之家,但他为什么对知识分子这么仇视和冷酷呢?
知识分子不好摆布当然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恐怕还因为他是共产国际和王明路线的坚定追随者。
在阶级分析问题上,他又是个极端主义者。
此外,张国焘性格偏狭、顽固、乖张、跋扈、冷酷、睚眦必报,也是原因之一。
滥杀造成了“红军与群众的恶劣关系”在革命队伍内部,张国焘对待知识分子是排斥和敌视,对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就更是敌视和妄加杀戮。
据研究者统计,川陕根据地在张国焘领导的“肃反”中被杀掉的干部群众达两万人。
(温贤美《川陕革命根据地研究综述》,载《川陕革命根据地论丛》,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有大量知识分子,包括很多小知识分子。
赵晓铃《1933年四川兵灾》一文,记录了在张国焘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某些红军士兵杀戮通江、南江、巴中、宣汉等地知识分子的惨况。
如记:
“有何熙周者……曾任匪部宣传员,后以智识分子,亦被杀。
”智识即知识。
又记:
富家子弟易长生,“在高小读书,匪二次入通江时,将长生拉到平溪坪,认为智识后裔,富家子弟,例应处死……匪等称智识之人心有七窍,富人肚内有油……”又记:
宣汉“学校操场内,发现深坑一所,内有女尸百具,皆着女学生服”。
这些记录都是当时的新闻报道,所用“匪”字是当时对红军的惯称、诬称。
但所记史事是真实的。
半个世纪后,四川大学历史系师生到川北收集革命史料,一些老人还提起当年的血腥事件,与当时的报道大致相符。
其实,这也是可以想见的:
张国焘对自己属下的革命知识分子尚且冷酷无情,更不用说对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了。
中共中央所作的《关于张国焘的错误的决定》中有一句话:
“他对于创造红军模范纪律的忽视,造成了红军与群众的恶劣关系。
”对社会上知识分子的滥杀,显然是重要原因。
张国焘曾在《我的回忆》里得意地说过一句话:
“一般人觉得通南巴出了一个‘真命天子’。
”这是在吹嘘民间有神化他的传说。
但他从未检讨过自己手上沾过多少通南巴群众和知识分子的血。
任弼时曾谈到过苏区时期杀人太多的错误和教训:
“我们应该检讨过去在苏维埃时代杀人杀得太多。
”这杀人太多,既是王明的罪恶,也是张国焘的罪恶。
小平同志曾慨叹,“左”的东西很可怕,好好一个局面,也会让它断送掉。
张国焘就是一个起劲搞这种可怕的“左”的东西的人。
张闻天说张国焘“‘左’得发狂,右得可耻”查张国焘之史可以发现,此人一贯有“左”癖。
关于张国焘一贯的“左”,可以给他排个履历。
其一,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左”。
中共一大上,张国焘主张中国需要马上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陈独秀说他是个醉心于左倾名词的“疯子”,是痴人说梦。
其二,在党的中心任务和国共合作问题上“左”。
党刚成立时,中心任务应该是实行国民革命,但张国焘认为应该主要搞工人运动,向资本家做斗争。
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他曾是个死硬的反对派,被共产国际代表称为“左倾宗派主义者”。
(达林《在中国的回忆录》)其三,他有“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偏激思想。
张国焘在中共三大上提出,大会应该做一个宁可错误,也要“左”一点的决议。
他说:
“也许我们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宁可保持‘左’,因为‘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
我希望这次会议通过一个略‘左’一点的决议。
”(人民网2002年9月20日《光辉历程》引党史专家陈铁健讲述)其四,在对待国民党爱国将领上“左”。
爱国将领吉鸿昌曾准备起义投奔红军,但张国焘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杀害了其谈判代表,使起义流产。
对起义或投诚过来的国民党部队,张国焘从不真正相信,他多次对亲信说,对起义或投诚部队,只要枪、要兵,不要官。
这种“左”的政策让敌军知道了,哪个军官还敢起义?
其五,在西安事变问题上极左。
事变爆发后,中共领导人起初多主张杀蒋(这很自然,因为十年内战积怨太深),但很快便转变为和平解决方针,而张国焘仍“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的和平方针”。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毛泽东说,“我们接到捉了蒋介石的消息后,他(张国焘)举出几十条理由要求杀蒋介石”。
(《毛泽东年谱》)其六,在苏区经济、财政政策上“左”。
张国焘曾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左主张。
张国焘只要发现国民党的钞票,就下令全部烧掉,实际上等于烧掉了大批物资。
部队每打下一个城镇,对财主家的贵重物品如珍贵瓷器、名贵家具等,张国焘都叫一律砸个稀巴烂。
通观张国焘一生的经历,可以说,他的“左”是渗透到骨髓里的。
但要说张国焘光“左”不右,则差矣。
实际上,他是既“左”且“右”,都占全了。
张闻天概括张国焘犯错误的特点是:
“时而‘左’得发狂,时而‘右’得可耻”。
徐向前评论说:
“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
办起事来,忽‘左’忽‘右’。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张国焘的右倾错误,例如他当过陈独秀右倾主张的钦差,因阻挠南昌起义差点被杀掉;任弼时说,那时的张国焘“是代表极右思想的”。
张国焘因犯右倾错误,曾得过一个“老鸡婆”(老机会主义分子)的讥称。
张国焘一生还有过两次变节行为。
一是他早年当全国铁路总工会领导人时被捕,供出了一批共产党员。
这是解放后在敌伪档案里查知的。
再就是他最后投靠了戴笠,成了右得不能再右的叛徒。
余话
前些年,四川建了一处“川陕苏区将帅碑林”,里面建了一座张国焘半身雕像。
雕像朝南,意寓张国焘曾率兵南下另立“中央”。
像下刻了一副对联,对他一生作了评价:
“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已辨忠奸留史册;涛惊浪骇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非凭成败论英雄。
”(见上页插图)对联写得不错,对张国焘一分为二。
若论全人,张国焘对中国革命还是有功的,特别是在建党、搞工人运动、建立苏区等方面,都有过值得在党史上写一笔的功劳。
但诚如对联所说,“将功难补过”,张国焘对中国革命的损害远超过他的功劳。
笔者以为,对张国焘可以用“倒三七开”来评价,过大于功,奸大于忠。
徐向前说:
“张国焘这个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
”这是对张国焘才德的评价。
张国焘有才无德,所以一干起坏事来就坏得没边儿。
张国焘有始无终,由忠而奸,品质不好无疑是重要的原因。
凝视着互联网上“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的张国焘雕像,笔者在想:
时光磨洗,青史无情,你这当年不可一世的张主席,总觉得知识分子不可靠,觉得谁都是反革命,但到头来,叛党反共的恰恰是你自己。
你不觉得愧对那些被你冤杀的烈士么?
关键词:
张国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