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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历史文化资源推动云南跨越发展

开发历史文化资源推动云南跨越发展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摄]

十大历史文化是云南历史文化长河中的璀璨浪花,同时也是

我国历史文化宝库里的耀眼明珠,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以十大历史文化为依托,打造一批中国一流、世界知名的高端旅游品牌,对推动云南跨越发展意义重大。

古滇国——青铜文明放异彩

两千多年前,一个古老的文明在战国末期各国征战的夹缝中崛起。

是谁开创并将古滇文明发扬光大、这盛极一时的文明为何又会突然消失?

若不是滇池附近大批精美的青铜器被偶然发现,或许,古滇国这段灿烂的古代文明还将继续深埋泥土。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述:

“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

”这是关于古滇国最早的文献记录。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王朝“以兵临滇。

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

”汉武帝接受滇王归附后,“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印,复长其民”。

今天书中所记载的滇国中心区域益州郡,郡治就在现晋宁县的晋城镇。

从1955年起,考古学家先后对晋宁石寨山进行了5次发掘,出土了大批不同于中原地区,造型独特、工艺精湛的青铜器及金银器、玉器和漆器等,其中以青铜器最为丰富,包括大量铜鼓、贮贝器、编钟、随侍铜俑以及各式兵器和生活用具等,每一件都是珍贵的文物艺术精品。

特别是“滇王之印”的发现,让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晋宁石寨山就是滇王及其臣属们的墓葬,也印证了《史记》等汉文古籍有关古滇国记载的可靠性。

至此,沉睡地下两千多年的古滇国文明重见天日。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们在滇池盆地及其周围地区发掘古滇文化墓地15处,清理墓葬2000多座,出土文物达5万余件;先后对星云湖畔的江川李家山墓地进行过两次重大考古发掘,发现了包括“牛虎铜案”在内的珍贵文物数千件。

2006年至2011年,通过对澄江金莲山墓地和学山遗址进行发掘,发现金莲山墓地是目前保存的滇文化葬俗最为丰富和最为奇特的墓地。

滇系青铜器在世界古代青铜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国际学术界誉为世界四大青铜文明体系之一。

作为古滇国存在的证据,这些青铜器用“情景再现”的方式记录下古滇人生产、生活、战争、祭祀等场景,有力证明了两千多年前曾有滇人在富庶的滇池岸边择湖而居的史实。

青铜器虽然铜锈斑驳,却难掩古滇国在青铜时代的辉煌,它们代表了云南青铜文化发展的最高阶段。

古滇国,一个短暂却兴旺,一个不知从何而来、又为何迅速消亡的神秘古国,它的存在宛若一个遥远而迷离的梦境。

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借助身边这些残存的历史碎片,再现那段光彩夺目、深邃高远的青铜文明。

本报记者黄华

专题调研组评价:

依托昆明晋宁石寨山古滇国遗址、滇池沿岸出土的青铜器以及绚丽的古滇国文化神韵,结合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秀美的自然风光,以展示“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南方起源”为主题,再造一个“古滇国”,可以将“古滇国”项目打造成为集文化旅游、民族风情、生态旅游、休闲度假、会展商务、康体娱乐、科考探险、文化演艺、影视拍摄于一体的历史文化旅游综合体。

帽天山——地球生命的摇篮

帽天山位于玉溪市澄江县城东边6公里处,因形似草帽而得名。

这座不为人知的小山,却因出土了揭示地球早期生命演化进程奥秘的古生物化石群,见证了地球生命“寒武纪大爆发”壮丽景观,再现了距今5.3亿年前海洋生物的真实面貌,成为全世界古生物学家的圣地。

澄江古生物化石群的发现,轰动了世界,被称为“20世纪最惊人的科学发现之一”。

地球生命的“寒武纪大爆发”是“瞬间”完成的生命剧变,澄江动物化石群的发现和保护,也经历了历史性的3个时刻。

第一个时刻。

当时还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侯先光,独自来到帽天山考察古生物。

1984年7月1日14时许,他不经意间刮落了一片松动的岩层,一块椭圆形化石露了出来,劈开石块,石破天惊——一个半圆形的印迹托出栩栩如生的动物化石,这是一块长4至5厘米,且保存完好的纳罗虫化石!

从这块寒武纪早期的无脊椎动物化石开始,古生物学家逐渐向人类揭示出5.3亿年前寒武纪生物世界的奇观。

1909年,科学家在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发现寒武纪中期的布尔吉斯页岩动物化石群;1947年,科学家在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山脉发现了寒武纪末期的埃迪卡拉化石动物群,这两个动物化石群在时间上相差约1千万年。

而在这期间,动物界发生了重大的突发性变化,这一演进过程因无实物依据,一直无法解答。

澄江古生物化石群的发现,正好填补了生命演化的重要环节。

这一发现是迄今为止地球上发现的最为集中、保存最为完整、种类最为丰富、门类最为齐全的早寒武纪地球生命大爆发的化石遗迹。

这是世界上其他动物化石遗址难以相比的,因而被称为古生物化石的圣地。

第二个时刻,2004年9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出重要批示:

“要保护澄江化石群,保护世界化石宝库,保护这个极具科学价值的自然遗产。

”玉溪市和澄江县随即关停磷矿采点,古生物化石群安然无恙,得以完好保护。

到目前为止,在澄江帽天山地区采集了约5万块化石,发现了40多个门类230余种古生物,涵盖了现代生物的各个门类,集中展示了寒武纪早期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几乎所有的现存动物门类和已经灭绝的动物类群,都可以在澄江古生物化石群中找到各自的代表。

第三个时刻,2012年7月1日,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澄江化石地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世界自然遗产·澄江化石地”填补了中国化石类在世界遗产领域的空白。

澄江古生物化石群,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旅游价值。

随着澄江帽天山古生物化石群历史文化旅游景区的开发建设,将会爆发出巨大的生命力和活力。

本报记者李开义

专题调研组评价:

玉溪澄江古生物化石群是“世界三大古生物群”之一,享誉世界。

这里具备了良好的历史文化旅游开发条件,可以充分发挥化石、奇山、异水三大旅游资源优势,突出“生命文化”主题,围绕地球生命源于水这一核心,加强帽天山、金莲山和学山配套区域三大片区开发建设,把澄江帽天山古生物化石群及周边区域打造成历史文化氛围浓郁,科普、养生、休闲为重点的世界级特色景区。

南诏——会盟银苍玉洱间

白居易在《蛮子朝》一诗中写到:

“鲜于仲通六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没,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

”诗中描述的就是发生在公元751年的天宝战争。

唐军并没有就此罢休,不久后,李宓等又率师10万,分三路讨伐南诏,结果“三军溃衄,元帅沉江”,唐军收获了更大的惨败。

作为“奉唐为正朔”的南诏来说,十分不愿意打天宝战争,这场战争的诱因是唐朝的奸臣和贪官污吏,杨国忠是罪魁祸首,张虔陀是始作俑者,当然,最大的根源是唐皇的昏聩。

这场战争,给中原百姓和云南各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唐代诗人刘湾在《云南曲》一诗中写道:

“白门太和城,来往一万里,去者无全生,十人九人死。

岱马卧阳山,燕兵哭泸水,妻行求死夫,父行求死子……”由于天宝战争,南诏与唐帝国断绝往来。

与唐军作战的诏王阁逻凤是一个汉学迷,他“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字人之术”,深知唐、南生变最大的受害者还是南诏,战争之后,他命人收唐军将士遗骨葬于西洱河畔,并立《德化碑》于王城之中记其事,表白不得已而战,一心归唐的愿望,思“册汉帝而继好”的前景。

阁逻凤归唐的愿望被他的孙子——诏王异牟寻实现,使南诏重归唐朝,各族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南诏出现“春云布而万物普润”的祥和景象。

异牟寻继位后,一直寻找机会与唐朝修好。

贞元九年,异牟寻上表唐皇,表达了归唐的愿望。

贞元十年九月,唐皇派使节持诏书到南诏册封异牟寻为云南王,与南诏重修旧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苍山会盟。

如今,我们仍能在盐津县的豆沙关看到一块珍贵的摩崖石碑——袁滋摩崖刻石,此碑记录了册封使团成员名单,由唐代著名书法家袁滋书丹,成为一千多年前民族团结的见证。

南诏以最高贵的礼仪迎接中央使团,使团所经之处,都有仪仗和马队相迎,当他们来到苍山脚下、洱海之滨时,受到了诏王异牟寻和王室成员的亲自迎接。

异牟寻接受唐朝册封,并举行了隆重的仪式:

南诏制作誓词4本,一本呈送唐使,一本封于苍山神祠,一本沉于碧蓝洱海,一本存于王宫以示后人。

史书记载:

“册命之时,天宇清朗。

”盟誓以古老的仪式进行,誓之五岳四渎,请山河作证。

那时的太和城,上演了一曲民族团结共荣的颂歌,将被历史永远记住。

本报记者

李成生

专题调研组评价:

依托境内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建设大理中心城市第一副城,培育南诏历史文化品牌,实施“两保护、两上山”,以一道(者么山隧道)一城(巍山古城)一源(红河源头)二山(巍宝山、山龙山于图山)为主线,着力打造“南诏古都、彝祖故里、道教圣地、鸟道雄关、红河之源、和谐回村”6张名片,做好“梦回南诏景区、南诏故园景区、南诏古风景区、南诏寻根景区、南诏王陵探秘”五大景区建设,把巍山打造成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南诏国文化旅游观光康体休闲度假胜地。

《南诏德化碑》是一千多年前云南的“民族团结誓词碑”,具有较高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大理——妙香佛国五百年

一个几乎与宋代相始终的地方王朝,段氏大理国也许从宋朝王室那里学到了文治的情愫——风花雪月的大理,人们把信仰当成生活的首务,筑寺修塔、凿龛造像、吟诗泼墨,融汇出了当时云南文化的潮流。

在《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上,编号第56的画像是一位盘坐的僧人,但形象却是异域人:

深目、高鼻、络腮胡须,学者们认为这就是高僧赞陀崛多,是佛教密宗——“滇密”始祖。

密宗在南诏时被称为“阿吒力”教,供奉的主要神祇阿吒力观音为“华密”“藏密”“东密”“台密”所没有,是佛教文化的一个新支系。

这一教派到大理国时步入鼎盛期,与其有关的文化遗存比比皆是:

现收藏于全世界、被人称为“云南福星”或“细腰观音”的金属雕像约有13尊,质地有青铜、黄金两种,分别收藏于云南、英国、美国的一些博物馆。

其中一尊收藏于圣地亚哥,其铭文显示,主持制造者是大理国国王段政兴。

大理国是一个全民信佛的国家,可想而知,这些文化瑰宝的主人,曾经是虔诚的佛教徒。

学者们对阿嵯耶(阿吒力)观音像进行技术检测发现,这些造像严格按照统一的样式铸造,风格、手印一致,大小尺寸悬殊不大,说明大理国时期观音像的制作权掌握在官府甚至王室手中,严格按照官方颁布的样式生产。

正是这种信仰的力量创造了大理国绚烂的文化。

剑川石窟以雕刻的形式记录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

《异牟寻坐朝图》《阁逻凤议政图》《地藏像》《释迦牟尼佛像》《甘露观音》《毕摩》等石雕,无不揭示着那个时代人们的价值取向和思想体系,也展示了当时最高的艺术创作成就。

这一时期,石窟、摩崖、石刻、绘画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理挖色石窟、安宁法华寺石窟、剑川金华山摩崖造像、禄劝密达拉摩崖造像等等,都是大理国的艺术家们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

《张胜温画卷》的第一个内容是“利贞皇帝理佛图”,利贞皇帝即大理国国王段智兴,是皇家信佛的实证;第二个内容是“天龙八部护法菩萨尊者”等的造像,俨然一组佛与神的强大阵容;第三个内容是“十六大国主众”,描绘的是16个国家的国王前来朝拜的盛况。

学者们评价其艺术成就时,将画卷与同时代同类作品相比较,认为其“妙出于手,灵显于心”,“设色精致,金碧烂然”。

本报记者李成生

专题调研组评价:

大理国是继南诏国后以白蛮为主体建立的民族政权,大理国历史文化主体是释儒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被史家称为“妙香佛国”。

大理是古代世界多元民族宗教文化的共融区,大理市长达516年作为王朝都城,一度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古代世界多元民族宗教文化共融的大都市,历史学家把大理定为“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

起源于南诏国、鼎盛于大理国的佛教“滇密”教派,创造了辉煌的雕塑、石窟、摩崖、石刻、绘画艺术,其中“阿吒力”观音造像为云南独有,被称为“云南福星”。

元谋——东方人类发祥地

“我们从哪里来?

”人类对自身起源的探索千百年来从未间断。

1965年,诞生在元谋这片古老而神秘的盆地里的伟大发现——两枚门齿化石,破解了东方人类起源之谜,也在世界上确立了元谋——东方早期人类发祥地的地位。

元谋上那蚌村周围是一片起伏平缓的红土山坡,30多年前的一个偶然发现,改写了它的命运。

人们来到此地,山风拂面,冥思中,一幅东方人类起源与进化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

1965年5月1日,中国地质研究所研究人员钱方、浦庆余在此作地质调查时,发现了两枚猿人牙齿化石和一些古生物化石。

这两枚牙齿化石被带回北京,经中国地质博物馆古生物学家胡承志研究认为:

两枚牙齿化石是属同一成年男性个体左、右上中门齿。

牙齿体形硕大,呈铲状,大小及形态与北京猿人相近,确定为猿人,并定名为直立人元谋新亚种,称为“元谋人”。

1976年,地质力学研究所的李普、钱方和马醒华等人,首次用古地磁学方法测出元谋人的年代为距今170万年左右。

“元谋人”的发现,将人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活动的历史,在“蓝田人”“北京人”的基础上推进了100多万年,并为亚洲、特别是南亚大陆区域有可能是早期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和早期人类起源的多元中心论,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自1965年以来,我国有关科研单位和文物部门,围绕“元谋人”的发现,展开了针对元谋盆地大规模、多学科的考察、发掘与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距今一亿七千万年前的元谋姜驿恐龙,距今600万至800万年的元谋古猿,大约20万至2万年前的旧石器文化,1万至2万年前的细石器文化,距今4000年前的新石器文化,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青铜文化等——元谋地区人类历史之久远、时代之连续、遗物遗迹之丰富,在国内外均属罕见,“东方人类发祥地”“天然人类原始社会博物馆”名副其实。

元谋也与“元谋人”这个响亮的名字一起,闻名于世。

历史珍爱这片土地,唤醒沉睡170多万年的“元谋人”,把这一世界级的历史文化资源馈赠给元谋;自然造物宠爱这片土地,挥起它的巨斧在红土地上雕琢,打造出造型各异的“元谋土林”地质奇观。

这两张名片吸引了世人的目光,中外游人纷至沓来,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中叩问历史,在大地艺术的奇景中安顿心灵。

本报记者

杨燕

专题调研组评价:

“元谋人”是世界顶级的文化资源,“元谋人”及其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拉出人类从起源到演化全过程的完整链条,而元谋从800万年、600万年、300万年的古猿到170万年的古人类都有发现。

在同一个地方能够拉出人类起源和演化的完整链条,这在全世界是唯一的。

禄丰——恐龙王国千古谜

走进禄丰世界恐龙谷,震撼无处不在,在荣登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全球最大的室内恐龙化石原址保护厅内,展出了一条长130米、宽40多米,面积3400平方米的地质剖面,已揭露可辨认的恐龙化石个体多达30余具;化石装架展示台上,60余具出土的禄丰恐龙骨架在两个大平台上集中展示,气势恢宏、蔚为壮观。

恐龙专家们评说:

“中国恐龙多,禄丰是个窝。

在2亿年前,禄丰是恐龙的乐园。

2亿年后,禄丰恐龙抖落身上的尘埃,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1938年,中国恐龙研究之父杨钟建先生和他的学生在禄丰发掘出了中国第一具完整的恐龙化石标本——许氏禄丰龙。

禄丰恐龙由此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这种恐龙的体积不大,距今已有1亿8千万年,属于最古老的种类,但保存得十分完整,对恐龙早期进化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958年由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套含有“许氏禄丰龙”骨架复原图的古生物纪念邮票,这枚邮票成为全世界发行的第一枚恐龙邮票。

此后,中外古生物学家不断到禄丰进行科考、研究,发现了蜥龙类、虚骨龙类、鸟龙类3大类26属38种以恐龙为主的爬行动物化石,尤其是禄丰蜥龙动物群,是我国目前有关古脊椎动物化石最丰富、最完整的动物群之一。

1997年,禄丰恐龙再次震惊世界。

在川街恐龙山发现了一个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中侏罗纪晚期恐龙大遗址,这是一个曾在1亿6千万年前真实存在的“侏罗纪世界”。

调查发现,这个恐龙大遗址范围达到1万平方米,其中掩埋的恐龙化石数量多达400余具。

这一大遗址的发现,再一次掀起了国际性的禄丰恐龙热。

2004年,禄丰恐龙大遗址被国土资源部公布为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保护区域。

禄丰成为世界知名的“中国恐龙原乡”。

禄丰恐龙以“五大世界之最”和“五大千古之谜”,激发了全球对遥远恐龙王国的无限遐想。

禄丰恐龙化石留存地聚集了当今世界最原始、最古老的脊椎动物化石群,涵盖了恐龙生存时代脊椎动物的所有门类和系列,恐龙化石种类居世界之最;已发掘恐龙化石120多具,已出土和探明的恐龙化石保存数量居世界之最;恐龙化石埋藏集中程度居世界之最;恐龙化石保存完整性居世界之最;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恐龙化石发掘坑。

这些恐龙化石凝聚了独特的5大千古之谜,即恐龙化石为何如此密集之谜、相隔5000万年时间间距的恐龙化石共睡一处的跨越时空之谜、有龙无蛋之谜、集体灭绝之谜、发掘出的恐龙化石均头朝东方之谜。

好奇是人类的天性,走进禄丰,与沉睡2亿年的王者——恐龙时空对话,感受生命的奇伟、永恒。

本报记者杨燕

专题调研组评价:

禄丰恐龙化石遗址的资源价值在中国独一无二,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可多得。

依照旅游界通行的资源评级标准,禄丰恐龙化石遗址属一类资源,具备重点开发价值。

曲靖——三国情缘写传奇

三国文化在近两千年的演义与沉淀中,从来都是人们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慷慨传奇。

而“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的诸葛亮,更是其中智慧与权谋、慈惠与忠义的杰出代表。

在云南,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七擒孟获”“秋平四郡”“平定南中”经千年酝酿,留下了无数的传奇故事,云南的三国历史文化因此而绚丽。

诸葛亮南征使得云南各地各民族关于他的传说蕴藏量惊人:

诸葛亮被普洱、西双版纳的茶农和少数民族尊为茶祖、诸葛亮发明了馒头、少数民族向诸葛亮学习抚琴等等。

在云南各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以诸葛亮为象征的中原文化的影响随处可见。

曲靖自古素有“入滇锁钥”之称。

诸葛亮南征的主要战场在曲靖一带,孟获故乡和“七擒孟获”的故事也发生在曲靖,南征三军会师及诸葛亮与孟获结盟地也在曲靖。

曲靖是著名的爨乡与爨文化发源地。

从公元338年至唐天宝7年(公元748年),400年间南中大姓爨氏家族“独步南境,卓尔不群”,上承古滇文化,下开南诏、大理国区域文化之先河,成为云南乃至中国历史上华夷交融与民族凝聚的典型,是云南历史文化三大高峰之一。

爨氏的兴起也与诸葛亮调整扶持南中大姓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曲靖的《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等爨文化碑刻就是这段历史的佐证。

曲靖对三国文化的开发已经有一些基础。

陆良“彩色沙林”是曲靖市开发三国文化及爨文化与自然景区相融合的较早的旅游景区,景区内注入了30多个三国文化和爨文化元素,累计投资9000多万元。

其次以爨龙颜碑、爨宝子碑等重点文物为依托,规划建设了麒麟区、黄家庄旅游小镇、爨都御园等一批旅游文化项目,其中,规划论证的“爨都御园”项目已成为省级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并被《中国文化产业》评为2011全国十个最具区域文化品牌项目。

目前,项目已完成概念性规划,预计11月底可完成设计。

届时,曲靖的三国历史文化旅游项目将以曲靖已有的丰富历史文化为依托,形成崭新的历史与传承、文化与旅游的新亮点。

本报记者王宁

专题调研组评价:

诸葛亮在云南人民心目中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人物,而是某种信仰和向往的归宿,是云南人民情感和精神的寄托;挖掘“孟获故里的三国情结”,可以打造具有地方区域特色的三国旅游景点。

一是修缮具有三国文化底蕴的遗址、遗迹,进一步挖掘整理诸葛亮南征、与孟获结盟及有关三国文化的史料和传说,记忆和传承民族团结、稳定边疆的盟誓文化,二是打造“诸葛亮南中会盟城”核心旅游文化景区,三是开辟“诸葛亮南征路线专题旅游专线”,四是与四川、贵州、重庆等省市联合打造“三国文化旅游景区”,促进四省市文化旅游的交流与合作。

广南——地母文化魅力大

“四面莲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莲城广南,是中国地母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广南的地母庙、《地母真经》及民间早已有之的地母崇拜习俗,是一个满足人们寻根愿望最具魅力的文化亮点,也是人们挖掘道教精髓、修身养性、寄托心灵的世外桃源。

地母崇拜是我国最古老、流传广泛的宗教信仰。

地母信仰起源于古代人类对土地的崇拜。

地母是大地之母,也称“后土”,主宰阴阳生育、山川大地。

据初步考证,全国真正立有地母庙并塑有地母像的只有陕西城固、云南广南。

地母文化的直接载体是《地母经》,我国现存的《地母经》有《地母真经》和《地母妙经》。

北京地坛发现的《地母真经》中,就有“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地母降笔于滇省广南府之地母庙”的记载。

《地母真经》是民间流传的长篇神话史诗,被称为“人类辉煌的母亲颂”,经文以教人尽孝,感念大地造物、育物、养物之恩为主要内容,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今天,地母文化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地母文化在广南一度盛行,广南自古以来就是云南与华南、中原和越南交往的交通要道,很早以前就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对地母的崇拜和祭祀也早在西汉年间就已经开始。

明代中期随着大量流官的赴任,儒、道、佛等宗教文化传入广南并繁荣发展,全县先后建成了包括太阳庙、三皇宫(先农坛)、皇姑庙、文庙等45座寺、观、庙,经教传颂蔚然成风。

每年农历三月三日,广南府都要举行隆重的祭拜地母活动,地母文化积淀日益深厚。

稻作文明是广南地母信仰的人文基础。

据资料和考古学证据显示,最早驯化野生稻的民族是古代百越,“乘象”和“象耕”曾是越人最典型的文化特征之一,而壮族支系是百越人的后裔。

广南不仅是壮族聚居区,更是壮族先民建立的句町古国的王都所在,稻作文明历史悠久。

广南地母文化旅游景区具有可供开发、品位较高的旅游资源。

坝美被誉为“人间仙境”,距坝美3公里的普千村,是《地母真经》所载的降笔地,村内有南漳仙女山、地母庙、清代木拓本《地母经》,更有绕村河流形成的3个太极图景观,是地母胜境的理想场所。

莲城古城的古街道、三道城门等历史风貌,以及句町、铜鼓、壮乡文化和稻作文化等元素特色鲜明,还有八宝田园风光、万山鼻祖九龙山、天下第一奇村烽岩洞、三腊瀑布等田园牧歌的风光风情,壮族歌舞表演、诵经仪式、沙戏表演等有极强的文化吸引力。

本报记者李悦春

专题调研组评价:

广南在地母文化传播中地位特殊。

地母文化在广南至今依然是一种活着的文化,地母崇敬体现在日常生活中。

在地母文化精神实质的传承方面,仍留有许多祭祀习俗、农耕方式、保护自然和孝亲传统。

稻作文明是广南地母信仰的人文基础。

普洱——世界茶源“边三县”

这是一个多数中国人和印度人都不曾听说的故事:

1997年4月8日,中国国家邮电部发行《茶》邮票一套4枚,第一枚《茶树》就是澜沧邦崴古茶树,面值50分。

这张“国家名片”终结了一个多世纪的茶树原产地之争,向世界宣告:

1991年发现的澜沧邦崴古茶树是迄今全世界范围内发现的唯一古老的过渡型大茶树;茶树原产地不在印度,而是在中国云南普洱市,具体坐标直指澜沧邦崴。

这一震惊世界的发现填补了野生茶树到栽培型茶树之间的空白,昭示出茶树发源与早期栽培驯化同源的规律,改写了世界茶叶演化史。

在“世界茶源”普洱,茶树起源所演绎的垂直系统尽收眼底:

宽叶木兰—中华木兰—野生型—过渡型—栽培型,“五世茶祖”同堂亮相,茶树生长繁衍的链条环环紧扣,延续进化的轨迹清晰无比。

其中,景迈山千年古茶园是目前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完整、面积最大的古茶园,是茶叶发展的活化石,日本名古屋茶叶协会理事长、国际著名茶叶专家松下智先生誉之为“茶树自然博物馆”。

因茶放歌,伴茶起舞,仰茶而生,敬茶如神,澜沧、孟连、西盟边三县的拉祜族、傣族、佤族等各民族种茶、采茶、制茶、运茶、售茶、饮茶、咏茶、祭茶。

茶,已深深地渗入进他们的血脉,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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