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之求学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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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之求学路
陈独秀之求学路
对于陈独秀我们的了解大多都是关于建党伟业:
对于陈独秀的评价:
陈独秀文章:
陈独秀错误等等。
可是对于他的学习大都知之甚少。
接下来我谈谈他一生的学习是怎样的与众不同。
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
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
“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1896年考中秀才。
但是之后看到了当时所谓的有识之士的丑陋面孔及在这种政治制度下的朝廷的腐败肮脏,非常失望的放弃了考取功名的想法。
1897年入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
也是从这里开始,陈独秀的学习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看到的越多,想法也越多。
视野广了,看到了中国的危机,也想到了救国。
但是当时的他只是刚刚接触新知识,有必要加深学习,因此走过了许多地方,希望找到可以让他学到的先进知识。
但是学习并不是想学就可以学的,在当时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下,还不能放心的去学,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
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
陈独秀一生五次东渡日本,但每次在日本的逗留时间都不长,没有接受过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学的学历教育,更没有在所谓「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
1901年10月,陈独秀首次赴日留学,先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补习日语,就读于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学习。
「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不满百人(或曰『不过二百人』),在一部分老留学生中,有一个团体名『励志会』,只是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对于国家别无政见』。
也有人说『惟言维新而已』。
会员包容的很广,『表现革命大团结之气象』,其中不仅有著名的宪政派,亦有『主张根本改革之激烈论者』。
曹汝霖、金邦平等投机分子也囊括其中。
陈独秀到东京后也参加了此会。
由于其成份复杂,『初时论颇激昂,渐次变质』,所以不久就分化了。
陈独秀与『张溥(即张继)等,后参加而先脱会』1902年,传闻清政府和帝俄签订密约,陈独秀偕潘赞华(桐城人)返皖」。
1902年3月,陈独秀回国,在南京拜访汪希颜,并由汪希颜介绍认识了章士钊。
此后回到安庆。
「这时,安庆的一些青年志士原来主张维新的,现在认为非集合群力,启发民智,不足以图存。
于是陈独秀联合潘赞化、葛温仲、何春台等在安庆北门大拐角头藏书楼发起演说会,并在藏书楼辟一阅鉴室,陈列他从东京、上海带来的各种革命书刊,传播新思想。
又组织青年励志学社,每周聚会,以相奋勉。
一时风声所播,闻者兴起。
陈独秀还准备创办《爱国新报》,『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
后人称赞说:
『清朝末叶,安徽的革命运动,发端于安庆藏书楼演说』,确是当之无愧的。
演说的首倡者陈独秀,为当局所忌恨,不久被迫离开安庆,再次东渡日本」。
由此可知,陈独秀第一次东渡日本,主要是学习语言,因参加革命,中止学习返国。
在国内只热衷革命活动,受到清政府的忌恨,被迫第二次东渡日本。
陈独秀的第二次东渡日本,还有另一种说法。
「1902年,壬寅,此时清廷又推行新政,公私费赴日本留学者不少,独秀亦去到日本留学。
据冯自由《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称:
壬寅秋、叶澜、董鸿祎、秦毓鎏等组织东京青年会,从事革命运动。
又谓:
『陈由己,字仲甫,民元后改名独秀,安徽怀宁人。
壬寅,留日学生,入青年会为会员,成立时,拍照留念,独秀与焉』。
可知独秀此时是革命党了」。
陈独秀这次到日本的时间是1902年9月,与潘赞化相伴到日本,进成城学校(日本土官学校的预备学校)陆军科。
同学有刘季平和汤尔和。
这年冬,陈独秀「与张继、蒋百里、潘赞化、苏曼殊等人另行发起组织,仿义大利独立前马志尼创立的革命团体『少年义大利』取名『青年会』。
会约规定:
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乃『日本留学界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会后合影留念」。
陈独秀这次在日本学习军事,与受帝俄侵占东北的刺激有关。
陈独秀有意学武报效国家,打击帝俄,收复东北。
「1903年,帝俄在我东北违约不撤兵。
东京留学生黄兴等组织拒俄义勇队,决心以尚武精神,开赴东北。
独秀亦是其中成员。
未几,日政府循清廷的要求而勒令解散义勇队,大愤」。
陈独秀把对清政府的愤怒,发泄到了清政府走卒的身上。
清政府为适应世界潮流,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但为了约束留学生,又派遣学监跟随留学生进行监督。
在成城学校,留学生的学监姚煜(文甫)常钳制学生,阻挠学生学习军事,而且生活腐化,陈独秀几个人决心好好教训姚煜。
1903年3月31日晚,陈独秀、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等五人闯入姚煜的房间,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
姚煜哀求宽大。
邹容说:
「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
并把姚煜的发辫悬挂在留学生会馆,在旁边还特别写上「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
事后,姚煜与清政府驻日公使勾结日本的警方,在4月初把陈独秀、邹容、张继三人送回中国11。
这是陈独秀第二次到日本的主要情形。
陈独秀第一次到日本仅半年,主要是学习日语,第二次在日本虽有近八个月的时间,但学习的是陆军军事,而且用心在革命活动上。
可以肯定,陈独秀这二次到日本的留学生活,都与「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没有丝毫关联。
1906年暑假,陈独秀第三次到日本。
陈独秀这次和苏曼殊同行,在日本仅逗留一个暑假,纯属暑假旅游,没有进学校读书。
暑假后,陈独秀和苏曼殊俩人一起回国,在皖江中学任教。
陈独秀在皖江中学教书时,利用「芜湖图书社联络党人,进行革命活动,被人告发,巡抚恩铭『欲穷治之,羽书连下』,陈独秀被迫于1907年春又到日本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
这是陈独秀第四次到日本。
陈独秀在日本「往东京神田区猿乐町二丁目番地清寿馆,和章士钊、苏曼殊住一室。
和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邓以蛰和二哥邓初。
陈独秀和章士钊在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文,同时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
邓初到日本学医,邓以蛰在弘文书院学日语」。
这次在日本,陈独秀加入组织亚洲和亲会。
陈独秀自述这次在日本,「交往最熟的是章士钊、苏曼殊二人,他们三人住在一个贷家里(即几人合租一屋居住)。
他说一人一个性格,他自己专攻西方民主学说,酷爱西方文学,尤其是浪漫派的作品,他对雨果的《悲惨世界》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说他对欧洲文学名著都涉猎了一下,没有一篇能与《悲惨世界》匹比的。
同时他自认对『小学』(即音韵训诂)、《说文》考据最感兴趣,终其生都研究不辍」。
陈独秀这次留学日本,时间虽较长,但也没有进入所谓「东京日本大学」。
1908年秋,陈独秀回国。
10月15日,「安徽教育总会开秋季大会,陈独秀应邀参加,并在闭幕式上讲话,主张改良教育;然后去浙江杭州探亲访友,年底重返日本,住东京『神田猿乐町二丁目一番地清寿馆』」。
陈独秀这一次再到日本,也没有进入「东京日本大学」,而是继续学习英语。
邓仲纯回忆说:
「他和曼殊和尚、仲甫先生三人,共同住在东京一间小房里,曼殊向仲甫学字学诗文,所以曼殊的字很像仲甫,曼殊的诗,不仅像,好多是仲甫做的或改的;而仲甫则向曼殊学英文、梵文,每天都呀也呀的,他很讨厌,时常还因此吵嘴」。
陈独秀在日本期间,还与章太炎交往密切。
陈独秀「很钦佩章的『朴学』,认为他是一个『国宝』,而章对陈的“小学”也十分赏识,认他为『畏友』」。
周作人回忆说:
「章太炎在东京报社里来的一位客人,名叫陈仲甫,这人便是后来的独秀,那时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
这时候适值钱玄同(其时名叫钱夏,字德潜)黄季刚在坐,听见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可是只隔著两扇纸糊的拉门,所以甚么都听得清清楚楚的。
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在安徽江苏,后来不晓得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起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甚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著说,是呀,没有出甚么人。
这时黄季刚大声答应道:
『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
』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
陈独秀在日本边学英语,边参加反清革命,边研究「小学」。
1909年9月,陈独秀回国,「年底,与胡渊如一起去程演生家拜访,从此与程结为友好,旋即赴杭州,与妻高大众之同父异母之妹高君曼正式同居,相处甚欢;任杭州陆军小学历史、地理教员,通过在该校任教的刘季平,认识沈尹默」。
陈独秀这次在日本时间最长,但也只是进入正则英语学习英语,或是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语,并没有进入「东京日本大学」。
陈独秀在日本虽进入过多所学校读书,但没有从任何一所学校毕业取得毕业证书。
完全可以肯定陈独秀没有接受过日本正规的全日制普遍大学系统的专业学习,更没有毕业可言。
「1914年7月,陈独秀又东渡日本,这是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去日本。
他到日本后,进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同时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度他那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
陈独秀一生到日本五次,这五次中有一次是旅行度假(第三次),一次是亡命日本求生活(第五次)。
其余三次虽在日本留学,但一次是学习日文(第一次),另二次都是在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第二、四次。
其中第四次还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语)。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陈独秀没有进入过「日本东京日本大学」学习,完全不可能从「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
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说陈独秀从「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肯定是假学历23。
蔡元培替陈独秀伪造了一个假学历欺骗教育部,让陈独秀有一个「体面」的学历,顺利获得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任命。
1903年,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
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
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
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
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
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
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
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
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
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
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
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
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
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
而五十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
陈氏又云:
“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
”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
陈独秀的学习主要体现在他的教育过程中,在教学生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了充实。
教与学同时进行,他教育的人几乎遍布当时的整个中国。
这个就是他学习之路与众不同的地方了!
新青年大家都知道吧!
教育了一代人的报社。
1915年9月15日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月刊,陈独秀主编。
陈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
自第2卷(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自此成为反封建和鼓吹民主革命的中心刊物。
自1919年1月第6卷改组编委会,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编辑。
在“五四”运动前后,以鼓吹民主、科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曾刊载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李大钊的论文《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主义的胜利》,陈独秀的论文《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等。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呼唤人性的觉醒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自1920年9月第8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度成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陈独秀主编。
1922年7月休刊。
1923年6月改出季刊,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迁广州出版。
自1925年4月改为不定期刊物,次年7月停刊。
“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时局变化使陈独秀深受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