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管理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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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一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
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
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
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
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
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
”(《管子?
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
”(《管子?
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
形势》)。
司马迁把___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
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
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
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
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
尧曰》),“修文德以来之”(《论语?
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
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
”(《孟子?
离娄上》)《管子》说: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
牧民》)。
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
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
”(《新书?
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
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
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
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
“得贤人,国无不安广…?
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
求人》)。
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
《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
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
“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
货殖列传》)。
唐代陆贽说:
“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
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
西晋的傅玄说:
“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
(《傅子?
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
《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
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
“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
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
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
孔子说:
“礼之用,和为贵”(《论语。
学而》)。
《管子》说:
“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
形势》)。
“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
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
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
《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
李觏说国家的___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
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
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
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
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
,庶几有成。
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
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
《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
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
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
守信。
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
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
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
尧曰》)。
他对弟子注重“四教:
文、行、忠、信”(《论语?
述而》)。
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
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guo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
“不行不可复”。
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
“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
形势》)。
、?
治生亦然。
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一个“信”字。
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
明代徽商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
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
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
黄梅原传》),可见守信是进财之道。
5.利器。
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
孔子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
卫灵公》)。
《吕氏春秋?
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___、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
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
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
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
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___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
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
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
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
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
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
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
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
(《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
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
宙合》)。
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