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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的目的
修辞的目的
谈到修辞，我们必须弄清一个问题：
修辞的目的是什么？
研究修辞不能不了解这个问题。
中国现代修辞理论的奠基人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指出：
“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
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
”在此，陈先生把修辞的目的或者说修辞的功能归纳为“达意”和“传情”两大主要方面。
这一观点长期以来为修辞学界所接受。
陈先生的这一论断没错，不过，话似乎没有说完。
先看一个小故事：
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
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拳足而寝。
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问：
“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
”士子曰：
“是两个人。
”僧曰：
“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
”士子曰：
“自然是一个人!
”僧乃笑曰：
“这等说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
这是张岱在《夜航船序》里记下的一个故事。
小僧先前为何拳足而寝？
那是因为他见同宿的士子高谈阔论，以为此人满腹经纶，于是“畏慑”不已，自甘退让，只敢“拳足而寢”。
后来发现这位老兄乃不学无术之徒，态度立马大变，笑着舒展开自己不该委屈的双脚。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人们口中的谈吐不只是达意传情的工具，它还有着另外的不容忽视的功能。
假若更深入地考察一下语言实践，我们就会发现，修辞在“达意传情”这两种主要的功能之外还有更微妙的值得玩味的东西。
语言学家尤金?
奈达指出，语言交际有八大功能：
表白功能、认识功能、人际功能、信息功能、指令功能、执行功能、情感功能和美感功能。
（尤金?
奈达《关于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论文集》第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6月版）这是对语言交际的总体情况进行考察后得出的结论。
假如我们只从说写者自身来看，语言运用最基本的目的不外乎向本体以外传递信息。
那么传递什么信息呢？
陈望道先生说“主要为着意和情”，既然有“主要”，那就意味着还有“次要”。
“主要”的是“为着意和情”，那么“次要”的又是为着什么呢？
试看几个例子：
①一秀才买柴。
曰：
“荷薪者过来。
”卖柴者因“过来”二字明白，担到面前。
问曰：
“其价几何?
”因“价”字明白，说了价钱。
秀才曰：
“外实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之。
”卖柴者不知说甚，荷担去了。
（明?
赵南星《笑笑录》）
②每当办公室发生什么争执，他就解释说：
“任何时候这集结都很不容易，只因为在交叉的文化背景上，个性的审美把握远远大于群体性的审美意识，因此经常发生异彩纷呈的大合奏的局面。
”
他的这些新词李寿川听不懂，朱喜芬也不懂。
李寿川不懂，他认了，也不想去弄懂。
朱喜芬可不成，她非打听个水落石出不可。
经他再三追问，郭飞才懒洋洋地作了一个解释：
“换句话说，各人有各人的一套，经常尿不到一个壶里。
”（谌容《献上一束夜来香》，《1987年中篇小说选》17页）
③……开会的人来齐了没有？
看样子大概有五分之八啦，没来的举手吧！
很好，很好，都到齐了。
你们来得很茂盛，敝人也实在是感冒。
……今天兄弟召集大家，来训一训，兄弟有说得不对的地方，大家应该互相谅解，因为兄弟和大家比不了。
你们是文化人，都是大学生、中学生和留洋生，你们这些乌合之众是科学科的化学化的，都懂七、八国英文，兄弟我是大老粗，连中国的英文也不懂，……你们是从笔筒里爬出来的，兄弟我是从炮筒里钻出来的，今天到这里讲话，真使我蓬荜生辉，感恩戴德，其实我没有资格给你们讲话，讲起来就像……就像……对了，对牛弹琴。
（转引自《演讲与口才》）
例①是个笑话，取笑的对象是秀才。
要说这个秀才连问个价钱都不会，那倒不至于。
秀才的可笑之处在于，本该说大白话的场合，他却弄了一套文绉绉的“之乎者也”，结果碰了钉子，成了笑柄。
如果我们仔细琢磨一下：
为什么秀才不说人人都懂的大白话，而偏要说读书人热衷的“之乎者也”呢？
原因很清楚：
他要显摆他读书人的身份和“文才”。
只是这个“显摆”因场合和对象都选错了而闹了笑话。
在例②中，郭飞起初就像例①的那个秀才一样，不管对方懂不懂，只顾卖弄自己那套假斯文弯弯绕的说法，李寿川就像那个卖柴者一样，既不懂也不管他在瞎嚷嚷些什么，而朱喜芬却不依不饶，逼着他用大白话说出了他的意思——“各人有各人的一套，经常尿不到一个壶里”。
说了半天，原来如此!
例③据说是三十年代“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齐鲁大学一次校庆大会上所作的“训词”。
韩本是一介武夫，料想他平时说话不会如此不着调吧，否则他怎么能混成个权倾一方的军阀？
其实如果他老老实实说起大白话来，倒不至于如此笑话连篇，问题是他钦慕文人的风雅，在“训话”时也想学文人说话，用一些似乎充满“文墨”的词语来抬高自己的档次，结果却适得其反，看来他是在追求某种东西，只是适得其反而已。
以上三个例子说明，人们在运用语言这个工具的时候，并不总是仅仅“为着意和情”，他们往往还追求“达意”和“传情”以外的某些东西。
想来也是如此，假如语言运用只是为了表达“意”和“情”，那么相同的“意”和“情”就都用相同的语言来表达好了，何必有那么多讲究！
这样一来，语言的运用就会简单多了，人们自然就会按照“经济原则”都去选择最简明、最省事、最一般的方式把“意思”和“情感”表明即可。
那样，所有的言语交际就会出现“千人一腔”、“万人同调”的局面。
某些时候确实如此，例如部队下达军事命令、紧急情况下的交谈、程序化的应用文等等。
而另外的情况则并非如此，如一般情况下的交谈，社交场合的辞令、抒情诗文的用语等等。
而且相比之下，后面这种情况要普遍得多。
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在运用语言时，除传达某种“意思”和“感情”以外，往往还有其它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用某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来“显示自我”。
因此，在实际的言语交际中，同一个意思，在不同的人说来，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说来，都可能出现差异很大的语言形式，而有些时候，说写者注重的正是其中与众不同的形式上的差异。
正是为此，韩愈才会大声疾呼“惟陈言之务去”，杜甫才会高吟“语不惊人死不休”。
这说明，这些语言大师所瞩意的不仅仅是“我要说什么”（即传达“意”和“情”）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我能怎样说”（即“显示自我”）的问题，因为同样的意思人人都能表达，但怎样表达就显出精粗雅俗文野高下之分了。
应当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显示自我”中的“自我”，不是一般意义上与身形、体貌、财产、权势等外在物质因素直接有关的“自我”，而是特指与文化层次、文化品格、文化才能等内在精神因素有关的“自我”，亦即“文”“化”了的“自我”。
人们常说的“文如其人”，换个说法就是，人们总是用“文”（包括文章和言语）来显示“其人”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语言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传达说写者的信息，而说写者的信息可分为三大种类，第一类信息是理性信息，即陈望道先生所说的“意”；第二类信息是感情信息，即陈先生所说的“情”；第三类信息就是文化信息，即从语言形式上表现出来的说写者自身所具备的文化信息，这一点就是陈望道先生没有说到的了。
陈先生原来说“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我们认为，除了“达意”和“传情”以外，还应加上“示文”（显示说写者自身的文化档次），这样意思才算完整。
至此，我们可以回答“修辞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了。
修辞的目的就是通过采用最适切的语言表达方式，来使“达意”、“传情”、“示文”这三者中的某一方面，或者某两方面，或者三个方面收到最好的效果。
其中的情况比较复杂，以下分而论之。
“达意”指准确地传达不带有说写者个人感情的理性信息。
只要求“达意”而不要求“传情”和“示文”的场合不太多。
一般的应用文特别是法律条文、公务文书和自然科学的学术论著就要求做到这点而且只要求做到这点。
“传情”指传达说写者本人的各种各样的感情。
一般地说，凡是从个人的立场出发、以说写者个人身份发出的言论同时都带有“传情”的成分。
只有“传情”而没有其它二者的情况不多，但也不是绝对没有。
例如某人情不自禁地大叫一声“好极了”或“真可恶”，人们只知道他表达了十分强烈的感情，然而为什么却莫名其妙。
又如一些由语气词构成的表达强烈感情的独词句，以及某些纯粹是抒发主观情感的诗文也可以归为此类。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达意”和“传情”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而这两方面的结合，也就构成了语言表达的基本平面。
一般地说，在这个平面内，人们已经能够完成各种交际任务，或者说，一个人只要能“达意”，会“传情”，就获得基本的交际能力。
这一点人们早已熟知，
“示文”指从言语表达方式中显示出来的说写者所达到的文化层次。
这是如影随形般出现在说写者的言辞中的东西。
纯粹的“示文”只出现在文字游戏中，例如一些文人在闲暇时写些回文诗、回文联之类的东西，其目的也就是在自娱自乐之中显示自己的文才罢了。
在某些民间戏曲中，偶尔也有一些缺乏实际意义的只有搞笑功能的念白也可以归于此类。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示文”是附丽在“达意”和“传情”的文字之中的。
一般来说是自然流露，有的是时候是说写者在着意追求的结果。
不过这种着意追求有好的效果，也有弄巧成拙的负效果。
例如上引的三个例子就属此类。
关于修辞中的“达意”和“传情”问题，人们已比较熟悉，“示文”则提及的人不多，以下只论述“示文”的一些问题。
先看两例：
④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兰”。
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
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郭沫若《科学的春天》）
⑤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
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
诣门者皆俊才请称及中表亲戚乃通。
文举至门，谓吏曰：
“我是李府君亲。
”既通，前坐。
元礼问：
“君与仆有何亲？
”对曰：
“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
”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
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文举曰：
“想君小时，必当了了。
”韪大踧踖。
（刘义庆《世说新语》）
在例④中，若删去白居易的两句诗而以“春天来了”代之，对“达意”、“传情”并无妨碍，但有此两句则效果迥然不同。
为什么？
就是因为引用了这两句著名的古诗后，增添了语句的文采，提高了辞章的文化品位，实际上也就显示了作者的文化等次。
在此，这两句诗“示文”的作用远大于“达意”和“传情”。
在例⑤中，孔文举的答语之所以令“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不只是在于其中的“意”和“情”，更在于其中的巧和妙，特别是后面对陈韪的回句，更是巧绝妙绝。
如果只从“达意”和“传情”来考虑，一般人也可以找出其它的言词来应对，但孔文举的独出心裁的妙答则显示了他小小年纪而在文“化”上达到的高超档次，故令人“莫不奇之”。
以上两例也说明，在言语交际中“达意”和“传情”还不是修辞的全部追求和最高境界，在某些场合，还要加上“示文”才能收到出神入化之功。
显然，语言表达的能力与说写者的文化等次直接相关。
文化等次低的人一般受限于“达意”“传情”的水平。
“示文”则是一定文化等次的人才可能有的追求，只不过这种追求存在着无意与有意之分和“锦上添花”与“弄巧成拙”之别罢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文化等次”，范围要比一般所说的由学校教育的年限决定的文化程度要宽，它特指在社会生活中在接受和承继人类所有文化成果方面所达到的等次，即为“文”所“化”的等次。
举例来说，不少民间歌手、民间艺人，就通常所谓的文化程度而言是不高的，有的甚至是文盲，但他们在接受和享有人类文化成果方面，档次却是不低的，他们运用语言“达意”“传情”和“示文”的能力，甚至超过很多知识分子。
相比较而言，“达意”和“传情”是显性的东西，所以早为人们所熟知；而“示文”则是隐性的，故而人们习焉不察，“久居兰室而不闻其香也”。
既然如此，人们自然会问：
在语言表达中人们除了“达意”“传情”之外怎样“示文”？
通过哪些途径和方式来“示文”？
还有，语言表达中的“示文”究竟包括那些内容？
关于这些方面似乎尚无系统的论述。
据笔者拙见，大约包含以下方面：
第一，显示文才。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人们的言语活动就是其文化素质的直接展示。
只要我们留意观察一下人们的言语交际，就会发现，在自以为有必要的时候，说写者总是会在言语交际的过程中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在语言运用方面的才能的。
前引数例中的主人公都放弃一般的大白话不说，而去选择自己所欣赏的文化色彩较浓的表达方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就是要显示自己的文才吗？
不同之处只在于，有的显示得宜，收到了积极的效果；有的弄巧成拙，令人大倒胃口。
在一般情况下，对大多数人来说，显示文才只是一种潜意识，正因为是潜意识，才表明它是如此的根深蒂固。
第二，显示文采。
这点已是常识。
在说话作文之中，在必要与可能的情况下，有文化的人都是字斟句酌，力求自己的言辞多一些文采。
这方面无须多说，不过有三点应当说明：
一是要以有助于增强表达效果为前提，为显示文采而显示文采，只会蜕变为堆砌词藻的语病。
二是文采有多种风格，非仅指华丽一种。
柳永的“晓风残月”是文采，苏轼的“大江东去”也是文采，这里有华美与质朴、婉约与豪放、纤巧与雄浑等多种选择，正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不当拘泥于一种理解。
三是“显示文采”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在选择语言形式的时候它是目的，在增加表现力和“显示自我”时它又是手段。
第三，显示文格。
这里的“文格”，特指一个人的文化水平与思想品德相结合而在说话作文中所显示出来的一种境界和格调。
语文技巧虽高，但思想猥琐，志趣低下，这样的文辞 当然属于文格低下之列；思想高尚而语言表达平庸，这样的文格当然也非上品。
有知有识的文化人总是会在他们的言谈和诗文辞赋中显示出他们所追求的文格的。
如于谦的《石灰吟》、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刘禹锡的《陋室铭》、闻一多的《最后的讲演》都显示了他们的优良文格。
某些类型的文体就是专作此用的，如托物言志的诗文就是如此。
当然，自甘堕落的文格也是有的，例如那些以低俗粗鄙媚众的文字，以阿谀奉承媚上的诗文，以及当今在为数不少的官员内部私下盛行的“黄段子”（附注：
公开场合他们总是满口“红段子”的）之流就归此类。
这些属于为正派的人们所不齿的反常情况。
第四，显示文趣，即显示语言中蕴含的文化趣味。
为什么有些人的言谈和诗文富有吸引力？
除了内容上的原因外，从语言表达方面来看，就是因为其中饱含文趣。
关于这一点，人们已谈了很多，只是似乎还缺少系统的论述，而且很多时候，仅局限于幽默风趣这方面。
笔者认为，说写者在语言表达中为增添吸引力而追求的“文趣”大约有五种：
其一是情趣。
“情趣”是指在语言表达中说写者的真情实感与客观事物、境况水乳交融而形成的一种艺术趣味，它是“传情”的高级形式和状态。
富有情趣，是说写者在艺术性的语言表达中极力追求的一个目标，或者说极力营造的一种境界。
这一点，在抒情的诗文中尤为突出，在必须感动听众的演说中也非常重要。
例如：
⑥记得有一次我到首都一家大医院演讲，……当我走上讲台时，会场的情况正如我所预料的，有一部分人在翻看医科书或其它的读物。
一些人眼里流露出的情绪是：
“我倒要看看你能谈出些什么？
”面对这种场面，我没有慌乱，而是左手扶住麦克风，右手举起诗稿，高声朗诵了一首即兴诗：
“每当我忆起那病中的时光，/白衣战士就引起我深情的遐想。
/他们那人格的诗，心灵的美，/还有那圣洁的光，/给我以顽强生活的信心，/增添我前进的力量！
”
随着我的声音、手势和感情的流露，我看到不少大年龄的医务人员把书摊在膝上，抬起头注视我，原来交头接耳的人一下子安静了，会场的气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听众的心被打动了，我和他们之间感情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
（李燕杰《演讲美学》）
⑦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马致远《天净沙》）
例⑥中李燕杰的演讲之所以能打动医务人员，就是因为他的真情与医院的环境气氛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充溢着对医务人员崇敬之情的纯真、圣洁的境界，因而扣动了人们的心弦。
例⑦这首小诗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景真意切、富有游子思乡情趣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当然，一般的交谈并不总要显示情趣，但是，情趣盎然的交谈是较高层次的语言表达，这是毫无疑义的。
其二是意趣。
“意趣”是指语言中包含的信息超出了字面含义而令人回味无穷的一种韵味。
这是语言表达中“信息超载”而获得的效果。
所谓“言约意丰”、“言近旨远”、“意在言外”、“言已尽而意未已”，就是对诗文中包含的“意趣”的概括的说法。
例如：
⑧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不赂而胜之之势。
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者，是又在六国之下矣。
（苏洵《六国论》）
⑨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
例⑧借古鉴今，指桑骂槐，抨击当朝赂敌偷安的政策，真意要透过字面才能看出。
例⑨末两句以所见之景暗示目送之久。
由目送之久寄寓惜别情深。
两例都有言外之意，令人玩味无穷。
其三是理趣。
“理趣”是指用新奇的语言形式来表达生活中的某种哲理，使人“顿悟”后而在心理上获得愉悦的一种艺术趣味。
语言表达中的理趣常通过诗歌、对偶句和警句、格言、谚语等到形式来体现。
如：
⑩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题西林壁》）
11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朱熹《观书有感》）
12居逆境中，周身皆针砭药石，砥节砺行而不觉；处顺境中，眼前尽兵刃戈矛，销膏靡骨而不知。
（洪应明《菜根谭》）
13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民间谚语）
例⑩、11两首宋诗是典型的“以文为诗”，却深得人们喜爱；例12、13之类的格言谚语也常为人们所乐道，其原因正在于它们所蕴含的发人深省的理趣。
其四是谐趣。
“谐趣”此指运用幽默风趣的语言所带来的乐趣。
在日常生活中，富有谐趣的言语深得人们喜爱，这些年来小品十分走红，原因之一就是它的语言十分风趣。
不少作家的作品也着力追求“谐趣”所具有的魅力。
例如：
14舒舍予，字老舍。
现年四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无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
无父无君，特别孝敬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而空也。
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
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
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奖为荣，示甘于贫贱也。
二十七岁发愤读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
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男一女，均狡猾可喜。
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往往有叶无花，亦不忍弃。
书无所不读，全无收获不着急。
教书做事甚识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
如此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
（老舍《自传》，引自《报刊文摘》1981年6月2日）
例14是著名作家老舍一段充满“谐趣”的一段文字。
作者在这篇独具特色的自传中，以诙谐的口吻简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在略带自嘲的行文中表现了自己的谦虚笃实的秉性和通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其最大妙处就是充满了幽默风趣。
显然，这种效果不是来自一词一句，而是由全篇的表达方式构成的。
富含谐趣的言辞特别吸引人，相声、小品的语言能否成功，关键就在于其中是否饱含谐趣。
其五是机趣。
“机趣”此指运用巧妙的语言来对付交际中的难题而显示出非凡的机智所带来的一种乐趣。
在日常的交往、正式的论辩以及庄严的外交场合中都会出现一些富含机趣的妙言巧语。
前面所引的孔文举对陈韪的回答就是一例。
再如：
15王元泽数岁时客有一獐一鹿同笼以献，客问元泽：
“何者是獐？
何者是鹿？
”未识，良久对曰：
“獐边者是鹿，鹿边者是獐。
”客人大奇之。
（曹臣《舌华录》，转引自王希杰《修辞学新论》）
16据说，罗斯福在当总统之前，曾在海军里担任要职。
一天，一位朋友向他问起海军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岛建设潜艇基地的计划。
罗斯福向四周看了看，压低声音问：
“你能保密吗？
”“当然能。
”“那么，”罗斯福微笑着说，“我也能。
”（转引自《修辞学习》1986年第6期）
以上二例的妙处并不在于它们在传递信息、抒发感情方面有什么特别可嘉之处，而在于其中主要人物的语言因显示了令人称羡的机巧而变得饶有兴味。
当然，实际语言中的情趣、意趣、理趣、谐趣和机趣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恰恰相反，在很多时候倒是互相交融，相得益彰的。
正是由此才显示了语言艺术的丰富多彩和深厚魅力。
对一般人来说，语言表达做到“达意”、“传情”并非难事，惟其如此，语言才有可能成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另一方面，语言艺术又没有止境，同一个意思，同一种感情，可以有无数种表达方法，这是因为在“达意”“传情”之中兼有的“示文”具有无限广阔的天地，也惟其如此，才需要人们永无休止地去探寻语言的奥秘，终身不倦地去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的能力。
总而言之，“达意”、“传情”是修辞最基本的追求，“示文”则是更高的境界。
了解这些，有助于我们在修辞活动中更好地运用语言文字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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