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教授经济思想述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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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教授经济思想述评
林毅夫教授经济思想述评
一、前言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发展成为举国上下压倒一切的任务。
顺应这种新的社会潮流，经济学很快在诸多社会科学中脱颖而出，成为令人景仰的显学。
经济学的繁荣带来了经济学家社会地位的提高，有需求就有供给，经济学家队伍也跟着壮大起来。
在众多经济学家当中，有一个十分光彩夺目的年轻学者，他就是林毅夫教授。
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队伍中，林毅夫教授在许多方面都是十分独特的，无论治学还是个人经历都是如此。
这不仅因为他来自台湾，更重要的是他占去了中国经济学界太多的第一。
他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是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教授的关门弟子。
他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在国际最权威的经济学学术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也是到目前为止在国外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一位，是目前在国际经济学界受到瞩目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是中国大陆第一位运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也是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之一。
从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看，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经济学家恐无一人能望其项背。
对于这样一位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一般人都会以为他一定是自幼就对经济学十分感兴趣的有心人，并很早就投入到经济学学习和研究中去了。
然而，林毅夫教授进入经济学殿堂不但是很偶然的机缘，而且为时已经比较晚了，直到1979年进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才算是开始了系统学习经济学的历程，那时他已经27岁，1982年才出国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
林毅夫教授当初到北京大学读书，目的并不是为了将来从事经济学研究，而主要是因为初到大陆，需要加深对大陆社会的了解。
1980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教授和盖尔D约翰逊教授应复旦大学的邀请访问复旦大学，回国前顺道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讲。
由于林毅夫教授英语出色，被北大校方指定担任翻译工作，他的信心和才气赢得了舒尔茨教授和盖尔D约翰逊教授的信任，他们回国后写信给北大经济学系和林毅夫教授本人，邀请他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并亲自担任他的导师。
到芝加哥大学以后，林毅夫教授才真正开始以经济学研究为自己追求的事业。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是全美大学最好的经济系，云集了一大批大师级经济学家，素以学风严谨、淘汰率高著称。
当时林毅夫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国内经济学教育和国外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十分明显，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学习，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面对这种巨大挑战，林毅夫付出了超人的努力，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中去，几年间他几乎没有休息日。
他的勤奋努力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学习成绩优异，以四年的时间在同时入学的同学中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而一般人拿到博士学位需要五到七年的时间。
他的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
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他后来为国际学术界所广为称道的学术见解正是萌芽于这一时期。
对于一个在经济学研究上取得了杰出成就的学者而言，这未免有些传奇。
然而，林毅夫教授从不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他始终坚持，如果说自己取得了一些学术成就，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付出了比许多人都要多的努力和心血。
事实正是如此。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林毅夫教授最大的特点就是“忙”，人们看到他时总是在工作。
他曾经教育自己的学生：
“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
在他看来，唯有勤奋、敬业才是成功的捷径。
具体到经济学研究，他曾经总结道：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所以治学者首先要深入真实社会现象，其次要有严格系统的学科训练。
只有这样，才能对社会经济问题产生较好的悟性，才能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
“悟性”固然重要，但是悟性说到底来源于勤奋钻研。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只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才能驱使一个人不断地刻苦前进。
二、对经济发展战略和企业自生能力的独创性研究
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的发展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发展努力成功后对世界的贡献之大也同样可想而知。
但是，面对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已有的经济理论显得苍白无力，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断言，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如何正确理解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如何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对经济学家既是个巨大挑战，又是个难得的机遇。
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最后获得成功，那么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文明能够像中国这样经历由盛转衰，再由衰转盛的过程，堪称世界最大的经济奇迹。
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爱国心和事业心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从步入经济学界开始，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对这一历史性问题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他与蔡昉、李周两位学者合作，第一次对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以及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历程中的许多基本问题做出了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进而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和发展给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思路。
在林毅夫教授的学术研究中，经济发展问题始终是重中之重。
仔细考察他的理论体系可以发现，在对中国和东亚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中，他尤其重视对发展战略的研究，甚至成为贯穿其理论始终的核心。
林毅夫教授在深入研究中国和其它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提倡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即成为90年代以来他的学术活动特色。
虽然林毅夫教授研究领域广泛，学术成就卓著，但是，他本人一直认为这一理论体系是他已有的全部经济研究和经济思想的核心和精华，是他以一贯之的学术思想所在。
（一）自生能力和计划体制的内生性
林毅夫教授用一个开放、自由和竞争市场中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的预期利润率来定义自生能力（viability）一词。
如果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这个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
很显然，如果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预期不能获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就没有人愿意投资，这样的企业除非政府提供支持，否则就不会存在。
在一个竞争的市场里，企业的经营管理将影响其盈利能力，然而，一个企业的预期获利能力也取决于其产业和技术选择。
在一个自由、开放、竞争并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市场经济中，给定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格，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技术选择，一个企业只有在生产中采用最低成本的技术时才是有自生能力的。
而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决定于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丰裕或稀缺程度。
因此，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技术选择是否位于经济的相对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低成本线上。
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和经济的比较优势的概念密切相关，两者都是由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
如果欠发达国家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差距，就必须首先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差距。
在任何经济中政府本身是最重要的制度（institution）。
它的经济政策决定了国民经济中企业面对的宏观政策环境。
为了解释欠发达国家在收敛方面的成功或失败，林毅夫教授分析了政府的产业发展政策，并将它们概括为不同的发展战略：
（i）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该战略试图鼓励企业在选择其产业和技术时，忽视现有的比较优势；（ii）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该战略尝试为企业按照经济中的现存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时提供便利。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一贯而不修改地遵循上述任一发展战略。
然而，有些国家偏向于某个发展战略而成为该战略的典型。
当然，遵循某种战略的国家，后来也可能放弃该战略。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劳动相对充裕，资本相对稀缺的，因此，在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欠发达国家的企业将进入相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生产中选择相对劳动密集型技术。
然而，欠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常常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并推动他们的国家尽可能快地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并采用最先进的技术。
给定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是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相对丰裕，采取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企业在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
如果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能够得以维持，那么遵循政府战略的企业就会遭致相当于采取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下的等成本曲线和采取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下的最低成本之间差额的损失。
林毅夫教授将这个损失取名为企业的政策性负担（policyburden）。
因为政府要对企业进入和选择这个产业和技术负责，所以要承担企业的损失。
因此，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政府必须对企业进行政策补贴（policysubsidy），来弥补这一损失。
在真实世界中，补偿政策负担的补贴需要有多大，取决于政府倡导的产业和技术偏离经济的比较优势有多远。
如果偏差比较小，那么政府就能够依靠税收激励或直接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企业进行补贴。
然而，欠发达国家政府采取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时，这一偏差常常很大，为了实现发展战略所定的目标，就需要有各种特殊的制度安排。
当欠发达国家政府追求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时，最常使用的手段是通过管制压低利率，以便减少项目的资本成本。
为了降低违背比较优势战略项目的设备进口成本，政府一般也会高估本币价值，低估外汇价值。
利率和汇率扭曲一方面刺激优先部门和非优先部门的企业需要更多的资本和外汇，另一方面也压抑了储蓄和出口积极性，因此减少了经济中的资本和外汇的供给量。
这样就会出现资本和外汇短缺，政府需要使用行政手段对资本和外汇储备实行配额分配，以便确保执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企业能够有足够资源执行战略任务。
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因此受到抑制，甚至被直接的政府配给取代。
1949年以后，中国逐渐从市场经济转向计划经济。
一般论者都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由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
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官方，还是国际学术界，以及一般民众，都普遍持有这一认识。
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开始动摇这一认识已经是改革多年后的事情，在中国，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才从政治的高度下结论。
而早在80年代末，林毅夫教授及其合作者蔡昉、李周即开始着手从经济学角度推翻固有的结论，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并非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并不是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才必须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因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才不得不放弃市场经济体制，改采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林毅夫教授认为，制度选择受制于国家的发展战略。
50年代初，中国的领导人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
重工业资本高度密集，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投资周期长；技术较为先进，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机器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投资规模大。
而中国大陆当时资本非常稀缺，经济十分落后，以农业为主，农业剩余很少，资本积累率自然很低，因此由市场决定的利率必然会很高，利率高则企业投资成本高。
经济落后导致可供出口的商品很少，外汇短缺，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必然很高，从而不利于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
经济落后还使经济剩余只能主要来自农业，因此经济剩余非常分散，加上金融体系不发达，筹资能力很弱，资本不容易聚集。
因此，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中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存在尖锐的矛盾，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条件下执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客观上需要政府出面，利用行政手段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以及工资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
在要素和产品价格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资源就要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渠道进行配置。
为了以比较低的成本动员和集中分散的农业剩余，国家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通过这种制度来压低农副产品价格，形成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重工业提供资本积累。
但是，在农业家庭经营的情况下，压低农副产品价格必然导致农民减少农副产品供给；在企业享有经营自主权的情况下，企业必然有积极性将经营所得用于职工福利、在职消费或其它非政府重点发展项目。
为了控制企业剩余的使用和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保证城市企业效率和农副产品供给，工业部门国有化，农业部门人民公社化。
这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为逻辑起点，相继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点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
（二）自生能力与预算软约束
在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制度下，国家为优先发展项目最大限度地动员资源的目标受到委托－代理问题的严重威胁。
以计划配置代替市场竞争排除了国家考察企业相对经营绩效，并据此评价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可能性。
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扭曲，国有企业盈亏主要取决于企业产出和投入的价格，经理人员的行为对国有企业盈亏的影响是次要的。
因此，国家不可能仅仅通过考察企业的利润水平奖惩经理人员。
当时这一体制在动员全国资源发展重工业方面十分成功，使大陆在资本稀缺、物质基础落后的条件下很快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
但是，其缺陷和不利影响极为严重。
在微观方面造成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低下；在宏观方面造成国民经济各种结构严重失调，城乡差距问题严重。
宏观经济政策扭曲引起信贷、外汇、原材料以及其它产品的供求全面失衡。
改革前国家每次尝试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后，总是要再次收回，以控制工资过快增长，改革过程中反复出现“活乱”循环现象。
林毅夫教授认为，这些都根源于传统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
经济体制改革从微观环节的放权让利入手。
继而进行了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逐步由市场配置资源。
但是，宏观政策环境方面的改革却相对滞后，结果导致制度结构不配套，出现以“瓶颈”制约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加剧，腐败现象滋生，体制及政策周期性复归，即“活乱循环”现象，并导致增强大中型国有企业活力、缩小地区差别等目标迟迟不能实现。
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绩效差问题主要出在企业产权不明晰上，把希望寄托于旨在明晰产权的企业经营机制改革。
林毅夫、蔡昉、李周三位教授认为上述“产权核心论”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既无助于解释国有企业问题产生的原因，还有可能演绎出错误的政策主张。
他们认为，问题在于实行放权让利的改革后，竞争性的市场开始出现，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由隐性的问题变成显性的问题，而且，还出现了养老保险和企业冗员等社会负担问题。
因为企业会利用政策性负担作为借口，要求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的，也因为政府很难逃避这种责任，企业的预算约束因此软化。
一旦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企业的经理人员就没有压力提高生产率，将会追求更多的在职消费和其它道德风险的行为。
企业实际得到的补贴将会大大高于政策性负担所增加的成本。
可见，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是预算软约束问题产生的根源。
国际上以科尔内（Kornai）为代表的学者普遍认为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根源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因为国家拥有企业的所有权，所以就天然对国有企业怀有父爱主义，以至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无法硬化。
由此推出的结论必然是：
解决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必须首先实现国有企业产权的私有化。
与预算软约束理论一脉相承的是主流经济学给对转轨经济开的一揽子改革药方，即休克疗法，主张转轨国家应该全面、快速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
他们认为私有产权是市场体制良好运行的基础，真正的市场竞争要求有一个真正的私有部门；转轨经济中的国有企业遇到的许多问题可以通过快速私有化得以缓解，私有化必须在国有企业结构调整之前进行，必须有一个全面“休克疗法”的价格放开。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前苏联东欧休克疗法改革的失败，证明了林毅夫教授关于企业自生能力和预算软约束问题的论断。
对企业自生能力的忽视正是主流经济学理论难于对改革和发展问题有指导意义的原因。
（三）发展阶段、金融体系的内生性和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
改革开放以前，为了执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我国全面实行了计划体制，金融业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一些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渐渐恢复，还开设了一些新的金融机构。
但是，量的扩张并不意味着我国金融体系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善了，恰恰相反，改革开放以后重建的金融体制带有很多计划经济的残余，还十分不完善。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金融体制的内在缺陷更加明显，建立与市场经济和我国现阶段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金融体制也显得更加迫切。
林毅夫教授对此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他强调，技术变迁与资本积累关系密切。
现代技术创新从科学研究、控制实验到新产品试制、投产，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本投入，同时，许多先进的技术需要资本设备作为其载体，技术创新往往体现在资本设备的性能改良上。
技术的升级实质上是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的，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
而一个社会资本的积累和配置效率决定于资本市场的效率。
资本积累的速度和规模与资金的投资回报率正相关。
资本积累的高回报又取决于资本的配置和利用效率。
现代金融体系存在的基本价值就是积累资本、配置资本，资本的配置效率依赖于金融体系的效率。
我国目前的金融改革出发点必须定位于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使其能够很好地动员资本、配置资本，服务于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为了调动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对经济的控制逐渐放松，即遵循所谓的“放权让利式”改革。
随着资源配置的计划控制减弱，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发展起来，由非政府部门掌握的剩余也多了起来，加上国有企业改革也在一步步走向深入，自主权扩大，因此客观上产生了对金融服务的需要。
国家为了重建金融体系，开始改变资本分配体制，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先后重建了四家专业银行，90年代初又恢复了证券市场，外汇管理也逐渐放宽，人民币大幅贬值。
但是，在国有企业完全市场化以前，金融市场化会导致国有企业的资本成本大幅上升。
国有企业因为有政策性负担，没有自我生存能力，完全市场化必然使大部分国有企业无力负担资本成本而无法生存。
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国家并没有让金融体系市场化，而是具有很强的政策性。
四大专业银行80%以上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很难得到银行贷款。
其它融资渠道如证券市场，基本上也都与非国有企业无缘。
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经济发展很快，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
但是，非国有经济缺乏正常的融资渠道，进入正式的金融体系成本很高，甚至不可能，极大地限制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林毅夫教授认为，从资金拥有者和资金使用者的角度来说，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的各有利弊，在现实经济中，金融市场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合，最有效的金融结构取决于企业、产业的性质。
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以资金密集型的企业和产业为主，其融资渠道以从大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债券为主。
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则有效的融资方式应以中小银行贷款和企业自有资金为主。
上述金融体制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由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决定的。
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需要的资金不多，而且分散在各地，大银行等大金融机构获取其经营和信用状况的成本很高，因此，中小企业难以得到大银行的资金支持。
即使想用间接融资，也因为规模小，承担不起股票、债券的发行费用，更不易取得公开发行上市的资格，因此中小企业一般不依赖间接融资。
大银行天生喜欢为大企业服务，因为无论银行贷款的数额大小，一笔交易的信息费用和其它成本相差无几，大企业资金需求量大，银行发放一笔大额贷款所需花费的平均成本比小额贷款低许多。
中小银行因为资金规模小，无力经营大的项目，只好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
而且，中小银行与中小企业一样，分散在各地，对当地的中小企业资信和经营情况比较了解，信息费用不高，因而中小银行也愿意为中小企业服务。
林毅夫教授得出结论，现阶段我国最自生能力的企业是与我国要素禀赋相一致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保证这些企业的融资需求应该成为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出发点。
对中小企业来说，最合适的融资方式是利用银行进行间接融资，但是大银行主要是为大企业服务的，所以发展市场化的中小银行即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在强调发展中小银行的同时，林毅夫教授也指出，90年代以后，我国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在改造各地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开始发展起来，但是目前业务量还不大，而且实际运作很不成熟、规范。
地方性的中小银行一定要实现商业化，不能由地方政府行政控制，以致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依附于地方政府，甚至成为地方政府背离当地实际和比较优势，进行盲目投资的工具。
如果那样，中小银行就不但会与四大专业银行一样不能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方便渠道，而且必然产生严重的银行金融风险。
另外，发展中小银行需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
中小银行并不是越小越好，需要有一定规模，以具备必要的抵御风险的能力。
中小银行虽然是地方性银行，也要注意引进银行间的竞争机制，防止人为垄断产生低效率。
（四）比较优势与中国IT产业的发展
在东亚地区爆发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窘境的大背景下，中国兴起了一股IT产业热潮，许多人鼓吹通过大力发展以IT产业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解决目前的经济困难，并争取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
更有人叫嚷，传统的经济学已经不适应所谓的“新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必遵循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基本经济规律，比较优势原理已经过时。
林毅夫教授从一开始就极力反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他从发展战略的高度批驳了这种带有强烈“赶超”色彩的错误主张，并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发展IT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的看法。
林毅夫教授指出，发展IT产业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IT产品和服务的应用，一是IT产品的研究开发和生产。
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显著标志，它所提供的便捷服务能够大大增强已有产业，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从而有利于发挥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比较优势。
比如传统的纺织业在经营管理中也可以大量使用效率更高的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取代传统技术手段，加强存货、信息处理、广告等的管理，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应该根据成本效益的原则在经济发展中积极应用先进的信息产品和服务，只要能够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提高国民经济的竞争力，我们就应该在传统产业中引入IT技术和服务。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也符合比较优势原则。
但是，怎样发展我国的信息产业，侧重点在哪里，则存在很大分歧和误解。
信息产品有两个基本组成部分：
硬件和软件。
林毅夫教授对这两个部分分别加以分析。
他强调，硬件产品的生产仍然需要大量常规要素投入，其中一部分是相当资本密集型的，如英特尔为开发一代芯片产品而设计、使用的生产线要花费10亿美元以上，一般只有一年即被淘汰。
这些并不是我国的比较优势之所在，不应不惜一切代价强行发展。
还有一部分硬件产品的生产则属于劳动密集型，如计算机组装，计算机键盘、显示器、外壳甚至许多电子元器件的生产等，这些都是我国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比较优势之所在，应该大力发展。
软件产品的开发、生产主要依靠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对独立，在这方面我国大有可为，仍然可以发挥比较优势。
物质资本积累一般需要很长时期，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物质资本积累，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差距很大，而且不是短时间能够弥合的。
但是，人力资本积累则不同，由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至多也就一代人的差距，发展中国家只要办好教育事业，加上本国学生到发达国家留学，短时期里完全可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差距。
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只要我们下大力气办好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事业，努力创造人尽其才的良好用人环境，采取有效措施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效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差距，并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在软件产品开发、生产方面我们就会赢得比较优势，特别是在市场前景广阔的中文软件产品开发和生产方面更是如此。
通过分析林毅夫教授得出结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对发展信息产业同样有效，两者并不冲突，我国在今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应该加以坚持。
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过程中，我们必须与发达国家有所分工，现阶段应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开发、生产为主，不能不顾实际经济效益去发展不具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开发、生产。
他指出，从实践看，我国成功的高新技术企业一般也都是从事具备比较优势的经济活动。
林毅夫教授尤其反对不顾国情片面追求高技术含量。
他指出，信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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