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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时评精选
用市场眼光打量硕士卖凉皮
2015-09-25
世界500强的外企部门主管，年薪20余万元，出差只坐飞机，酒店只住五星级。
但为了创业，今年5月，27岁的庄栋决定辞职，离开上海。
揣着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毕业证，他重新站在母校对面那条名叫“金水路”的巷口，开始了新生活——卖凉皮。
（9月24日《华商报》）
名校情结、学历崇拜心态下，当西安交大硕士庄栋卖凉皮的新闻发酵，自然会引发强烈的争议之声。
尤其是，年薪20余万元的白领，与摆地摊的小贩相比，出现明显的落差和悬殊并不奇怪。
在人们的意识中，卖凉皮并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普通人即可胜任，名校的硕士从事该职业，岂不是大材小用？
近年来，类似名校毕业生创业的现象并不少见。
比如，北大毕业生在街头卖猪肉，北大的硕士生干装修工等等，都令人感到惊诧和怪异。
毕竟，在很多人看来，名校的背景、高学历的优势，带给这些毕业生的是美好的前途、光鲜的未来。
那么，选择卖猪肉、干装修、卖凉皮，无疑与高材生的身份是不匹配的，更有人质疑该现象就是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其实不然，普通人可以卖凉皮，为何西安交大的硕士就不能干呢？
假如，用市场眼光去打量，不管是卖猪肉、干装修、卖凉皮，都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
在市场规则面前，个人从事何种工作，需要考量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关系，双方缺一不可。
从这个方面而言，西安交大的硕士喜欢卖凉皮，其实就是劳动力市场规则的正常表现。
作为卖凉皮生意，不管是博士还是硕士，其不过是为了满足自身发展需要，从而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事实上，在市场规律面前，凉皮生意能否与西安交大的硕士“来电”，不止依赖于“单方意思表示”。
从这个方面而言，这就需要在二者之间找到契合点，一个小生意、小买卖，也需要更多优秀人才、有志之士的加入，能够带动该行业呈现出新的面貌。
比如，报道中的庄栋目的就是，依托于“互联网＋”的平台优势，做大做强凉皮生意。
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创业、怎么创业，确实需要魄力和能力，而硕士庄栋的选择，无疑体现出了成熟的就业择业观。
众所周知，就业也会遵循市场规律，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不值得过度解读。
对于公众而言，不必对干纠结于西安交大硕士卖凉皮，而应该理智客观的予以审视，秉持一种平和的心态。
卖凉皮就是一项职业，与白领并无区别，不管其学历门槛高低，其都是市场规律下的必然产物。
而对于西安交大的硕士而言，也不过是就业群体中的一员，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做卖凉皮的小买卖也不过是人生职业规划的最优选择。
（刘建国）
“微信乞丐”自我炒作催生另类道德绑架
2015-09-23
浙江金华市姑娘“小猫”，最近爱上了一个在朋友圈里挺火的小游戏：
你给我发个微信红包，我会把红包截图发到朋友圈，并说明你是谁，我们什么关系，我对你什么看法或感觉。
这个让“小猫”开心的小游戏，却在朋友圈里引来非议，已经有网友给像“小猫”这样的人冠了个称号，叫“微信乞丐”。
（9月22日《钱江晚报》）
在理想的图景里，微信朋友圈是一个小型的熟人社会，是一个区别与家庭生活和工作场所的“第三空间”，是一个发展非功利性社会关系的场域。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微信朋友圈却频频上演“变形记”。
不论是代购广告，还是拉票，抑或“微信乞丐”，微信朋友圈犹如一个网络公地，不可避免会遭遇过度开发和利用，甚至竭泽而渔。
不同的人们对同一件事情具有不同的接受能力，在需求上也会存在着差异性。
有的人将“要红包”看成一个好玩的游戏，有的人却将其视为一种有失体面和尊严的行为；有的人乐此不疲，有的人却深恶痛绝。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微信乞丐”引发争论的背后，说到底就是不同社会心态的交锋。
和真实乞丐面向陌生人漫天撒网不同，“微信乞丐”主要针对熟人网络；真实乞丐将其作为一种谋生甚至致富的手段，“微信乞丐”却将其视为庸常生活的一种调剂和加强社会互动的一种办法。
只不过，一旦游戏超越了边界，一旦情感互动走调、变味，微信就会沦为一个社会表现和社会竞争的舞台，成为某些人追名逐利的工具。
不论是坑骗型，还是攀感情型，抑或节日型，“微信乞丐”为了达到目标，可谓花样迭出。
“微信乞丐”之所以招人反感，就是因为它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道德绑架”。
给不给红包、给多少红包成为衡量两人之间亲疏远近的一种标尺，让对方进退两难。
这种将情感关系工具化、利益化的做法，是对以社会信任为核心的微信朋友圈的极大损伤。
微信朋友圈的吸引力，在于其建构了一个虚拟世界的精神家园，给人们疲惫的身体和压抑的情感一个安放的平台。
“微信乞丐”不仅对他人进行“道德绑架”，让他人利益受损，还将微信朋友圈视为一个炫耀的工具，将“要红包”的成果刷屏——这不仅干扰了他人的微信朋友圈，也会引发他人的不满甚至厌恶。
著名社会学家夏学銮指出，“炒作”源于寂寞，当人的三种需要——包容、情感、控制得不到满足就寂寞，寂寞的人最容易炒作。
炒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社会的注意，即使引起社会否定性的注意也在所不辞。
这一切，被“微信乞丐”发挥得淋漓尽致。
为了吸引眼球，为了赢得社会认同，“微信乞丐”剑走偏锋，确实需要反思和自律。
（杨朝清）
“恋爱课”是高校实践教育的大胆探索
2015-09-22
2015新学年首周，天津大学学生们拿到手的选课手册中赫然列着一门《恋爱学理论与实践》课程。
开课单位是校团委，两个学分，将于寒假过后的下学期开课，累计32个学时。
（9月20日 中青在线）
大学是学生向往的“自由之地”，也是学生完善健全人格的重要学府。
大学的教育不再仅仅是基础知识的传授，也有专业技能的获取，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
在这个阶段，大学相当于半个社会，婚恋已然成了大学生生活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
为此，天津大学在课外实践教育课程化的改革中探索开设“恋爱课”，就是一次大胆的探索，需要鼓励。
如今的社会，自由恋爱是主流，在大学谈恋爱对于某些学生来说已然成为“必修课”。
但十分想谈恋爱和正在谈恋爱都无能说明大学生已经拥有了正确的恋爱观。
在大学生校园里，因为谈恋爱而耽误学业的不在少数，因为追求不成功或者被迫分手选择自暴自弃，甚至自残、自杀，危害他人的行为也时有发生，这些不理智的行为都是源于错误的恋爱观。
而在社会上，扭曲的恋爱观或者不正确的恋爱方式给青年人带来的困扰也是真实存在。
有些青年人想谈恋爱，却总是失败，找不到原因所在，有些青年人错过了大学生校园的恋爱生活，进入社会又继续遭受婚恋的失败，内心饱受痛苦，还有剩男剩女的大量出现，以及依附着过多物质条件的婚恋现象，都需要正确的婚恋观来予以纠正和引导。
天津大学结合学生的情感实际，以谈恋爱作为着重点，开设“恋爱课”，一方面探索了实践教育课程化的改革方式，另一方面，能在恋爱上给及学生更多正确科学的引导，这样的方式积极效应比较突出。
“恋爱课”在教学方式上，采取了以学生共同参与的讨论形式，在教学设置上，安排了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在激励方式上，更是鼓励“学以致用”，这些设置都为“恋爱课”实现预期目标奠定了基础。
但是，恋爱之事，多是内心情感的交流，成功与否、幸福多少与恋爱技巧没有直接的、正比的关系，而且恋爱没有适用所有人的统一章法，走不得捷径。
所以“恋爱课”的教学过程中，必须要端正学生对课程的不正确期待，以及对所谓恋爱技巧的过分运用，以免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
“恋爱课”的设立，满足了学生的情感需要，符合学生人格、价值观形成规律，是大学生在课外实践教育课程化改革中的大胆创新、积极探索，值得点赞。
当然，创新、探索初期必然存在不足，只要坚定创新的决心，多些创新的细心，平稳探索的脚步，期待的成效必然会出现，而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关注者在指出问题的同时，也需要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包容。
只有这样，高校创新的动力才会更足，效果也会更好。
（李娅）
“扶不扶”不能依赖好心人举证
2015-09-21
9月16日，来宾市街头，25岁女孩盘晓莹看到一名老人突然倒下受伤，就送其到医院救治，结果被老人和家属坚持说是她绊倒了老人。
后来，盘的同事找到监控视频，还原了事发现场。
警方观看视频后，确认老人摔倒与盘晓莹无关（据9月20日《南国早报》）。
显然这又是一起“扶不扶”的矛盾纠纷，尽管扶人者的善行最终被视频监控证实，洗清了被肇事的嫌疑，然纵观事情的整个过程，我们不仅能看到扶人者被讹后的心寒和无助，不得不靠微信和同事朋友的多方寻找视频监控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更能看到“讹人者”即便被警方和视频证实是自己摔倒的事实面前，依然表现出的冷漠甚至不依不饶，既没有受到任何处罚，更没有付出任何“讹人”成本。
扶人者反倒成为整个事件过程的弱势一方，如果不能证明自己的被讹，很可能就要为自己的善行付出惨重的“赔偿”代价。
严格意义上说，“谁主张谁举证”不仅是民事纠纷处理的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民法中的明确规定，但事实上，几乎所有“扶不扶”所引发的矛盾纠纷，被扶者只要一口咬定扶人者就是“肇事者”，所有的举证责任也都就推给了扶人者一方，即便警方出面甚至诉讼到法院，往往也是要求扶人者举证证明自己不是肇事者。
实际上这不仅有悖“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更是对扶人者善行的一种伤害。
就以报道中的老人为例，按说，既然老人一口咬定是盘晓莹绊倒自己导致受伤，包括老人家属在内就应当举出盘晓莹绊倒老人的证据，而不是以盘晓莹扶起自己，甚至为自己垫付药费就想当然的认为是对方肇事，这一“有罪推定”不但是对道德善行的曲解和玷污，在法律上更是站不住脚，但就是这么建立在极度自私基础上的荒诞逻辑。
却让包括警方甚至某些司法人员也给予认同，迫使扶人者一方不得不多方求助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其本身就是对很多好心人实施善行的极不信任，也伤害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情感。
见老人摔倒热心相助，是我们社会的主流道德观，我们不怀疑社会上确有很多好心人，在遇到老人摔倒时会及时上前扶起，更不否认有好心群众，在扶起摔伤老人的同时，还会热心将其送医并为其垫付药费，更愿意看到社会上有更多这样的道德正能量。
同样，我们也不排除个别老人有“碰瓷”行为，甚至自己不慎摔倒反讹诈扶起自己的好心人。
但我们也应当意识到，在“扶与不扶”成为热议话题并带来诸多“负能量”的现实面前，我们不能再让真正的好心人因善行而受伤，有必要针对这一行为，进一步明确“谁主张谁举证”，既然被扶者指认扶人者就是肇事者，就应当举出相应的证据加以佐证，而不能光凭一句话就让扶人者四下求助来寻找自己“不肇事”的证据，如此下去，只有逼迫人们面对摔倒的老人，躲得越远越好。
传统美德需要弘扬，扶老人善行更需要积极倡导，越来越多“扶起老人反被讹”事件的发生，已经严重灼伤了我们的社会道德，如果“谁主张谁举证”再不针对被扶起的老人一方，任凭老人被扶起的一句话，就将众多好心人的善举贴上肇事标签，逼迫好心人来举证证明自己的清白，这既是对道德善行的不尊重，有悖最基本举证原则，已经倾斜的人性道德也就更难“扶正”了。
（朱永华）
真诚歉意是强拆后心灵“创可贴”？
2015-09-20
9月18日上午，临沂市委副书记张宏伟来到平邑县人民医院，代表临沂市委市政府看望张纪民家属潘进惠。
张宏伟说，发生了这种事件我们感到非常痛心，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真诚地向你和家人表示歉意，请相信调查组一定会依法迅速查明事件真相，对涉及到的违纪违法人员严肃处理，还你们一个公道。
（9月18日法制晚报）
或许你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平邑9.14”事件，一件本该是利市利民的民生工程，却在一场蹊跷的火灾中，全盘托出陷入两难窘境。
报端纸媒沸沸扬扬，网络评论此起彼伏，市委领导向受难家属真诚地表示歉意，地方镇主要负责人被停职检查。
回顾陆续报道令人不堪回首的新闻和事件定性，不难发现，这无疑又是一起因拆迁补偿不公平、不合理引发的矛盾、冲突性事件。
缘何在中央和地方早已三令五申，程序不到位，一律不得实施强制拆迁当下，依然会有强拆的流血事件？
难道在地方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强拆就真的不可回避？
强拆后的真诚歉意能成为心灵“创可贴”？
近年来，随着一些地方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拆迁量不断增大，而与此同时爆发的停水、断电、放狗、放蛇，或是“血拆”、“骗拆”、“黑社会拆迁”、“艾滋病拆迁队”等事件也频频上演。
在强拆或野蛮拆迁背后，折射出一些地方官员为了GDP和政绩已经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
就如报道中事件，2013年开始酝酿“并村改造”，2014年启动拆迁，拆迁补偿标准为：
宅基地按每平方米60元补助，但是，安置房的均价却是1100元／平方米。
也就是说按照补偿方案，张纪民只能获得5.8万元补偿，想要安置房，得补交10万元，故不愿意被拆迁而引发冲突。
暂且不论致死原因，试问，作为民众的公仆，在乎过群众利益和法律法规没有？
这样以损害民众利益为代价的发展，能否获得民心？
如果没有民心的支持，一堆数字和钢筋混凝土建筑，能成为政绩“丰碑”么？
其实关于拆迁和补偿，国家早有明确规定。
不但发布了《关于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严格拆迁管理的通知》，严格禁止强制拆迁、暴力拆迁等行为。
更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规定对因工作不力引发征地拆迁恶性事件、大规模群体性上访事件，以及存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要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而后又通过新拆迁条例，并且多部委密集发文，严令禁止强拆强建。
然而现实是“暴力执法”依旧，“和谐拆迁”很难。
归根结底，这既说明监督机制存在疏漏，问责机制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震慑作用；更说明在发展的政绩冲动面前，一些领导干部、地方政府过分依赖卖地收入，把屁股坐到开发商的板凳上，让城市的发展背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宗旨。
话又说回来，地方要推进城市化发展，不可避免需要拆迁，但拆迁绝不能以损害群众利益为代价，这应当是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的道德、政策底线。
毋庸讳言，土地征收补偿和土地出让金之间的巨大利差，的确能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亦或是部分贪腐领导干部分得“一杯羹”的好机会。
综观近年来各地因拆迁补偿引发事件，其中都有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内核，即与民争利，补偿金根本不能买到相似地段、面积的商品房。
这也是一些地方政府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身为人民利益的捍卫者、维护者，让城市又好又快地发展，给市民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让群众共享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成果无可厚非。
如果以此威胁群众安居、社会和谐，这样的发展不要也罢。
一言以蔽之。
铲车和汽油瓶对抗的强拆不是好拆迁。
笔者以为，无论是政绩冲动还是利益驱使产生的强拆，透支的是政府公信，激化干群矛盾，影响社会稳定。
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城市发展需要的是解决社会矛盾、寻求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有效的手段。
尤其是，当我们需要对公民财产权采取极端限制的时刻，必须慎重行事，要以合理的土地征收制度为依托，以符合程序正义的方式搞建设，以更强有力的问责作保证，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应当遵循的发展准则。
（鱼予）
拆除全部报亭让城市形象失色
2015-09-16
9月16日起，浙江绍兴新昌县将拆除城区范围内所有已设置的报刊亭，新昌县城管局称路口报刊亭影响了行车视线。
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当地还没有拿出妥善的解决方案。
（9月15日《京华时报》）
县城大街小巷的报刊亭全部拆除以后，马路上清清爽爽，车辆视线不受阻碍，城市面子也颇为“好看”。
但是县城一刀切拆除报刊亭，总让人有一种光秃秃的感觉，也会给市民购买报刊杂志带来不便。
从报道来看，尽管新昌县限期强拆全城报刊亭，但是对经营户如何补偿，经营户生活出路如何安排，市民买报需求如何疏解，没有提出任何解决方案。
政府如此强拆报刊亭，颇有霸王硬上弓之嫌。
应该承认，违章占道确实给城市管理带来难题。
报刊亭影响行车视线，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这个问题确实应该得到解决。
但是小小报刊亭，一头连着市民需要，一头连着经营户利益，政府决策必须谨慎决策，不能把报刊亭等同于无序竞争的游摊游贩。
再说，报刊亭对城市形象到底造成了哪些影响？
哪些报刊亭应保留，哪些报刊亭要拆除，哪些报刊亭要进店经营，哪些报刊亭可以重新选址经营，政府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全凭自说自话，对所有报刊亭“一刀切”一拆了之，除了体现政府的权力美学观以外，又有多少说服力？
相对政府全局来说，“买报难”看似凡人小事。
但是报刊亭也是城市建设与便民服务的重要内容，是体现城市亲和力与人文精神的重要指标。
政府显然不能漠然视之，在处理城市形象与社会需要的问题上产生利益偏差。
当然，在政府看来，报刊亭并不能创造多少经济效益，或许应该让位于城市形象。
但是市民连跨几个街区也无报可买，难以获取精神食粮，报刊亭业主生活水准下降，再美的城市形象也会索然无味。
何况，报刊亭业主除了销售报刊杂志以外，还承担着义务指路人的角色，给过往市民、游客带来了方便。
因此，政府在便民服务与城市形象之间找到平衡点，十分重要。
事实上，带有文化气息的报刊亭与城市形象并不矛盾。
如果把城市面子与市民看报需求与报刊亭业主者利益，放在民意的天平上衡量，孰轻孰重，并不难回答。
如果市民普遍感觉生活方便，城市形象自会无形树立。
政府把报刊亭赶尽杀绝，我看城市形象不但不会增色，反而会黯然失色。
政府为何不明白这个朴素的道理呢？
退一步讲，即便报刊亭确实有碍交通安全，政府在作出拆除决定之前，也应未雨绸缪完善制度设计，实行有情操作，采取召开听证会、问卷调查等形式充分征求市民意见，取得民意支持。
对市民买报去处，报刊亭经营户的出路作出周到的制度安排。
政府应保持便民政策的连续性，不能想拆就拆。
进而言之，不仅“一刀切”拆除全城报刊亭的做法不合时宜，一切牺牲民生利益的形象工程都让人感到刺眼。
谨记民生使命，检视执法规范，摒弃面子思维，防止城市形象幻觉伤民，把打造形象工程的热情转移到民生服务上来，政府还有很多事情可做。
（叶祝颐）
“生死状”难解学生人身安全问题
2015-09-15
近日，江西九江县二中初三学生反映，被学校强制签一份“安全协议”：
上下晚自习路上出事学校一概不负责…家长们表示，接受不了这种规避责任的做法。
校方称很无奈，走读生家长要求孩子上晚自习，安全不能让学校负责。
这些自习学生是自愿签订“协议”的，学校只能保证在校园安全，至于校外安全则应该由家长负责。
（据9月14日《人民日报》）
这份“安全协议”被戏称为“生死状”，虽说是戏言，却点破了学生的人身安全问题。
走读生在上完晚自习之后，回到家时间已经太晚，路上安全令人担忧，校方不愿承担责任，家长却接受不了校方脱责，从而陷入两难困境。
而且，据校方所言，这些走读生本不在晚自习之列，乃是家长担心学习跟不上，强烈要求上晚自习，才被迫采取这一招，传说中的600元钱补课费亦为无稽之谈。
如果校方所言属实，那么确实有点冤枉，走读生晚自习后要回家，路上的交通安全状况不可控，校方也没有能力看管每一位学生，安全责任自然是要交给家长负责了。
毕竟，学生的安全问题是第一位的，不管是校方负责，还是家长负责，都应将安全做到位，确保走读生安全到家，避免发生意外事故，造成无谓的伤亡。
而且，在家长和校方的纠纷之中，其焦点集中在学生的晚自习问题上，却忽视了走读生的自身感受，并未征求学生的意见，他们是否愿意上晚自习呢？
事实上，学生和校方都清楚，教育部门明文规定学生不能上晚自习，但校方还是开设晚自习课，理由是为了方便管理寄宿生。
从报道可知，九江县二中有2000多名寄宿生，如果都放任不管的话，校方怕出幺蛾子，开晚自习课则可集中管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不过，由于初三学生面临升学压力，若寄宿生上晚自习，而走读生不上的话，对家长来讲，就会形成不对等的感觉，担心自己的孩子降低竞争力，才强烈要求校方同意走读生也上晚自习。
如此，就造成校方变相违规开设晚自习课，而在安全第一的压力下，无论教育局还是校方，也都不可能停掉晚自习。
那么，晚自习不能停掉，谁来确保走读生的安全问题呢？
这是一个连锁反应，由解决一个问题，诱发出另一个问题来，也真是令人头疼啊。
“生死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只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态度。
而且，校方强迫家长签订“生死状”，亦给家长留下校方漠视学生安全的印象，显然此举过于草率，不太妥当。
从现实角度来看，走读生毕竟是少数人，校方和家长可以坐下来协商下，探讨如何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比如走读生提前到晚九点下课，住的远由家长接送，近的让学生搭伴回家，或者由校车统一接送等等。
如此，不仅可以解决走读生回家安全问题，亦可消解家长与校方之间的矛盾，岂不是两全其美。
（江德斌）
抓阄选专业是想告诉学生“命运天注定”？
2015-09-13
什么要靠手气？
搓麻将、买彩票……湖南省衡阳南华大学城建学院土木工程大类大二分专业也靠手气，同学们通过抓阄来选定专业。
抓阄选专业这种做法合理吗？
湖南省教育厅巡视组有关人员说：
“这种方式还是比较公平的。
”（2015年09月12日《信息时报》）
教育厅官员所说的“公平”， 是指过去一些高校在分专业时，存在领导打招呼、批条子的现象，有关系、有背景的学生可以挑选好专业。
现在通过抓阄分专业，后门堵住了，因此认为“公平”。
这种分专业的方法对于学校来说工作简单了，并且在形式上确实公平了！
但是，对于每个学生个体来说，这确实是极大的不公平。
你想，读什么专业“命运天注定”，学生不能选择自己所想读的专业，这对学生来说，这能算公平吗？
抓阄选专业，已经背离了教育的基本原则。
孔子提出的因材施教的原则，现代教育强调的重视人的个性发展，都是要求教育必须以学生的个性发展为基本的价值取向。
《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也指出：
“实施以培养学生创造力和实践能力为特征的素质教育，尊重个性、发展个性、开发个性，成为素质教育的第一要义。
”抓阄选专业，显然是把专业放在第一位，而把人放在了一边。
忽视人的意愿，不是将专业交给人，而是将人交给专业，不是让专业适应人，而是让人适应专业，这是与现代教育观念和原则背道而驰的。
这个办法如果出自非从事教育的人员，我们尚可以理解。
但这出自学校，出自教育官员，我会为之脸红！
对于学校所担心的“如果让学生自己选，必定出现有的专业人满为患，有的专业无人问津”的局面。
我想，只要做好相关工作，这个担心大可不必：
一是要相信学生自己的选择。
无论是好专业，不好的专业，对于个体而言，喜欢的就是好专业，不喜欢的就是不好的专业。
人各有志，他们不可能都朝一条路上挤。
二是要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引导。
所谓的好专业，不好的专业，热门的专业，冷门的专业，这些都是相对的，“好”与“不好”、“热”与“冷”都可能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要引导学生辩证地看问题。
三是要加大专业介绍的力度。
确实有一部门大学生，他们对专业的认识不足，理解有限，并不知道自己适合读哪个专业，致使确定专业的时候有跟风的现象。
学校大二才分专业，应该有充足的时间向学生介绍专业的情况。
再退一步说，即使真的出现了“有的专业人满为患，有的专业无人问津”的局面，我们也应该在专业的设置上来做文章，适时调整学校的专业设置，而不能把学生作为填充物而成为我们教育的“牺牲品”！
（胡海军）
小学入学跪拜礼是用错了仪式教育
2015-09-13
近日，江苏南通一所小学举行入学仪式。
532名新入学的小学生，穿仿古装束，和家长一起参加“感恩礼”、“拜师礼”和“开笔礼”等独具特色的入学礼。
新生跪在蒲垫上行礼，与父母拥抱。
另有当地书法家在入学仪式上为一年级学生“点朱砂启智”。
（9月12日京华时报）
学校升国旗、唱国歌，唱革命歌曲都是仪式教育。
因为人数众多，制式统一，而赋予无限递增的仪式效应。
仪式有机械强制性，目的是达到某种秩序进而形成精神意志统一。
培养学生爱国情感、集体荣誉感等社会公德，使用仪式教育无可厚非。
但在培养学生感恩父母等私德上，学校在使用仪式教育上还须慎重。
532名新入学的小学生，再加上同样数量的父母，以及学校老师，在操场上上演观看跪拜礼，俨然回到过去对统治者三叩九拜的宫廷仪式。
笔者想问，感恩父母是学生义务，那么对感恩父母的形式，家长和学生是否有选择性自由？
开学第一天，学校就以不加商量的形式，让很多学生在众目睽睽之下人生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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