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广播史略上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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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以国民党中央台为代表的中国官办电台、中国民营电台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于1940年12月30日成立的第一座人民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伟大的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日本侵华广播国民党官办电台中国民营广播延安新华广播

　　【中图分类号】G219【文献标识码】E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人们在欢庆胜利节日的同时，总是伴随着对胜利到来前苦难时日的回忆。

此时此刻，作为一名终身从事广播电视史教学工作的教师，又曾一度参与办过新闻节目的广播工作者，深感有责任将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广播史上犯下的侵略罪行告知国人，特别是中青年一代的广电人，借以激励广电人爱国敬业的精神，倾力办好新时期的广播电视，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服务。

　　众所周知，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地区的广大领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自此揭开。

但鲜为人知的是，日本对我国广播主权的侵犯和在我国开办殖民广播的历史，却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日本在大连建立的广播电台。

日本对我国广播事业全方位、多层次的侵略活动长达20年之久。

　　距今120年前，沙皇俄国借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之机，以“租借地”的名义霸占了我国的辽东半岛（今辽宁省南部）。

1905年爆发在我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

随后，日本强迫清政府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

日本随即将辽东半岛作为日本的一个州来统治，称为“关东州”，并设立殖民统治机构――关东都督府，作为进一步侵吞东北继而灭亡中国的跳板。

　　广播是20世纪20年代初作为新兴传媒工具而问世的。

日本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开办于1925年3月。

不久，为配合侵华活动，日本很快开始在中国开办电台。

1925年8月9日，由日本“关东州递信局”开办的大连广播电台开始播音，该台呼号为JQAK（第一个英文字母为J，按当时国际有关条例规定为日本无线电台呼号的标志），发射功率500瓦。

这是日本侵略者在我国境内开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

这座电台不同于一般外国商人在中国开办的广播电台，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官办电台，是殖民性质的广播电台。

起初完全仿照日本国内广播电台，只有日语广播，为日本侵略者服务。

后来，为了麻痹和毒害中国听众才办起了汉语节目。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广播活动的开端。

此后20年间，日本侵华广播活动日益猖獗。

　　一、侵占我国广播电台，大量开办日伪广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逐步侵占我国东北领土的同时，先后攫取了我国东北仅有的两座广播电台即沈阳广播电台和哈尔滨广播电台，并改办成日伪广播电台。

1932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新京”（即长春）成立。

同年10月，“新京电话局”设立的演播室开始播音。

第二年，以之为基础成立了伪“新京放送局”，呼号为MTAY，发射功率为1000瓦。

截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日本侵略者在当时伪满境内共建立日伪广播电台26座。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侵占我国华北地区，先后掠夺我国在北平、天津、太原和青岛等地的广播电台办起一批日伪广播电台，并私自将北平改称“北京”，在当地建立了伪“中央广播电台”。

1938年，日本入侵当时的绥远省、察哈尔省和山西省北部，先后在张家口、大同和包头等地办起了一批日伪广播电台，按现今华北地区计算，总计办起日伪广播电台16座。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失败后，日本占领了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等地，在今华东和中南地区先后办起日伪广播电台19座，其中南京为汪伪“中央台”所在地。

　　在此之前，1895年被迫“割让”日本的台湾也于1928年开办日伪“台北广播电台”，而后又在台南、台中、嘉义和花莲等地开办日伪广播电台。

此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香港，将原港英当局的广播电台改办为伪“香港放送局”。

　　综上所述，日本帝国主义自1925年起至1945年先后总计在我国境内办起日伪广播电台60多座，遍布和覆盖我国的半壁江山，不但数量上远超过中国的官办广播电台，而且发射功率也十分强大，仅伪满广播的发射功率即达300千瓦左右，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官办广播的总发射功率最高不过140多千瓦。

　　二、组建广播监管机构，严密控制广播电台

　　日本侵略者把控制通信、广播作为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

日本在伪满的内部机密文件中称“把握满洲国的通信权在推行我国的国策上是绝对必要的”。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炮制的《满洲电信及广播事业统治方案》中规定了控制伪满通信、广播事业的原则及办法，并以之为据于1933年9月，成立了伪“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简称伪“电电”），全面垄断包办了东北地区的电报、电话、广播三项事业的大权。

伪“电电”成立后，将上述已成立和将要成立的伪满各地的广播电台统一控制起来。

随后，在其占领的华北地区，先后在北平成立了伪“华北广播协会”（简称伪“华广协”），在张家口成立了伪“蒙疆广播协会”，分别控制了北平、天津、唐山、太原和张家口等地的日伪广播电台。

在此之前，还在台湾成立了伪“台湾广播协会”管辖台湾各地和厦门的日伪广播电台。

　　1938年3月，日本占领上海后，其军事当局宣布成立伪“上海广播无线电监督处”，并立即“接管”原国民党广播电台，成立伪“大上海广播电台”，宣布“接收”原国民政府“所实施之监督电台、取缔及指导播音等有关之一切事务”，同时勒令上海民营广播电台向其登记。

在占领南京之后，1940年3月，日本侵略者策划成立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

次年2月，汪伪政权组建了伪“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简称伪“中广协”）。

该会声称将要“负责接收各地日军电台”“统一管理”沦陷区广播电台。

伪“中广协”由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兼任理事长，但实际权力仍由日本军方掌握。

1941年3月26日，在南京上演了一出日本军方将其控制的伪“南京广播电台”交还伪“中广协”的丑剧。

随后，伪“中广协”将该台改名为伪“中央广播电台”，呼号XGOA，频率660千赫。

其台名、呼号、频率与国民党重庆中央台完全一致，借以混淆视听、蒙蔽舆论。

为此，重庆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于4月间发出声明，揭露真相，呼吁“全国听众勿为所弄”。

　　1943年6月，汪伪政府炮制的《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更进一步提出，要“强化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严厉取缔敌性广播，并谋对外宣传之积极与强化。

”在伪“电电”、伪“中广协”等日伪组织的控制下，沦陷区的原国民党广播电台均被“接管”，各地的民营广播电台在遭受到重重打压、迫害下均先后停办，日伪广播之声弥漫在沦陷区的上空。

　　三、制定广播法规，管控收听范围

　　日本侵略者在其占领地区扶植的伪政权及上述伪“电电”、伪“中广协”、伪“华广协”等广播管控机构陆续出台了一批伪法规、章程、条例等，其重点除严密控制广播电台的设置、频率的分配外，还对收听工具和收听范围加以种种限制，如伪满当局强制中国居民购买只能收听到当地日伪广播的廉价收音机，严厉取缔6个电子管以上的收音机，借以限制收听重庆和苏联、欧美的广播。

凡发现有收听外台者予以镇压。

据报道，伪满当局1940年曾以收听外台为由，一次逮捕19名外国人士。

在华北地区，日伪当局同样强制推销廉价收音机，并下令登记收音机用户，按月缴费，同时强令剪去可以收听短波的设备，发现收听非日伪广播者以“国事犯”论处。

　　南京汪伪政权及伪“中广协”先后制定颁布了《装设无线电收音机登记暂行办法》《无线电收音机取缔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法令。

按照上述伪法令，据1942年11月统计，不包括租界范围，上海市已登记收音机9972户，同时将短波收音机列为“违禁收音机”严加取缔，勒令持有者到指定地点改装，违者将“处以一年以下徒刑、拘役或3000元以下罚金”。

1942年9月，汪伪“行政院”向伪“上海市政府”发出“训令”，内称“为普及广播宣传起见，将向日本定制优良收音机，以廉价出售”，计有三灯收音机3000架、四灯机2000架，“通令各军政机关及各级党部酌量购置。

”同时还将五灯以上收音机列为“违禁收音机”。

并制定“持有特许标准”，成立“特许委员会”审核持有者名单。

特许委员会由“中国方面”及“日本方面”代表共五人组成，其成员为伪政权当地最高行政官署及当地警察机关代表各一人，日本当地领事馆、特务机关及宪兵机关代表各一人。

有关档案材料显示，汪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因公需要使用短波收音机，要经伪市长批准，但还需致函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审查核定，其管控收听范围之严，可见一斑。

　　四、开展殖民奴化宣传，麻痹毒害中国听众

　　为配合日本军事侵华活动，各地的日伪广播电台大量开办汉语节目，对占领区内的中国听众开展殖民奴化宣传。

以伪满为例，1939年出版的伪满《广播年鉴》中声称：

“对建国时间不长（指伪“满洲国”）国家观念比较薄弱的民众进行民族协和、王道精神、日满一德一心方面的指导，提高国民的国家意识，努力建成东亚协同体，是汉语广播的根本方针。

”伪满广播极力为傀儡政权涂脂抹粉，把它说成是“独立的新国家”，妄图把我国的东北地区从整个中国分割出去，纳入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之内。

为毒害东北青少年，1939年伪满“民生部”“教育司”还制定三年计划建立中小学校广播网，在伪“电电”协助下，为各校配备收音机，“以便增进教育效果”。

　　在华北地区，1941年起，日寇先后开展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的《“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划》强调，要利用广播来“宣传东亚新秩序的观念”，由汉奸头面人物如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伪“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等先后出面作关于“治安强化”的广播讲演，同时还规定由伪“华广协”向“管内及敌地区进行广播，并由地方各电台作为本地新闻进行广播”。

日军还特别支援伪“华广协”一批广播发射设备和对重庆广播的定向天线，用来“对重庆进行广播宣传攻势。

”

　　在日本军方和汪伪政权的指导监督下，伪“中广协”在其《组织章程》中宣称：

“本会以集中全国官民力量以及联合友邦热心人士倡导社会协助政府发展广播事业，加强广播宣传，以促进国家建设、东亚复兴为宗旨。

”汪伪政权为推进“反共睦邻”的投敌卖国政策，规定汪伪广播中的新闻节目稿件由日本派遣军报道部、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情报部和汪伪“中央社”提供。

每逢发生重大事件，汪伪“中央台”都安排“临时讲演”节目，借以配合日军的侵略活动。

如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汪精卫立即到伪“中央台”发表广播讲话，鼓吹协助日本进行“大东亚战争”。

汪伪“中央台”还与日本、伪满进行所谓“交换广播”，庆祝“中日满合作”。

40年代初，汪伪政权为巩固其汉奸统治，频繁开展所谓“清乡运动”，一方面从军事上“围剿”华中地区抗日武装；

一方面从政治上、精神上麻痹、毒害中国人民。

此时，日伪广播中相继举办“清乡讲座”“清乡宣传周”之类的节目，予以配合。

　　总之，日本侵略者在其占领区内先后开办的60多座日伪广播电台均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反动目标服务。

其广播内容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配合日寇军事、政治攻势，宣扬所谓“大东亚圣战”，鼓吹“建立东亚新秩序”；

第二，极力贩卖封建法西斯文化思想，以所谓“大和精神”毒害听众，对中国听众进行亡国灭种的文化教育；

第三，大量播出如《支那之夜》《满洲姑娘》《蔷薇处处开》等靡靡之音，腐蚀人们的意志，粉饰日本军国主义的血腥统治。

（未完待续）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本文编辑：

裴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