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与两弹一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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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与两弹一星

聂荣臻与“两弹一星”

20世纪60年代，我开始在新华社担任负责报道科技方面新闻的记者，在采访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时候，时常听他们讲述在聂荣臻元帅的领导下，如何取得“两弹一星”（导弹、原子弹和卫星）的重大成就。

1984年国庆节前夕，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陪同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去登门看望聂帅。

那天同去的还有当时的国家科委负责人宋健等。

在中南海附近的一个院子里，聂帅谈笑风生，华罗庚坐在聂帅的旁边，笑眯眯地回答着聂帅的提问，聂帅关切地询问华罗庚的身体，说：

“70多岁的人了，要多保重啊！

”那情景，至今回想起来，还深深感动着我。

在这之后，我不止一次地想再一次深入采访聂帅——这位科学家的挚友，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

2010年12月2日，在中国科协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遇到聂帅的女儿聂力大姐，交谈中，我说了曾经想采访聂帅而未能如愿的遗憾。

聂大姐对我谈了聂帅的一些往事，之后还给我提供相关聂帅的资料，使我完成了这一夙愿。

“困难就像老鼠，

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

中国的核武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的核武器政策催生的。

朝鲜战争最惨烈的时候，遭到重创的美国人不断放出风声：

要以核打击摧毁中国的军事力量。

在美国疯狂的核威胁和核讹诈面前，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研制自己的原子弹。

和大多数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导人那样，聂荣臻从一开始就积极主张中国应该拥有自己的原子弹。

1956年2月下旬，为了向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战略方针的报告，彭德怀多次找包括聂荣臻在内的军委领导商谈，力主开始导弹和核武器的研究。

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委托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聂荣臻领导航空工业委员会的工作。

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

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聂荣臻开始组织领导研制“两弹”的工作。

聂荣臻受命领导科技工作和研制“两弹”任务后，他反复考虑，认为首先要组建研究机构及组织科技队伍，这是科学研究方面奠基性的工作，否则一切就无从谈起。

经过一番来回地奔走呼吁，1956年10月8日，在北京西郊解放军第466医院简陋的食堂里，聂荣臻对坐在台下的200多人宣布：

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钱学森任院长，领导大家从事火箭、导弹的研制工作。

会上，聂荣臻说，在座的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随后，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彭桓武、郭永怀等一批杰出科学家，先后走进了核武器研制工作的行列。

中国导弹和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从此走上正轨。

1956年4月18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告，建议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赴苏联谈判，谋求苏联在国防新技术装备、实物样品、资料以及技术专家等方面给予技术援助。

据聂力回忆：

1957年9月7日，以聂荣臻为团长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由于国防新技术保密，因此代表团以此命名）乘坐一架苏制伊尔-18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起飞，赴苏联谈判，我也一同前往。

途中，父亲问钱学森：

“造苏联的P2导弹，你有把握吗？

”钱学森说：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

”

“你觉得还有什么困难吗？

”父亲问。

钱学森想了一下，说：

“不是有一句谚语‘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

说完，两人就哈哈大笑起来。

父亲又问钱学森：

“如果没有外援，可以在七八年内研制出像美国‘诚实约翰’一类的无控制火箭，那如果能争取到苏联的帮助，能否提前造出比‘诚实约翰’性能更先进的火箭来？

”“也许不用5年。

在元帅的领导下，大家干劲十足哟！

”钱学森回答说。

聂荣臻一行到达苏联后，经过35天艰苦谈判，签订了中苏两国《国防新技术协定》。

按照协定，苏联答应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武器、航空新技术以及导弹和核试验基地等诸方面援助中国。

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苏联这些承诺最后没有全部兑现，事实上中断了。

你们什么时候成功，

我什么时候离开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关于“两弹”的争论达到了高潮。

主张把“两弹”研制工作下马的同志强调苏联援助没有了；导弹、原子弹技术高度复杂，依靠我国尚不发达的工业和科技力量，很难造出“两弹”；花钱太多，主张把有限的钱用到常规武器上，说什么“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聂荣臻坚决反对“两弹”下马，他把“两弹”看成是“命根子”——国家的“命根子”。

那些日子，面对激烈的争论，聂荣臻不断找人谈话，研究调查的结果，更坚定了继续领导研制“两弹”的信心和决心。

1961年8月20日，聂荣臻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直接上报毛泽东主席。

报告说，争取3年至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国防尖端技术是有条件有信心的。

这个报告进一步增强和坚定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信心，毛泽东和中央有关领导都圈阅同意。

事情定下来后，聂荣臻仍然有点不踏实，他把当时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等请来，请他们到有关单位调查研究。

张爱萍等人都是坚决主张研制尖端武器的，张爱萍有一句名言：

“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经过深入的调研后，这年11月14日，张爱萍等人给聂荣臻以及中央军委有关领导报告说：

“经过近一个月的仔细调查研究，我们认为：

两三年内，最迟在1964年，实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是可能的。

”这份文件一直在毛泽东手上存放到1962年12月27日，没有人知道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究竟看了多少遍，但从前一页半上那铅笔画下的一道道红色、蓝色的标记看，毛泽东对这件事是多么的关切和重视。

聂荣臻之所以坚持“两弹”的研制不能下马，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晚年回忆“两弹一星”研制工作时提到的“两个相信”：

一是相信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二是相信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爱国的。

对钱学森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聂力回忆，她曾经听父亲说过，钱学森刚回国的时候，周总理曾嘱咐父亲：

要好好对待钱学森。

周总理说，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钱学森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一直记着周总理的这句话，从不敢怠慢，他对钱学森非常关心，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为钱学森考虑得很周到。

聂荣臻要求五院的领导，工作上给钱学森提供最方便的条件，在安全上也要积极采取严格措施。

并规定，没有他的批准，钱学森不得乘坐飞机。

在业务技术上，聂荣臻极为尊重钱学森的意见，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聂荣臻就打电话给他，说：

“钱学森哪，这次试验任务你到靶场去，有关技术上的问题由你来决定，你们准备好了，觉得可以发射了，打个电话报告我就行了。

”

自回国后，钱学森的住处始终未变，不知道有多少人劝他搬到新房子里住，他就是不肯。

很久以后，钱学森对人说：

“我住在这老房子里不愿搬家，是因为这是聂老总亲自分配给我的，它使我常常想起当年的科研工作，想起聂老总对我的关怀……”

“你把40年代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兵团作战的经验运用到现代大科学的工作上来，这一整套组织合理的制度和方法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结合我国实际的！

”聂荣臻90岁生日的时候，钱学森在给聂荣臻的贺信中说。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西方一些军事情报部门认为爆炸的不过是个原子装置，美国国防部长甚至断言：

中国5年内不会有原子弹的运载工具。

有西方记者说：

中国是“有弹没枪”。

然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又一次低估了中国人的能力，他们绝对没有想到，中国早在原子弹试验成功前的三个月，就已经有了中近程弹道导弹。

对于导弹，聂荣臻倾注了更多的心血。

1960年，五院成功仿制了苏联提供的、射程为590公里的近程导弹，这就是“东风一号”。

“东风一号”导弹虽然是按照苏联图纸制造的，但是所用的材料全部是国产的，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发射导弹，聂荣臻非常重视，亲自赶到第一线指挥。

他于1960年11月4日到达酒泉发射基地。

他抚摸着那枚代号为“1059”的导弹墨绿色弹体，叮嘱道：

这是一枚争气弹，一定要打好！

11月5日清晨，聂荣臻在张爱萍、赵尔陆、钱学森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距离发射阵地5公里的指挥所。

9时整，随着一声巨响，大地颤抖起来，10分钟后，导弹准确地命中550公里外的预定目标区。

这是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后，在天灾人祸面前，中国人民在国防科技方面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就。

当天晚上，在简陋的基地食堂内，聂荣臻向基地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们敬酒表示祝贺。

他说：

在祖国的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后来，我国又成功试射了两次“东风一号”，都获得成功，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初步掌握了导弹制造技术。

一年零四个月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生产了样品，这种射程为12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导弹，被命名为“东风二号”。

谁知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导弹起飞后，仅仅飞行了69秒就坠毁了。

“聂老总，我们没有干好，对不起国家！

”钱学森难过地说。

“这次没有干好，下一次会干好的，我相信你们！

”聂荣臻对钱学森等人说。

他还说，失败了，要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

他还重申，技术上由钱学森当家。

钱学森听后很感动，他意识到自己的担子更重了。

重新修改设计后的“东风二号”导弹，经过17项大型的地面试验，105次发动机试车，于1964年6月29日全程试射成功。

后来，又连续发射了两次，均获得圆满成功。

在此之后，钱学森见到聂荣臻时，高兴地说：

如果说，两年前我们还是小学生的话，现在至少已经是中学生了。

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说，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在环境条件方面，要求也更加复杂苛刻，研制难度很大。

聂荣臻提议这项工作由钱学森、钱三强共同主持。

经过二机部和七机部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仅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

这中间聂荣臻做了多方面的协调工作。

核导弹虽然研制出来了，但要作为一种武器，还必须经过试验，就是说要引进“两弹结合”的实弹试验，而这种试验危险性太大，稍有不慎，打偏了，后果不堪设想。

最后，聂荣臻决定到现场主持试验。

周总理对此非常满意，高兴地说，有聂老总亲自去主持，我们就放心了。

1966年10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中央专委会议，在讲了上述一番话后，他说：

精神的原子弹转化为物质的原子弹，物质的原子弹证明精神原子弹的威力。

聂荣臻记住了这句话，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多次提起这句话。

他说，周总理总结得太好了。

这年10月24日，聂荣臻去钓鱼台向毛主席汇报了试验的准备工作。

当他汇报到“两弹结合”试验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时，毛主席高兴地说：

谁说我们中国搞不出导弹、核武器？

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吗？

最后，毛主席批准了这次试验，同意聂荣臻到现场主持。

他还特别关照说：

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

1966年10月25日上午，聂荣臻从北京西郊机场飞往酒泉导弹试验基地，这时，他已经是67岁的老人。

到了现场，聂荣臻仔细地检查相关工作的准备情况。

这天下午，聂荣臻批准把核弹头运到导弹发射阵地进行对接和通电试验，他来到导弹发射架下亲自坐镇指挥。

“两弹”对接、通电，是最危险的工作，人们劝他离开，他却拉来一把椅子坐下来，说：

“你们不怕危险，我有什么可怕的！

你们什么时候对接、通电成功，我什么时候离开。

”

他的话极大地鼓舞了在场的人们，整个对接、通电工作很成功。

随后，他在导弹发射架下与大家合影留念。

又过了十几个小时，聂荣臻来到发射场附近的指挥所现场指挥，一切准备就绪后，他突然接到远在新疆的核试验基地报告：

核导弹的预定弹着区3000米高空出现了一股6级至7级的强风。

强风会不会使导弹核武器偏离弹着点？

是按时发射，还是推迟发射？

他打电话请示了周总理。

“一切由你在现场决定！

”周总理果断地说。

这时离预定的发射时间还有十几分钟，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聂帅身上，寂静的大厅里，只有倒计时数的闪光亮点，在仪器上不停地闪烁。

聂荣臻与在场的专家们紧急研究了一下，得出的结论是：

影响不大。

他又接通了周总理的电话，陈述了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