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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和建议为支撑的改革秩序和格局被打碎,而新的理论和建议支撑格局尚未来得及建立."

在当前的中国语境下似乎成了一个贬义词,他们的理论、他们的建议、甚至他们的“良心”正在遭受公众的普遍质疑和谴责，而面对这些质疑和谴责他们只能无奈无力地选择“集体沉默”。

“非主流经济学家”却似乎在郎咸平的呐喊声中看到踏入“主流”的曙光，而开始在郎的背影下活跃起来，不遗余力地和大众一道展开对昔日主流的激烈批判。

但，作为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的郎咸平，因为其特殊身份和地位，却企图超然于大陆的这场“主流”和“非主流”的争论之上。

他不屑于大陆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同样不屑于大陆的“非主流经济”学家。

　　三、中国面临大抉择

　　理论界的混乱必然地导致实务界的迷茫，中央政府的关于改革的下一步的决策显得举步维艰。

是的，中国的改革面临着一个另人心惊胆战、如履薄冰的重大抉择关口。

我们的高层决策者也正站在一个或者彪炳青史，或者遗臭万年的十字路口。

此时的决策你们一定要慎而又慎，思而又思。

因为此时的决策，不仅关乎你们个人的历史声誉，更关乎的是中国十几亿人的以后相当一段时期的福祉！

　　四、大陆经济学家的失败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得以扬名立万的工具是西方的主流经济理论，而以往指导中国改革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便是新古典和新制度理论了。

这些理论都是在一些基本假设以上而展开的。

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也是知道的，但是，他们忽略的是，这些基本假设的成立是需要相应的社会环境的，也就是说这些假设的背后还有假设。

他们理解了西方经济理论，也理解了这些理论的前提假设，但却没有理解这些假设的假设。

譬如，经济人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最基础的假设。

但是，这个假设的成立是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也就是说是需要假设的。

这个假设的假设就是承认和保护个人”私欲“和"

产权"

的道德、价值观念和法律制度，而这一切中国都是没有的。

这个假设的假设才是现代社会的基石，才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但是，因为西方经济理论诞生伊始，这个假设的假设在历经文艺复兴和正在启蒙运动的英国已经基本具备了，所以，根本未能进入亚当斯密的研究视野，而是被他没有意识到地当成隐含假设了。

即使，后来的科斯意识到”产权“的重要，但是，在这个假设的假设的掩盖之下，他的对产权的描述也只是产权所有含义的冰山之水面上的一角，主体却隐藏在这个假设的假设下面。

所以，这导致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失败。

　　如果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是现在才被证明失败，那么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家是二十多年前就已经被证明失败了，因为他们更多的是诉求于苏联和中国独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借以凝聚政治实力的理论基础，这种局面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更是一个服务于政治斗争的政治工具，而非以解释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的经济学术理论。

这也是郎咸平对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家的盛情并不理睬的根本原因。

如果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不是经济学家，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就更不是经济学家了。

　　五、郎咸平的误诊

　　也就是说中国的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家目前被无情的事实证明都是失败的，都是不可以信赖的。

那么，企图超越中国主流和非主流之上的郎咸平教授是否是否可以信赖呢？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本文开头提及的郎教授为中国经济所开的药方。

　　准确地说，郎的建议包括两部分，一个是病因，一个是处方。

郎对中国改革病因的诊断结果是中国缺乏“信托责任”。

　　从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的起源有很多解释，其中马克斯.韦伯就从“精神特质”角度阐释了资本主义。

他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理性地和系统地追逐利润的非人格化的态度”，而加尔文的新教伦理有助于塑造这种系统的理性，换句话说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特质产生于宗教纪律。

郎咸平似乎想站在韦伯的肩上，企图从精神特质的角度诊断中国的改革，所以他的判断是中国缺乏“信托责任”。

　　那么资本主义精神真的是象韦伯所说的起源于新教伦理的非人格化的系统理性吗？

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似乎不太容易，需要一本专著才行。

但，本文尝试在这里简单地给一个回答。

答案就是不是。

韦伯的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了精神气质的演变上，却忽略了社会其他维度的重大变化。

譬如，文艺复兴的努力摆脱宗教纪律约束的非人道生活，倡导过自然的人性的世俗生活。

文艺复兴的意义就在于打碎宗教纪律对个人自由生活的约束。

从这个意义上，本人认为文艺复兴开始的标志就是《君主论》的发表。

马基雅维里在这本书中间接但却明确地，向基督教道德宣战，尽管他的真正意图是为了维护意大利的君主专制，但一个客观的效果是破坏了基督教权威。

文艺复兴后，尤其在经过启蒙运动，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就是从否定个人“私欲”的基督教道德价值观念到承认个人“私欲”的现代社会观念。

幸福就是个人“私欲”的满足，满足个人“私欲”的东西就是财富，而追求财富的权力就是产权。

所以，承认个人“私欲”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承认个人产权。

西方社会也为个人产权的承认展开种种斗争甚至战争。

在承认“私欲”和“产权”后，剩下的事情就是渴望幸福的人们使用自己的产权在现有的社会知识和财富积累拼命地掘取财富了、赚钱了。

这就是资本主义。

为了解释这一过程，本人提出了“制度核理论”，该理论试图建立一个崭新的有逻辑支持的人类制度演进框架。

所谓的制度核就是，支撑支持人类具体社会制度的深层道德价值观念。

该理论认为，在人类制度的产生和演进历史中，存在两个制度核，第一个制度核产生于西方的古希腊到古罗马帝国成立这短时期，也即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第一个制度核，是在意识到个人“私欲“的存在却又无力满足的的背景下产生的，为规避痛苦，第一个制度核否定了个人”私欲“进而否定了个人产权。

在第一个制度的支撑下，演化出了种种的非人道的具体的社会制度。

譬如西方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中国的三纲五常。

同样，人类也正是在基于第一个制度核的制度的约束下，缓慢地进行了社会知识和财富的积累。

随着社会知识和财富的积累，人类逐渐意识到，自己有能力满足在第一个制度核期就意识到的“私欲”，能够为自己创造幸福。

于是开始否定第一个制度核，建立第二个制度核，这就是刚才所说的承认个人“私欲”和“产权”。

也就是说第二个制度核形成于西方的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时期。

　　也就是说宗教是属于第一个制度核范畴的东西，是否定个人“私欲”的，是否定“产权”的，那么源于宗教伦理的所谓的系统理性也是暗含这些道德价值观念的，是反“资本主义”的。

退一万步讲，也只能说这些系统理性在承认个人“私欲”和“产权”的环境下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仅仅是促进而已。

人是需要这些理性的纪律约束的，因为这些纪律可以促进人们的良好合作，有助于人们获取财富活动的展开。

但是，人们并不是机械地单纯地遵守这些纪律，人们只所以遵守这些理性的纪律约束，是因为这些约束可以帮助其更好地行使自己的“产权”去获取能够满足自己“私欲”的财富。

并非这些理性的纪律促使了资本主义的产生，而是“私欲”和“产权”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

即使，以前没有理性的纪律，人们也会为更好的行使自己的产权，更好地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创造出理性的纪律来。

所以关键是承认人性的个人“私欲”和“产权”，而非莫须有的理性的纪律。

　　所以，郎教授对中国经济的诊断是误诊。

中国的确缺乏“信托责任”，但这并不是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国的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是个人“私欲”和“产权”没有得到承认和保护。

郎提出问题的能力是一流的,但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鳖足的.正是是他混乱的解决思路使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家感到了可乘之机,早已被证明失败了说法和观点有活跃起来.作为正宗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他同样没有意识到那些主流西方经济理论假设的假设.

　　六、中国改革的正确轨道

　　中国缺乏诚信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根源不是中国人天生的就不守信用，天生的就不遵守法律规则。

而是在于中国的个人产权没有得到明确和保护。

中国缺乏权力意识。

真正的诚信和法律意识只能在充分的个人产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所以以后的中央政府决策的应该是以承认个人“私欲”和“产权”为基本原则。

促进保护个人私欲和产权的道德价值观念的形成和法律环境的形成。

也就是说产权改革的方向不能变，要变的是产权的观念。

所有的产权从本质上只是属于个人范畴的，不存在企业的、集体的、国家的产权。

所谓的“企业的产权”“集体产权”“国家的产权”是衍生于个人产权的，要么是个人产权的集合，要么为保护个人产权。

　　企业改革要服务于明确和保护个人产权，我认为关于国有资产的可行方案,应该是国家出售应该推出的国有企业,然后把出售后的所得用于支援建设一些基础设施,如教育、社会保障、医疗，转移支付于一些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

这里需要中央政府的强力监督，保证交易的公正和出售所得额的使用不产生贪污腐败。

所以，我同意郎咸平的“需要强化中央政府”的观点。

以后的改革政策的制定和落实需要一个强力的中央政府。

中国改革以后的操作更是体现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地方政府代表着既得利益集团，以后的改革就是中央为保护个人的权力而不得不和地方政府进行的激烈的斗争过程。

需要强调的是，我赞成强力的中央政府，并不代表我赞成集权，恰恰相反，我是想用强力的中央政府打碎当前的地方政府对个人进行集权的局面。

　　表面上，中国是一党专政，铁板一块。

但，实际上，地方是不服从中央的，在地方上已经形成数不清的“多元化”的利益集团。

这些利益集团是借共产党的名义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对于党中央的政策，他们是坚持两个“凡是”的：

凡是能维护自己经济利益的，坚决执行，强化；

凡是损害自己经济利益的，坚决不执行，弱化。

表面上中国是一党专政，而实际上，中国已经陷入了一个“经济上”的诸侯割据时代，形成了很多的经济垄断番王！

这些经济诸侯和番王，企图借助特权，垄断地方经济，在经济上鱼肉基层人民，破坏个人产权，严重地阻碍经济的发展！

要消除这些“多元化”的经济诸侯和番王，必须要靠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