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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大干快上的责任、追求政绩的责任超过了安全责任、生命责任，这才会使“裂痕”的预警被不屑地视为耳边风？

　　安全预警被忽视也反映出，在很多地方，安全还是一种被制度推着走、逼着做的“要我安全”。

害怕的是出事后媒体曝光、上级追责，看重的是事故造成经济损失、政绩损失。

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安全的认识、对责任的认识，远未达到中央要求的“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的程度。

看到了小毛病、出现了小差错，第一反应是能捂就捂、能拖就拖，更别说主动查找原因、堵塞漏洞了。

　　对于桥面裂痕，当地辩解：

不是结构性裂痕，对安全没有影响。

然而，各种安全事故以特殊的方式提醒我们：

无论是否有财产损失、人员伤亡，每一个预警、每一次事故，都不能被忽视。

　　如果每一个预警都能成为一次全面体检、杜绝隐患的契机，如果每一个事故都能收获亡羊补牢、举一反三的教训，未雨绸缪、防微杜渐才不是空谈。

如何为他们修缮“人生护栏”

游走在城乡两端，新生代农民工的人生，变成既回不去又留不下的“夹生饭”

　　一个3000人的村庄，有100多个青壮年在外地因抢劫入狱——温江村，这个地处广西天等县上映乡的偏僻山村，正以“砍手党村”的“名声”为外界知晓。

从这里走出大山到广州、深圳闯世界的年轻人，不少选择以抢夺他人财物的方式在城市立足。

　　这令人震惊，更让人沉思：

是什么魔障，让这么多年轻人，走上了这条灰色的不归路？

　　温江村属大石山区，地少且瘠，缺水，只能靠天吃饭，贫穷逼迫着想改变自己未来的年轻人走出大山。

读大学，找一份体面的工作留在城里的“捷径”，已经越来越难走，更多年轻人更愿选择打工这条路进入城市。

　　在惊叹都市的繁华后，他们会发现，城市虽好，居大不易。

和更早进城的父辈相比，他们更了解城市的魅力，也更渴求留在城市。

然而，低学历低技能，使他们只能从事那些环境恶劣、工资低、待遇低的工作。

微薄的收入，难以满足他们使用手机、上网等都市化消费。

如果再遭遇歧视、欠薪等，更会心生怨怼。

面对诱惑，面对不公，难免有人铤而走险。

　　贫穷绝不能成为犯罪的借口。

他们灰色人生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与自身好逸恶劳有关；

他们的违法行为，理当受到法律严惩。

不过，当个体事件有了向群体现象扩散的趋势，尤其是，当“打工苦，打工累，不如混混黑社会”这类黑白颠倒的价值观渐成温江村年轻人中流传的顺口溜、当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案件约占到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1/3时，社会管理者应特别警惕“温江村现象”的生长蔓延。

　　温江村年轻人的迷失，某种程度上也是当下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困境的一个极端缩影。

目前，“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超过1亿人。

在工业化、城市化高歌猛进的当下，基本不懂农活的他们，回不去也不愿回到乡村，技能所限也让他们很难融入城市。

游走在城乡两端，他们的人生变成既回不去又留不下的“夹生饭”。

他们比其他人更需要“人生护栏”，然而，社会保障和救济渠道的缺失、城乡文化的冲突、常年被边缘化带来的道德畸变、贫富差距产生的心理失衡、市民的歧视与都市的诱惑，让“护栏”失修。

　　正因此，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中国，应该正视并解决好这一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土壤与催化剂，如何消弭？

走出灰色人生、走向阳光地带，社会如何给他们更多助力？

　　宏观层面，创造一个平等的成才环境最为关键。

要打破现有城乡二元体制，融化户籍坚冰，消除身份限制；

要制定完善保护农民工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并落到实处；

要统筹城乡发展，着力发展县域经济，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微观层面，人人都可为他们的未来出力。

正是有意无意的歧视，让他们成为城市里的陌生人。

对他们的劳动，市民应当给以尊重。

比如面对快递员、服务员、保安人员时，少一些鄙夷漠视，多一句问候感谢，或许可让隔阂渐融。

　　毕竟，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关乎整个社会的未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农民工高考”求解“上升焦虑”

在这个流动性加剧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更加需要为奋斗者提供公平的舞台，为梦想者提供抵达的路径，实现“人人皆有可能”的包容性发展

　　“农民工也可以上北大了。

”9月25日，由共青团广东省委联合有关部门推出的“圆梦计划”完成了今年秋季招生考试。

按照这个计划，政府出资，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10多所高校联手，推出物流管理、模具设计、机电一体化等专业，为1万名在粤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以网络授课为主的大学教育。

　　上大学，是多少农民工遥不可及的梦想。

如今，象牙塔之门开始向年轻的农民工们敞开，知识力量成为他们人生新的“变量”。

这个变化，为个体发展带来新希望，也将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创造新契机。

　　“培训很贵，不培训更贵”，这是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的经营之道。

这样来看，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培训，实在是“一本多利”的“买卖”：

可以让农民工提升能力素质，使企业获得优质人力资源，可以助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教育特别是平民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在社会学家看来，学校是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教育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

社会管理者也深刻认识到，没有教育机会均等，就谈不上社会公平。

　　当前，我国的农民工总数已达2.42亿，新生代农民工接近1亿。

仅以广东论，在粤务工的“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约2000万人。

“拉着拉杆箱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扛着蛇皮袋进城”的父辈相比，放下了“乡土梦”，怀揣着“城市梦”，他们希望融入城市生活，成为“新市民”。

因此，在参加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仅占30%的现实面前，在他们面临的“回不了村、进不了城”的窘境面前，在报名网站“塞车”、报名电话打爆的需求面前，“圆梦计划”的推出，不仅为农民工个人提供了成长新平台，更是为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全面发展、向上流动展现了新的可能。

　　其实，在社会转型期，“上升”的焦虑和需求，一直激荡于变革进程。

从30多年前“潘晓来信”中“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迷惘，到3年前“罗炼出走”发出的“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的无奈；

从今天徘徊于城市各个角落的“蚁族”、“北漂”，到“拼爹就业”、“萝卜招聘”引发的“阶层固化”忧思，不断提醒人们，在一个流动性加剧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更加需要为奋斗者提供公平的舞台，为梦想者提供抵达的路径，实现“人人皆有可能”的包容性发展。

　　尽管刚刚开始，但广东的“农民工高考”已引起教育部和各地的关注，更多的“圆梦计划”正在酝酿，给社会管理者带来启示：

面对流动时代的“上升焦虑”，需要在社会管理中彰显“圆梦思维”，创新管理思路，整合社会资源，开辟更多上升通道，把人们的期盼、社会的需求变为一个又一个扎实的“圆梦行动”。

信访“通”，社会才能少些“痛”

基层工作压力再大，也绝不是暴力截访、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理由。

某种意义上说，维权就是维稳

　　一位名叫赵志斐的河南洛阳男子进京旅游，只因与上访者同住一室，被当地派来的“追访者”当成上访者而遣返并打伤。

日前，洛阳洛龙区政府已作出回应，对相关6名责任人进行处罚，其中涉事乡信访办主任被撤职，有关负责人向被错抓的赵志斐道歉。

　　如此做法，也算是对“误抓”的及时问责与补偿。

但，假如赵志斐是一个真的上访户，不存在“误会”一说，难道就可以“押回打伤”吗？

上访群众的合法权益该如何保护？

　　并非杞人忧天。

当洛龙区警方提醒赵志斐父亲“你儿子要吸取教训”，“这次是被误抓还找到了，下次找不到咋办”，无意中也披露了一个令人心寒的事实：

一些地方的非法截访甚至是暴力截访，看来并非“偶然”。

　　在我国，信访是由法律法规予以保障的公民权利。

在司法救济尚不到位的国情下，信访制度作为一种权利救济，是利益协调的重要通道，对公民维护自身权益、缓解社会矛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在当前中央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背景下，作为加强群众工作、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的信访制度，更成为重要一环。

　　也正因此，中央领导才多次强调要“切实把信访工作作为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更加积极地回应群众提出的合理诉求，更加主动地解决好群众的现实困难”。

　　然而，至少从赵志斐事件中展现的当地强大的“截访能力”可以看出，中央的要求、群众的利益在某些人眼中，远不及自己的位子与帽子重要。

有些地方官员既不愿积极从源头化解矛盾，更害怕越级上访乃至赴京上访失了自己的颜面，想方设法掩盖问题、阻截信访通道。

源头治理变成了源头堵截甚至“暴力截访”，社会管理中的这种野蛮做法，既是对中央精神的异化，也是对公民权益的践踏，还可能因此引发恶性事件。

　　就在日前，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务院纠风办等四部门联合对今年上半年发生的１１起强制拆迁致人伤亡案件进行了严肃处理，问责了57人，其中副省级１人。

这一方面显示了中央对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禁止违法拆迁的坚决态度，另一方面，案件中拆迁户多有数次信访却未果的经历再次提醒人们：

当信访无法成为调解利益、化解矛盾的渠道时，许多问题就可能上升到对立、对抗乃至致人死伤的极端状况。

　　基层治理千头万绪，维稳任务艰巨，但这不是治理者暴力截访、侵犯公民权利的理由。

只有治理者真正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中，真正做到中央要求的“执政为民”，真正维护好群众的信访权利，让信访制度切实成为“通道”，由此，才可能化解矛盾、避免激化，从而减少转型期的社会痛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权就是维稳。

“禁止违法强拆”是执政高压线

在拆迁这一“除旧布新”的过程中，我们理解地方治理者的不易与艰难，但更不能忘记为什么而出发、为了谁而发展

　　“把违法违规强制拆迁作为一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触碰的红线，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

”近日，中办国办以转发文件的方式，再次重申了中央的立场。

　　一段时期以来，从制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规，到下发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再到部署对违法征地拆迁案件的督查工作，党和政府连出重拳，体现了坚决制止违法征地强拆、维护群众利益的决心。

　　然而，吉林长春朝阳区违法强拆致人死亡案、辽宁盘锦兴隆台区违法强拆引发伤人案、湖南株洲云龙示范区强拆致农民汪家正自焚死亡案……有关部委近期查处的六起强拆致人伤亡案表明，一些地方的强拆冲动，并不会因某部法律的颁布彻底消弭，必须祭出更严厉的手段。

　　强拆悲剧大多有权力主导的因素，即便商业拆迁，也往往有钱依权势、权纵钱胆的“利益同盟”。

其背后，则是“权大于法”的拆迁思维。

这也是为何法律禁止“行政强拆”后，依然有一些地方政府铤而走险。

故而，对违法强拆，除了加大监督问责力度，更要强化司法作用。

法院要对政府的强拆申请严格审查，对“违法强拆”勇敢说“不”；

各级党委也要为法院工作创造条件，使其有底气说“不”。

　　征地拆迁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一些地方的拆迁之所以成为“火药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群众工作不到位，方法简单，甚至以强迫、威胁等方式对待被拆迁群众，致使矛盾不断激化。

毛泽东曾说过：

“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

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

”那些急不可耐的拆迁者，可曾有过这样的感情和耐心？

　　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大趋势。

在这一“除旧布新”的过程中，我们理解地方治理者的不易与艰难，但更不能忘记为什么而出发、为了谁而发展。

在拆迁过程中，倘若政府自己都不遵守法律，又如何引导群众在法律框架下表达诉求？

倘若连个体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得不到维护，所谓的“公共利益”又如何取信于民？

　　当一些地方以断水断电断路等方式强迫搬迁时，也有一些地方在积极探索拆迁补偿的利民新机制；

当一些地方深夜偷袭民宅搞强拆时，也有一些地方正在推行阳光征收维护农民利益；

当一些地方的拆迁推土机与燃烧瓶对峙时，也有一些地方在强调“先安置后搬迁、先补偿后拆迁”……不同拆迁行为的背后，实则是执政能力的差距。

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拆迁中能否正确处理发展经济、维护稳定、保护群众利益的关系，能否实现依法、文明、和谐征地拆迁，是一个地方治理水平的分水岭，决定着领导干部是否有资格“为人民服务”。

　　也正如此，对那些默许纵容、甚至亲自批准“违法强拆”的领导干部，需要坚决依法严肃问责，使“禁止违法强拆”这根红线，成为“高压线”，成为党和政府公信力的“生命线”。

解企业之难方能治“民贷依赖症”

“民间借贷热”的背后，不仅是实体经济投资机会的匮乏，更是部分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狭窄、生存空间的逼仄

　　从温州到鄂尔多斯再到江苏泗洪县石集乡，日前，全国各地频频曝出的高利贷链条断裂个案，把“民间借贷”推到风口浪尖，更让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金融风险问题浮出水面。

　　以滚雪球方式过度膨胀的民间借贷，之所以让人胆战心惊，是因为一旦长长的资金链在任何一点上断裂，就会引发中小企业倒闭潮，更会让卷入其中的普通民众血本无归——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第一次温州民间借贷的崩盘，出口外向型中小企业大范围倒闭的悲剧，至今让人心有余悸。

当前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据浙江投资研究机构的分析，浙江小企业约80%都靠民间借贷维持经营；

而在江苏石集乡，根据央视调查，高达98%以上的村民参与到高利贷游戏中。

　　民间借贷的“风生水起”，暴露的正是当前中小企业艰难的生存困境。

　　从资金供给方看，在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的当下，中小企业创业艰难、利润偏低，“放贷谋利”自然成了民间资本的一个选择。

以鄂尔多斯为例，在煤炭与房地产之外，民间借贷几乎成了民间资本的唯一出路。

半数以上的居民热衷于放贷的资本活动，凸显了民众对于投资实业、尤其是创办中小企业的信心缺失。

　　就资金需求者而言，为应对通胀而收紧的银根，加之扶持力度的不均衡，部分本就贷款困难的中小企业雪上加霜，“付息借贷”往往成了饮鸩止渴的无奈。

在温州，普遍5%左右的利润率的现状，使得部分中小企业难获银行信贷，而民间高利贷又进一步压缩了利润空间、放大了违约几率。

　　可见，所谓的“民间借贷热”，一方面折射出实体经济投资机会的匮乏，另一方面反映出了部分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狭窄。

生存空间的逼仄，不利于中小企业发挥吸纳就业的“社会稳定器”作用，也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的有序转变，背后隐藏着的巨大金融风险更令人惊心。

　　应当承认，民间借贷发展到今天，对盘活民间资本市场、服务中小企业发展、繁荣地方社会经济，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当务之急，不在于否定民间借贷，而应给予其必要的制度规范、适度的风险控制。

尤为重要的是，在宏观调控既定方向不变的条件下，应尽快出台审慎灵活、针对性强的具体措施，依靠“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政策传统着力解决部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

　　正如英国电信集团董事长利万基在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所言：

“中小企业是整个经济的引擎。

”关心中小企业就是关心国民经济整体，就是关注就业、关爱民生。

只有帮助中小企业从“民间借贷依赖症”的无奈困境中走出，才能迎来企业和民间借贷的春天。

根治“校车乱象”需要政府给力

政府积极主导发展规范、安全的校车，是根治校车乱象的关键

　　湖北省荆州市两名幼童被闷死在幼儿园校车一事，刺痛了社会的神经。

而校车惨剧，近年来频频发生：

湖南衡南农用车非法搭载学生，造成14死6伤；

黑龙江双城市一辆满载小学生的非法校车坠桥翻车，造成8人不幸身亡、39人受伤……

　　去年，我国发布了首部强制性国家标准《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但相似悲剧为何还在上演？

　　偶然中有着必然。

用一个字来概括校车的现状，那就是“乱”。

一些校车，安全不达标，管理不到位，事故隐患多；

一些“黑校车”，没有任何审批手续，完全“山寨版”，违章更是家常便饭；

一些农村地区，有的人利用农用车、拖拉机甚至报废车辆接送学生。

河北省迁安市交警近日在路上拦截了一辆幼儿园校车，8人座的面包车，竟塞下了64名孩子，加上司机和老师，共66人，让人瞠目结舌更心惊胆战。

　　校车乱象背后，实是监管缺位。

不论是教育机构还是交管部门，都无法推脱监管不力之责。

而且，在司机和老师“不怕死”的后面，还有着家庭和社会需求强烈而校车服务资源严重短缺的现实。

正是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成为了校车混乱的根源。

　　在日益扩容的城市，家长对校车的渴望由来已久，但很多人至今还在发愁；

在广袤的农村地区，教育结构调整，中小学大规模撤并，孩子的上学路越来越远，特别是那些留守儿童，父母长年在外打工，无人接送上学……在这样的现实中，校车自然成为人们渴求的教育资源，破解校车难题已经成为广大家长的强烈呼唤。

　　然而，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门和学校对此不仅“视而不见”，反而“另有高见”。

有人解释为“缺钱”——校车购买、运营、管理需要大笔资金，教育经费尚不充足，校车的事只好靠后站；

有人辩解为“难管”——安全责任如此重大，权利职责尚不明晰，故而“能不管尽量别管”。

正是政府部门的不作为、教育机构的不积极，让校车的事成了“老大难”。

　　实际上，“难管”之说只是借口，如果能确定运营方式，划清学校、公司和家庭的职责，没那么难；

更何况，提供公共服务，本来就是政府职责所在。

　　在义务教育实现了全免费、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之后，人们对教育的需求自然从基本需要向着优质服务转变。

校车理应纳入政府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范畴，从根本上扩大教育服务的外延。

比如美国，多年前就大力发展校车、增加教育服务，政府每年为每个孩子提供校车补助。

　　校车承载的是稚嫩的生命。

加大监管力度、确保学生安全，责任重于泰山，丝毫不能含糊。

在这样的前提下，在创新社会管理的格局中，由政府积极主导，发展规范、安全的校车，不仅是优化教育服务的需要，更是根治校车乱象的关键。

“秭归巡视”还需继续晒账本

“公务接待”的潜规则水有多深、漩涡多大，正在一次次的曝光中浮出水面

　　被媒体曝光的“20天花费80万元”的湖北省第六巡视组，大概能松口气了。

17日，湖北省纪委向社会公布了调查结果，称该巡视组在秭归县巡视期间，开支总额11万余元。

所谓的“８０万元账单”，实则包含了当地其他方面开支，是当地在借巡视组名义报销其他费用。

　　至此，“背黑锅”的巡视组脱了干系。

然而，“秭归巡视风波”就可以画上句号了吗？

　　那份“80万元账单”，并不是网友随便伪造的，而是源于《县委办公室关于解决省委第六巡视组进驻秭归工作经费的请示》。

根据“请示”所列，巡视组在秭归期间的开支共计80.19万元，涉及五大类开支名目，巡视组的各类花销中，包括酒112056元，香烟35550元，衬衫8100元，4万余元的15件运动服等。

　　这让人不禁追问：

调查结论显示“巡视组未收受手机、照相机、平板电脑、衬衫、布鞋等物品、礼品”，那这些出现在县委正式报告上的名目与费用，到底用在何处？

　　此前，秭归县委方面出具的一份官方说明称，“80余万元”包含了“历年及今年以来县委办接待上级领导，外来客人以及来秭归开展对口支援所发生的费用；

添置办公设备的费用，购买接待酒水的费用。

”这样的解释难以服众。

正常的公务接待是必要而允许的，按“一事一审核”方式，何至于要追加历年公务接待费用？

又何至于把“办公设备费用”与接待费用“打闷包”？

如果不是违反了财务制度，就是背后有猫腻，借公务之名行地方私利之实，甚至成为腐败的保护伞。

　　其实，无论是中办、国办关于《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还是湖北省委、省政府的规定及巡视制度要求，对公务活动及接待标准都很明确具体。

那些一望即知明令禁止的礼品、物品，居然如此不加掩饰、大摇大摆现身于申请报告中，我们所能找到的合理解释是：

“关起门”来，大家都有一种默契，钱倘若花在了领导身上，花在公务接待上，再多，也“合理”，“师出有名”。

　　这种“默契”尤其让人震惊。

“公务接待”的潜规则水有多深，已经在一次次的曝光中浮出水面。

正是从山西古城平遥一年公务接待10万人次的“接待之痛”中，我们看到了现行行政审批体制下的无奈；

正是从江苏海门市审计局被网络晒出的“3年近百万元公务接待费”中，暴露出公务接待被异化成某种“礼尚往来”与“公款社交”。

而这一次，又让我们感到了“公务接待”背后的种种问题。

　　如果不是意外“走光”，秭归县这份内部的经费明细表，公众绝难知晓。

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呈现在外界面前的“三公”账本，也一定是要么笼统模糊雾里看花，要么巧妙伪装移花接木——而这种现象，同样让人担忧。

　　湖北省纪委在调查中说，对当地以巡视组名义报销其他费用的“错误行为”，已责成当地调查处理。

我们期待着那70万元的账本能晒个底朝天，真正“分清责任”，更期待公务接待能从潜规则中突围出来。

用制度防控“地方债务风险”（人民时评）

破除急功近利的、表面的、粗放的发展模式，对地方债务风险的管控才能真正奏效

　　作为后危机时期影响经济复苏的主要困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债务危机和债务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欧洲债务危机开始向金融业蔓延、美国债务危机结构性矛盾难以破解的同时，伴随偿债高峰的即将到来，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引人关注。

近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银监会相继给出了相对乐观的答案：

总体可控，但须加强风险防范。

　　尽管各有关部门的统计口径不尽相同，但债务负担率占GDP的比重还远离国际惯例60%的警戒线。

因此，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的结论是可靠的。

特别是，考虑到许多地方债务形成于经济刺激周期，而现在处于经济软着陆进程中，在趋于严格的地方政府融资管理政策导向下，地方政府债务总量迅猛上涨的条件已不充分，这为控制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水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也要看到，“风险总体可控”不代表债务违约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一方面，从债务偿还期限看，还债高峰将出现在2012年至2013年左右，债务违约风险到底有多高，有多少隐性债务未进入风险管理当中，将在那时得到真正验证；

另一方面，局部地区出现债务违约的风险不能忽视。

据统计，目前有78个市级和99个县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高于100%，如果不能偿债，现有财政制度如何通过财政拨款或转移支付等方式予以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