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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否大干快上的责任、追求政绩的责任超过了安全责任、生命责任，这才会使“裂痕”的预警被不屑地视为耳边风？安全预警被忽视也反映出，在很多地方，安全还是一种被制度推着走、逼着做的“要我安全”。害怕的是出事后媒体曝光、上级追责，看重的是事故造成经济损失、政绩损失。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安全的认识、对责任的认识，远未达到中央要求的“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的程度。看到了小毛病、出现了小差错，第一反应是能捂就捂、能拖就拖，更别说主动查找原因、堵塞漏洞了。对于桥面裂痕，当地辩解：不是结构性裂痕，对安全没有影响。然而，各种安全事故以特殊的方式提醒我们：无论是否有财产损失、人员伤亡，每一个预警、每一次事故，都不

2、能被忽视。如果每一个预警都能成为一次全面体检、杜绝隐患的契机，如果每一个事故都能收获亡羊补牢、举一反三的教训，未雨绸缪、防微杜渐才不是空谈。如何为他们修缮“人生护栏”游走在城乡两端，新生代农民工的人生，变成既回不去又留不下的“夹生饭”一个3000人的村庄，有100多个青壮年在外地因抢劫入狱温江村，这个地处广西天等县上映乡的偏僻山村，正以“砍手党村”的“名声”为外界知晓。从这里走出大山到广州、深圳闯世界的年轻人，不少选择以抢夺他人财物的方式在城市立足。这令人震惊，更让人沉思：是什么魔障，让这么多年轻人，走上了这条灰色的不归路？温江村属大石山区，地少且瘠，缺水，只能靠天吃饭，贫穷逼迫着想改变自己未

3、来的年轻人走出大山。读大学，找一份体面的工作留在城里的“捷径”，已经越来越难走，更多年轻人更愿选择打工这条路进入城市。在惊叹都市的繁华后，他们会发现，城市虽好，居大不易。和更早进城的父辈相比，他们更了解城市的魅力，也更渴求留在城市。然而，低学历低技能，使他们只能从事那些环境恶劣、工资低、待遇低的工作。微薄的收入，难以满足他们使用手机、上网等都市化消费。如果再遭遇歧视、欠薪等，更会心生怨怼。面对诱惑，面对不公，难免有人铤而走险。贫穷绝不能成为犯罪的借口。他们灰色人生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与自身好逸恶劳有关；他们的违法行为，理当受到法律严惩。不过，当个体事件有了向群体现象扩散的趋势，尤其是，当“打工苦

4、，打工累，不如混混黑社会”这类黑白颠倒的价值观渐成温江村年轻人中流传的顺口溜、当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案件约占到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1/3时，社会管理者应特别警惕“温江村现象”的生长蔓延。温江村年轻人的迷失，某种程度上也是当下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困境的一个极端缩影。目前，“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超过1亿人。在工业化、城市化高歌猛进的当下，基本不懂农活的他们，回不去也不愿回到乡村，技能所限也让他们很难融入城市。游走在城乡两端，他们的人生变成既回不去又留不下的“夹生饭”。他们比其他人更需要“人生护栏”，然而，社会保障和救济渠道的缺失、城乡文化的冲突、常年被边缘化带来的道德畸变、贫富差距产生

5、的心理失衡、市民的歧视与都市的诱惑，让“护栏”失修。正因此，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中国，应该正视并解决好这一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土壤与催化剂，如何消弭？走出灰色人生、走向阳光地带，社会如何给他们更多助力？宏观层面，创造一个平等的成才环境最为关键。要打破现有城乡二元体制，融化户籍坚冰，消除身份限制；要制定完善保护农民工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并落到实处；要统筹城乡发展，着力发展县域经济，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家门口就业、创业；微观层面，人人都可为他们的未来出力。正是有意无意的歧视，让他们成为城市里的陌生人。对他们的劳动，市民应当给以尊重。比如面对快递员、服务员、保安人员时，少一些鄙夷漠视，

6、多一句问候感谢，或许可让隔阂渐融。毕竟，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关乎整个社会的未来。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农民工高考”求解“上升焦虑”在这个流动性加剧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更加需要为奋斗者提供公平的舞台，为梦想者提供抵达的路径，实现“人人皆有可能”的包容性发展“农民工也可以上北大了。”9月25日，由共青团广东省委联合有关部门推出的“圆梦计划”完成了今年秋季招生考试。按照这个计划，政府出资，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等10多所高校联手，推出物流管理、模具设计、机电一体化等专业，为1万名在粤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以网络授课为主的大学教育。上大学，是多少农民工遥不可及的梦想。如今，象牙塔之门开始向年轻的农民工

7、们敞开，知识力量成为他们人生新的“变量”。这个变化，为个体发展带来新希望，也将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创造新契机。“培训很贵，不培训更贵”，这是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的经营之道。这样来看，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培训，实在是“一本多利”的“买卖”：可以让农民工提升能力素质，使企业获得优质人力资源，可以助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教育特别是平民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社会学家看来，学校是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教育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社会管理者也深刻认识到，没有教育机会均等，就谈不上社会公平。当前，我国的农民工总数已达2.42亿，新生代农民工接近1亿。仅以广东论

8、，在粤务工的“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约2000万人。“拉着拉杆箱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扛着蛇皮袋进城”的父辈相比，放下了“乡土梦”，怀揣着“城市梦”，他们希望融入城市生活，成为“新市民”。因此，在参加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仅占30%的现实面前，在他们面临的“回不了村、进不了城”的窘境面前，在报名网站“塞车”、报名电话打爆的需求面前，“圆梦计划”的推出，不仅为农民工个人提供了成长新平台，更是为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全面发展、向上流动展现了新的可能。其实，在社会转型期，“上升”的焦虑和需求，一直激荡于变革进程。从30多年前“潘晓来信”中“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迷惘，到3年前“罗

9、炼出走”发出的“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的无奈；从今天徘徊于城市各个角落的“蚁族”、“北漂”，到“拼爹就业”、“萝卜招聘”引发的“阶层固化”忧思，不断提醒人们，在一个流动性加剧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更加需要为奋斗者提供公平的舞台，为梦想者提供抵达的路径，实现“人人皆有可能”的包容性发展。尽管刚刚开始，但广东的“农民工高考”已引起教育部和各地的关注，更多的“圆梦计划”正在酝酿，给社会管理者带来启示：面对流动时代的“上升焦虑”，需要在社会管理中彰显“圆梦思维”，创新管理思路，整合社会资源，开辟更多上升通道，把人们的期盼、社会的需求变为一个又一个扎实的“圆梦行动”。信访“通”，社会才能少些“痛”基层工作压力

10、再大，也绝不是暴力截访、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理由。某种意义上说，维权就是维稳一位名叫赵志斐的河南洛阳男子进京旅游，只因与上访者同住一室，被当地派来的“追访者”当成上访者而遣返并打伤。日前，洛阳洛龙区政府已作出回应，对相关6名责任人进行处罚，其中涉事乡信访办主任被撤职，有关负责人向被错抓的赵志斐道歉。如此做法，也算是对“误抓”的及时问责与补偿。但，假如赵志斐是一个真的上访户，不存在“误会”一说，难道就可以“押回打伤”吗？上访群众的合法权益该如何保护？并非杞人忧天。当洛龙区警方提醒赵志斐父亲“你儿子要吸取教训”，“这次是被误抓还找到了，下次找不到咋办”，无意中也披露了一个令人心寒的事实：一些地方的非

11、法截访甚至是暴力截访，看来并非“偶然”。在我国，信访是由法律法规予以保障的公民权利。在司法救济尚不到位的国情下，信访制度作为一种权利救济，是利益协调的重要通道，对公民维护自身权益、缓解社会矛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中央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背景下，作为加强群众工作、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的信访制度，更成为重要一环。也正因此，中央领导才多次强调要“切实把信访工作作为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更加积极地回应群众提出的合理诉求，更加主动地解决好群众的现实困难”。然而，至少从赵志斐事件中展现的当地强大的“截访能力”可以看出，中央的要求、群众的利益在某些人眼中，远不

12、及自己的位子与帽子重要。有些地方官员既不愿积极从源头化解矛盾，更害怕越级上访乃至赴京上访失了自己的颜面，想方设法掩盖问题、阻截信访通道。源头治理变成了源头堵截甚至“暴力截访”，社会管理中的这种野蛮做法，既是对中央精神的异化，也是对公民权益的践踏，还可能因此引发恶性事件。就在日前，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务院纠风办等四部门联合对今年上半年发生的起强制拆迁致人伤亡案件进行了严肃处理，问责了57人，其中副省级人。这一方面显示了中央对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禁止违法拆迁的坚决态度，另一方面，案件中拆迁户多有数次信访却未果的经历再次提醒人们：当信访无法成为调解利益、化解矛盾的渠道时，许多问题就

13、可能上升到对立、对抗乃至致人死伤的极端状况。基层治理千头万绪，维稳任务艰巨，但这不是治理者暴力截访、侵犯公民权利的理由。只有治理者真正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中，真正做到中央要求的“执政为民”，真正维护好群众的信访权利，让信访制度切实成为“通道”，由此，才可能化解矛盾、避免激化，从而减少转型期的社会痛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权就是维稳。“禁止违法强拆”是执政高压线在拆迁这一“除旧布新”的过程中，我们理解地方治理者的不易与艰难，但更不能忘记为什么而出发、为了谁而发展“把违法违规强制拆迁作为一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触碰的红线，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近日，中办国办以转发文件的方式，再次重申了中央的

14、立场。一段时期以来，从制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规，到下发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再到部署对违法征地拆迁案件的督查工作，党和政府连出重拳，体现了坚决制止违法征地强拆、维护群众利益的决心。然而，吉林长春朝阳区违法强拆致人死亡案、辽宁盘锦兴隆台区违法强拆引发伤人案、湖南株洲云龙示范区强拆致农民汪家正自焚死亡案有关部委近期查处的六起强拆致人伤亡案表明，一些地方的强拆冲动，并不会因某部法律的颁布彻底消弭，必须祭出更严厉的手段。强拆悲剧大多有权力主导的因素，即便商业拆迁，也往往有钱依权势、权纵钱胆的“利益同盟”。其背后，则是“权大于法”的拆迁思维。这也是为何法律禁止“行政强拆”后，

15、依然有一些地方政府铤而走险。故而，对违法强拆，除了加大监督问责力度，更要强化司法作用。法院要对政府的强拆申请严格审查，对“违法强拆”勇敢说“不”；各级党委也要为法院工作创造条件，使其有底气说“不”。征地拆迁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些地方的拆迁之所以成为“火药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群众工作不到位，方法简单，甚至以强迫、威胁等方式对待被拆迁群众，致使矛盾不断激化。毛泽东曾说过：“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

16、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那些急不可耐的拆迁者，可曾有过这样的感情和耐心？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大趋势。在这一“除旧布新”的过程中，我们理解地方治理者的不易与艰难，但更不能忘记为什么而出发、为了谁而发展。在拆迁过程中，倘若政府自己都不遵守法律，又如何引导群众在法律框架下表达诉求？倘若连个体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得不到维护，所谓的“公共利益”又如何取信于民？当一些地方以断水断电断路等方式强迫搬迁时，也有一些地方在积极探索拆迁补偿的利民新机制；当一些地方深夜偷袭民宅搞强拆时，也有一些地方正在推行阳光征收维护农民利益；当一些地方的拆迁推土机与燃烧瓶对峙时，也有一些地方在强调“先安置后搬迁、先补偿后拆迁”不同

17、拆迁行为的背后，实则是执政能力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拆迁中能否正确处理发展经济、维护稳定、保护群众利益的关系，能否实现依法、文明、和谐征地拆迁，是一个地方治理水平的分水岭，决定着领导干部是否有资格“为人民服务”。也正如此，对那些默许纵容、甚至亲自批准“违法强拆”的领导干部，需要坚决依法严肃问责，使“禁止违法强拆”这根红线，成为“高压线”，成为党和政府公信力的“生命线”。解企业之难方能治“民贷依赖症”“民间借贷热”的背后，不仅是实体经济投资机会的匮乏，更是部分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狭窄、生存空间的逼仄从温州到鄂尔多斯再到江苏泗洪县石集乡，日前，全国各地频频曝出的高利贷链条断裂个案，把“民间借贷”

18、推到风口浪尖，更让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金融风险问题浮出水面。以滚雪球方式过度膨胀的民间借贷，之所以让人胆战心惊，是因为一旦长长的资金链在任何一点上断裂，就会引发中小企业倒闭潮，更会让卷入其中的普通民众血本无归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第一次温州民间借贷的崩盘，出口外向型中小企业大范围倒闭的悲剧，至今让人心有余悸。当前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浙江投资研究机构的分析，浙江小企业约80%都靠民间借贷维持经营；而在江苏石集乡，根据央视调查，高达98%以上的村民参与到高利贷游戏中。民间借贷的“风生水起”，暴露的正是当前中小企业艰难的生存困境。从资金供给方看，在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的当下，中小企业创业艰难、利润偏低，

19、“放贷谋利”自然成了民间资本的一个选择。以鄂尔多斯为例，在煤炭与房地产之外，民间借贷几乎成了民间资本的唯一出路。半数以上的居民热衷于放贷的资本活动，凸显了民众对于投资实业、尤其是创办中小企业的信心缺失。就资金需求者而言，为应对通胀而收紧的银根，加之扶持力度的不均衡，部分本就贷款困难的中小企业雪上加霜，“付息借贷”往往成了饮鸩止渴的无奈。在温州，普遍5%左右的利润率的现状，使得部分中小企业难获银行信贷，而民间高利贷又进一步压缩了利润空间、放大了违约几率。可见，所谓的“民间借贷热”，一方面折射出实体经济投资机会的匮乏，另一方面反映出了部分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狭窄。生存空间的逼仄，不利于中小企业发挥吸

20、纳就业的“社会稳定器”作用，也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的有序转变，背后隐藏着的巨大金融风险更令人惊心。应当承认，民间借贷发展到今天，对盘活民间资本市场、服务中小企业发展、繁荣地方社会经济，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当务之急，不在于否定民间借贷，而应给予其必要的制度规范、适度的风险控制。尤为重要的是，在宏观调控既定方向不变的条件下，应尽快出台审慎灵活、针对性强的具体措施，依靠“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政策传统着力解决部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正如英国电信集团董事长利万基在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所言：“中小企业是整个经济的引擎。”关心中小企业就是关心国民经济整体，就是关注就业、关爱民生。只有

21、帮助中小企业从“民间借贷依赖症”的无奈困境中走出，才能迎来企业和民间借贷的春天。根治“校车乱象”需要政府给力政府积极主导发展规范、安全的校车，是根治校车乱象的关键湖北省荆州市两名幼童被闷死在幼儿园校车一事，刺痛了社会的神经。而校车惨剧，近年来频频发生：湖南衡南农用车非法搭载学生，造成14死6伤；黑龙江双城市一辆满载小学生的非法校车坠桥翻车，造成8人不幸身亡、39人受伤去年，我国发布了首部强制性国家标准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但相似悲剧为何还在上演？偶然中有着必然。用一个字来概括校车的现状，那就是“乱”。一些校车，安全不达标，管理不到位，事故隐患多；一些“黑校车”，没有任何审批手续，完全“山

22、寨版”，违章更是家常便饭；一些农村地区，有的人利用农用车、拖拉机甚至报废车辆接送学生。河北省迁安市交警近日在路上拦截了一辆幼儿园校车，8人座的面包车，竟塞下了64名孩子，加上司机和老师，共66人，让人瞠目结舌更心惊胆战。校车乱象背后，实是监管缺位。不论是教育机构还是交管部门，都无法推脱监管不力之责。而且，在司机和老师“不怕死”的后面，还有着家庭和社会需求强烈而校车服务资源严重短缺的现实。正是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成为了校车混乱的根源。在日益扩容的城市，家长对校车的渴望由来已久，但很多人至今还在发愁；在广袤的农村地区，教育结构调整，中小学大规模撤并，孩子的上学路越来越远，特别是那些留守儿童，父

23、母长年在外打工，无人接送上学在这样的现实中，校车自然成为人们渴求的教育资源，破解校车难题已经成为广大家长的强烈呼唤。然而，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门和学校对此不仅“视而不见”，反而“另有高见”。有人解释为“缺钱”校车购买、运营、管理需要大笔资金，教育经费尚不充足，校车的事只好靠后站；有人辩解为“难管”安全责任如此重大，权利职责尚不明晰，故而“能不管尽量别管”。正是政府部门的不作为、教育机构的不积极，让校车的事成了“老大难”。实际上，“难管”之说只是借口，如果能确定运营方式，划清学校、公司和家庭的职责，没那么难；更何况，提供公共服务，本来就是政府职责所在。在义务教育实现了全免费、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之后

24、，人们对教育的需求自然从基本需要向着优质服务转变。校车理应纳入政府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范畴，从根本上扩大教育服务的外延。比如美国，多年前就大力发展校车、增加教育服务，政府每年为每个孩子提供校车补助。校车承载的是稚嫩的生命。加大监管力度、确保学生安全，责任重于泰山，丝毫不能含糊。在这样的前提下，在创新社会管理的格局中，由政府积极主导，发展规范、安全的校车，不仅是优化教育服务的需要，更是根治校车乱象的关键。“秭归巡视”还需继续晒账本“公务接待”的潜规则水有多深、漩涡多大，正在一次次的曝光中浮出水面被媒体曝光的“20天花费80万元”的湖北省第六巡视组，大概能松口气了。17日，湖北省纪委向社会公布了调查

25、结果，称该巡视组在秭归县巡视期间，开支总额11万余元。所谓的“万元账单”，实则包含了当地其他方面开支，是当地在借巡视组名义报销其他费用。至此，“背黑锅”的巡视组脱了干系。然而，“秭归巡视风波”就可以画上句号了吗？那份“80万元账单”，并不是网友随便伪造的，而是源于县委办公室关于解决省委第六巡视组进驻秭归工作经费的请示。根据“请示”所列，巡视组在秭归期间的开支共计80.19万元，涉及五大类开支名目，巡视组的各类花销中，包括酒112056元，香烟35550元，衬衫8100元，4万余元的15件运动服等。这让人不禁追问：调查结论显示“巡视组未收受手机、照相机、平板电脑、衬衫、布鞋等物品、礼品”，那这些

26、出现在县委正式报告上的名目与费用，到底用在何处？此前，秭归县委方面出具的一份官方说明称，“80余万元”包含了“历年及今年以来县委办接待上级领导，外来客人以及来秭归开展对口支援所发生的费用；添置办公设备的费用，购买接待酒水的费用。”这样的解释难以服众。正常的公务接待是必要而允许的，按“一事一审核”方式，何至于要追加历年公务接待费用？又何至于把“办公设备费用”与接待费用“打闷包”？如果不是违反了财务制度，就是背后有猫腻，借公务之名行地方私利之实，甚至成为腐败的保护伞。其实，无论是中办、国办关于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还是湖北省委、省政府的规定及巡视制度要求，对公务活动及接待标准都很明确具体。

27、那些一望即知明令禁止的礼品、物品，居然如此不加掩饰、大摇大摆现身于申请报告中，我们所能找到的合理解释是：“关起门”来，大家都有一种默契，钱倘若花在了领导身上，花在公务接待上，再多，也“合理”，“师出有名”。这种“默契”尤其让人震惊。“公务接待”的潜规则水有多深，已经在一次次的曝光中浮出水面。正是从山西古城平遥一年公务接待10万人次的“接待之痛”中，我们看到了现行行政审批体制下的无奈；正是从江苏海门市审计局被网络晒出的“3年近百万元公务接待费”中，暴露出公务接待被异化成某种“礼尚往来”与“公款社交”。而这一次，又让我们感到了“公务接待”背后的种种问题。如果不是意外“走光”，秭归县这份内部的经费明

28、细表，公众绝难知晓。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呈现在外界面前的“三公”账本，也一定是要么笼统模糊雾里看花，要么巧妙伪装移花接木而这种现象，同样让人担忧。湖北省纪委在调查中说，对当地以巡视组名义报销其他费用的“错误行为”，已责成当地调查处理。我们期待着那70万元的账本能晒个底朝天，真正“分清责任”，更期待公务接待能从潜规则中突围出来。用制度防控“地方债务风险”（人民时评）破除急功近利的、表面的、粗放的发展模式，对地方债务风险的管控才能真正奏效作为后危机时期影响经济复苏的主要困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债务危机和债务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在欧洲债务危机开始向金融业蔓延、美国债务危机结构性矛盾难以破解的同时，伴随偿

29、债高峰的即将到来，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引人关注。近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银监会相继给出了相对乐观的答案：总体可控，但须加强风险防范。尽管各有关部门的统计口径不尽相同，但债务负担率占GDP的比重还远离国际惯例60%的警戒线。因此，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的结论是可靠的。特别是，考虑到许多地方债务形成于经济刺激周期，而现在处于经济软着陆进程中，在趋于严格的地方政府融资管理政策导向下，地方政府债务总量迅猛上涨的条件已不充分，这为控制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水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也要看到，“风险总体可控”不代表债务违约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一方面，从债务偿还期限看，还债高峰将出现在2012年至2013年左右，债务违约风险到底有多高，有多少隐性债务未进入风险管理当中，将在那时得到真正验证；另一方面，局部地区出现债务违约的风险不能忽视。据统计，目前有78个市级和99个县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高于100%，如果不能偿债，现有财政制度如何通过财政拨款或转移支付等方式予以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