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历史演进评价与思考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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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通过经济行为主体和这些行为主体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换关系来影响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经济绩效的。
而历史上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则为人们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源泉和基础。
同时要说明现存制度的生成和演进揭示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或社会在制度及其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性也必须从不同国家或社会各自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答案。
所有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共同认识到了经济史对于制度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促使经济史学家们开始把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视为经济史学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所面临的一项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对其进行自觉的系统的思考与探索。
从而使经济史学的研究主体在对制度进行系统的历史分析的意识上实现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飞跃。
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西方新经济史学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史学大变革。
在这场史学革命当中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及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普遍应用在经济史学研究中引发了一连串的重大革新和变化。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它为经济史学家们从事制度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
此后经济计量学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实假设方法等被普遍地运用于经济史学的研究之中实现了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革命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
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制度及相关问题的解释力使得已经对制度分析有了自觉认识的经济史学家们得以运用这些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去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关问题并据此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论方法、专门的分析工具和较为成型的内容结构的学科框架和研究体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制度经济史学”（The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
二、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大致经历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TheNeoclassical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新制度经济史学”（TheNew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和“历史制度分析”（TheHistoricalInstitutionalAnalysis）这三个阶段。
其中50-60年代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属于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早期发展阶段。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所着重研究的是市场这一特定的经济制度。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市场制度支配着历史上的各种交换关系也是市场和其统一化的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增长。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极大地开拓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增强了其对历史上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解释力使其能够对大量的有关价格、数量和外生变量（如年龄、性别和不同产业的周期性质等）的历史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和统计分析并用于检验和评价有关市场制度及其内部关系的各种假说。
制度经济史的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市场制度确实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存在并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例如美国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初步建立了劳动、资本和产品的市场制度；
19世纪90年代时密执安的劳动市场已经非常完善甚至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存在着非熟练工人的补偿工资差别。
在欧洲从15世纪以来巴黎地区农民的专业化分工就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这充分显示了产品市场的功能；
各种证券的价格也表明18世纪时的国际金融市场已经在很多贸易国家之间发挥着作用。
研究结果还表明市场的产生和扩大是伴随着技术变迁尤其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提高以及能随后带来和平的政治变革而出现的现象。
例如私人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为了适应铁路系统这样大规模的融资项目的需要同时也有赖于政府证券市场的存在。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关注市场制度研究的同时也对非市场制度作了初步的考察。
在这方面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家深受科斯（Coase.Ronald）的影响。
他们把非市场制度视为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的不同方式认为这种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方式的产生是市场不发达、不完善和价格过高的结果。
因此非市场制度的发达程度取决于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换句话说取决于市场制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非市场制度来补充。
显然非市场制度是作为市场制度的替代物而存在的。
新古典学说的若干研究成果都对这种假说提供了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非市场制度的初步研究绝不意味着它从根本上认识到了非市场制度的重要性。
恰恰相反在新古典制度经济史那里非市场制度是无关紧要的。
之所以对它予以一定的关注是把它视为市场制度的一个替代与补充只有在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和时候非市场制度才可能出现一旦市场完善了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换句话说非市场制度是可有可无的。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还试图以历史资料为基础来证实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和市场化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观点。
但事实证明这是相当困难的。
只是到了80年代索科劳夫（Sokoloff1989）才运用数量分析方法为美国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革新与发明的观点提供了佐证。
他以1790年至1846年间美国专利注册为样本证明了革新发明与市场规模存在着正的相关性。
而另一方面怀特（Wright1987）的研究却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
美国内战后商品市场的统一非但没有促进反而妨碍了南部经济的发展。
不难看出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市场制度的研究极大地超越了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围开创了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的一个新的范式。
首先它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学说和方法来分析解释历史上的制度问题改变了经济史的制度研究多年来没有合适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局面开创了制度经济史乃至整个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
其次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时大规模成功地运用了计量统计方法特别是后来越来越高级的计算机的使用使得经济史学家们能够对有关制度（特别是市场制度）的大量历史资料和成千上万条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和统计分析（这对于以前的传统经济史学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有关制度问题的分析力和解释力。
同时计量统计方法
和计算机的应用对大量的历史统计资料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也使得经济史学能够更好地发挥它本应发挥的特殊作用——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假说提供历史的经验证明和检验这是经济史学的一项特殊的学术使命和任务也是传统的经济史学没有做到的。
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也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
第三就市场制度的研究而言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紧紧地围绕着经济制度的这一核心就相关问题的方方面面展开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与探讨。
从研究问题的广泛性、研究内容的深入性、研究方法的新颖性、研究视角的独特性和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来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欠与不足。
诺思曾指出直到70年代传统经济史学还没有对非市场制度做出更为深入的研究也没能说明为什么在环境与背景相似的情况下一些社会建立了市场经济而另外一些社会却没有。
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的这些缺欠与不足均源于构成其理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局限性。
显而易见制度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经济理论方面的突破与创新。
三、新制度经济史学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史学是伴随着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大规模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同时它的发展也给了新制度经济学以极大的推动与促进。
新制度经济学家在其对制度进行的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经济史、尤其是制度经济史对于制度分析的特殊重要性。
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威廉姆森（Oliver.Milliamson,1982）、奥尔森（Mancur.Olson,1982）和诺思（1981）等人都明确阐述了类似的观点。
尤其是道格拉斯·
C·
诺思教授更以他的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史的集大成者。
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新制度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史之间的渗透和融合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
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在完备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和零交易成本条件下的运作过程。
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协调和组织只要依靠“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可以达到最佳状态不需要任何外在力量的干预。
这样起到协调经济活动作用的各种制度和组织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然而诺思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用传统理论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尤其是它无法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
诺思认为在传统经济学的增长模型中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制度。
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有效市场只有在无交易成本时才会实现。
当交易产生成本时制度就起决定作用了。
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交易活动。
因此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是市场效率的关键性决定因素。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分析框架诺思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史特别是制度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制度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家和意识形态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影响以此来说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模型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从而构造了一个以制度、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为主轴以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的新制度经济史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
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的历史是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分不开的。
他认为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制度而产权的界定者是国家。
诺思认为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界定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立、裁定和行使的代价极为高昂。
而国家作为一种能够低成本地提供产权保护的制度在产权形成、产权界定、产权保护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但是国家也会（而且是经常地）起到负面的作用：
它会造成无效产权破坏产权界定的市场规则采取歧视政策对待不同的交易当事人并限制交易的空间阻碍交易的发展。
因此国家对产权乃至经济增长具有双重作用：
它既可以促进产权的界定提高产权的运作效率也可以导致无效的产权。
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国家——产权悖论”。
诺思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显要的一席。
”除了揭示国家在产权界定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外诺思还对国家的性质、起源、其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以及产生“国家——产权悖论”的根源做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有关国家的理论模型。
诺思在新制度经济史学研究上的另一个重要创新是他把意识形态纳入了制度经济史研究的范畴从而使他对历史制度的研究从以产权为核心的正式规则拓展到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非正式规则上。
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经济理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知识社会理论那么在说明资源的现代配置和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
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因素。
诺思认为新制度经济史所要解释和说明的核心问题是：
“为什么相对无效的经济会持续？
是什么妨碍了它们去采用更有效的经济中的制度呢？
”在探寻这一问题答案的过程中诺思又发展了制度变迁的轨迹和路径依赖理论。
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能够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出一个新的视角“路径依赖性是分析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
诺思把路径依赖的相关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了制度变迁的分析之中。
他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
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路径依赖。
诺思将制度变迁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与经济的长期增长或下降模型结合起来给出了制度长期变迁中的两种轨迹。
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这种轨迹差异和路径依赖揭示了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形态千差万别的重要根源也是低效率的制度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无论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还是从经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史学都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
首先新制度经济史学实现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的真正意义上的结合。
这种结合无论对于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发展还是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应该说让众多经济学家（尤其是理论经济学家）真正认识到了经济史研究在经济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是新制度经济史学的一大功绩。
而这一点对经济史学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其次新制度经济史学运用交易成本、产权和公共选择等理论成功地解释了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源并创建了以产权、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为核心的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范式开创了经济史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史学的一个新时期。
第三新制度经济史学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它通过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研究探讨了制度经济史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而且通过诸多富有开拓性的和思考性的工作为制度经济史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出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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