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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隋及初唐文学
教学目标：
了解了解唐代诗歌繁荣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及发展概况;
隋代文学、初唐诗坛概况。
教学重点：
宫廷诗的发展与意义，“初唐四杰”及陈子昂诗歌理论及创作。
教学难点：
陈子昂在唐诗发展中的作用。
教学方法：
讲授
课时安排：
4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节隋唐五代文学概况
唐代文学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上承魏晋南北朝，属于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
后期下启两宋，属于中古期的第二段。
唐代文学一般可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统一全国，结束了长达二百七十余年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
但隋朝只维持了不到30年，就被农民起义推翻。
隋代文学属于由魏晋南北朝文学向高度繁荣的唐代文学的过渡期。
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即帝位，建立唐朝。
唐朝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军事强大、文化经济繁荣的一个朝代。
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公元907年，朱温废唐哀帝建立后梁，历史进入五代十国。
公元960年，宋朝建立。
唐代文学出现空前交融与繁荣的局面，其特点有三：
其一、继承与创新并重，如古诗继续繁荣，近体诗也产生并臻于完美；
骈文继续兴盛，借复古以革新的古文再度崛起。
其二、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并茂，既有王维、三李、二杜、韩、刘等大家，也有很多民间作者，其代表成就是“敦煌文学”，还有很多热衷于俗文学的作家，如王梵志、寒山等。
其总趋势是由六朝末期的贵族化趋向士大夫文人化以至平民化。
其三、诗歌与其它文体并存，唐文学繁荣体现在诗、词、古文、传奇（小说）四种体裁上，其中诗、古文大大发展；
词、传奇是新文体。
一、唐诗的繁荣
唐诗创造了诗歌史上的辉煌，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样式。
有唐一代，为中国古代诗歌的高峰期。
就表现领域来说，逐渐从宫廷台阁走向关山与塞漠，作者也从宫廷官吏扩大到一般寒士；
就情思格调来说，北朝文学的清刚劲健之气与南朝文学的清新明媚相融合，走向既有风骨又开朗明丽的境界，而且还出现了具有美学范畴意义的诗论，如“骨气”、“兴象”、“境界”说；
就诗歌形式说，唐人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做了两个工作：
一是把四声二元化，过渡到唐诗的平仄律；
一是解决了粘式律的问题，从律句律联到形成律篇。
创造了既有程式约束又有广阔创造性自由空间的新诗体——律诗。
唐诗的繁荣主要表现为：
第一、诗人队伍的扩大和诗歌数量的增多。
有唐300年间，诗歌的发展有如绵延不断的大河，长流不息，留存至今的五万五千多首诗歌，不过是当时诗作中的一部分而已，却已经超出前代遗诗总和的数倍。
唐人选编的诗歌总集就有130多种，于此也可见唐诗创作的繁荣。
数量如此巨大的唐诗不仅出自空前广大的作者群，而且这支队伍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不但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中下层官僚和普通士人热心于诗歌创作，和尚、道士甚至妓女中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也都参与其事。
这样的一支由各阶层人士组成的庞大的作者队伍，对唐诗数量的增长及唐诗面貌的形成必然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诗歌题材的丰富。
诗人的笔触几乎深入到了现实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壮丽的山河、优美的田园，繁华的都市，苍凉的边塞，惨烈的战争，中外的交流，以及朝政的得失，国家的兴衰，阶级的对立，现实的矛盾，民生的疾苦，世态的炎凉，各种素材无不见之于诗；
士人的理想追求、愤慨不平、羁愁旅思、离情别恨，无不在诗歌中得到充分的表现。
总之，生活中的一切人和事，无不成为诗歌创作的源泉，人们喜怒哀乐种种情感，无不可以化为新鲜活泼的诗歌语言。
第三、风格流派的繁多。
初唐四杰、上官体、山水隐逸、边塞、新乐府诗人、韩孟诗派等。
明·
高棅《唐诗品汇》：
“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
”
第四、艺术形式的多样。
古体、近体都具备，五古、七古、乐府、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排律等体裁具备。
唐诗繁荣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发展的内部原因。
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代”的影响。
“文笔之分”，淡化文学的政治功利目的、政教目的，追求审美意义。
在诗歌方面，辞采声律的追求、表现技巧的创新。
“四声”、“八病”之说为格律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散文方面，体裁多样，约有八十多种（应用文体占大部分）。
唐吸取了骈体文形式上的优点，摈弃其辞藻华丽、空洞无物、无病呻吟的弊端，进行文体、文学语言的革新；
在传奇小说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六朝的志怪和杂史杂传。
二、外部原因：
1.经济因素：
经济发达，出现“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繁盛景象。
农业方面，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交租、服役、缴纳布帛以代替服役等）。
手工业方面，丝绸和陶瓷都是中国的代表。
中国贸易，“丝绸之路”。
商业和城市，长安约百万人口，有108坊，西市和东市是繁华的商业区。
交通方面，水路：
黄河、长江、大运河；
海路：
广州——日本和波斯（伊朗）；
陆路：
长安辐射全国的交通网。
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有了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精力和条件。
（1）提供闲暇，以便进行娱乐或文学创作；
（2）提供游历天下的可能，促进山水诗、描写都市生活和交游生活的诗的发展；
（3）文人的商业意识增强。
如“润笔”、陈子昂的“买名”；
（4）文人的精神风貌改变，影响诗歌等创作，如浪漫、豪迈的风格。
（5）市民文学开始出现，如传奇、词、变文等。
2.政治因素：
唐代政治结构与前朝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重要之一是确立了以皇族地主为中心、广泛包括亲贵功臣、门阀世族、庶族地主、富商、僧侣等地主阶级各阶层的品级联合统治。
唐选拔官吏不同于魏晋南朝的“九品中正制”重世袭、重门阀。
唐有七大姓，但轻阀阅、重科举。
通过科举，为下层士子参与政治开辟了道路，庶族地主崛起。
唐朝科举、政治、文学关系紧密。
特别是唐科举对文学的影响：
（1）形成整个社会重视文学的风尚。
由于进士科的竞争异常激烈，并且唐天宝以后以诗赋取士已经成为固定的格局，“它主要以文词优劣来决定举子的去取”，因此文风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唐武后朝之后，文风日渐华靡。
沈既济曾说：
“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
永隆中，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寝以成风。
”这样，逐渐形成了“缙绅之徒，用文章为耕耘，登高不能赋者，童子大笑”的社会风气。
（2）重视诗赋艺术技巧，讲究声律对仗。
严羽：
“唐诗盛于我朝，以诗赋取士。
”（3）“行卷”、“纳卷”、“温卷”对文学创作有影响。
文人士子们为了猎取功名，博得主考官的赏识，纷纷找各种关系拜谒权贵，向他们投诗献文。
（4）提供创作素材。
送人应试、贺人及第、慰人下第的诗极多。
（参阅：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
3.文化因素：
唐诗的发展与文化的昌明、繁荣有这不可分割的联系，各种艺术门类之间是相互影响、渗透的。
（1）南北融合、东西一统的“大家族”文化。
（2）科举及学校教育使得人们的文化素质提高；
（3）史学、经学的发达。
二十四史中，唐修了八史：
梁、陈、南、北、晋、隋、北齐、北周史。
另有刘知己《史通》。
出现了王通、孔颍达这样的大儒和大经学家。
史学对史传文学有影响，如《段太尉逸事状》、《张中丞传后叙》等。
（4）各种艺术门类的相互影响。
书法：
楷书中有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
草书中有张旭、怀素。
李白诗、张旭字、裴旻舞为“三绝”。
绘画和雕塑：
阎立本、吴道子的人物，“吴带当风”；
韩干的马；
王维的山水。
敦煌壁画及佛像雕塑等。
大量的题画诗出现，及“诗中有画”、以画法入诗。
苏轼：
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
音乐：
古诗中很多是和乐歌唱的，如乐府，七绝被称作“声诗”。
燕乐的发展产生了词。
许多诗人的诗作与音乐有关：
《听颖师弹琴》、《李凭箜篌引》、《琵琶行》。
舞蹈：
全唐诗中有许多描写舞的，《公孙大娘剑舞》、《霓裳羽衣舞》。
4.宗教因素：
唐代实行宗教自由的宗教政策，三教九流并行其道，除儒、释、道三教外，另有一些异教，如景教、祆教、摩尼教等也传布。
儒、释、道三教兼重的。
如玄宗亲注《孝经》、《道德经》、《金刚经》是证。
鲁迅先生说：
“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
”老庄思想与道教有所不同：
老庄思想给文学艺术带来的是一种偏于含蓄冲淡、自然悠远的审美情趣，一种充分净化了的纯净、和谐、安宁的自然意象群，一种以对内心体验的“表现”为主的艺术思维方式。
道教给文学艺术带来的，乃是一种追求绚丽神奇的审美情趣，一种色彩缤纷、瑰玮怪诞的意象群，一种近乎沉浸于幻觉之中的热烈想象力。
5.现实生活因素：
寒士，地主阶级里面居于中下层的文士，包括不同门第和出身的人。
他们多通过科举跻身庙堂，提出或在一定程度上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他们是文学的生产者，其思想、心态、生活直接影响到文学创作。
二、词
曲子词的简称，是隋唐以后出现的新文体，是随着燕（宴）乐的兴起而出现的。
“敦煌曲子词”是最早的词，产生于民间。
盛中唐时为文人所喜，中唐时已出现大量的文人词了。
晚唐五代词已很成熟，有两大创作中心：
一是西蜀，“花间词人”——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
二是南唐，“二主一臣”——李璟、李煜与冯延巳。
三、散文
骈体：
占主导地位；
古文：
韩柳古文运动，以恢复儒学为旗号而进行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以清新质朴的散体文代替华美空洞的骈体文。
四、传奇
即文言短篇小说，以区别后来戏曲等。
唐时，小说作为残丛小语，不比古文之高文，鄙之曰“传奇”。
得名于晚唐裴铏所编《传奇》小说集。
传奇“有意为小说”：
结构、篇幅、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都已成熟，标志着小说文体的确立和成熟。
五、变文
说唱文体，简称“变”。
学界关于“变文”说法不一。
有说起源于宣讲佛经，当时一种脚“转变”的说唱艺术，与图画相配合，一边向听众展示图画，一边说唱故事。
其图为“变相”，其说唱的底本为变文。
内容多为宣讲佛经故事、经义，也有讲述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
形式多样，或散韵相间、说唱结合；
或全散；
或全韵。
对后世的话本、弹词、诸宫调等通俗文学产生很大影响，开白话文的先河。
第二节隋代文学概貌与初唐诗坛
一、隋代文学概貌：
隋（581—618）立国37年，诗歌成就不高。
隋代文学的作者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北齐、北周旧臣，他们是北朝诗风的代表；
二是由梁、陈入隋的文人，他们把南朝诗风带入隋朝。
所以，隋代可以看作是南北文学合流并向唐过渡的最初阶段。
文学的过渡性。
短命的王朝，自己的文学特点并没有形成。
但是，另一方面，隋代南北统一，为南北文学的大融合作了准备，但南北文学融而未合。
北朝入隋的有：
卢思道、杨素、薛道衡；
卢思道以歌行体写边塞军旅生活，其《从军行》深婉而又有苍劲之气。
杨素是隋朝开国重臣，亲历征战，对军旅生活体验尤深，其《出塞》其二在平实的叙说中流动着粗犷深沉的悲凉情思。
《山斋独坐赠薛内史》二首，以武人而为诗格调清远，还有《赠薛播州诗十四章》也是佳作。
薛道衡受南方文学的影响，诗语骈偶工丽。
是隋代最著名的诗人。
代表作有《人日思归》、《昔昔盐》。
《昔昔盐》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二句，以环境的寂寞来写思妇的孤寂凄苦，流传广泛。
（唐刘餗《隋唐嘉话》：
“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
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
后因事诛之，曰：
‘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
南朝入隋的有：
虞世基、许善心、江总、王胄等。
隋炀帝《春江花月夜》：
春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二、初唐诗坛
隋代文学合南北文学而保留各自不同的特点，南方的柔媚、婉约，北方的粗犷、质朴，并没有合而为一。
用声律、辞采来表现大唐恢弘的气象和刚健的情思、合南北文学之两长、形成唐诗的风格，正是初唐诗人所面临的课题。
（一）贞观诗风及上官仪
贞观时期，南北朝文学由对立走向融合。
唐太宗是贞观文学的领袖。
贞观诗风主要受南朝文学的影响，逐步走向宫廷化。
上官仪是贞观后期的重要诗人。
他的五言诗，“绮错婉媚”，讲究对仗，追求诗歌的声辞之美，时人谓之“上官体”。
成为代表当时宫廷诗人创作最高水平的典型范式。
但其内容仍局限于宫廷文学应制咏物的范围之内，所以诗歌的变革只能由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一般士人即四杰来承担。
初唐诗坛，宫廷诗苑始终以其汇聚着大量高层人才，联系和沟通多种方面的创作而居于中心地位。
表现在：
其一，宫廷诗人占绝对多数（约9/10）。
即使“初唐四杰”、陈子昂等宫廷以外的诗人也曾在朝中做官。
其二，宫廷诗创作数量占优势。
其三，宫廷诗人地位高，集中活动京都上层，容易造成影响，且人材集中绵延。
诗人主要分三块：
宫廷诗人、改革诗人、通俗诗人。
宫廷诗与宫体诗区别：
宫廷诗：
多应制奉和、宴饮赋咏之作，内容多以歌功颂德、写景咏物为主。
辞藻华美，讲求对仗。
但更多地去掉了宫体的浮艳淫亵。
宫体诗：
以艳丽华美的语言写艳情以及女子的容貌神态，风格浮艳轻薄。
闻一多把初唐宫廷诗与齐梁宫体诗等同（如《宫体诗的自赎》），这是不切实际的。
初唐“宫体诗”占极少的数量。
宫廷诗发展的三个阶段及特点
阶段一：
贞观诗坛——唐太宗贞观年间，唐太宗及其周围的诗人。
特点：
多君臣唱和、应制奉答、宴饮赋咏之作，内容多以歌功颂德、写景、咏物为主；
典雅绮丽、雍容平和（或雅正、宏大、整肃）。
魏征的讽谏文和抒情诗。
魏征《述怀》。
唐太宗要求诗坛的是宏丽和雅正。
追求雅正，而不是齐梁的侧艳；
以宏大整肃代替琐碎柔弱，以和乐代替颓靡，显示了帝国初兴的时代气息和诗歌风貌的演变。
其存诗98首，主要是纪行、咏怀、咏物写景。
如《过旧宅二首》其一：
“前池消旧水，昔树发今花。
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
”具有放眼天下的、开放的眼光和胸怀。
《帝京篇十首》之一：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
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
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
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
”雄伟山川烘托着巍峨宫殿，显出唐王朝的威风，表现了帝王的胸襟与气魄。
阶段二：
龙朔变体——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体，也称“上官体”。
仍以应制奉和为主，但
（1）颂体式的铺排减少了，体制不如贞观诗坛宏大。
（2）写景绮丽、婉转、细腻、精巧。
（3）风格“绮错婉媚”。
如《奉和山夜临秋》：
“殿帐清炎气，辇道含秋阴。
凄风移汉筑，流水入虞琴。
云水送断雁，月上净疏林。
滴沥露枝响，空濛烟壑深。
”
上官仪的贡献主要在格律和对仗。
他提出“六对”说：
正名对：
日月—天地；
同类对：
花叶—草芽；
连珠对：
萧萧—赫赫；
双声对：
黄槐—绿柳；
叠韵对：
彷徨—放旷；
双拟对：
春树—秋池。
又提出“八对”说：
的名对、回文对、隔句对、异类对、双声对、叠韵对、双拟对、联绵对。
王绩在初唐诗人中是较为独特的一位，他的《野望》等诗歌，以平淡自然的话语表现自己的生活情趣，创造出一种宁静淡泊而又纯朴疏野的意境。
（二）“初唐四杰”
《旧唐书》卷190上云：
“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关于“王杨卢骆”的称呼。
他们都是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诗人。
大都生于高宗、武后年间，卢骆早于王杨，“王杨卢骆”之称，可能依据当时人们对他们诗歌的认可。
《新唐书·
文艺传》：
“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齐名，天下称‘王杨卢骆’，号‘四杰’。
炯曰：
‘吾愧在卢前，耻在王后。
’议者谓然。
”杜甫《戏为六绝句》：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四杰”的特点与成就：
1.从创作个性看，相对而言，王、杨五律，卢骆长歌行。
七古正式成立之功应该归之四杰”（陆侃如语）。
四人的杰作大半是七言，代表作有《行路难》（卢）、《长安古意》（卢）、《帝京篇》（骆）等。
“四杰”也奠定了五律的基础，他们的集子里，五律多者占二分之一，少者也在四分之一以上。
比如，杨炯现存五律14首，完全符合近体诗的粘式律，因此有人就有了“律诗不是成立于沈、宋”的商榷意见。
代表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王）、《从军行》（杨）、《在狱咏蝉》（骆）。
2.“骨气”与声律的结合，词采工丽，音调婉媚，四杰继承六朝的艺术实践，又讲求骨气，如《从军行》慷慨豪迈；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一洗悲酸之态，爽朗超脱；
四杰有自觉的变革文风的意识，提倡刚健骨气的文风，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纤巧轻靡的诗风，清人冯班说：
“沈、宋既裁新体，陈子昂崛起，于数百年后直追阮公，创辟古诗，唐诗遂有两体。
”（《钝吟杂录》卷三《正俗》）杨炯《王勃集序》评王诗：
“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
”认为王勃能以风骨充实作品，既壮健又有藻饰。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
“词旨华丽，固缘陈、梁之迹，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
”认为既有宫体诗华靡的一面，又有风骨，为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做出了重要贡献。
3.题材与诗境上，歌行在卢骆手里“从宫廷走到市井”（卢照邻《长安古意》）；
五律在王杨手里“从台阁移至江山塞漠”（杨炯《从军行》）。
他们努力开拓诗歌境界，能够运用比较畅达的气势来去感驾文辞，将六朝的骈俪转化为流丽矫健。
4.非常自负的雄杰之气和慷慨情怀，使诗的格调变得壮大起来，开盛唐诗风之先。
杨炯《王勃集序》曰：
“（龙朔变体）骨气都尽，刚健不闻。
思革其弊，用光志业。
”在他们的诗中已出现壮大、慷慨的作品。
王勃《游冀州韩家园序》有云：
“高情壮思，有抑扬天地之心；
雄笔奇才，有鼓怒风云之气。
”特别是卢、骆的七言歌行，气势宏大，视野开阔，神采飞扬，跌宕激越。
总之，他们与陈子昂等共同揭开了唐诗繁荣的序幕，为唐诗高潮的到来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品讲读】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这是一首送别诗。
诗人王勃（650－676年），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省稷山县）人。
他只活了二十六岁就死了。
但是，由于他勤奋学习，因而在短促的一生中，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他既能写诗又会作文，与当时的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同样著名，被称为“初唐四杰”。
一般说来，人们在同自己的亲威、朋友离别时，心情总是难过的，依依不舍，免不了要讲些祝愿一路平安、保重身体或者后会有期之类的话，有的甚至还要作出“儿女态”，流下眼泪来。
这当然是人之常情，毫不足怪的。
但是，诗作为艺术，如果把这些都写了进去，那就会显得俗套、平庸，没有味道了。
王勃不愧是一位市斤，他才不去写这些呢！
他的这首送别诗，别开生面，用自然朴实的语言，写出了朋友之间的真挚感情，把人的思想境界大大提高了，读后使人深受感动。
在这首诗里，开头两句写送别时的情景。
当时，诗人是在长安供职，他要送自己的好朋友杜少府（官名）去蜀州上任。
蜀州，在现今四川省，州府在崇庆县。
两人一起走出了长安城，来到分手的地点，心中有话，但却相对无言，只好观看四周的景致，以克制自己的离情别绪。
“城阙辅三秦”，但见庄严壮丽的长安宫城，被地势险要的“三秦”环护着，气象宏伟。
“风烟望五津”，再看朋友所要去的地方，千里迢迢，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
这一近一远、一明一暗的景物，对比强烈，构成了一幅非常真实、生动的送别画面，饱含着诗人对朋友远行的留恋之情。
诗的三四两句是点题的，下面讲明了朋友之间分别的意义。
在社会生活中，筵席总是要散的，感情十分深厚的朋友也难免要分别，不可能永远会聚在一起。
其原因就在于“同是宦游人”，各人有各人的职守，都要奔赴自己办事的岗位。
所以，这种分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决不会分别而疏远了朋友之间的真挚感情。
诗人和杜少府分别的意义就在这里。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诗，意味深远，是全诗中最重要的部分。
它表现出诗人的宽阔胸怀和远大抱负，使真挚的友情得到升华。
人们都有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叫做“知己”，他有时近在身旁，有时却远在天涯海角，但无论空间怎样的改变，时间如何的推移，友情应该是牢不可破的。
而且，决不能狭隘地认为“知己”只有一个；
世界上到处都有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同样都可以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抱着这样的认识和心情与朋友分别，那就不会感到孤独寂寥，相反地却是感到乐观进取，不管到了何处，都会觉得好像仍在与自己的老朋友在一起，促膝谈心，那样的快乐、幸福。
说到这里，诗人还嫌余意未尽，再加上两句：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他语重心长，勉励朋友在分手的时候，千万不要象小孩子那样掏出手绢来揩眼泪，悲伤难过，而要勇往直前，去迎接新的生活。
这样的诗句，扣人心弦，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所传诵。
《从军行》
杨炯是华阴县（今陕西华阴）人。
高宗显庆六年（公元六六一年），被举为神童，送入朝廷，授校书郎，才只十一岁。
永隆二年（公元六八一年），为崇文馆学士，迁詹事、司直。
他也和王勃一样，自以为有才，对人态度傲慢，武则天当政时，降官为梓州司法参军。
三年任满，改任盈川县令（今四川筠连县），卒于任所。
后人称他为杨盈川，他的诗文存于今者，称《杨盈川集》。
这首诗，先要讲题目。
“从军行”本来不是诗题，而是一个乐府曲调的名词。
远在西汉时代，汉武帝喜爱音乐歌曲，建置了一个中央音乐院，名为“乐府”。
他聚集了著名的音乐家和诗人，收集全国各地民歌，制定许多新的歌曲，颁布天下，供公私演奏。
这种歌曲，称为“乐府歌曲”。
配合这种歌曲的唱词，称为“乐府歌辞”①，或称“乐府诗”。
在中、晚唐的时候，又称“歌诗”。
从形式来讲，它们有五言的，有七言的，也有三、五、七言混合的，一般都是歌行体诗，采用律诗体的很少。
从作用来讲，它们是给伶人歌伎唱的。
诗与乐府诗的区别，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能唱不能唱、或谱曲不谱曲。
这里，必须补充一下，在汉代以前，所谓“诗”，就是指能唱的曲词。
一部《诗经》，三百零五首诗，都是可以唱的。
到了秦汉时期，古诗已失去了曲谱，这个“诗”字渐渐成为文学形式的名词。
在东汉时期，谱曲歌唱的称为“乐府歌辞”，《诗经》式的四言诗，称为“诗”。
当时新流行韵五、七言诗，称为“五言”或“七言”。
可以想见，“诗”是四言诗的传统名词，五、七言诗还不算是诗。
刚才我说，能唱的称为“乐府歌辞”或“乐府诗”，不能唱的称为“诗”，这是魏晋以后的文学概念。
《从军行》是汉魏流传下来的乐府歌曲。
汉魏诗人作“从军行”，是乐府曲辞。
但是到了唐代，《从军行》古曲已经不存在了，杨炯作这篇《从军行》，只是用古乐府曲调名为题目，而这首五言律诗，事实上是不能配合乐曲歌唱的。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诗题称为“乐府古题”。
它并不表示这首诗的曲调，而是表明这首诗的内容。
因为每一个古代乐府曲调，都有一个规定的内容。
例如《孤儿行》是描写孤儿生活的，《从军行》是反映从军的辛苦的。
杨炯做了这首五言律诗，用了这个乐府古题，但诗的内容已不同于汉魏时代的《从军行》，可知初唐诗人用乐府古题作为诗题，大多已失去了古义。
这一种体式的诗，很难分类，可以列入“乐府诗”一类，也可以列入“五言律诗”一类。
这首诗的写作方法也是一般的，只要先读第一联和第四联，整首诗的内容都清楚了。
第一联“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意思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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