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技术思想及其现代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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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技术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庄子》的技术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现代技术哲学源于工业化以来人们对技术与人类综合发展问题的反思。

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庄子就已经开始思考技术与人的发展问题。

吴国盛先生曾指出中国的技术哲学需从“根”上抓起，在庄子的思想中探究技术问题是从传统文化研究技术哲学的重要路径。

发掘庄子的技术思想，应从“道”“技”“器”入手，围绕技术与人、技术与生态环境、技术的行为主体，剖析庄子对技术的综合定位，以及其对现代社会技术发展进路的借鉴价值。

一、道、技、器：

庄子的技术思想中蕴含的三个要素

（一）“道”

庄子云：

“道，理也。

”（《缮性》）“道”通理，通规则、规律，具体表现为天地的运行规律与人的行为准则。

庄子从“天道”和“人道”两个方面展开对“道”在规律层面的思考，认为“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在宥》）。

将自然运行规律层面的道视为“天道”，指天地自然以无为的方式成就万物，并受万物敬重。

“夫春与秋，岂无得而然哉？

天道已行矣。

”（《庚桑楚》）“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

”（《天道》）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与自然万物的成就同样离不开对天道规律的遵循,可以说道决定万物存在发展的作用有普遍规律的含义。

“道不私，故无名。

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则阳》）“天道”不偏私，始终以无为的规律运作而不扰乱万物存在的本然。

而在现实中庄子把人践行、养成的行为规律称为“人道”。

人的积极有为与生命的劳累共存，二者与天地的无为而无不为形成对照。

人的行为受限于自身的利益、喜好，其行为规律与“天道”无为、无私的规律特质背道而驰。

所以，庄子感慨“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

”（《在宥》）正是看到人的行为规律与天道运行规律相悖，所以，庄子坚持“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

”（《在宥》）认为人的行为应“循道而趋”，效法天道无为。

如果说庄子提到的“天道”通过天地万物的存在与运行彰显自身，那么“人道”则既包括人类积极有为的行为常态，也包含行为实践向“循道而趋”的动态转化，这是庄子思想中技术行为的立论基础。

（二）“技”

庄子在《天地》中提到“能有所艺者，技也。

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

”这里蕴含“技”的两个层面，一方面“兼于事”，用于处理事或物，指出技术通常意义上的实践操作性；另一方面，技术可以通达“事”“义”“德”“道”，与形而上的认知理性相贯通。

庄子在寓言中多次就“技”的形而上学维度展开刻画。

“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

”（《徐无鬼》）工匠擅长“斫”，即用斧头砍，正是因为对“斫”的技术和速度把握娴熟，才能做到在不伤害到人的情况下把人鼻端薄小的污点砍掉。

工匠此处呈现的技术显然属于常见的器具操作性。

“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

”（《列御寇》）“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㱪。

”（《达生》）朱泙漫的屠龙技术与赌者的赌技巧拙，二者在表达处理事或物的技术行为理路。

这种方法层面的技术认知，在技术创造物质与推动社会进步的文明进程中延续至今。

庄子对技术的认知深入到现代技术哲学反思的内核，表现为技术与“道”的贯通。

“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

”（《养生主》）庄子塑造的庖丁通过解牛之技体悟“道”。

庄子本人也在反复通过“技”认识“道”，认识、体察“道”本身就是庄子思考技术问题的重要目的。

庄子将“道”与“技”相连，强调合于“道”才是“技”存在与发展的理想状态。

吕梁丈夫的蹈水之技中做到了“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

”（《达生》）梓庆削木为鐻“器之所以疑鬼神者”在于“以天合天”（《达生》），合于“道”是鐻被惊叹为神工鬼斧的原因。

“技”的成就在于其对“道”的遵循，对技术的认知只有延伸到“道”的层面才能真正实现其对人的深层塑造。

道，“覆载万物”（《天地》），“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天道》）。

它贯穿于万物之中，自然也包括技术活动。

技术操作者与众人皆可平等认识“道”、遵循“道”，这为庄子通过技术教化人文，让人与技术在“道”的整体维度实现共生发展的理想提供了可能。

（三）“器”

“器”是通于具体操作、实践的工具器械。

“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秋水》），“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徐无鬼》），“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天下》）。

冲城的梁丽、百工器械、橐耜以及“荃者所以在鱼”“蹄者所以在兔”中的捕鱼和捕兔工具，这些器具或者作为技术的产物，或者作为技术活动得以运作展开的载体，均融合了人类文明的精神与物质双重属性。

①

庄子借助于“器”的形象来分析社会管理中的问题。

他指出，“名，公器也。

”（《天运》）把“名”视为天下共用、共同争夺的对象。

“凡成美，恶器也。

”（《徐无鬼》）通过美恶相生的道理，将美喻为恶之所成的器具。

“天下大器也”（《让王》）把天下视为贵重的东西。

“怨、恩、取、与、谏、教、生、杀八者，正之器也。

”（《天运》）把此八者看作统治阶级整治百姓的工具。

“器”的本然概念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关，庄子则进一步在文学表述层面延伸“器”的社会实践性，始终延续着其通实践、系操作的一面。

庄子将“道”置于“天道”与“人道”的规律层面引导人的行为“循道而趋”，同时将“技”视为联通“道”（天与自然）与“器”（人的行为实践）的中介，使“技”兼具贯通“道”与“器”的特质。

对“技”与“器”的操作和对“道”的认知与效仿均需以“人”为中介才能实现。

因此，在“技”中，庄子实现了“道”“器”“人”三者的统一。

二、庄子对人类技术行为的认知与反思

庄子通过寓言中理想化的技术行为构想技术的存在方式及其人文意蕴。

在其技术思想中，既以“道”为统摄，在整体视域中反思技术活动，又审视包括技术活动在内的人类行为对生存环境的破坏，同时，还对技术工作者在技术创造之外，展开人文塑造维度的构想与设定。

（一）通过“人与技术有机发展系统”审视技术活动

庄子从认知源头上审视“技”的应然存在状态，认为“技”应与“人”“道”之间保持平衡张力。

庄子认为“技”的存在、发展均有赖于“道”的导引和人的参与，故而“技”是具有灵魂、灵性的。

“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术，非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管子校注》）百工巧匠的绝技并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成就，而是均可通达于“道”。

真正能成就“技”的人，其“技”与人自身相统一。

吕梁丈夫直言自己的蹈水之技：

“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

与齐俱入，此吾所以蹈之也。

”认为其“技”的养成与生命的运行是一致的。

“技”的理想存在状态是“人”“技”“道”三者之间相互制约、平衡，这一系统的稳定有赖于人，尤其是人之“心”的参与。

在厘清“技”的应然存在状态之后，人作为系统中的能动主体，在应然的价值规约之下用“心”维护系统稳定。

源头维护是通过“心”来感知与维持“人”“技”“道”的系统稳定。

庄子看到人“心”与“技”的碰撞可能萌发“机心”。

在“机心”的推动下，“技”为“人”带来便利，“人”推进“技”的便利化，二者脱离“道”的制约而互相推进陷入单线循环。

“技”与“人”丧失“道”的意义制约之后，三者的应然系统失去平衡。

此时人心可察觉到系统失衡，发觉自身“丧己于物”。

这样失衡的“人”“技”系统在其产生的主体认知源头便会遭到否弃。

庄子认为“技”的发展应与人的自身发展“物物而不物于物”（《山木》）之间平衡。

“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

”（《缮性》）蕴含“机心”的“技”可让人“丧己于物”，而成为“倒置之民”。

此时“人”与“技”均失去“道”的制约，脱离“技”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一致性的轨道，人丧失与“道”的相通性，最终倒向物质、功利。

这样的“技”在其诞生之初便遭到系统自身的否定、抛弃。

庄子在认知源头把握技术，肯定人在技术存在过程中的主导性。

系统的平衡与维护是人基于认知对技术发展方向的把控，以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人。

埃吕尔认为技术具有“一元性”，认为“对于技术的使用来讲，只有一种方法，一种可能性，否则就不是技术自身”①。

技术与技术的唯一使用，二者之间呈目的一致的有机整体，这是埃吕尔的认识，也是庄子的态度。

庄子的“丧己于物”与埃吕尔的技术的错误使用，二者一东一西、一古一今，都在源头认知层面支持技术与技术的使用同一，意在技术使用之前从人的认知层面将错误的技术使用倾向制止。

如果说源头否弃是技术发展的理想化开端，那么现实中包藏“机心”的“技”才是技术存在的常态。

庄子对此提出了“技”由现实困境转向理想状态的化解方法。

首先，通过对现实功利层面的“忘”来消解心与手、手与物、心与物之间的隔阂。

在“宋元君将画图”的寓言中，这位真画者在其作画的过程中就表现为“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表现出对名利的“忘”。

忘却名利、无心名利才能真正在作画的过程中达到止于心、应于手。

人对外在名利的“忘”是技术超脱个体私利，使人与技术的展现通达于“道”的前提。

其次，“机心”是“技”运行发展的障碍，其化解有赖于“心”的运作。

庄子提出“心斋”，以“心”忘却名利之后所处的寂静澄明状态来远离“机心”，并用“心”专注、凝神于手中之“技”。

以庖丁解牛为例，庖丁解牛时“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

抛开感官的感知，专注、凝神于手中的技术活动。

庖丁自述其解牛“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

通过“怵”“止”“迟”这三个动作可直观庖丁行为谨慎、眼神专注，在专注之中解牛操作有急有缓。

正是庖丁做到了“心斋”与“凝神”，所以即使文惠王在场，其专注和用心也都集于解牛一事，在此过程中庖丁、解牛技术的发挥与牛的被解状态三者合一。

这种技术运用的过程表现为一种“无意识而又合目的的行为状态。

其效能不仅令观者惊奇，表演者也自得其乐。

”①以专注与空明的心境展开技术活动，表现为基于人的主体性的一种对“技”“人”“道”的动态维运。

庄子通过“心”的参与将人在技术运行中的主导性突显出来。

面对技术与人的矛盾发展态势，庄子用“心”把控技术方向，就逻辑层面而言早于海德格尔“沉思的道路”。

海德格尔认为：

“这里真正莫测高深的不是世界变成彻头彻尾的技术世界”，“我们让技术对象进入我们的日常世界，同时又让它出去，就是说，让它们作为物而栖息于自身之中；这种物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相反，它本身依赖于更高的东西”。

②庄子与海德格尔都将人视为技术真正赖以存在的根本，认为只有用精神维度的“心”或“思”才能真正在技术时代守住人的本真。

人与技术融合发展既是技术的理想存在状态，也是人运用技术的同时保持自身主体性的理想状态。

“技”与“人”最优融合状态即合于“道”的状态，与之对应的是心与手、手与物、心与物之间不再有隔膜和距离，而是“人”“技”“道”三者形成有机整体。

（二）生态维度的技术思考

人对自然的破坏是庄子审视技术问题的起点。

庄子提醒人类关注技术与器械对自然万物造成的伤害。

“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网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

”（《胠箧》）“夫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也；虽饥渴隐约，犹且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

然且不免于网罗机辟之患。

”（《山木》）技术发展创造出弓弩、网罟、罗落等器械，人围绕自身利益不断创造、操作技术，其运行有悖于道的规律，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模式。

庄子眼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不妨碍自然本然存在方式的条件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庄子以传说中的“至德之世”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

“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

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乌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

”（《马蹄》）“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莫之为而常自然。

”（《缮性》）庄子描绘的是早期人与自然相处没有舟梁等“器”，不存在技术对自然的压制。

但庄子并不反对单纯的器械或技术的存在，也并非苛求回归摒弃技术的原始状态，而是寄希望于技术、自然万物与人能够在合于“道”的和谐状态下共同发展，憧憬人类重回与自然和谐的相处模式。

因此，庄子从生态维度将技术置于“道”的至高法则审视之下，以此制约、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