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牙齿欠了多少债Word文档格式.docx
《你的牙齿欠了多少债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你的牙齿欠了多少债Word文档格式.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无论牙齿形态的参差不齐，还是颌骨凸出或者凹陷所导致的」地包天」、「天包地」，在医学上，都属于错颌畸形。
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食物从粗糙变得精细，用于咀嚼坚硬食物的宽大的颌骨开始变得狭窄，但牙齿却没有跟上进化的节奏，它的数目和大小并无太大改变，在越来越狭窄的颌骨上，相互挤压彼此的生存空间。
按照正畸医生们更加严格的牙齿和颌面标准而言，错颌畸形的发生率超过90%。
人类越进化，这个问题会越严重，随着经济的发展，正畸治疗将会逐步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需品。
周彦恒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正畸科的教授，也是世界正畸联盟的首位华人执委，2001年到2002年间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访问教授，他说，美国有一种现象，尽管美国人不爱存钱，但是但凡有一个孩子出生，美国的中产家庭就会为这个出生的孩子存一笔钱，那就是专门进行牙齿矫正的费用。
在发达国家，接受正畸治疗的有三分之二是青少年，他们一般从12岁左右开始开始接受正畸治疗，这也是正畸治疗的黄金期——借助颌面部的生长发育潜力，牙齿移动得比较快，治疗的周期比较短，治疗的效果也会比较好。
在中国，由于此前对口腔的漠视所欠下的「债」，不得不在成人之后补上这一课。
牙套之家是近年兴起的交流牙齿正畸治疗的患者论坛，活跃会员数已经超过了100万，而在2012年，这个数字是10万。
周彦恒说，成人正畸的增速比较快，但是青少年正畸的绝对数目更大，他去过的一些学校进行口腔科普教育，据他观察，半数学生都戴上了牙套。
虽然关于成人和青少年正畸治疗的比例，没有官方的数据可供查询，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成人还是青少年，都在急剧增长。
据周彦恒估计，每年有需求的病人应该在200万左右——而全国不过3000个正畸医生。
我询问了北京的两家三甲医院的正畸科，几位正畸医生的预约已经排到2018年之后。
「也是某种意义的还债吧，前些年欠的太多。
」周彦恒说。
不只正畸，近几年间，和口腔美学相关的治疗项目，都在高速成长。
如果翻阅资料，你会发现，人体其他的器官的发病率以万分之x，十万分之x作为计量单位。
但牙齿相关疾病的发生率，一般以百分之x作为计量单位，而x这个数字，都不会太小。
以牙齿的色素沉积为例，虽然还没有一项得到认可全国性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数据粗略估算：
3亿烟民；
4000万氟斑牙患者；
普遍困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人的四环素牙；
再加上日常经常食用的几十种可以造成牙齿染色的食物，难怪在一项调查中，半数人对于自己牙齿的颜色并不满意。
许桐楷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综合治疗科的主治医生，长于牙齿的美学修复和冷光美白，如果要挂上的他的号，得在提前一天晚上，在医院门口排上一夜的队。
他还经常接到明星经纪公司的电话，一些明星在接下某个代言和广告之后，会希望请他做个冷光美白或者瓷贴面，「这是广告商的硬性要求。
」
「有一个研究说，面部的下三分之一，决定一个人面部的美观程度，」周彦恒谈及自己从事了27年的正畸工作，显得非常有信心。
「和割双眼皮，垫鼻子相比，哪个效果更加显著？
」我抛给了他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割了双眼皮之后到底会怎么样，」他有点犹豫，「但是如果面下三分之一如果不好的话，眼睛再大，她也不好看，绝对不好看。
我问起周医生一位以美貌著称的女明星，她的脸被众多的年轻女性作为整容范本，拿给自己的整形医生。
她因为早年戴着牙套期间和如今的对比照片，引发人们关于她到底是正畸还是整容的争议。
「她的变化这么大，就你的专业来看，正畸有可能达到这个效果吗？
周彦恒没有正面回答我，而是拿出手机，给我翻看了存在他手机里的一系列正畸前后的对比照片。
他指着其中一张说，这个病人告诉我，正畸改变了她的人生。
这个36岁的女性对他的正畸医生说，她的生活、工作、婚姻因此全然不同，她觉得自己比18岁时更美。
「可以说是改头换面了，」在这间俯瞰东三环撒满阳光的的诊室里，他特意大笑起来，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
二.全面崩塌的口腔健康防线
时钟拨回上个世纪，瑞尔齿科医疗质量总监刘江倩在北京宣武医院的口腔科工作，她还记得，当时人们整体的口腔状态及其糟糕，「先不说美观，不少人，到中年，牙齿有一半都坏掉了。
世界牙科论坛报总编黄懽当时还在北京医院口腔科就职，他的所见和刘江倩相差无几，「满口牙石，把牙齿都盖住了，牙龈也全是肿的，流血…..这不算很严重的情况了，在当时的中国，非常常见。
他在大象公会上撰文说，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在牙医们的帮助下，《新闻联播》头几分钟出现的中国人的牙齿才大为改观——因为有医学专家上书高层，称今天在外交场合，领导人牙齿好坏事关国家形象。
迄今为止，中国启动了三次全国范围内的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05-2007年间。
根据这份调查报告，中国人口腔健康的防线基本上是全面崩塌：
作为中年人代表的35～44岁组，龋病——我们通常称之为虫牙——的患病率高达88%，老年人代表的65～74岁组龋病的患病率是98%，与之对应的是低的可怜的就诊率——一成到两成不等。
口腔健康的另外一个重要指标——牙周的健康率，中年人是14.1%，老年人14.5%；
两个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深刻地影响了13亿中国的口腔健康：
只有牙疼才需要去医院，老年人一定会掉牙。
采访中碰到的几位医生都记得，在他们执业之初，口腔科的急诊特别多，「来医院都是牙疼的，疼得不行了才来医院。
牙齿作为人类组织中最坚硬的部分，它也最脆弱。
在它的一生中，要咀嚼平均50，000kg或冷、或热、或酸、或甜、或硬的食物，还数以十亿计的细菌日复一日合力侵蚀你的牙龈和牙齿。
当然，我们也不是全无帮手，《中国居民口腔健康指南》推荐了4个易得、廉价的口腔健康习惯：
每年进行一次口腔检查，每年洗牙一次，早晚刷牙，使用含氟牙膏。
然而，中国人能做到这几点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在上述的口腔流行病学调查中，中年人（35-44岁）能达到指南所推荐的每年进行一次口腔检查，每年洗牙一次，早晚刷牙，使用含氟牙膏这4种比例分别是8.4%、2.3%、36.3%、42.3%,老年人组的口腔习惯整体更糟糕一些，达标率分别是12.1%、1.5%、22.1%、32.5%。
更直观一点看，只有36.3%的中年人和22.1%的老年人履行了最简单的早晚刷牙的程序。
对口腔的漠视，带来的最直观的后果是牙齿的缺失。
就平均水准而言，65-74岁的老年人平均缺失9.86颗牙齿。
60岁以上的老人中，有12.63%的人全口无牙，如果把年龄放大到80岁，近三分之一的老人嘴里没有一颗牙齿。
我们一向将牙齿的掉落视为自然规律，而不是疾病使然。
实际上「老掉牙」的观念已经「老掉牙」了。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8020计划——80岁的时候，还能保有20颗具有咀嚼功能、不松动的牙齿。
才能保证正常的咀嚼功能和与之匹配的生活质量。
口腔医生朱王勇在13年留意到自己的外公消瘦得极为厉害，刚开始他甚至担心老人「生了不好的东西」（肿瘤）。
翻完他的体检报告后，根据他的专业推断，外公应该是口腔疾病导致的重度的营养不良。
当他请外公张开嘴巴时，他大吃一惊——重度牙周炎，差不多已经掉了三分之一的牙，剩下的也是松松垮垮，一碰就疼，实际已经失去了咀嚼功能。
「外公很少吃肉，因为咬不动，白饭和素菜煮得稀烂，不怎么嚼，直接就咽下去了，」朱王勇如是评价，「没营养不良才有鬼。
而老人将此视为自然规律，默默忍受，并不与自己身为口腔科医生的外孙言语，在外孙制定的详细的口腔治疗计划面前，老人也是极力拒绝，朱王勇「连哄带骗」才让老人完成他治疗计划的最后一步——戴上活动假牙。
朱王勇给自己的治疗计划和执行效果打60分，虽然不是最完美的方案，外公终于能吃上好吃的，是作为口腔医生的他在那一年中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三.口腔文明变迁史一个国家口腔文明的变迁史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变迁史。
根据黄懽的观察，一般而言，比起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国民的口腔更健康。
因为对口腔健康的关注，是健康领域的顶级关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无论是国家，抑或是个人，才会把目光从心、肝、脾、肺、肾等大器官的关注，分一部分出来給口腔。
对照台湾的经验，当人均gdp从3000美元升至10000美元时，每十万人对应的口腔医生的数量的增速最快，而口腔科医生的数量，正是衡量一个地区口腔消费市场发达程度最重要的指标。
没有人能说清中国的口腔医疗市场启动的确切的时间点。
飞利浦公司是在2002年开始在中国发售电动牙刷的。
无论在公司内部，还是大众消费市场上，电动牙刷都是一个小众的的品类：
只有少数几类人在使用电动牙刷：
有国外留学工作回国的、外资公司的部分员工、有严重口腔问题去看牙医时被推荐使用的。
这个世纪初，定期见牙医这件事并不流行。
人们只有牙疼得受不了了才会去见牙医，预防性的口腔检查和定期洁牙观念还要等到10多年之后才逐渐被中国的一、二线城市的中产阶级所接受。
「这也是顽疾所在，等到疼痛时才去看医生已经晚了，伤害已然不可逆转。
接下来就要付出一系列昂贵的牙科消费，」邹其芳说，「为什么不能做预防性的维护？
邹其芳是瑞尔齿科的创始人，他在1999年把第一家诊所开在了长安街边的使馆区，当时的顾客，有一大半是外国人——在高档写字楼里，定期会见自己的牙医，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惯性。
虽然还不为国人所熟知的，但这几乎是口腔界的共识：
牙齿是需要定期维护和保养的消耗品——早晚两次刷牙；
使用含氟牙膏和牙线；
哪怕没有任何症状，定期洁牙，看牙医。
邹至今还记得，一位来中国工作的法国青年，在瑞尔进行了例行的口腔检查，医生给他制定了一套口腔医疗计划。
这个年轻人对医生讲，医生今天我能不能不做这个，我还没钱。
等我拿到第一个月的薪水，我再来。
「我当时就想，这个年轻人，上班之后，有了钱，第一件事是去看牙，我们的年轻人呢？
有了钱第一件事干嘛。
可能是吃一顿，可能卡拉OK。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位戴着金链子的中年男性，在牙周炎和龋齿的双重夹击之下，已经几天无法正常吃饭，在看到医生提供的治疗方案之后第一反应是「太贵了」。
「我说你戴条金链子，你把它搞一半下来看牙绰绰有余，这两个消费意识，是不是一个很鲜明的对照？
从1999年到2009年的11年间，瑞尔严格控制着自己的扩张速度，每年只开一家诊所。
到2009年，瑞尔拥有的连锁数量是11家。
直到2010年，瑞尔齿科获得了两大老牌创投基金启明创投和凯鹏华盈2000万美元的投资——用于诊所的扩张。
瑞尔齿科在2011年获得第二轮投资后，从11家诊所扩张到现在的84家，在急速扩张中，瑞尔的用户数每年仍然保持额40%的增速。
启明创投的主管合伙人胡旭波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节点，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人均gdp过10万时，是高端口腔消费开始快速成长的开始。
以北京为例，在2014年，人均gdp刚好迎来10万的拐点。
也正是在这一年，以电动牙刷和口腔连锁诊所为代表的高端口腔消费迎来一个爆发期。
沈天宏是全球电动牙刷市场的两大生产商之一飞利浦公司的大中华区健康护理业务部高级总监，他仔细研究了飞利浦全球17个主要市场的增长规规律——每个市场其实都是一样的，当你经济上去了，可支配收入上去了以后，在口腔护理领域消费一定会增加。
飞利浦在美国和德国的经验显示，电动牙刷自问世以来，家庭渗透率一直不高，当电动牙刷的渗透率达到5%之后，这个品类的消费会在某个时间点迎来爆发性的增长。
飞利浦电动牙刷自2002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一直在等待这天的出现——直到2012年之后，飞利浦的电动牙刷以每年百分之六七十的速度增长，4年间，销售额翻了10倍。
宝洁公司的调研报告也显示，电动牙刷在中国市场份额从2014年开始，迎来爆发性的增长。
对比2013年，市场份额翻倍增长。
到2016年，每年均呈现至少50%的年增长。
作为中产家庭的标配和消费升级的符号，电动牙刷在社交媒体上受到热烈追捧和讨论——《第一财经周刊》在今年年初进行了一项读者调查《晒晒那些吃土半年才买到的单品》中，飞利浦的电动牙刷和戴森的吸尘器出镜率最高。
资本对于口腔医疗市场的偏爱显而易见，还是2014年，联想控股向市场上的另一家连锁齿科诊所拜博口腔投资10亿，此后的一年的时间内，拜博口腔一口气新开了95家诊所。
邹其芳觉得，这个高速成长的市场，证实了他在上个世纪末的预测，「中国人跟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是一样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健康，口腔健康是重要的环节之一。
」出人意料的中国消费者
在瑞尔齿科位于长安街边开设的第一家诊所里，我见到了武俊医生的老客人，78岁的钢琴老师王女士。
下午3点是武俊和她约好的时间，室内的提醒铃铛叮叮作响，提醒医生，客人到了，如果上一个客人还没有结束，武俊会请护士照料好，等结束后带来诊室。
她让我猜她的年龄，眼前这个身着是蓝色牛仔裤，足蹬黑色的美津浓运动鞋的女士可以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形容——无龄感人士，她的头发染过，但不是一丝不苟，夹杂着几缕银发。
我猜了好几次，没有猜中，她告诉我「78岁」，声音干脆，露出的牙齿除了微微发黄（中国人最寻常的颜色），看起来不是我的刻板印象里中国的老年人的牙齿。
2001年，她62岁那年，牙齿第一次脱落后，她开始精心维护自己的牙齿：
每年洁牙两次；
按照医生的嘱咐使用牙线；
就诊记录显示，在最近3年里，她先后24次来到这家以高价和优质服务著称的高端口腔诊所。
比起年轻时，只少了4颗自然牙，还有24颗自然牙，超额完成了世界卫生组织的8020计划——80岁时，仍然保有20颗可以正常咀嚼的牙齿。
这一次，王女士是来给最后两颗脱落的牙齿换上种植牙，武俊的助手給她戴上橙色的护目镜，避开牙椅探照灯光的直射，拧开一小罐润唇膏，用棉签涂满嘴唇，在嘴角极易裂开的地方又多涂了几圈。
半小时的治疗完毕后，护士端来一杯咖啡，这位78岁的钢琴老师和种植医生聊起玉渊潭的樱花、黑胶唱片和即将到来的音乐会。
为了这两颗种植牙，她需要支付4万，每颗2万，种植牙属于美容相关项目，医疗保险并不覆盖。
「我不是有钱人」，王说，「但是我愿意把钱花在我的牙齿上。
退休前，王是一所大学的钢琴老师，她每次都会乘坐44路公交车，往返于口腔诊所和家中。
胡旭波是启明创投的主管合伙人，专注于医疗领域的风险投资，7年前，他主导了对瑞尔齿科的投资。
他说，过去7年，公众对高质量的口腔服务越来越接受，「事实上，一旦你尝试了，基本上你会上瘾。
」
英国《经济学人》2016年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高收入消费者群体数量将会在未来15年出现井喷。
对于很多商品及服务种类的统计分析显示，在未来15年收入水平提高的情况下，中国消费者将升级消费习惯，转向追求价格更高的优质品牌。
每5年，飞利浦公司都会进行一次全中国范围内的消费者调查。
飞利浦大中华区健康护理业务部高级总监沈天宏先生谈起最近两次消费者调查：
2008年的时候，消费者说，我要更多的收入，我要让人家知道我过得好，我要买好的车，我要买好的包、化妆品；
2013年的时候，他们说，我比2008年的时候过得更好，但我觉得对于金钱和物质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我希望多陪陪我的家人，除了买包包、买车以外，更希望购买一些能让我更健康的东西。
与此对应的，飞利浦电动牙刷的销量，从2012年到2016年，每年几乎以百分之六七十的速度增长，四年间销售额翻了十倍。
飞利浦的电动牙刷的价格从200元左右的入门款到2000元不等，在其他国家，消费模型呈金字塔状，价格越高，购买的人越少。
但在中国，这个模型呈沙漏状，入门级别的销量仍然是最好，但是排名第二的，是价格2000元的旗舰产品——整体而言，由于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每个价格阶段也都有很大的消费群体。
「中国的消费者呀，总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沈天宏说。
欧洲道路还是美国道路？
在口腔消费领域有两大流派：
美国派和欧洲派。
1920年，一位牙科医生根据当时好莱坞影星们对饰演角色的不同需求,对牙齿进行改形、改色，引发了全美对牙齿美学的追捧，因此也被称「好莱坞牙医学」。
自此，美国社会在对牙齿的的洁白和整齐的极致追求中一去不返，据黄懽的估算，美国牙医的收入，有8成来自于和美观相关的收费，只有2成和疾病相关。
作为一个强烈的阶级符号和社交通行证，似乎如果你不能拥有一口洁白整齐的牙，你就无法拥有一个完美的人生。
一位美国的专栏作者在《穷人的牙齿》一文中写到，「如果你因为儿时生活贫困而有一口糟糕的牙齿，就没什么机会敲开美国上层社会的门了。
相比美国，欧洲大体还是将牙齿作为人体的一个重要器官来对待——如果不精心维护，它会带来健康危机，影响生活质量。
刘江倩在英国读硕士时，系主任是牙周科的医生，他的牙齿就不甚完美，不整齐，也不算白，但他并没有做正畸或者漂白的打算。
「欧洲和美国不太一样，欧洲人比较崇尚自然，他们不像美国人那么追求，牙齿必须特别整齐，特别白，」刘江倩说。
虽然欧洲人对于牙齿变白变整齐的愿望没有那么强烈，但他们定期保养的良好习惯給刘江倩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毕业后刘江倩在伦敦一家口腔诊所工作，这家诊所已经开业多年，牙医也换了好几代。
但来这个诊所的客人没有太大变化，一个大家族，从太爷爷辈、爷爷辈到孙子辈，不管他们搬到哪儿去，都会开几个小时的车来诊所看牙，顺便再去看个画展，喝个下午茶。
那么，中国对于口腔消费的理念，是走在欧洲的道路上？
还是美国的道路上？
问这个问题，是缘于一位23岁的年轻姑娘，她正在攒钱做正颌手术——医生告诉她，根据她的情况，比起正畸治疗，正颌手术对于口腔形态的改变更加明显。
她月薪6千，正颌手术花费6万，到今年6月，她将攒满3万，再刷3万的信用卡分期，就能凑够手术的钱。
她跟我说，她觉得花几万块，换一个一辈子正常的口腔非常值，比买车值，「买了车会坏，如果我不好看，我的牙不好，还是会不开心。
实际上，她算是一个美人，眉目轮廓深邃。
如果不是她提起，我并没有注意到她的口腔有什么异常。
在沈天宏看来，中国消费文化上面可能跟美国更接近一点，因为中国和美国一样是一个高度竞争化的国家，方方面面都要比其他人更好，牙更白，更自信，更有精神。
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预防医学教研室的李刚教授，从各项口腔治疗的占比来分析中国的口腔消费理念，在中国，占比的大小依次是补牙、美容修复、拔牙，预防。
预防排在最后一位，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消费理念；
更值得注意的是，和美相关的口腔消费，排在第二。
也许，分化正在形成。
我的同事珊珊告诉我，她去年采访了一个特别的中学生夏令营，农民工的孩子和富人的孩子在一起体验一周的群居生活。
一眼望去，穷人的孩子和富人的孩子的区别一目了然，因为富人的孩子齐刷刷的，都带上了牙套。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