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关系情境中企业间机会主义研究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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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tudyofInter-firmOpportunismIntheCircumstancesofCooperativeRelationship：

RetrospectandProspect

Abstract：

Ithasmadeconsiderableachievementsinacademiccirclesbothathomeandabroadontheresearchofinter-firmopportunisminthecircumstancesofcooperativerelationship.Inter-firmopportunismisthebehaviorofatradingpartyinacooperativerelationship,whichviolatestherequirementsofcontractsorrelationalcontracts,makestheopportunistpartygaininterestandencroachontheinterestsoftheotherparty,andthenbringsmanyadverseeffectstocooperation.Inadditiontotheincompletecontract,theantecedentsofinter-firmopportunismincludemanyfactorssuchasenvironment,cooperationtask,power,principal-agent,inter-organizationstructure.Thegovernancestrategiesofinter-firmopportunismincludethebinaryrelationshipgovernanceandthenetworkrelationshipgovernance.Theacademicfieldstudiesthebinaryrelationshipgovernancefromtheperspectiveofindependenteffect,combinationeffectandcontingencyperspectiveofformalgovernanceandrelationshipgovernance.Furthermore,weprospectthefurtherresearch.

KeyWords:

Inter-firmOpportunism；

Antecedents；

FormalGovernance；

RelationashipGovernance

全球商业环境使得当今企业依靠自身维持竞争优势日益困难，促进了企业间合作的加速增长，因而，出现了各种类型的企业间合作关系，如战略联盟、合资企业、分销渠道、物流外包、特许经营和供应链关系等。

企业间合作关系中的机会主义风险给交易带来了难度，作为一个重要的管理概念，企业间机会主义吸引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大量注意力。

综观国内外文献，关于合作关系情境中的企业间机会主义研究主要集中于内涵、结果、原因及治理几个方面，本文将回顾和述评这些研究，并对未来研究做出展望。

一、企业间机会主义的内涵、表现和结果

1、企业间机会主义的内涵

最初的交易成本理论文献将机会主义定义为“狡诈地寻求自利”（Williamson，1975），将机会主义与传统经济学假设“寻求自利行为”进行区分的是“狡诈”这个概念，狡诈指“说谎、偷窃、欺骗、误导、歪曲、伪装、混淆或其他混乱”（Williamson，1975），它意味着清晰明确的契约被积极（active）或消极（passive）地违反。

最初的机会主义概念是“公然的”或者“强形式的”机会主义（Masten，1988），公然的机会主义除了不遵守诸如诚实等的一般准则外，也不履行契约。

随着研究的推进，机会主义概念也延伸到了关系契约领域（如，Williamson，1991），Macneil（1981）认为关系契约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意味着违反了独特的关系专用性契约规范，Williamson（1991）将这种不违背正式契约的机会主义行为称为“合法的机会主义”。

因此，按照违反或侵害的契约类型，Williamson将机会主义分为“公然的机会主义”和“合法的机会主义”，或者强形式的机会主义和弱形式的机会主义（Luo，2006）。

除了根据所违反的契约类型进行分类外，机会主义的分类研究还有其他多种视角。

从行为方式视角，“狡诈”的机会主义分为积极（active）和消极（passive）两种（Wathne和Heide，2000），前者指为了获取有利的交易结果，交易一方单方面做出一些只为提高自己利益的事情，如故意撒谎或有意识地从事其他不实活动；

后者指不主动承担、逃避或不完全履行责任的行为（任星耀等，2012）。

从行为发生与否视角，分为态度机会主义和行为机会主义，态度机会主义指行为机会主义化的态度倾向，行为机会主义指狡诈地追逐自利的具体行动（Ghoshal和Moran，1996）。

从机会主义发生的风险环境视角，分为高风险的机会主义和低风险的机会主义（Jap等，2013）。

从时间视角，分为事前机会主义和事后机会主义（Williamson，1985）。

2、企业间机会主义的表现

机会主义是“狡诈地寻求自利”（Williamson，1975），Williamson强调，在组织间关系中，如艰难谈判或者相互间主张表现出强烈的不一致并不是机会主义，独特地点或技能产生的优势也不是机会主义的结果。

走捷径、违反承诺、掩饰不充分或者低劣的工作质量、为获得优势表现得不诚实等，这些行为才属于机会主义。

将“狡诈”的机会主义行为和环境结合，Wathne和Heide（2000）总结出了行为-环境范式，将机会主义分为四个类型：

侵犯（violation），即原有环境下的积极机会主义；

逃避（evasion），即原有环境下的消极机会主义；

强迫让步（forcedrenegotiation），即新环境下的积极机会主义；

拒绝适应（refusedtoadapt），即新环境下的消极机会主义。

与“公然的机会主义”和“合法的机会主义”的分类相契合，王节祥等（2015）认为机会主义包含显性和隐性两种表现形式，两种行为间可以相互转化，这一转化取决于情境变量的作用。

3、企业间机会主义的结果

企业间机会主义对合作关系情境中的信息共享、组织绩效、合作绩效、合作创新、关系、功能冲突和成本等均产生不利影响。

上游供应商机会主义负向影响供应商与制造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并负向影响制造企业的运营绩效（叶飞等，2012），Wang和Yang（2013）认为企业间机会主义和组织绩效的负向关系间存在中介过程。

企业间机会主义也会导致交易成本增加（Williamson，1985）。

一种关系需要从整体利益和财富分配的双重视角来分析（Ghosh和George，1999），任何形式的企业间机会主义行为都有可能限制价值创造、引起重新分配。

尽管机会主义行为最初以牺牲交易另一方收入为代价而增加机会主义行为一方的收入，它也阻碍了价值创造，最终降低关系双方的收益（Wathne和Heide，2000）。

机会主义负向影响战略联盟的财务绩效和合作创新（徐二明和徐凯，2012），正向影响中小企业合作创新风险感知程度，负向影响中小企业长期合作创新意愿（刘群慧和李丽，2013）。

Jap等（2003）发现，尽管交易企业努力建立治理结构来减少机会主义，但只要有交易存在，总会存在一些机会主义，这些事后机会主义会负向影响共同利益绩效和双方关系连续性预期，国外母公司和国际合资企业的合作关系中也存在这种影响（Chang等，2015）。

西方出口商的机会主义对中国香港进口商的长期导向有不利影响，西方出口商的机会主义减少了信任、产生了冲突（Barnes等，2010）。

Chung（2012）发现，供应商机会主义减少小型零售商的信任以及长期导向，这种影响还受权力-依赖性结构和环境波动性的影响，小型零售商的依赖性越低，供应商机会主义对小型零售商长期导向的负面影响越强烈，环境波动性越低，供应商机会主义对小型零售商的信任以及长期导向的负向影响越强烈。

机会主义概念包括了范围广泛、具有潜在差异的很多行为，因此，差异化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结果也会不同。

Seggie等（2013）考察企业对组织间关系中的积极机会主义和消极机会主义如何差异化反应，以及这些形式的机会主义如何腐蚀掉关系绩效的满意度，发现，相对于积极机会主义而言，企业更能容忍消极机会主义，交易成本中介了机会主义和关系绩效的满意度之间的负向关系，此外，随着时间的流逝，相对于积极机会主义，消极机会主义对关系绩效的满意度腐蚀性影响更大。

这些发现强调了区分不同形式机会主义的重要性，需要区别对待和管理不同形式的机会主义。

二、企业间机会主义的原因

国内外研究表明，企业间交易中的机会主义给企业间合作带来破坏性和负面影响，需要有效地治理企业间机会主义。

治理机会主义需要洞悉企业间机会主义的原因，引发机会主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契约不完全会引发机会主义（如，Williamson，1985）以外，环境、合作任务、权力、委托-代理人、组织间结构这些因素也会引发机会主义。

1、环境因素

由于有限理性限制了事先计划突发事件的能力，导致在不可预见的情况下发生适应性问题，交易成本理论认为环境不确定性与治理结构决策有关（Williamson，1985），而机会主义是不确定性的函数，不确定性受环境易变性的影响。

学者们从环境因素中的市场、技术、制度、文化和社会关系等方面考察了二者的关系，总体上，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企业间机会主义可能性增加。

Joshi和Stump（1999）发现技术不可预测性正向影响企业间机会主义，这个影响分别被依赖性和长期导向中介。

根据制度理论，制度力量是影响决策制定者感知和决策的社会和法律环境（Scott，2001），环境中的制度因素也影响企业间机会主义。

Wang等（2015）研究发现，法律不作为直接提高供应商的机会主义，但通过买方使用非强制性权力而间接减少机会主义。

Chang等（2015）考察制度因素（即，法治、政府干涉、不正常竞争）对国际合资企业其国外母公司机会主义的影响，发现，法治和不正常竞争抑制机会主义，而政府干涉驱动机会主义，此外，国际合资企业的营销能力可以调节这些关系。

曾翠娥等（2016）考察不同情境中的制度距离与机会主义间的关系，他们将制度距离定义为不同地区在正式制度环境和非正式制度环境上的差异，发现正式制度距离负向影响渠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非正式制度距离正向影响渠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由此可见，法治环境有助于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嵌入性告诉我们，经济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关系或共享信念、规范和风俗的限制（Granovetter，1985），机会主义行为也嵌入在具体的文化群体或市场中。

Grant（2007）考察了一些市场集团的独特属性，这个属性解释为何在英国一些行业供应链中的合作伙伴更容易受机会主义影响，而在其他行业则不会的现象。

他认为企业间机会主义的出现不应只基于二元关系特征，独立于它的直接市场和文化背景，供应链交易嵌入的文化环境也会引起机会主义风险，研究结果说明，不同的市场文化和子市场文化，定义了不同的机会主义容忍水平。

Dong等（2015）发现，重点分销商在分销商网络中的网络中心性促进了其对主导性供应商的机会主义行为，其关系嵌入性则削弱了这种机会主义行为。

2、任务因素

交易成本理论强调环境不确定性、交易专用性投资、交易频率是导致治理结构变化的因素（Williamson，1985），虽然交易专用性投资和交易频率聚焦于交易任务本身，但交易成本理论低估了合作任务本身的性质、合作任务中所使用资产的其他性质产生的影响。

合作任务的性质赋予协作开发情境独特特征，产品复杂性或技术新颖性引起的不确定性可能给技术需求方带来困境。

Sridharan和Phang（2014）发现，感知到易受客户的影响时可以通过事前控制有效去除，但每个客户的定制化订单产生的任务不确定性、专业化和团队工作，成为定制供应商机会主义威胁的新来源。

为更好地管理任务不确定性，需要获得技术供应方的协作，但依靠供应方完成不确定性的任务，会产生信息不对称性并为机会主义留下空间。

在知识密集型交易中，由于保护成本更高，关系专用性投资会无意识地伤害协作效果（Yan和Kull，2015）。

将双方锁定在一个关系中，这样的投资会产生不必要的责任并限制信息流，因而阻止企业间知识获取、创造集体盲点，最终增加机会挖掘的风险（Villena，Revilla和Choi，2011）。

Yan和Kull（2015）将机会主义研究从传统产品交易环境延伸到更为隐性、不确定的知识交易环境，将注意力从选择具有某些属性的技术供应商转向聚焦于设计协作情境，研究结果揭示，技术供应商机会主义在某些新产品开发项目情境中是固有的。

尽管很多研究认为交易一方专用性投资可能带来锁定效应，但周俊和袁建新（2015）发现领域知识专用性投资显著抑制了客户（专用性投资的接收方）的机会主义行为，部分原因是领域知识专用性投资在增加投资方转换成本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接收方的转换成本。

交易成本理论强调了合作任务中所使用资产的资产专用性性质的作用，忽视了资产的其他性质如互补性、专有性等所产生的影响。

任务不确定性引起的协作和信息加工需要增加了适应、交流和整合机制需要（苏云霞和孙明贵，2017），徐二明和徐凯（2012）认为资源互补和机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关系，因为，资源互补性高时，联盟实现资源整合，更易实现合作与协调，联盟企业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降低，但资源互补性过高、相似性过低时，企业间在组织文化、管理方法、战略导向和技术体系上的差异增加，监督和控制的困难会导致机会主义。

盛亚和张文静（2014）认为，单边专用性投资方的资产专有性负向影响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

3、权力因素

渠道权力理论认为渠道权力是解释渠道成员间行为的一个关键因素。

因为一个组织能以有利于自身需要的方式影响其他组织的决策（John，1984），从事机会主义行为会与权力有关。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自身不可能具备生存所需的所有资源，会对拥有或控制其所需资源的外界环境产生依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外部控制。

依赖和权力是资源依赖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Pfeffer和Salancik，1978）。

资产性质、如使用影响战略和控制这样的权力使用，对权力的感知甚至追逐权力的过程等都会引起企业间权力-依赖问题，进而产生机会主义行为。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专用性资产容易被锁定（Lock-in）在交易关系中，面临被另一方敲竹杠（Hold-up）的风险，即资产专用性与机会主义行为正相关。

但关系交换理论认为专用性资产投入有助于合作关系情境中信任的建立，进而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王节祥等（2015）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整合这些观点，认为以往解释出现矛盾的原因在于没有区分单边和双边资产专用性，并探讨了相应的作用机制。

单边资产专用性引发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机制是竞争性依赖产生的权力不对称，双边资产依赖性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机制是增进共生性依赖产生的计算性信任。

钱丽萍和任星耀（2012）发现，双方投资不对等会带来机会主义行为，做出较多专项投资的一方会更容易遭受另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

在区分了交易伙伴的强形式和弱形式机会主义行为后，刘婷和刘益（2012）发现，随着伙伴交易专项投资水平的增加，企业交易专项投资会从引发伙伴两类机会主义行为转变为抑制伙伴机会主义行为，特别是企业交易专项投资对伙伴强形式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变化较为显著。

除了交易双方的资产专用性投资水平差异会影响机会主义行为外，交易一方所处竞争网络中的竞争对手也进行专项投资时，企业间权力-依赖关系发生变化，会改变二元关系中专用性资产投资和机会主义行为之间的关系，薛佳奇等（2011）发现，投入专项资产的制造商会采取吸收分销商专项投资的方式抑制其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但当制造商的竞争者也对分销商进行专项投资时，制造商与竞争者专项投资的不对等性明显改变了制造商专项投资对分销商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效果。

除了资产专用性投资会引起企业间权力-依赖性问题，资产专有性也会引起企业间权力-依赖性问题。

专有性资产具有资源基础观所认为的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特点，盛亚和张文静（2014）研究了资产专有性性质对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认为，在特定交易关系中，权力优势方的资产专有性正向影响双方权力的不对称程度，权力优势方的资产专用性负向影响双方权力的不对称程度。

Provan和Steven（1989）聚焦于两个重要的权力特征-依赖性和控制决策，来解释在与主要供应商的业务关系中经销商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经销商机会主义与经销商对主要供应商的依赖性之间负相关，与供应商对经销商决策的控制之间正相关。

控制和机会主义之间关系的解释与逆反心理理论一致，逆反心理理论认为，个体自由被限制时，他们可能会抵制，采取行动来提高他们的条件。

张钰等（2013）发现，使用强制性影响战略对伙伴机会主义呈现出先减弱后增加的U形非线性作用，这种U形作用随着交易伙伴的情感性承诺水平、算计性承诺水平的提高而变得更加陡峭。

Wang等（2015）发现，买方使用强制性权力会增加供应商的机会主义，买方使用非强制性权力会减少供应商的机会主义。

Dong等（2015）发现，分销商对网络主导性供应商的依赖性与分销商对其网络主导性供应商的机会主义行为之间负相关，分销商在分销商网络中的关系嵌入性强化了这种关系，其网络中心性则弱化了这种关系。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个体从事机会主义行为只是因为可行并有利，John（1984）发现，哪怕条件允许，个体也并不总是从事机会主义行为。

交易一方将其行为归因于受专家、合法性和参考权力影响时，态度导向更为积极，也会显著地抑制自我报告的机会主义。

相反，将影响归因于奖励和强制性权力时，会引起更多的机会主义行为。

强制性归因对态度导向也有不良影响，进而导致更多的机会主义。

有学者发现，追逐权力的过程也会引发机会主义。

投资于外部选择是交易方寻求增加交易关系中权力的最普遍的方式之一，Malhotra和Gino（2011）探讨投资于外部选择这样一个旨在增加自己权力的普通战略决策如何能导致交易关系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发现，追逐权力而不是权力自身也会引致机会主义，即使在控制外部选择提供的影响力之后，个体投资于创建外部选择，也会导致更高的权力感，依次，权力感导致人们对当前关系所得的期望更高，而这些期望会引发机会主义。

4、委托-代理人因素

在与受许商签约前，特许商会利用其信息优势追求私利，而不惜损害受许商的利益，这实质是合作伙伴选择不当而产生的逆向选择机会主义行为（孙鳌，2012）。

代理理论认识到，除了合作伙伴选择不当会产生逆向选择这样的机会主义行为外，难以评估交易伙伴绩效或难以遵守合同时会引起行为不确定性（Rindfleisch和Heide，1997），如信息不对称（Bergen等，1992）、激励不相容和环境不确定性（郑石桥等，2015）会引起行为不确定性，行为不确定性则会引起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Wang等，2013）。

与行为不确定性有关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了代理人逃避责任的可能性（Bergen等，1992）。

Wang等（2014）发现，信息分享质量的提升，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行为不确定性，进而可以减少供应商的机会主义行为。

孙鳌（2012）指出，受许商的搭便车行为根源于特许系统中的品牌外部性，实质是特许商和受许商之间激励不相容的结果。

根据态度与行为的关系，学者们认为态度取向影响机会主义行为，王立磊等（2015）发现，供应商情感性帮忙关系取向负向影响分销商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工具性帮忙关系取向和寻租关系取向正向影响机会主义行为。

因为，情感性帮忙关系以情感交换为基础，工具性关系和寻租关系都是把关系当成获取利益的手段或工具，而买卖双方的交易目标通常是相互矛盾的（Jap和Anderson，2003），通过在合作伙伴间发展目标一致性，机会主义动机被削弱（尽管不会消失）（Jap和Anderson，2003）。

Jap和Robertson（2013）发现，在高度融洽关系中，容易发生低风险的机会主义，因为在关系融洽且风险低时，人们通过使用道德上可延展的推理来为自己的机会主义行为辩护，这实际是激励不相容的一种表现（郑石桥等，2015）。

Das（2006）发现，即使在长期视野联盟中，具有短期导向的核心企业也会感知到合作伙伴高倾向的机会主义，而在短期视野联盟中，具有长期导向的核心企业会感知到合作伙伴低倾向的机会主义。

Evanschitzky等（2016）发现，具有企业家特征的受许方更擅长为他们自己挖掘市场机会，如果给予机会，也会对特许方表现得更为机会主义。

然而，如果他们感知到契约框架太狭隘，他们会更快地退出系统，以开始他们自己的事业。

姜翰和金占明（2009）发现，认知环境不稳定性与合资企业机会主义倾向存在关系路径，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企业相关认知与客观状况之间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结论；

认知非对称性因素也存在影响，合作双方认知差异也与合资企业机会主义倾向存在关系路径。

5、组织间结构因素

行为研究学考察产生满意结果、安全投资和最小化机会主义的控制结构（Stern，1969）。

渠道研究中的控制结构侧重于集中化、正式化、协作和控制。

集中化指决策制定权力的集中，正式化指使用明确程序治理一种关系（John和Reve，1982），协作指在交易方之间有目的地组织活动、资源和信息流（Reve和Stern，1986），控制即监督交易伙伴的行为，可以减少交易方之间信息不对称性（Wathne和Heide，2000）。

然而，通过限制自我控制和自治，集中化、正式化和控制可能加剧而不是削弱机会主义。

John（1984）考察组织间官僚结构的效应对机会主义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机会主义受组织间结构因素的影响。

组织间官僚结构其协作系统由三个维度测量：

操作程序正式化、权力集中化和控制，它是组织间关系的关键结构属性。

官僚结构程度增加，意味着接收方逐渐被剥夺了自我控制和自主权。

此外，交易一方感知到正式化、集权化和控制（监视和执行规则）增加时，会导致积极态度的消逝，结果是更多的机会主义。

Crosno和Dahlstrom（2008）经过元分析后发现，正式化与伙伴基础的机会主义负相关，协作与伙伴基础的机会主义、自我报告的机会主义都是负相关，集中化、控制与机会主义的关系和行为研究学理论恰好相反，集中化和控制与两种形式的机会主义都正相关。

三、企业间机会主义的治理研究

综观现有企业间机会主义的治理研究，从被治理者的数量来看，分为二元关系治理和网络关系治理（胡琴芳等，2016）。

1、二元关系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