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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贸易逆差相比,这种美元循环没有引起太多注意,但它在美中贸易关系中尤为重要,因为它为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提供所需信贷,以便他们可以不断购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商品。

美中互相依存的贸易关系正帮助世界经济走出2001年衰退。

近年来,这种关系带动亚洲经济取得迅速增长。

中国最近超过日本,成为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据认为,中国用其中部分美元购买美国国债和企业债券。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

格林斯潘曾经预测,当外国失去购买美国债券和其他资产的兴趣时,美国贸易逆差和亏欠其他国家债务的循环会结束。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费尔德斯坦则认为,当美国消费者重新开始储蓄时,这种循环才会结束。

费尔德斯坦写道:

“从长远看,如果家庭储蓄大幅增加,会对美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不过,这起初会给美国及其贸易伙伴带来一些问题。

如果不处理好,可能导致商品生产和就业机会减少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增强。

”费尔德斯坦担心美国过于依赖外国资金,因为中国等亚洲国家是否以及何时决定停止购买美国债券不得而知。

标准普尔公司的约翰·

钱伯斯预测,如果亚洲国家停止积累外汇储备,全球经济将经历痛苦调整。

他说:

“严重依赖净出口的国家尤其会受到损害。

《中国股市文摘》编辑吉姆·

特里蓬说,美国国会议员不应把美国的经济问题归咎于中国。

一些人说中国导致油价上涨,事实上美国仍是世界头号石油消费国,却没有采取多少措施控制自己的石油消费。

佐立克说:

“中国目前正全神贯注于国内经济发展。

”美国目前是中国出口商品最重要的销售市场,而且也是美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之一,中国目前持有大约600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其中既包括政府债券也包括公司债券。

2、虽然绝大部分人都认同,中美一旦发生贸易战,双方都将受损,但这种“非理性可能”未必只是谈判桌上的筹码。

在有选举制度的西方社会,公共政策也往往是对个别的特殊利益集团有利,而不利于规模更大的一般利益

4月11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与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贸易代表波特曼共同主持了第17届中美商贸联委会全会。

同日,一次横跨美国13个州的“世纪大采购”基本结束,由100多家中国企业、200多位代表组成的庞大中国经贸团,总共撒下了162.1亿美元的银子,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采购。

波音、摩托罗拉、微软、GE等美国企业及南方农民吃下了其中最大的几张订单。

吴仪副总理说,中国政府和企业界是为了平衡中美贸易做这些努力的。

古铁雷斯、波特曼以及美国农业部长约翰斯笑哈哈,接话茬:

“感谢中国政府代表团为平衡中美贸易所做的努力。

  这样的相见言欢,是用来打发摄像机和录音笔的。

自由贸易本身也是国际游戏规则扑克牌中经常拿出来“逼叫”的一张。

一直敦促中国接受自由贸易的美国,而今因为担心中国产品冲击美国市场而屡屡举起贸易保护的大棒,前后不一、言行不一的美国人其实并没有做错什么。

真正让人感到有些费解的是,美国无论是针对中国商品设立壁垒还是以国会议员提出法案等方式逼迫人民币升值,其实受损的不仅仅中国,美国人无论短期还是长期也都大受其害。

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去年中美两国贸易额达2116.3亿美元。

且不说来自中国的大量价廉物美的商品在如何满足美国消费者,仅目前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即达到5万多家,每年直接在中国国内销售产品750多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海外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地。

与此同时,摩根士丹利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从中国市场进口的每一美元为美国经济增加了三到四美元的零售额,中美贸易在美国本土创造了400-800万个工作岗位。

反过来看,对中美贸易问题批评最多的是与在野的民主党关系密切的美国劳联-产联,该联合会一位领导人称,中国对美国工人受到的伤害负有责任,因为“正是中国在过去几年中使41万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

增加400-800万就业岗位和减少41万人就业,美国人到底得益更多还是受损更大,其实一目了然。

无怪乎去年美国的一个调查表明,73%的民众、82%的商界领袖和67%的国会工作人员认为,美中贸易对美国利大于弊。

  即使是美国制造企业,也不是没有会算账的人。

3月下旬美国制造商协会在芝加哥举办的“全国制造商周”活动中,美国卡特彼勒公司董事长吉姆·

欧文斯指出,如果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的提案得到通过,届时美国将进口比现在少得多的中国低价产品,其中很多是美国低收入者赖以生存的产品;

中国反过来进口少得多的美国产品,放慢或停止投资美国的债券,美国的利率将会提高,两国经济都将会螺旋式下降。

  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被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

萨默斯称为新时代的“金融恐怖平衡”。

正如当年冷战时期美苏双方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因此为避免恐怖的“同归于尽”,结果谁也不首先打破平衡发动战争一样,他认为,贸易战将对中美两国经济都带来毁灭性打击。

既然中美一旦发生贸易战,双方都将受损,那么是否这种“非理性可能”只是谈判桌上的筹码,现实中不可能发生呢?

未必。

  

一个令理性文明社会感到沮丧的是,即使在有选举制度的西方社会,公共政策也往往是对个别的特殊利益集团有利,而不利于规模更大的一般利益。

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乔治·

丁·

斯蒂格勒1971年提出的“私人利益理论”,中心思想就是“管制(经济法措施与经济政策)是应产业集团要求而生,首先是为产业集团利益制定和执行的”。

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指出,政府对某利益集团利益的“关照”要取决于该利益集团所表现的政治的组织能力。

成员较少的小集团比成员众多的大集团更容易组织起来,因为小集团组织的交易成本更低,搭便车的问题也容易克服,而且由于分摊人数少,每个成员从有利的法律与政策中获取的经济利益也更多;

相反,相对分散的大利益集团因为相互“等靠要”而难以有效组织,不能激励其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去纠正这种有利于少数人的法律与政策。

佩尔茨曼进一步发展了斯蒂格勒的理论,他以产业集团与消费者的关系为例指出,价格低可以取悦消费者,而价格提高则对产业集团有利,因此政治家会选择可以使政治支持达到最大化的政策措施,即不仅产业集团会从中获益,而且某些个别消费者集团也可以从中获利,比如对政府官员的福利补贴,军事人员的邮政免费,铁路或电力公司职工及其家属坐火车不买票或用电不要钱,给予部分消费者以特权来拉拢其选票,弥补为产业集团的利益提高价格而流失的消费者选票。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发现,很好地证明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事实:

美国和欧洲少得可怜的一些小纺织厂或连生产线都没有的电视机厂,竟然能让美国、欧盟屡次对中国纺织品、彩电抡起特保设限的大棒,消费者受到的损害远远超过这一小部分人的得益。

  在3月29日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美国商务部副部长雷文凯总结了去年中美纺织品贸易谈判中美国所积累的一些经验。

在他看来,由于美国一开始的强硬举动,导致其后占据主动,他说:

“如果有需要,我们将继续侵略性地使用我们的工具。

  如果有需要,在有着“得票多者胜”选举制度的美国,照样可能枉顾美国大多数人的利益,变本加厉地将中美贸易拖向深渊。

对这样在民主体制和自由贸易光环下可能发生的“管制俘获”悲剧,国人不可不察。

3、按20%增长速度2010年中美贸易将超3000亿美元

“按照中方统计,中美双边贸易额近两年实现了20%以上的增长。

如果未来几年保持这一增速,到2010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将有可能超过3000亿美元。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主任俞晓松在中国贸促会主办的赴美签证暨中美双边投资贸易研讨会上作出上述表示。

俞晓松说,截至目前,美国仍是我国外资最大的来源地之一。

截至2005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49006个,美方实际投入510.9亿美元。

同时,中国在美国兴办的贸易型和非贸易型公司也呈增长趋势,截至2005年8月,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达7.1亿美元。

平衡贸易的关键之道:

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本方法是中国尽快开放金融服务业,尤其是证券业,让华尔街的投行帮助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困扰着中美关系的最主要问题之一,美国国会、政府和传媒把解决这个问题的焦点都集中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

  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人民币逐步升值,使美国生产的产品相对便宜一点,中国生产的产品相对贵一点,理论上可以让美国少进口一点中国产品,而中国多进口一点美国产品,有助于暂时缓解来自美国国内各方面的政治压力,也有助于防止中国出现通货膨胀。

但如果人民币升值过急,没有给企业足够的时间调整和转型,中国有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辙,形成资产价格泡沫化而经济增长停滞的局面,不仅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美国。

没有中国价廉物美的消费品,美国经济难以长期维持高消费、低利率、低通胀,尤其在一个高油价时代。

因此,逼人民币升值是一把双刃的剑,一方面有助于缓解贸易不平衡,另一方面如果操之过急有可能对中美两国内部经济产生伤害。

牺牲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仅为了换取统计数字上的暂时改善,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是在中美两国经济各自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在中国完全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加入WTO)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是平等互利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结果,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应当先找到产生问题的经济根源,然后对症下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否则,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妨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未见其利,先见其害。

  中美消费需求截然不同的原因事实上,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直接原因是美国消费需求旺盛,而中国消费需求不足。

美国消费需求旺盛,所以需要通过净入口以补足国内供给的不足;

而中国正好相反,消费需求不足,需要净出口以消费过多生产力。

因此,只要两国的内部经济结构不改变,美国对中国总有贸易逆差,这种贸易不平衡还会逐年增大。

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关键是找出中国消费需求不足而美国消费需求过旺的原因,找到相应的方法让中国增加消费需求,而美国遏制消费需求或者加大投资。

  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制造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有了“世界工厂”的称号,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都得到大幅提升,但大多数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仍然较低,珠三角的民工甚至10年没有涨工资,直到近两年才有所变化。

作为绝大多数的劳动家庭来说,没有可继承的家族遗产和其他的收入,为了保障住房、养老、医疗以及子女教育的需要,只有抑制当前消费,尽量存钱,因此导致储蓄率强迫性上升达到50%。

即使中国数量众多的中小私人企业(包括个体户)虽然名义上可能有财产,但因为难以取得银行贷款和融资,几乎所有投资的收益甚至包括正常工资收入,都会转化为再投资,不能将资本收益套现转化为消费需求(中国的私人企业家,号称拥有上亿资产,而拿不出100万现金的人不在少数)。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中国仍然将依靠美国这个最大的出口市场,直到中国内部经济结构改变,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消失为止。

  美国由于资本市场高度发达,基本上所有大企业都是上市公司,而大部分的劳动者都把一部分收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用来买这些优质公司的股票,平均得到大大超过银行存款的回报。

因此,美国人的未来比较有保障,不需要把新挣到的每一分钱存起来,可以更多用于消费。

而美国的资本家(私人企业家)也很容易通过银行和股市得到融资或套现,以便有钱消费享受生活。

所以美国的消费需求旺盛。

  中国缺乏国际水准的投行劳动者用劳动得来的部分收入买了某些股票,如果这些股票的回报高,至少超过银行存款,他有了更多的收入,可以多花一些钱消费;

但是如果买来的是垃圾股,连本钱都收不回来,他的收入减少了,他可能连正常的消费都不能维持了。

所以,确保市场中买卖的股票是能为股票长期持有人带来超过银行利息的收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际上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事。

我们把这些股票叫做有价值的股票,这样的公司叫做有价值的公司,或有投资价值的公司(国内称为高质量的上市公司)。

  问题是股票的好坏和质量的高低,并不像苹果或梨子一样可以从表面看出来。

广大劳动者并没有这种足够的信息去了解不同上市公司的情况,更没有能力去分析比较不同上市公司的优劣。

资本市场需要有可信的人和机构去帮助广大劳动者(几千万股民)去分析“什么是有价值的公司”,“怎么帮助有价值的公司上市”,“怎么帮助上市公司成为更有价值的公司”,“怎么帮助劳动者找到有价值的公司”,“怎么帮助劳动者在适当的时候投资适当的有价值的公司”。

  有了这样的机构,不能创造股东价值的公司和不能发现价值的投资者慢慢都会被资本市场淘汰:

不能创造股东价值的公司会乏人问津,不能发现价值的投资者的资金日渐消耗殆尽(不然就必须委托这些机构代理投资)。

资本市场总体而言会变得相对平稳有理性。

中国的资本市场最大问题是没有一群这样的机构——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现代化国际水准的投资银行,像高盛、摩根、美林一样水准和实力的投资银行。

  资本市场有待进一步放开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奠定了现代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定了这个行业的标准,除了直接为自己的客户提供上述各项服务外,还通过各种研究报告(金融/经济/行业/企业/商品/货币)、信息服务、人才培养、产品创新以及交易平台,为其他金融服务公司(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开发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更广泛的客户提供了机会,从而推动了现代金融业的变革尤其是个人理财业务的广泛开展,改变了家家户户的消费——投资——保障模式。

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培养出大批世界级的金融家或投资银行。

中国如果要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全面开放证券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让这些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进入国内资本市场成立全资子公司,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运作,为国内各方面客户(包括政府、企业、个人)直接提供服务,把(资产定价理论、价值投资理论、股东价值理论等)各种现代金融理念和操作方法带到国内,让他们在中国市场作商业竞争的同时,帮助中国培养现代金融家,中国的资本市场才会真正现代化。

  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本方法让华尔街投资银行大举进入中国,将直接改进美国服务贸易的盈余,更重要的是通过加快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促进个人理财业务的推广,带动国内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银行、保险公司和整个金融行业的改革与发展。

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现代金融服务业的形成,一方面为优秀企业的扩张和收购兼并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和新的意念,另一方面为十几万亿的居民存款增加回报,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

  中国内部消费需求的扩大,当然包括对美国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增加,从而直接增加从美国的进口;

另一方面,中国内需的扩大会增加从其他国家的进口,而这些国家转而增加从美国的进口。

这是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本方法,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直接增加对中国的服务出口和产品出口,并且会通过其他国家间接增加对中国的服务和产品的出口。

如果美国能开放更多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出口,甚至放宽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和收购当地企业的限制,则更容易达至贸易平衡。

  因此,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本方法是中国尽快开放金融服务业,尤其是证券业,让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帮助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加快中国的经济结构往更像美国的方向调整,由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与出口平衡型发展,避免重踏日本过去十几年所走的弯路。

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开放与成熟,必然带来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所谓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自然消失了。

4、中美贸易远景

波音员工帽不过是一顶象征美国平民文化和波音公司企业文化的棒球帽,关键是谁去戴它。

当美国对华出口最重头产品--波音飞机作为标志出现在帽子上时,这顶由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佩戴的棒球帽,其象征意义早已超越了一件礼物。

一顶棒球帽"

戴出"

的也许是中美间贸易关系的远景。

商报独家"

没想到胡主席会立刻把帽子戴上"

--波音员工讲述棒球帽的故事

"

胡锦涛主席到波音参观,令全体波音人最感到意外的是,他竟会在接受棒球帽作为礼物后立刻把它戴上。

当记者昨天问起胡锦涛参观波音时的现场情况时,波音中国的员工仍沉浸在与西雅图现场员工分享激动的喜悦中。

波音中国总部的员工告诉记者,波音公司的员工帽只是一顶印有波音公司标志的普通棒球帽。

戴这种帽子,在波音公司美国总部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是波音公司企业文化的一种体现。

另外,棒球作为深受美国人喜爱 

的一项运动,在美国也是一种平民文化的象征。

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在接待贵宾的时候,往往也会送给贵宾同样分量的礼物。

但美国的文化显然并非如此。

波音之所以会送给胡主席一顶普通的棒球帽,是因为波音把胡主席当作老朋友,是在表达一种纯粹的友谊之情。

波音中国员工表示,这也许也暗合了中国的一句古话--"

礼轻情意重"

不过,胡锦涛在现场的风度,仍让波音员工感到折服。

本来美国那边的员工以为胡主席只会礼节性的接受棒球帽,没想到他会当场把棒球帽戴上。

波音中国员工告诉记者,其实,胡锦涛戴上棒球帽后与波音员工拥抱合影,也给了波音员工一个惊喜,因为他们本以为按照中国的传统,胡锦涛只会与波音员工握手。

专家观点

跨国公司在美国政治中作用明显

我国高层领导人访美期间参观波音公司已经成为了一种惯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王勇分析认为:

这是由于波音公司在中美关系中的特殊作用决定的。

首先,波音公司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由于地源的优势,使美国整个太平洋沿岸和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在贸易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次,波音公司是中美经贸始终是起伏不定的关系中一个稳定的力量。

由于中美之间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政治和安全等因素造成了中美之间的关系不稳定,但经济合作关系始终对于两国的关系起到了稳定作用。

王勇说,波音公司是美国跨国公司的重要代表,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对政策和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海外市场,尤其是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对跨国公司的经济利益和国际市场份额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而这种作用使得跨国公司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国际分工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

国际分工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

我们应该从多边的、全球的角度,看待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

中国社科院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是一种结构的不平衡,是由国际分工造成的。

据美国政府统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2005年达到了2020亿美元。

而中国官方数据显示,中国2005年总体贸易顺差增长近两倍,达到1020亿美元,但对日本、韩国等一些贸易伙伴仍存在大额贸易逆差。

宋泓认为,在全球一体化经济的今天,中国更像是一个多边贸易的"

中介"

中国从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进口了很多产品,中国与他们的贸易对是逆差。

而中国又将更多的产品卖给美国,造成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换句话说,就是原本应由韩国、日本等国向美国出口的许多产品如今都转移到中国。

宋泓表示。

此外,宋泓还表示,中美贸易问题还是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

目前,美国还有一些高端产品没有放开对中国出口,比如超级计算机、军民两用的产品等。

他认为,这也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之一。

中美间已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美国要想在21世纪继续站稳其国际竞争地位,必须要在中国的市场上占据更加优势的竞争地位。

对美国工商界来说,在全球竞争的大格局之下,必须对中国进行投资,加大贸易。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王勇指出,国际贸易的一半以上都是在跨国公司的驱动下形成的。

中国产品的进口对美国传统的劳动密度型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带来了竞争,这是美国政府比较忧虑的方面。

王勇说,比较优势是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础,扩大投资和贸易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他认为中美之间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但这个关系网络并不是完全对称的。

美国的资本、技术和公司都处在一个优势的地位。

转变管理理念和体制,直接通过创新和国际品牌建设,在国际价值链条当中获得更大的份额,是中国公司努力的方向,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中美之间的利益分配会更加的均衡。

中国将积极减小对美贸易顺差:

胡锦涛的美式拥抱让波音的员工倍感亲切,而他接下来讲话无疑让让在场的地方官员们欢欣鼓舞。

胡锦涛明确表示,中国不追求大额对外贸易顺差,中国重视并努力解决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并将进一步扩大对美国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积极减小对美贸易顺差。

在随后与华盛顿州和西雅图市的工商企业界要员们举行的午餐会上,这一积极诚恳的态度传递到了每位在场人的心中。

让他们倍感振奋的消息是:

中国将继续采取积极措施扩大进口,今后5年中国进口总额将超过4万亿美元。

长期以来,中美贸易的种种争端十分频繁,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成了压在美国政府心上的一块大石头。

由此也导致中美贸易在各个领域间出现了频繁的摩擦。

但客观分析产生原因,是两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国际产业分工的结果。

所以,正确的态度是坚持对话和协商妥善处理双边经贸问题,而不应把经贸问题政治化。

一直以来,中国都在为减缓这种贸易不平衡的现象而做着工作。

据美方的统计,2001年至2005年的4年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118%,年均增长21.5%,是美国对全球出口增幅的4.9倍。

这足以说明中国一直在扩大进口美国商品,并在积极减少对美贸易顺差方面进行努力。

中美双方的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使得双方在平和心态下的合作非常必要。

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473亿美元增长到22257亿美元,年均增长9.6%;

进出口总额由206亿美元增长到14221亿美元,年均增长超过16%,中国的发展将给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巨大商机。

在中国努力的同时,美方在放宽对华出口限制、减少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等方面采取积极的行动,促进美国产品对华出口也是非常必要的,这将有利于缓解贸易不平衡。

波音公司:

中国将成就我们的未来"

我们之所以到这里来支持胡锦涛主席,是因为中国意味着我们的未来。

波音的一位员工说。

这一幕发生在波音公司的客机组装车间,当波音人听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说,今后5年内,中国将增加600架民航飞机,15年后需求将增加到2000架的消息时,满心的欢喜溢于言表,与此同时,还有一份难以名状的踏实感。

在许多波音员工的心目中,胡锦涛的到访将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

因为外部采购的萎缩,许多波音员工失去了工作,而来自中国的大笔订单正是他们现在还能够留在这里继续工作的重要原因。

主管中国销售的副总裁罗伯特·

莱尔德也坦言:

维持和中国的友谊,对公司来说意味着未来更广阔的市场,对我们的员工来说则意味着更稳定的饭碗。

截至2005年11月,在中国内地运营的800多架飞机中有534架为美国波音飞机。

仅2004年,美国对华贸易为美国创造了400多万个工作岗位。

34年间400余架波音飞机落户中国:

1972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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