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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本纪》称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魏国修筑长城,而《魏世家》和《六国年表》则称魏惠王十九年修筑。

魏惠王十九年,即秦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

在时间上,长城的修筑竟先后相差9年之久。

如何来认识《史记》中所记载的时间差异呢?

张维华认为,秦孝公元年魏国未曾修筑河西长城,其说略谓:

余意《秦本纪》孝公元年之语,乃述即位后六国之形势,至于所论之事,未必即属于是年。

夫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其工不得谓微,必非一年之力所能完成,而《本纪》均属之孝公元年,则此文乃史公漫称之词,非有年代上确定之意义,其理甚显。

[1]

《秦本纪》所记,述秦孝公即位后所面临的形势,这是正确的。

所论之事,虽然未必都发生在这一年,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如果当时魏国没有长城存在,记事中岂能无中生有提到长城?

魏长城可能是秦孝公元年所筑,也可能是秦孝公元年以前所筑,从逻辑上来说这两种情况都有存在的可能性。

不过在秦孝公元年以前,没有见到魏修河西长城的任何记载,这就排除了秦孝公元年以前筑有长城的可能性,所剩下的可能性,便是秦孝公元年魏国曾筑有长城,否则就不会有这种记载。

长城工程量很大,绝非一年即可完成。

张氏以此来证明秦孝公元年魏国没有筑长城,则是没有道理的,张氏误解了原文。

细读《秦本纪》之文,发现该文中是说魏国有修筑长城之事,并没有说是否最后完成。

其实,魏长城应是秦孝公元年开始修筑,到秦孝公十年(即魏惠王十九年)结束,前后持续了10年之久。

魏河西长城的总长度,达数百千米以上。

据张筱衡实地考察所见,该长城系夯土版筑,夯层“厚三寸,土中杂以灰质,极坚硬,与赫连氏之统万城相似”[1]。

如此坚固的长城,其修筑自然是相当细致用心,用10年之功完成,时间并不算长,这是可以理解的。

2.河西长城的走向与起止

《史记.秦本纪》称魏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魏世家》又称“筑长城,塞固阳”,这为我们研究河西长城的走向与起止地点,提供了重要线索。

依《史记》之言,河西长城应是起始于郑,沿洛河走向北上,进入上郡,长城之旁有固阳城。

不过后人对河西长城有关地理的解释上,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今人也各宗一家,附会牵强,使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反而变得复杂化了。

(1)河西长城的起点

《元和郡县图志》卷6河南道陕州硖石县条称:

“魏长城,在县北二十二里。

魏惠王十九年所筑,东南起崤山,西北至河,三十七里。

”可知李氏是将崤山作为魏国河西长城的起始地点,依当时的历史而言,是不可能的。

这是史念海据实地考察绘制的魏国河西长城图,图中对现存的长城遗址和文献记载的长城走向,用不同符号做了标志。

他纠正了张筱衡《梁惠王西河长城示意图》中的一些失误,这张图长城经大荔县城之南,史念海则改为经大荔县城之北。

《中国历史地图集》中魏河西长城,即据史年海图绘制。

崤山在今河南三门峡市的陕县之南,洛宁县之丁北,界于黄河、洛河之间。

《元和郡县图志》卷6载:

“东至崤山,西至潼津,通名涵谷,号曰天险,所谓‘秦得百二’也。

”又引《西征记》曰:

“函谷关城,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关去长安四百里。

”崤山为函谷关的东口,崤山和函谷春秋战国时期的重险,因此,李吉甫认为魏长城应当起始于此。

但是,崤山和函谷关在战国时期属于秦国领地,所谓“秦得百二”即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函谷关划放秦国的版图。

崤山既然在秦国版图之内,魏国岂能出界进入秦国境内筑长城?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魏国修筑河西长城时,是秦强魏弱,修长城的目的是防御秦国,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国焉能允许魏国入境修长城?

因此,将魏河西走城的起点确定在崤山,完全违背了战国时期的历史真实。

魏河西长城起始于郑,《史记》说得很明确。

郑是周厉王少子友的封地,始受封于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称郑桓公。

后来,郑桓公将其封地迁移到洛水以东,称作新郑,即今河南新郑市。

于是,原来的郑桓公封地,后来成为秦国的领土。

秦武王十一年(公元前687年)在这里设立了郑县[1]。

秦汉时期郑县仍然存在,其故址即今陕西华县。

华县东南有华山,海拔1997米。

华山在战国时是魏国与秦国的分界处,因此,魏河西长城便以华山作为起始地点。

故《史记正义》称:

“魏西界与秦相接,南自华州郑县,西北过渭水,滨洛水东岸,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筑长城以界秦境。

”《水经注.渭水》称:

“渭水又东,沙渠水注之,水出南山北流,西北入长城,城自华山北达于河。

”南山即华山,河即渭水,亦证明魏河西长城的起始地点为华山,由此向北走向,直达渭水之滨。

《水经注.渭水》所说的沙渠水,今称长涧河,它发源于华山中。

河西长城始于华山峪口附近的长安洞,在长涧河的右岸(西岸)顺河而下,至华阴县城西北3.5公里的古城村。

古城村以北是渭河滩地,受河水的冲蚀,长城的遗迹已不可见[1]。

民国《华阴县续志》卷1《地理志.古迹》称:

“长城在县西二里,魏筑长城,南接华山,北抵渭水,长二十里,俗谓之古城。

”据此可知,渭水南岸的河西长城,大约长10公里左右。

(2)渭河以北长城的走向

从华山到渭水之滨,只是河西长城的一小段。

在过了渭河以后,长城是“滨洛”而行,即沿着洛水北上。

当时洛水是秦、魏两国的天然分界线,洛河以西属秦,洛河以东属魏。

因此河西长城只能修筑在洛水左岸(即东岸)。

洛水左岸有大荔县,河西长城由大荔县城西北通过。

光绪《大荔县续志》卷4《土地志.古迹》称:

“今县西北三十里高原后有长城村。

村南里许,自原之半跻原而南,有城址数十丈,又南有数丈,近高原村,又南有四五十丈,至原之前巅,在党川村西北。

其东有沟曰城墙沟,皆长城故址。

”大荔县西北与蒲城县相邻,光绪《蒲城县新志》卷1《地理志.古迹》称:

长城“在蒲城县东五十里,今大荔许原西有长城村,俯视洛水,遗址显然,且距重泉故城不过十余里”。

史念海先生对大荔县境内的河西长城,有详细记述,称:

“据近年来实地勘查所知,则由大荔县城东的高城村,迤西经大荔县城西的埝城村、东长城村、西长城村,再经党川村,皆断续存有遗迹。

党川村北且有沟名长城沟,长城遗迹又由长城沟北登许原,经东高城村与西高城村之间,直达许原北侧洛河岸村边的长城。

长城村东北的坞泥村,再东北的醍醐镇,也都似迹。

”[2]

大荔县北与澄发的呢过程相邻,在澄城县境内发现有河西长城。

史念海先生称:

“由县城东南长城头起,经杨家庄北,袁家村南,赵庄村南,再经城墙头而至于大峪河畔的刘家河村。

”[1]

澄城县的东北与合阳县相邻,合阳县境内也有魏长城。

1936年,张筱衡曾至此考察,其记云:

“(四月)十七日,路经郃阳(按:

即今合阳)之寺庄,见道左残恒断壁,累累不绝,询之居民,言此古长城,直通口外云,遂摄其影。

复北行,见此城东北迤,经营亭村,入韩城境。

”[2]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史念海先生又至此考察,所记尤为详细,称:

“合阳县境的魏长城遗迹,则在县城西北的西城后村和东城后村。

东城后村东北由潘家山至木场之间,当地还有人记得是曾经有过长城的。

再东南则由南庄、阿地村、郝庄、城后村、寺马庄入于韩城县界。

”[3]史念海先生所记与张筱衡所记,基本上是一致的。

(3)魏河西长城止于黄河

魏长城由合阳县北上,进入韩城县(即司马迁的故里),最后终止于黄河岸边。

嘉庆《韩城县续志》卷5《刊误补遗》载:

“今自县境马陵庄西南至大崩村,多土丘,累累相接,盖秦魏分界处,长城以北接上郡”。

张筱衡1936年至此考察,记称:

“(长城)入韩城境,经大崩村,至马陵庄,折而东,经社南村之北,迄河岸而止……至马陵考查……城之北,壕堑犹存,更北复有一城,西起芝水这曲,东临河岸,长约四五里,横亘韩原之北端……两城相距二百一十步。

”[4]史念海先生亦曾到此,称:

“韩城县的北龙亭村、爱帖村、三甲村、辛庄、大朋村(引者按:

即大崩村)、马陵庄诸村之北,断断续续皆有遗迹。

由马陵庄折向东南,在城南村和城北村之间直达黄河岸边。

由马陵庄往东为司马坂,坂下即为魏河之谷。

河谷之东的东少梁原上也有魏长城遗迹。

这段长城西起涺河旁,东至黄河岸边。

而马陵庄至城南村与东少梁原上的两段遗迹尤雄峙高耸宛然如旧。

尤其马陵庄至南城村的长城还是南北两条,相去约二百一十步。

这些段落夯土都十分坚固。

”[1]由此可知,魏长城终止于韩城县城以南的城南村和城北村之间的黄河岸边,城南村、城北村都是以魏河西长城而得名。

3.河西长城走向的误说

如上所述,魏河西长城的走向和起止地点,已基本搞清楚。

然而历史上关于河西长城走向的误说,在一部分人中仍有相当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有必要指出这些误说的由来以及其不能成立的原因,借以澄清学术界的种种混乱。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称:

《括地志》云:

“稒阳县,汉旧县也,在银州银城县界。

”按:

魏筑长城,自郑滨洛,北达银州,至胜州固阳县为塞也。

固阳有连山,东至黄河,西南至夏、会等州。

稒音固矣。

《括地志》把魏国的固阳误作是汉代五原郡的稒阳县。

张守节不仅肯定了《括地志》的错误见解,而且还明确地指出固阳在胜州(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北部黄河南岸十二连城)。

这样一来,魏国所修筑的河西长城,便从渭河以南的郑县纵穿河套,一直到达了鄂尔多斯北部黄河之滨。

清代著名的地理学家杨守敬,竟把魏长城从华县以东一直画到黄河北岸的包头和固阳为止。

《绥远通志稿》进一步论证包头大青山下的土石长城,就是战国的魏河西长城。

上述误说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们一直误认为魏国的固阳就是汉代的稒阳,将二者看成是同一个地方。

实际上魏国的固阳并不是汉代的稒阳,这个问题最后是由张筱衡解决了。

1936年4月,张筱衡、李寿亭应杨虎城将军之约,同游韩城。

途中他仔细考察了郃阳县和韩城县境内之魏长城,撰写了《梁惠王西河长城考》。

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魏国之固阳即今之合阳(旧称郃阳),并不是汉代之稒阳。

这篇文章虽然撰写于1946年,然而当时并未发表,一直到1958年才在《人文杂志》第6期刊出。

这一发现纠正了自唐代以来相沿已久的谬误,史念海先生给予极高的评价,指出其说“大有精义,堪作定论”。

合阳县在韩城县之南,魏长城止于韩城,也是张筱衡最先提出来的,以后史念海先生进一步加以论证,肯定了魏长城止于韩城县黄河之畔。

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史记.魏世家》称“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那么,魏国当时有无上郡?

依《史记》的文意而言,魏国长城进入上郡,或者说河西长城是在上郡境内。

秦代、汉代都设有上郡,又都治于肤施(故址为今榆林市南渔河堡)。

前人认为魏长城所在的上郡,就是后来秦汉的上郡,因此,魏长城应当进入河套中部鄂尔多斯草原。

故而张守节《史记正义》提出:

“丹、鄜、延、绥等州,北至固阳,并上郡地。

魏筑长城界秦,自华州郑县已北,滨洛至庆州洛源县白於山,即东北至胜州固阳县,东至河西上郡之地。

”此说影响极大,《资治通鉴》卷2《周纪二》在“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胡三省注曰:

“上郡,汉属并州。

隋唐之绥州、延州,秦汉之上郡也。

”张筱衡受此影响,认为魏国有上雒、无上郡,太史公是误以上洛(上雒)为上郡。

这个说法实不足取。

其实,魏国也有上郡。

史念海先生指出:

“其实魏国本有上郡,其地与秦的上郡不同,这一点司马迁已由侧面道及,后人不追溯其由来,见秦有上郡,便合而为一,竟未悟其间相差的过于悬殊。

司马迁曾明白地记载着‘魏纳上郡十五县’(《史记》五《秦本纪》)……魏国的上郡,其实就是黄河以西的地方。

固阳位置的确定,上郡疑难的解决,使我们得以纠正许多历史文献中关于魏河西长城的种种误说,对魏长城的走向和位置有清楚的分辨和了解。

4.魏修河西长城之背景

魏国为什么要在河西地区修筑长城?

魏国河西长城为什么要在秦孝公即位以后修建?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

魏国的河西地区,原来是秦国的土地,后来被三晋所占领。

《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语曰: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

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

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

宾客郡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秦孝公的这段表白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秦国的领土河西地曾被三晋所夺占,其二是秦孝公要继承秦缪(穆)公之事业,“复缪公之故地”收复被三晋夺占之领土。

自秦厉公以来,秦国内部祸乱不止。

于是,三晋乘机侵秦。

“秦以往者数易君。

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

”那么,被三晋夺去多少土地呢?

《史记正义》说是八城。

依《史记》所载,秦国丢失的土地有大荔(今仍其名)、频阳(今富平县东北)、少梁(今韩城市南)、籍姑(今韩城市北)、重泉(今仍其名,在蒲城县东南)、西县等城。

这些土地被三晋占领以后,就变成了魏国的河西之地,即上郡。

秦孝公要收回被魏国占领的河西之地,对魏国展开了一系列的征讨。

据《史记.魏世家》记载,秦孝公八年,“与魏战元里”(元里在今澄城县),“秦取我少梁”。

十年,“围魏安邑,降之”(安邑在今山西夏县)。

二十二年,“卫鞅击魏,虏魏公子卬”,二十四年,“与魏战岸门,虏其将魏错”(岸门在今山西河津县南)。

《史记.秦本纪》载:

在秦孝公即位前一年(即秦献公二十三年、公元前362年),魏“与秦战少梁,虏我将公孙座,取庞”(《六国年表》则称虏我太子“)。

从秦献公末年到秦孝公即位以后,秦国连续对魏国进行战争,魏国则损兵折将,节节败退。

秦国攻魏的战场主要是在河西地区,尤以少梁战役居多,证明秦国用兵的主要目的是收复河西地区。

对于秦国用兵的目的,魏国当然很清楚的。

因为河西地区本来就是秦国的土地。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魏国只好被迫修筑长城,用以保卫河西的领土不被秦国夺回去。

然而,河西长城并没能阻止秦国的进攻。

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继续攻魏,旨在收复河西地区。

惠文王六年,魏国将阴晋(今华阴县)献纳给秦国,秦国随即将阴晋改名为宁秦。

魏国大概是以献出阴晋之地,来缓和秦国的讨伐。

然而秦国并不满足于此,《史记.秦本纪》载:

秦惠文王七年,秦军与魏展开殊死的战斗,魏国将军龙贾被俘,士兵被斩首8万,秦惠文王八年,”魏纳河西地”,十年(公元前328年),“魏纳上郡十五县”。

至此,秦国收复了河西的全部土地,魏国的势力被迫退出了河西地区。

无论是从文献记载或从长城遗迹的分布来看,魏国河西长城的北端止于韩城。

韩城以北是秦国和赵国的领地。

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附有“魏河西长城图”,将魏长城的走向延伸到洛川、延安、延川、清涧、子长、绥德、米脂境内,而终止于葭县(今佳县)东部黄河岸边(见附图),是缺乏根据的,故为学术界所不取。

张守节《史记正义》称:

“魏筑长城,自郑滨洛,北达银州,至胜州固阳县为塞也。

”张维华虽然力驳魏长城北到胜州固阳之说,然而却采纳了“北达银州”的说法。

唐代的银州,在今米脂县无定河上,与葭(佳)县处于同一纬度上。

张氏将魏长城北止于葭县,即以此为据。

魏河西长城南起华山,然后北上。

受地形的影响,蜿蜒曲折,最后终止于韩城市少梁黄河之滨,其全部长度大约在200千米左右。

在战国时代的诸长城中,它属于比较短小的一道长城。

(二)魏河南长城

魏国除了在西部边境地区修筑长城以外,还在中部地区筑有长城。

由于此长城位于战国时期古黄河的南岸,故而被称作魏河南长城。

后来由于黄河改道南移,使长城一分为二,一部分在黄河以南,另一部分在黄河以北。

魏河南长城,首见于《后汉书.郡国志》,其河南尹条下称:

“卷有长城,经阳武到密。

”这寥寥数语,后世产生了种种不同的说法,考证起来相当费事。

1.河南长城的走向

河南长城北始于汉代的卷县,卷在战国时属于魏国的城邑,《史记.秦本纪》载,秦昭襄王三十三年,“客卿胡阳攻魏卷、蔡阳、长社,取之。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

“故卷城在郑州原武县西北,即衡雍也。

”衡雍为战国垣雍故地,在今河南新乡市原武县境。

魏河南长城,即起始于今原武县。

原武县境有长城里,即以魏长城得名。

河南长城为什么起始于此?

这与战国时黄河的走向有关。

当时黄河的走向与现在有所不同,是从荥阳转向北流,卷城适在黄河南岸,滨河而建。

《水经注.阴沟水》称:

“阴沟首受大河于卷县……故渎东分为二……右渎东南径阳武城北,东南绝长城,径垣雍城南。

”《水经注》所称的大河即黄河,阴沟是从黄河分出的小支流。

所谓绝长城,即接近长城之意。

阴沟是以位于黄河之阴(即河南岸)而得名,它是黄河之水溢出而形成的小河沟,其左、右二支均在卷县内。

由此可知,河南长城是北始于卷县黄河之滨,沿阴沟向东南走向,进入阳武县。

汉代的阳武县,现在已并入原阳县,在今原阳县之南方,其境大部分为改道后的黄河所浸。

原武县、原阳县均在今黄河以北,而战国时则在黄河之南,魏河南长城北段,主要是在原武县、原以境内。

由于黄河改道以及洪水的影响,魏河南长城的遗迹,现在很难寻找了。

魏长城由阳武县向南延伸,进入中牟县境内。

战国时,在中牟县西部有一处大湖泊,称作圃田泽,河南长城经圃田泽西岸南行。

《水经注.渠水》载:

渠水“东径荥泽北,东南分济,历中牟之圃田泽,与阳武分水。

泽在中牟县西,西限长城,东极官渡,北佩渠水。

东西四十许里,南北二十许里。

魏长城经过圃田泽西岸以后,又继续南行,越过了管水,与管水交叉。

《水经注.渠水》又载:

“渠水又东,不家沟注之。

水出京县东南梅山北溪,其水自溪东北流,经管城西,俗称之为管水。

又东北分为二水,一水东北流,注黄雀沟,谓之黄渊,渊周百步;

其一水东越长城,东北流,积水为渊,南北二里,东西百步,谓之百尺水,北入圃田泽。

”管水的一支“东越长城”,说明长城与管水十字交叉。

管水北注圃田泽,说明管水属于圃田泽水系,距圃田泽不算太远,亦应在中牟县境内。

魏长城在过了圃田泽和管水以后,则进入了汉代的密县。

汉代的密县也属于河南尹,境内有大騩、梅山、陉山,属于外方山余脉的低山丘陵地区。

这里今有大隗镇,疑与大騩山有关,可能是以大騩(隗)山得名。

近年,在新密市(原称密县)北部与荥阳市交界处的香炉山、蜡烛山、沙岗、风门口、五岭上。

发现有古长城遗址,属于新密市尖山乡楼院,米村乡温庄、茶庵辖境。

长城作东西走向,遗址全长2549米,用青石片砌成,墙体宽2.2-2.6米,残高0.5-2.5米。

当地人士或认为是郑、韩长城,或认为是魏长城。

密县在春秋时为郑国新密邑,进入战国以后不久,韩哀公二年(公元前375年),郑国被韩国所灭,韩国将都成迁移到郑(新郑)。

郑国在战国存在的时间很短,不同恐怕没有时间修筑长城,且史籍中没有郑国筑长城的记载。

韩国虽为战国七雄之一,然而史籍中没有修筑长城的记载为证,其修筑长城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因此,新密市的古长城应是战国魏长城。

战国时期的密县与今日的新密市不在同一个地方,而是在新密市东南15公里处。

魏长城不能进入韩国境内,密县是韩国的边境县,魏长城只能在密县北部停止。

今新密市北部山区,在战国时属于魏国南阳郡辖地,故可以在这里修筑长城。

新密市与中牟县的圃田泽相距不远,魏国南长城应是从中牟县转向西南,与新密市的长城相连接。

换句话说,新密市的古长城应是魏河南长城的延续,从新密市向南向西,都是韩国的领域,魏长城只能停止于此。

受地形(河流湖泊)和国界(魏韩交界)的限制,魏河南长城不是直线走向,而是作大折屈状态,呈>

走向,其长度约为100公里左右,只有河西长城的二分之一,是一条更为短小的长城。

如上所述,魏河南长城北始于今原武县古黄河之滨,经原阳县和今黄河,进入中牟县,然后向西南走向,进入今新密市(原称密县)。

汉代密县故治,在今新密市东南约15公里处。

魏长城应当停止于外方山北麓。

从军事角度来看,魏长城北起古黄河之滨,南止于外方山,是充分考虑到了利用山河之险的缘故。

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道完事的军防体系。

2.河南长城与魏都大梁

河南长城大体上作南北走向,长城以西为韩国和秦国,长城以东为魏都大梁。

这就清楚地表明,河南长城是为了保卫魏都大梁,免遭韩国和秦国的侵伐而建。

魏国的都城原在安邑,即今山西南部的夏县。

魏武侯二年(公元前385年),“城安邑、王垣”,后来因受秦国的威胁,于魏惠王六年(公元前365年)将都城迁移到大梁。

此事《史记》无载,而见于《竹书纪年》:

“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

”裴骃认为是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非是。

<

竹书纪年》为魏国人所撰,记事以魏国为主。

梁惠成王(即魏惠王)迁都大梁的年朋日如此确凿,亦证明了这一点。

司马迁撰《史记》时,《竹书纪年》尚没有从汲冢出土,他没有见到《竹书纪年》,故而误书魏惠王三十一年“徙治大梁”。

大梁本是周梁伯所居之地,“梁伯好土功,大其城,号曰新里”[1]。

大梁远离秦国,又有梁伯旧城,故而魏惠王迁都于此。

大梁故址在今开封城西南,故而后世开封又有大梁、汴梁之别称。

不管魏惠王六年迁都大梁,或魏惠王九年迁都大梁,当时的形势是魏国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屡屡失利,故有河西长城的修筑。

迁都大梁以后,秦国对魏国的威胁日益加剧,韩国与魏国也不断地发生冲突,例如魏惠王二年有马陵之战,九年魏韩战于浍[2]。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魏国修筑了河南长城,以保卫长城以东的新都大梁。

河南长城的修筑与龙贾有关。

《水经注.济水》引《竹书纪年》:

“梁惠成王十二年,龙贾率师筑长城于西边”,又云“是梁惠成王十五年筑也”。

这一注释是置于“济渎又东阳武县故城北又东绝长城”句下,可知郦道元认为龙贾所筑长城即河南长城。

有人认为,龙贾所筑长城是河西长城,其根据是有“西边”两字。

其实,西边是指方位而言,西边可远可近,如以大梁城为基准来看,河南长城、河西长城都在大梁城的西边。

《史记》明确记载,河西长城筑于魏惠王十九年,而未提及龙贾参与其事,证明龙贾所筑长城应是河南长城。

由此可知,魏河南长城为龙贾所筑。

从魏襄王五年“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的记事来看[1],龙贾是魏国的一位将军,他是率领士兵修筑了河南长城。

其修筑长城的时间,一说是梁惠王十二年(公元前359年),一说梁惠王十五年(公元前356年)。

如何来看待这两时间呢?

应当说这两个时间并不矛盾,都是可信的。

河南长城应是从梁惠王十二年开始动工修筑,前后用了三年时间,到梁惠王十五年才最后修建完毕。

河南长城全长100公里左右,如此浩大的修筑工程,显然不是一年能够完成的,修建了4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魏河南长城是修建于公元前359年至公元前356年。

其修筑的时间要比魏河西长城短一些,这是因为河西长城要比河南长城工程量大,河西长城全长约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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