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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通过家庭关系（父子兄弟）与社会关系（君臣）来实现自我的。
不过，持儒家与西方民主自由矛盾的观点的人基本上是肯定个人主义，否定儒家思想的。
他们没有意识到，在对于人的理解上，儒家要比西方近当代自由主义思潮更具有思想上的优越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不妨用黑格尔关于性爱与婚姻的关系来说明人的自然欲望与道德的关系。
韦斯特法尔是这样概括黑格尔的观点的：
“黑格尔对于性爱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论述。
一方面，在婚姻中，‘肉体的激情沉落为肉体的时刻的水平，注定在满足之后消失’。
换句话说，‘与肉体生活相对应的感性的时刻，在伦理的空间仅仅被当作某种结果性和偶然性的东西…[婚姻是]爱的伦理层面，高级的层面，它限制纯粹的感性冲动，把它放到后面”。
另外一方面，在婚姻中，性爱被提升了，‘自然的性爱的结合…被转化为一种精神层面上的结合，一种自我意识的爱。
’”黑格尔用这么一个词汇来表达上面两种不同的论点：
性生活就是“伦理关系的外在体现”。
作为“外在”的东西，性爱是在背景之中的，其地位是次要的；
作为“体现”，它被提升到了精神层面。
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的否定（Aufhebung）[iv]。
当性爱被转化为婚姻中的爱（婚姻中的结合，有责任和义务的结合）的话，性爱一方面就被提升了，成为体现精神之爱的一种具体体现，另外一方面，它仅仅是婚姻中的爱的表现的一个方面而已。
夫妻之间的爱，不仅仅体现在性关系上，还体现在很多日常生活的行为中。
所以说，在婚姻中，性关系成了一种偶然的关系。
这种偶然的关系仅仅是婚姻之爱的一种表达而已。
以此类推，我们的物质和感情生活中所有方面，都可以成为婚姻中夫妻感情的表达方式。
这就是人的自然欲望如何获得道德意义的途径。
西方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民主自由是对于个人自然欲望的肯定，是要通过适当的手段来满足个人的欲求。
但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必须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得到精神上的提升。
儒家思想对于西方的自由和民主的实现不是障碍，而是要对于它们进行黑格尔式的辩证的否定（Aufhebung）。
我们有必要区分开一种思想的具体内容和其普遍形式。
儒家思想在对于人的理解上，有其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内涵。
但是，其思想方式还包含了普遍性的东西。
相对于把人理解为原子式的存在的西方自由主义，把人看作是关系性和过程性的儒家思想是对于前者抽象性思维的扬弃。
从黑格尔哲学的观点看，西方自由主义属于较低的层次，而儒家哲学是高一级的层次。
它们不是互相对立的关系。
对于两者的关系，就是要看你是向后退呢（西方自由主义）还是向前进。
黑格尔的家庭与国家理论是超越民主与专制对立思维模式的一种路径。
其次，我们来看看第二种态度。
大家都熟悉的一种观点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我们也能发现一些进步思想，比如，孟子的“民贵”思想就与西方的“民主”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注重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有某种相似的地方。
在《孟子·
尽心章句下》第14章，我们看到：
“孟子曰：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4:
14）。
民为贵，君为轻，这不是很明显对于老百姓的重视吗？
我们研究古代哲学，就是要发现符合现代思想的类似的珠宝。
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承认，孟子的民贵思想由于其历史和社会环境的原因，有其局限性，但是也可以证明，儒家哲学与民主思想不是完全矛盾的。
我们的疑问是：
试图从儒家思想中“开显”（如何开显？
）出民主自由的闪光思想，这是不是在思维方式上对于儒家哲学有着根本性的误解呢？
为什么不在儒家哲学中寻找出其独特的政治哲学理论和真理呢？
难道说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的民主自由是绝对真理吗？
我的观点是，第一种态度对于儒家的认识比第二种态度更有价值，因为它清楚地看到，儒家思想与自己所相信的民主和自由是不一样的。
它的错误就在于对于儒家进行盲目的拒斥，认为不合乎自己的东西都是落后的，这是现代哲学的一个通病。
第二种态度表面看对于理解儒家有帮助，而实际上是更令人思维混乱，因为它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区分，其背后的假设还是把儒家传统看成是一种低于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东西。
我在这篇文章里试图提出第三种观点，一种依据《孟子》文本的新政治哲学思维。
在这篇文章中，我的问题是，孟子的民贵思想真的是一种不成熟的“民主”思想吗？
我要论证的是，孟子的民贵思想，在理论上，是一种比西方民主思想更具有坚实基础的政治理论。
在这一点上，孟子与墨子是一样的。
第一、天与天子
在《孟子》中，关于大国服侍小国和小国服侍大国的讨论在政治哲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指明了国内和国际政治组织应该建立的基础。
孟子把政治的基础，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高于任何人的意志和利益的基础之上。
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具体论述的。
在《梁惠王章句下》第三章中，齐宣王问孟子，与邻国打交道有没有什么策略和方式？
孟子回答说，“有。
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
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
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
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
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
诗云：
畏天之威，于时保之”（2:
3）。
仁爱的人可以以大国的身份服侍小国，就如商汤服侍葛伯，文王服侍昆夷一样；
有智慧的人可以以小国身份服侍大国，就如太王服侍獯鬻，勾践服侍夫差一样。
以大国身份侍奉小国，这是乐天。
以小国身份事大国，这是畏天。
乐天的人能庇护天下之民，畏惧天的人能保护他的国家。
就如《诗经》中所说，“畏惧天之威怒，因此能得到安定”。
这里，“乐天”与“畏天”是什么意思呢？
仁爱的人为什么要服侍小国呢？
大国服侍小国与天有什么关系呢？
又如何服侍？
在《滕文公章句下》第5章，孟子是这么叙述汤王如何服侍葛伯的：
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
汤使人问之曰：
何为不祀？
曰：
无以供牺牲也。
汤使遣之牛羊。
葛伯食之，又不以祀。
汤又使人问之曰：
无以供粢盛也。
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
葛伯率其民，要其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
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
书曰：
葛伯仇饷，此之谓也。
为其杀其童子而征之。
四海之内皆曰：
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
汤始征，自葛载。
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东面而征，西夷怨；
南面而征，北狄怨。
奚为后我？
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
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
民大悦”（6:
5）。
作为大国之君主，汤王为什么要服侍小国的不德之君呢？
汤王对于邻国的葛伯，首先是给他送去祭祀需要的牛羊。
汤王送牛羊让葛伯祭祀天地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汤王实际上是出于对天之敬畏而送牛羊的。
牛羊是用来祭祀天地的。
不是给葛伯食用的。
汤王是为了帮助葛伯祭祀天而送牛羊的。
这里，把汤王和葛伯联系起来的是天。
所以，这种大国服侍小国的行为，是以天为目的的。
大国侍奉小国，这一般来说不是屈辱吗？
乐天者，乐于侍奉天也。
大国侍奉小国，就其实质来看不是侍奉小国，而是天。
所以，没有屈辱科研。
但是，这就要求大国首先具有谦卑和忍让的品德。
在葛伯把牛羊吃了后，汤王派人去给葛伯耕地，其目的也是为了能够使得葛伯有谷米祭祀天地。
耕田不是为了葛伯，而是为了祭祀天地。
但是，葛伯的行为，不仅仅表现在对天的不敬（把祭祀用的牛羊自己吃了），而且，更为亵渎神灵行为是，他还残害老百姓。
为什么残害老百姓是最大的恶呢？
在《梁惠王章句下》第3章最后一部分，孟子引用《书经》的话来表达这一点：
天生百姓，并安置了君主和圣贤之师来协助上帝爱护人民。
葛伯杀害儿童的行为，这是滔天大罪。
葛伯吃了牛羊，没有激怒汤王。
葛伯杀戮百姓和残害儿童，汤王就征伐葛伯。
可以说，汤王是替天行道。
汤王征伐诸侯的原因，不是为了自己获得天下的财富，而是为了救民于水火之中。
用今天的话说，汤王的征伐是正义的战争，是基于天所赋予的道义的战争。
这就是乐天。
乐天能保护天下之民。
因此，大国侍奉小国，是乐天。
这是因为乐天就是要保护天下了老百姓不受苦难。
“乐天者保天下”。
大国服侍（征伐）小国，是基于天意的。
汤王没有一开始就攻打葛伯，因为他必须视天下为一家。
葛伯的无法无天，不畏天，不敬天，杀害无辜，这些才构成了他的滔天罪行。
惩罚葛伯，因而是天意。
那么，有智慧的人为什么要小国服侍大国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看《梁惠王章句下》第15章：
“滕文公问曰：
滕，小国也；
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
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
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
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
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
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
吾闻之也：
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
二三子何患乎无君？
我将去之。
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邠人曰：
仁人也，不可失也。
从之者如归市。
或曰：
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
效死勿去。
君请择于斯二者”（2:
15）。
当滕文公问孟子如何才能侍奉大国的时候，孟子给他讲了个故事。
古时候，太王居住在邠地的时候，狄人侵略他的国家。
太王以各种珍贵物品献给狄人，都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
最后，太王知道了狄人所想要的东西，即他的疆土，邠地。
他召集邠地长老说，狄人所想要的就是我们的土地。
土地是用来养活人的，人不能为争夺土地而牺牲生命。
生命比土地更珍贵。
不能颠倒了土地和人民的性命之间的关系，不能牺牲人民的性命来保护疆土。
因为如果太王号召人民为土地而战，实际上是号召人民为自己的王位而战，而这场战争是必败的。
太王考虑到人民的生命安全，选择离开邠地。
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畏天者保其国”。
畏惧天命之人，才能保全自己的国民。
人民的生命是最珍贵的，这是上天所赋予的。
不能因为自己的私利（王位），而牺牲上天的利益（老百姓的生命）。
只有那些不畏天命的人，才举国之力，侵略他国，或者保护自己的王位。
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会牺牲自己的王位，来保护人民的。
土地是属于谁的？
土地是用来养活人民的。
土地不是属于任何人的，它是属于天的。
小国服侍大国，这是指小国之君为了老百姓的性命安全，牺牲自己的王位，这样才能真正保护自己的祖国。
把疆土和人民看作是属于上天的。
丢弃自己的王位，这是小国之君侍奉大国的行为。
这种行为不是胆小的表现，而是畏惧天命的表现。
这也就是《诗经》中所说的“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太王的行为也许被理解为胆小怕死。
这就是为什么齐宣王听了关于以小事大的话后，说了如下的话：
“王曰：
大哉言矣。
寡人有疾，寡人好勇”（2:
当孟子听后，孟子马上给他解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敢。
勇敢不是抽象的中庸之德，不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介于怯懦与鲁莽之间的中道。
我们来看看孟子是如何论“勇敢”的。
“对曰：
王请无好小勇。
夫抚剑疾视曰：
‘彼恶敢挡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
王请大之。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
’此文王之勇也。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
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
此武王之勇也。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空王之不好勇也”（2:
孟子对齐宣王说，请王不要爱好小勇。
手按着刀剑瞪着眼睛对人说，他怎么敢挡我的路！
这是匹夫之勇。
这种勇敢仅仅是想证明自己比别人力量大而已。
这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勇敢。
真正的勇敢就是要如文王武王一样。
文王一怒，就派军队遏制侵略莒国之兵，增强周王朝的威望。
这是对天下人负责的态度。
文王的勇敢体现在平治天下上。
书经说，上天降生了民众，给他们了君主，为他们派了圣贤之师，其目的是要君主和圣贤之师协助上帝来爱护民众。
作为君主，应该有这样的勇敢：
东西南北，无论是有罪者还是无罪者，都是我负责，天下人谁敢超越界限呢？
武王就是这样的人，把天下的重担承担起来，对上天负责。
有一人横行天下，武王以此为己之羞耻，于是征伐纣王，给天下人民带来和平。
这是武王之勇敢。
真正的勇敢是什么？
就是要承担起天所赋予的责任，替天行道，安抚百姓。
勇敢者，勇于承担天下之重任也。
因此，在《梁惠王章句下》第三章中，孟子所说的“乐天”、“畏天”、勇敢，都是强调政治责任是上天所赋予的，是替天行道的。
天是最高的权威。
一个国王之所以能讨伐另外一个国王，唯一合法的原因就是帮助对方敬重天命，爱护百姓。
这种讨伐之所以是正义的，其根源不在人身上，而在天意天命之中。
孟子的这种思想，一方面反映了这么一个现实，即在战国中后期，诸侯国之间进行争霸，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真正体现出道德权威，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孟子敏锐地观察到，当时的政治现实告诉他，没有任何权威可以与正义的权威相对等，只有上帝或者上天才能超越所有的政治实体。
汤王、文王、武王，这些圣王都不能以自己为权威的根源。
特别是在叙述汤王为什么讨伐葛伯的时候，如何辨别汤王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而是为了实现正义。
没有前面那些序曲（送牛羊，派人耕地等），就无法说明汤王讨伐的理由。
天人之分是很重要的。
这是孟子哲学中超越于儒家哲学的思想，是与墨子非常相似的。
尤其是当孟子引用书经中“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这和墨子的“天子”思想完全合拍的。
墨子认为，天为了爱护百姓，设立天子等等级制度来管理天下，天子是天意的代表，是以天为法仪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孟子所讨论的政治基础有没有具体的含义呢？
孟子不是在抽象意义上讨论天的。
在《公孙丑章句上》第5章中，孟子用具体的政治治理方式和政策来说明一个国家如何能超越它自身的局限性，从而成为天下的最高权威，成为“天吏”（天所委派的官员）。
《公孙丑章句上》第5章：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
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
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
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
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
率其弟子，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
如此，则无敌于天下。
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3:
孟子说，如果尊重贤能之士，那么天下之士都愿意来效劳你。
如果在市场上不征收空地上的存货的税，并帮助商人处理积压的商品，那么，天下商人都原意来你的市场。
如果在关卡不征人头税，那么，旅客都愿意经过你的国土。
如果能协助耕田者而不征收税，那么，天下的农夫就会很快乐，来你的国土耕田。
如果在人们居住的地方，没有额外的税，天下人都会很高兴来你的国家居住。
孟子认为，政府应该做到政府任用贤能才（消除腐败），减免商业税、农业税、关税、土地税等，来鼓励经济发展。
如果能实行者五项政策，邻国的人就会如看自己父母一样仰望你。
带领自己的儿女来攻打自己的父母，自从有人以来，还没有成功过。
这样的话，你就会天下无敌。
做到天下无敌，你就是天吏。
王，就是天吏，就是整个世界或天下的君主。
一个君主的道德人格体现在哪里呢？
孟子认为，就在于这五项政策。
如果天下人都把你看作是父母，而邻国的君王率领他的民众来攻打你的话，就等于率领你的儿女来攻打父母。
天下哪里会有人能率领人家的儿女攻打人家的父母的？
这显然是不会成功的。
这样的话，天下之人把你看作父母，你就没有敌人了。
为什么你没有敌人了？
这是因为你的行为是爱护人民的，而人民是天所爱的对象。
你是为天服务的。
这就是天吏的意思。
吏，既是统治人的，也是服务于人的。
天吏是为了天而服务于人民的。
孟子在这里用的“天吏”是指实行“王道”之君主。
这与墨子中所说的“天子”有相似的意思。
天吏，天子，是介于天与百姓之间的统治者或者服务者。
上天设置天子官位是为了能协助上天服务于民。
对于天而言，天子是中介，是代理人。
在《离娄章句上》第7篇，孟子说：
7）。
对于孟子的“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还可以在《离娄章句上》第九篇找到如下的解释：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
失其民者，失天下也。
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
得其心有道：
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7:
9）。
如何得天下？
就是得民心。
民心就是天意。
如何得民心？
就是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不给他们增添赋税之类的东西。
简单地说，让老百姓饥者有食，劳有所得，安居乐业，这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戴，就是得民心。
得民心者就顺天。
逆天就是失民心的支持。
桀纣为何灭亡呢？
是因为用天下之公来谋个人私利。
对于孟子来说，在统治者与天之间，有一个中介，这就是民意。
对于天子而言，如何知道上天的意图呢？
因为上天是爱护百姓的，所以，百姓的需要就是上天的意图。
正是在以上的意义上，我们来理解孟子下面的话：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
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置社稷”（14:
人们喜欢引用孟子的这段话来赞扬孟子的民贵思想。
社稷、君，三者是按重要性排的序。
谁来排这个序呢？
是孟子本人吗？
如果说要把孟子纳入这句话，孟子显然是属于民的范畴，他既不能这么说，也没有权力和权威来排这个序？
能排这个序的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天，一种是君。
而君排这个位的时候，实际上是说王位是第三的。
君主排这个位，也必须有依据，那就是在上天眼中，就是这个顺序。
我们将看到，孟子用古代人的话来印证自己。
民为什么比社稷和君主还贵呢？
我们看看他下面是如何解释的。
首先，得到百姓之心的人即民心，可以成为天子。
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和前面看到的以大事小和以小事大的思想联系起来看，其含义就非常清楚：
民心代表天意。
民心的权威性来自于天。
因此，称为“天子”。
如果没有天，那应该叫“民子”，人民的儿子，而不是上天的儿子。
在《尽心章句下》第13篇，孟子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
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14:
13）。
所谓不仁，就是依靠霸道而成为君主，这只能是一国之君。
如果要成为天下人的君主，那就必须合乎天意，这样才能成为天子。
天子依赖百姓而与天联系起来。
天子的权力是上天赋予的。
权威来自于上，而不是下。
这与民主思想是不同的。
[v]也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民本。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权威的不同层次的合法性：
诸侯必须听从天子，由天子而赞许的诸侯才是真正的诸侯，是合乎义的诸侯；
大夫必须是得到诸侯的赞许的大夫，这样才合法。
这段话中，社稷应该具有两层意思，一是代表国家，一是土谷之神。
如果诸侯危害国家，这就是危害天子，是违反天意的做法，应该除掉。
第二，为什么民在社稷之上呢？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
一是根据以小事大的思想来理解，作为疆土或政权的社稷是服务于民的，所以社稷次之。
二是把社稷理解为神。
孟子认为，如果我们在祭祀上没有犯任何错误的话，仍然有干旱和洪水，那就应该换社稷了（土神）。
社稷（土神）也是服务于民的，更不用说君主了。
更换政权，或者除掉一个君主，这是符合天意的事情，不是仅仅依赖于民众或百姓的。
上面看到的“以小事大”就是依据这个顺序而得出的。
换社稷，换君主，谁能这么做？
只有天意才能如此。
所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与孟子的等级思想不矛盾。
这句话可以被看作是如下的话的一个解释：
这句话所说的“君”是统治者的意思，指天子。
一般的君主不等于天子。
得民心者，才是天子，才得天下。
一国之君，可以是不仁的。
把“天子”与君主区分开，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孟子的等级制度是什么呢？
上天通过民心来指定天子，天子之下是诸侯，诸侯之下是大夫，依次类推。
孟子还认为，天是高于诸位神灵的。
土神也是协助天呵护百姓的。
如果土神不能尽职，也是可以罢黜的。
天意如何通过民心显示出来呢？
下面我们看孟子如何论述天与民之间的关系的。
第二、天意与禅让制
前面我看到，对于孟子来说，土地（疆域）是用来养活百姓的，君王与圣贤之师都是来协助天爱护百姓的。
孟子的这种民贵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君权神授”的思想；
君王的权力只有是上天所授予的才合法。
孟子对于古代尧舜禹之间的禅让制的解释给予了道义上的基础。
我们来看看《万章章句上》的第5和第6章。
“万章曰：
尧以天下与舜，有诸？
孟子曰：
否；
天子不能以天下[vi]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
天与之”（9:
孟子在这里说的非常明白，尽管天子是世界上的最高权威，他不拥有天下，他仅仅是上天的代理人，他没有权力把天下让给其他人。
换言之，他手中的权力不是他自己的，因此，他不能转让给别人。
最高权力是超越于任何人的，包括道德上完美的人，例如尧帝。
这也是对于孟子民贵思想的很好的注脚。
天子，顾名思义，是对于上天负责的。
既然天下是属于上天的，百姓也是属于上天的，而不是属于任何人的。
那么，天又是如何告诉尧帝把帝位让给舜呢？
万章问：
“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
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
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
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
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
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
暴之于民，而民受之。
故曰：
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万章问，天把天下（王位或者天下）给了舜，这是不是说，天把天下吩咐给舜，并对他进行了耐心的告诫呢？
是不是就如我们人类在交待给一个人任务时，既是命令，也要告诫他呢？
孟子回答说，不是，天与我们人类不同，天不说话。
它只是以行动和事情来显示它的意图。
在《论语·
阳货》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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