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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财富定律师一和定律二，似乎是颇为清晰的；
定律三和定律四，则是本文的贡献。
财富定律一：
财富增长与人口数量成正比。
如果劳动效率不变，人口增长就是财富增长的基本动因。
财富定律二：
财富增长与劳动效率成正比。
劳动效率越高，财富增长越快；
而且提高劳动效率对财富增长的作用，可以大大超过人口增长的作用。
我们回顾历史，来看这两个定律。
公元0元—1000年，“人口增长”与“GDP增长”近乎一致，它对财富增长的影响十分明显。
据安格斯·
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书中数据，公元0-1000年，世界总人口由2.3亿人增长到2.7亿人，累计增幅近16%；
而世界GDP也由1025亿1990年国际元增长到1168亿1990年国际元（“1990年国际元”，以下简称“国际元”），累计增幅近14%，基本一致。
1000年-1820年，“人口增长”对财富增长依旧影响巨大，不过更多表现为“劳动人口的增长”。
另一个对财富增长影响重大的因素“提高劳动效率”，在这一时期开始有所体现，但对财富增长的贡献不超过15%。
这一时期“世界总人口”由2.7亿增长到10.4亿人，累计增幅288%；
而“世界GDP”增长到6944亿国际元，累计增幅近455%。
财富增长领先人口增长近0.6倍。
为什么财富增长会有所领先呢?
这是因为人均寿命从上一个千年的24岁增加到26岁，相应地“15岁以上劳动人口”由1000年不足1亿，增长到1820年的4.4亿，累计增幅400%。
是劳动人口增长推动了财富增长。
1820年至今190年，劳动人口增长对财富增长的作用减弱，其贡献的财富增长约占财富增长合计的14%，其余86%，则来自于“劳动效率”的快速提高。
这一时期限世界总人口增长到65.2亿人，累计增长5倍。
考虑到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处长到近68岁，相应劳动人口由4.4亿增至42.2亿，累计增幅9.6倍。
依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到2006年世界GDP已增长到67万亿当年国际元，与1820年的6944亿1990年国际元相比，累计增幅高达95倍。
扣除1990-2006年国际大致存在35%左右的贬值因素后，按可比价格计算中心的累计实际增幅应接近70倍。
世界劳动人口增加了9.6倍，而世界GDP增长近70倍。
据管理大师彼得·
德鲁克说，20世纪，制造行业的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增长了50倍，这是管理学最重要的，也是独一无二的贡献。
这无疑是财富定律二得以成立的重要依据。
即提高劳动效率对财富增长的作用，可以大大超过人口增长的作用。
在宏观经济理论中，也就这两个财富定律达成共识：
GDP可以随就业人口增加而增长，也可以随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增长，甚至在低就业情况下因超前提高劳动生产率而继续增长（即所谓“低就业增长”）。
财富定律三：
财富增长与总人口抚养成反比。
创造的财富越多，总人口抚养比就越低。
就是说，财富越多，人们就越有愿意生育。
这是财富增长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消极影响。
何谓抚养比？
它大致反映了平均1个劳动力（无论就业与否）可抚养的人口数量，是指“0—14岁和65岁以上被抚养人口合计”对“15—64岁劳动人口”的比率。
公元0年至今，财富大幅增长，抚养比却不断下降。
在第一个千年（公元0—1000年），抚养比接近2倍；
到1000-1820年，虽然世界GDP累计增幅从上一个千年的14%，提高到4.6倍，抚养比却下降到1.6倍；
1820年至今近190年间，世界GDP增幅高达70倍，抚养比却大幅下降到0.55倍。
纵向比较，可见财富越多的时代，抚养比越低；
而对各国模向比较，会看到越富有的国家，抚养比越低。
据世界银行2006年数据，最富有的7大工业国，平均抚养比仅为50%，其中美国49%，德国50%，日本52%。
而在最贫困国家，抚养比则远高于这一水平，其中尼日利亚89%，老挝79%；
作为比较贫困国家之一的巴基斯坦，抚养比高达71%，柬埔寨为67%。
财富增长为什么会导致抚养比下降？
合乎逻辑也合乎事此外事实的解释是，抚养成本会伴随财富增长而上涨，并且其上涨幅度是大于财富的增长幅度。
如今婴儿食用的国产奶粉，每500克动辄四五十元，较30年前相比至少上涨了15倍。
而国内职工平均货币工资的同期实际升幅不足6倍。
此外，30年前几乎无需支付费用便可以将幼童送入幼儿园，如今人们费甚至高过大学。
这也是中国在GDP大幅增长后，总人口抚养比反而由1982年的63%大幅降至2007年38%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计划生育）。
财富定律四：
财富增长因人口减少过程中抚养比上升而停滞，甚至出现持续的负增长。
其内涵较为复杂。
总人口数量持续减少，形成财富下降，而且减少的主要是劳动人口，进一步削弱，甚至抵消“提高劳动效率”对财富增长的促进作用。
出生率下降0-14岁人口减少，被快速增长的65岁以上人口超过，导致刚十足的“老年人口抚养支出”增加，又进一步促使出生率降低，以缓解劳动人口的抚养支出压力，最终加剧财富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这有可能在中国成为现实吗？
答案是：
有可能，大概在2028年前后。
为什么是2028年？
劳动人口降带明显加快
社科学院部委员田雪原编制的“2000—2100年中国人口预测结果”包含高、中高、中、中低、低5个方案。
其对于中国总人口峰值及其出现时间的预测，高、中高方案分别为16亿人（2100年）、15亿人（2040年，至2100年13.5亿人）；
中、中低方案分别为14.7亿人（2029年，至2100年为10.2亿人）、14.4亿人（2027年，至2100年为8.7亿人）;
低方案为13.8亿人（2021年，此后的下降速度颇为惊人，至2100年仅为5.6亿人）。
从初步验证的情况来看，至2007年，上述5个方案的预测值分别为13.39亿、13.37亿、13.32亿、13.29亿人，而实际值仅为13.21亿人。
为什么我们会选低方案呢？
随财富增长出现的抚养比下降，将是中国人口峰值较低并且发生时间提前的主要原因。
此后，由于人口抚养比将向抚养支出较高且刚性十足的65岁以上人口倾斜，进一步导致出生率长期处在压迫之下，因此总人口数量将持续大幅减少。
所以将“低方案”作为依据，应当是正确的选择。
为表述方便，以下0-14岁人口称未成年人口，15-64岁人口称劳动人口，65岁以上称老龄人口。
依据“低方案”预测结果，到2017年，中国劳动人口将达到9.99亿人的峰值。
此后将出现为期10年的缓慢下降，年均减少劳动人口170万人。
从2028年开始，劳动人口的下降速度明显加快，至2038年11年中，年均减少激增到1143万夫，累计减少劳动人口1.26亿人，累计降幅为12.8%。
此后10年，也就是2039-2048年，虽然劳动人口年均下降数量缩小到986万人，但累计降幅却达到11.5%。
以后情况更加糟糕，至2060年之前的12年间，劳动人口累计降幅为19%；
至2085年之前的15年间，降幅则达到惊人的35%；
至2100年之前的15年间，虽然降幅相对回落至21%，但劳动人口数量的终值仅为3.16亿人。
历史的拐点，就在2028年。
然而，既然从2018年开始劳动人口便进入一个长达82年以上的漫长递减周期，为什么拐点不在2018年呢？
原因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这一时期劳动人口结构质量获得改善。
随着劳动人口中年轻人的比重不断提升，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可随劳动强度大、劳动报酬较低，不仅弥补了劳动总人口下降对财富增长的负面影响，还将使得2018年以后的劳动效率以及财富增长进入一个更加理想的时期。
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将大大提高劳动效率。
农业人口比例的持续下降，注定会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动力。
以2006年国内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68%推算，到2018年可降至53%，到2028年可降至30%。
三是这一时期劳动人口的“抚养支出压力”不会明显增加。
一是因为，2018年抚养比仍处在39%的绝对低水平，且此后10年累计升`幅也只有2.2%；
二是因为老龄人口数量尚未超过未成年人口，毕竟他们领取退休金、享受社会保障，在全社会抚养支出中要大得多。
2028年：
1962-1975年婴儿潮步入老龄
从2027年上溯到65年前，也就是1962年。
这一年，三年自然灾害结束，中国爆发了世界上最为可观的“婴儿潮”。
当年新生儿2492万人，比上年激增1.1倍。
婴儿潮持续14年。
1962-1975年新生婴儿合计3.7亿，年均2615人，分别是1961年和1976年的2.2倍和1.4倍。
65年后的2028年，这些婴儿步入老年，这年老龄人口的增加值（1272万人）相当于此前6年增加值合计；
劳动人口减少值（1080万人）相当于此前11年减少值合计。
2028年，抚养比也将由上年的40.31%，在幅提升到41.54%，升幅为1.23个百分点，彻底扭转了此前9年抚养比在39-40%之间波协的格局，由此进入持续上升的长周期，直到2085年达到峰值78%。
2028年后的这些变化，无疑会加大“财富定律一”的负面效应，并削弱“财富定律二”的正面效应。
同期世界人口却不断增加。
据美国人口咨询局预测，到2050年，世界总人口将激增至92.4亿人，较2006年的65.2亿人累计预期增幅为42%。
而同期中国人口数量预测减少9%，劳动人口数量预期减少22%。
因此，由“财富定律四”所提示的灾难，未来100年更可能出现在中国，以至于可被视为“中国的灾难”。
为什么我们强列主张务必深入研究2028年前后中国可能出现的重大经济危机或灾难，原因就在于此。
与人口结构演变中的危机相比，金融危机算不了什么。
何以陷入“大灾难”
如果中国经济2028年前能遵循“财富定律二”，极大地提高劳动效率，为应对财富增长困局打下基础，那么随之而来，或许仅是灾难，而不是大灾难，甚至不排除在克服灾难的过程中保持增长态势。
假如2017年中国真出现劳动人口峰值，并进入持续下降周期，而那时总人口劳动效率仍未得到足够大幅度的提升，那么，恐怕在2028年前就会降临较大灾难，以至于此后“财富定律四”决定的灾难注定是灾难。
研究表明，2028年前可预见的“较大灾难”，至少出现在四个方面：
高失业率、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金融危机、能源危机。
灾难一：
高失业率
1981-1987年中国第二次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口，从1995年开始加入劳动人口，导致劳动人口比例在2007年达到73%的高水平。
第二次婴儿潮是非曲直962-1975年第一次婴儿潮的回声。
第一次婴儿潮出生的人，此时进入生育期。
尽管自1980年中国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第二次婴儿潮累计新生婴儿数量仍多达3.8亿，超过第一次婴儿潮的新生婴儿数量（3.7亿）。
如此大量人口从1995年开始加入到劳动人口，导致中国进入了高失业率风险期，并将延续到2012年。
顾及到人均受教育周期延长因素，最终可延续到2018年。
直到第一次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在2028年退出劳动人口之前，中国经济都将暴露在高失业率风险之下。
中国劳动人口比例的峰值将出现在2011年（73%）。
此后，虽逐年下降，但到2028年依然维持在71%的高水平。
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口中，85%以上来自农村（当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82-76%，加上农业人口出生率普遍较高，因此来自农业人口的比例难以低于85%）。
而随着第一产业（农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持续下降，将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
目前给出的2009年新增就业人口目标值，尽管提高到前所未有的1200万，但对比2009年新增劳动人口预测值2072年，还是会新增失业人口872万。
而且当前失业人口越多，随劳动人口数量快速增长，失业压力就越大。
持续高失业率的代价，一是约束了“财富定律一”因劳动人口增长对财富增长的促进作用，形成劳动力严重浪费；
二是人均收入、特别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绝大多数失业人口来自农村）；
三是就业市场竞争加剧，带来低工资效应，令低收入阶层生活贫困化；
四是难以提高居民消费，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五是出现高犯罪率等社会不安定因素。
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经济2028年前必须面对的。
灾难二：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令占总人口比重绝对多数据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
这将抑制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削弱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过去30年，国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1978-2007年，由2.57倍扩大到3.33倍。
如果剔除农村居民入出打工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后，相应的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到5.4倍。
1985年到2007年，国内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之所以从51.6%下降到35.3%，确切的答案，就在于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那么，为什么城乡收入差距会扩大呢？
原因在于，依靠不恰当的耕地保护政策和限制投资政策，一味地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口束缚在效率极低且越来越低的第一产业（1978-2007年国内第一产业GDP累计增幅级为2.7倍，而第二、三产业分别高达22.1倍、18.6倍）。
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效率上的差距，将约束财富定律二对财富增长的作用。
对比中国和美国的情况，2007年，美国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9%,第一产业GDP的比重为1.3%；
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67%，第一产业GDP比重为11%。
所以要想在2028年前提高国民整体劳动效率，就必须提高农业人口的劳动效率。
如果能将农业人口数量减少一半，城乡收入差距将大大缩小，中国也将向发达国家迈进大大的一步。
灾难三：
金融危机
高失业率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经常性的。
而金融危机的影响，则属于非常性。
即使应对经常性灾难进展顺利，非常性的金融危机，也足以打断甚至是多次打断2028年前的发展进程。
现阶段国内金融市场的主要特征表现为：
“广义货币供应量”持续大于“当年GDP”；
与此连带的是，“金融机构贷款增长”持续快于“GDP增长”。
1990-2006年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对GDP的比率，期间平均水平为74%（72%-77%间）；
而中国高达136%（82-163%）。
形成这样大差异的原因，一是中国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而美国则有着世界上最低的储蓄率；
二是美国金融机构的贷款对象以消费者为主，企业的外部速效主要依靠资本市场；
而中国金融机构的贷款对象以企业为主，企业的外部融资严重依赖商业银行。
与此相关，1990-2006年美国“货币扩张幅度”对“GDP名义增幅”的比率为1.07倍，而中国则是2.09倍。
分析表明，如此不对称的货币扩张，显然是中国通货膨胀较美国相比更加严重的原因之一。
1990-2006年，国内CPI的累计涨幅高达1.18倍，平均涨幅为5.36%。
不幸的是，国内物价上涨并不均衡。
CPI升幅1994年为24.1%，1999年为-1.4%，无疑加大了金融危机风险。
先后出现高通胀与通缩，将令大量企业陷入债务危机，增加金融体系不良贷款坏帐。
2004年前后核销的坏账，竟相当于此前金融机构自有资本合计的数倍之多。
尽管如此，接下来的2000-2007年，贷款增长速度仍然大大领先于真实的财富增长速度（这期间虽然“国内金融机构贷款增幅”由上一个七年的202%下降到163%，但对比同期“GDP可比增幅”98%，前者依然是后者1.7倍）。
一旦再度交替出现通胀与`通缩，必然加大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激增，以至出现金融危机风险。
那可不可以通过降低“贷存比”来阻止不良贷款率上升呢?
国内金融机构“存款增幅”，一向大于“贷款增幅”，如果贷存比持续下降，过度依赖信贷业务的商业银行，将面临存贷利差缩小、盈利水平滑坡的风险。
这实际上是另一种金融危机，并且会在不良贷款风险的高发期，加大爆发危机的可能性。
7年来，国内金融机构贷存比持续下降，到2007年，已由2000年的80.3%降至67.2%。
以此推算，到2014年可能进一步降至54.1%。
打个六折，贷存比降到54.1%的时间则会推迟至2018年。
到那时，由于存贷利差没有扩大空间，甚至会缩小，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无疑将面对重大挑战。
灾难四：
能源危机
另一个系统性灾难，似乎是能源危机。
其系统性表现在：
能源危机可导致能源价格上涨，同时导致一切成本与此相关的产品或服务价格上涨；
由此刺激居民的通胀预期，以至于更多地储蓄，同时约束最终消费率；
这将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进而形成更高失业率；
结果注定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一旦高通胀之后是通缩，将爆发金融危机。
能源危机更多地由本国“能源进口依存度”持续上升导致。
而中国近年能源进口依存度不断攀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0年为-4.75%，表示可供消费的能源总量，不仅能满足国内消费需求，还能用于出口。
但到2000年则快速上升到3.44%，2005年进一步升至6.95%，5年上升3.51个百分点。
鉴于2006年继续上升至8.25%，未来每5年升5-8个百分点的可能性极大。
如此说来，到2015年有可能升至20%以上。
考虑以国内进口能源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及其二次产品，因此，到那时，一旦国际市场出现供给短缺，价格大幅上涨，在油气领域爆发能源危机的可能性极大。
有迹象显示，在交通运输领域，中国正在步美国后尘，快速向更多消耗石油的运输方式演变。
30年来，铁路的角色逐渐被公路代替。
1978年到2007年，两者占国内长途货运总量（不含远洋货运量）的比重，铁路由45%降到14%，公路则从35%升至74%；
两者占国内长途客运总量的比重，铁路由32%降至6%；
公路由59%升至92%。
此外，国内居民汽车保有量，1978年仅为136万辆，2007年增至4358万辆，累计增幅达31倍。
其中，载客汽车的增幅为122倍，载货汽车增幅为11倍。
如果国内交通运输领域的上述趋势不变，且继续保持较高的“汽车保有量”年均增幅（最近年均增长16%），那么，石油类资源危机将为期不远。
何以实现“大发展”
既然中国将在2017年和2021年分别达到“劳动人口峰值”和“总人口峰值”，因此，遵循“财富定律一”，未来20年，中国经济不仅不可以实现大发展，恐怕连发展都难以实现。
不仅如此，在不改变就业结构的前提下，即便是将失业率由目前的17.13%降至2%（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瑞典等经济体曾在1990年低低于这一水平，实现所谓充分就业，未来20年的发展也注定有限。
其原因是，较高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决定了较低的总人口劳动效率，由此严重约束财富定律二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这使得答案变得非常简单：
未来20年，中国经济实现“大发展”的关键在于“就业结构调整”。
事实上，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快速增长，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下降有密切关系。
不过，在调整与优化就业结构方面，目前中国与世界，包括与其它发燕尾服中国家之间，尚存在很大差距。
虽然未来20年国内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在延续过去20年累计降幅32%的情况下，到2028年可降至27.7%,但将被此后总人口及劳动人口的递减所抵消。
我们的判断是：
“加快调整国内就业结构，努力增加非农业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应当是中国经济至2028年实现大发展以及此后应对大灾难的核心战略。
坦率地说，为调整就业结构所做的努力也存在很大障碍。
其关键是：
既要调整就业结构，以降低失业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要有效规避金融与能源危机。
通常“扩大就业”以“加快投资增长”为条件，而加快投资增长又以扩张货币供应量为条件。
于是，那种因货币供应量过度扩张及金融机构贷款增长过快导致的金融危机，无疑是核心战略的软肋之一。
如果因就业结构调整，在促进工业化的同时，过多地刺激了能源需求增长，随之而来的能源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通胀，则是核心战略的另一根软肋。
这促使我们对核心战略做了进一步的思考。
核心棋子：
提高“国债负担率”
我们给出的新命题是：
在核心战略下，是否存在一个同样核心的棋子，在对中国经济大发展产生提纲携领式的推动作用的同时，足以解除对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的担心？
这颗核心棋子应当是在约束金融机构“广义货币供应量”扩张的同时，足以为扩大投资、增加就业以及促进居民最终消费，提供可靠的资金来源。
基于我们对“财政与金融不可两分”的理解，我们认为这一可靠的资金来源就是：
提高“国债负担率”。
所谓“国债负担率”是指“年末国债余额”对“当年GDP”的比率。
预计2008年末国债负担率为19.3%，仅较2005年末的17.79%提升了约1.5%（预计2008年GDP将达到28.8万亿）；
但国债余额去较2005年累计增长70%。
有两个原因使我们相信，中国可以在未来20年内足够大幅度地提高国债余额：
一是相对较快的“GDP增长率”使得借助于“国债负担率”的分母扩大，搂提高国债余额的可能性；
二是当前中国国债负担率与相应的国际警戒线60%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目前已知超过警戒线的国家有美国，2008年在85%左右，预计2009年将接近或突破100%）。
这就是说，到2008年末，中国19.3%国债负担率与60%的国债警戒线相一致的国债余额为17.28万亿元。
由于实际余额仅5.55万亿元，当年国债余额的最大扩张空间为11.73万亿元。
如果2009年中国GDP增长到32万亿，那么与国债警戒线相一致辞的国债余额为19.2万亿，相应的最大扩张空间可放大至13.65万亿元。
推而论之，鉴于过去10年中国GDP累计增长率为221%（按当年价格计算，包含通胀因素；
年度增长率最高为17.7%，最低为6.3%），假设未来10年累计增长率降至177%，那么到2018年，伴随中国GDP由28.8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未来10年内国债余额的最大扩张空间可达到48万亿，相当于2008年国债余额的8.6倍。
此后10年，即使GDP累计增长率降至106%，2028年中国GDP也将达到165万亿元，这使得未来20内国债余额的最大扩张空间可达到99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末国债余额的17.8倍。
我们想强调的是，以增长国债的途径解决国内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金来源，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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