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业筹资方式看计划经济及其转轨的必要性1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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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体系；

转轨

　　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薄弱。

1949年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其中重工业产值减少70%，轻工业减少30%。

这一年钢产量仅吨，减少80%；

煤3243万吨，减少48%；

194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产值只占17%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1]。

　　新中国的对外贸易伙伴主要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这些国家与中国基本相同，资金短缺，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熟练劳动力缺乏，受苏联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高积累、低消费，使得居民消费水平较低，国际市场依赖较小。

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使新中国经济发展缺乏外资支持和广阔的国际市场，也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

因此，建国初期不具备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国际条件，也就无法发挥比较优势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

　　一、工业资金严重缺乏

　　1.缺乏内部资金

　　在建国初期，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十分落后的低水平阶段，西方工业国家工业化起步时的人均GDP都在200美元以上。

而中国1952年的人均国民收入按当年价格计算为人民币104元，如果按1965年人民币与美元的官方汇率进行折算，则只相当于50美元，相当于英国和法国工业化起步时人均GDP的1/4和1/6[2]。

这种低收入水平在限制国内储蓄能力的同时，抑制了资本的积累。

居民收入水平低，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中的个体私营经济规模小，资金少，又分散，个别资本短期内无法实现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工业投资缺少雄厚的资金支持。

　　2.缺乏外资支持

　　自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我国经济封锁，1950年12月25日，美国政府宣布管制中国在美的全部公私财产，并禁止在美注册船只开往中国。

1951年5月18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对中国实行禁运提案，致使参加禁运的国家达到36个之多，禁运项目达500多种。

新中国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外资援助已经没有可能。

相比之下，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外援助中，在遏制中国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考虑下，大量援助流向了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

　　二、计划经济体制的资金政策

　　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发展战略，没有大量的外资支持，新中国必须自力更生，筹措资金，集中力量办大事。

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全面干预，以政府为主导纵向筹资，抑制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为控制资源价格，把一切经济剩余尽可能多地转化为资本积累，实现高积累，并对重工业高度倾斜，保证工业资金按时到位，最大限度降低重工业建设成本，保证工业项目的顺利进行。

　　1.实行高度集中的金融垄断机制

　　从建国初期起,中国就逐步实现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全国现金、结算和信贷中心，总揽一切金融业务。

从1953年起，建立了以“统收统支”为主要特征的信贷资金管理制度，存贷款利率由中央银行统一制定，实现与低利率政策的衔接，保证资金的计划流向。

从1950年5月开始，国营工业信用贷款的月利率连续大幅度下调。

同年7月月利率由%调至%，1951年4月调至%~%，1953年1月调至%~%，1954年调至%，直到1971年8月，该种利率一直保持在%的水平上[3]；

二是压低汇率水平。

从1950年3月至1951年5月，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连续15次下调，从420元人民币兑换100美元压低到223元兑换100美元的水平。

从1955年3月至1971年12月，汇率水平一直保持在元折合100美元的水平,而且不再公开挂牌交易，仅为内部掌握[4]。

　　2.实行统一的低工资政策

　　新中国建立以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长期实行统一的工资制度，工资总额、工资标准以及调整办法均由国家严格控制。

1958~1980年，实际工资增长弹性系数为-。

从而将收入分配中的相对劳动份额控制在很低的水平。

中国1952年的相对劳动份额为%，到20世纪60—70年代又进一步下降，1957年为%，1965年为%，1978年为%[5]。

保持主要农副产品的较低相对价格，是实行行政型纵向筹资并由之实现极限积累的前提。

从工业化起步，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农副产品价格始终保持较低水平，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方式使农业资金流入工业部门。

1952—1990年，通过价格剪刀差，农业为工业部门提供净资金贡献为6990亿元[6]。

在严重缺乏工业资金的情况下，发挥农业的潜力，长期压低的农副产品价格，使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指数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仍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牺牲农民消费，为工业提供了巨大的资金，保证工业的顺利进行。

　　3.实行外贸外汇的集中统一管理

　　建国初中国即开始实行对外贸易和外汇的严格控制和统一管理。

1950年2月政务院颁布《关于全国贸易统一实施办法的决定》，明确规定由中央贸易部统一管理对外贸易业务，实行进出品许可证制度。

从1955年3月至1971年12月，汇率水平一直保持在元折合100美元的水平，而且不再公开挂牌交易，仅为内部掌握[7]。

对外汇实行集中管制，规定任何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的一切外汇收入，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汇率卖给国家银行，一切外汇支出和使用，都必须经主管部门批准，向国家银行兑换。

外汇的集中统一管理，保证了资金的计划流向，为工业提供必要的支持。

　　三、工业建设的成绩

　　1.“一五”——“四五”计划工业成就

　　工业总产值1957年达到亿元，超过原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41%，平均每年增长18%。

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倍。

原煤产量达到亿吨，比1952年增长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倍。

发电量达到亿度，比1952年增长166%，为建国前最高年发电量的倍。

5年间还建立了一批新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等等。

其中，“一五”期间，我国钢铁工业5年所取得的成绩，相当于美国12年、英国23年、法国26年所取得的成果，工业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为以后工业进一步高速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

　　“二五”计划实施期间，由于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失调，连年出现财政赤字，人民生活遇到很大困难，国家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实施了国民经济“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工业取得了恢复和发展。

　　“三五”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超额%，新增主要产品能力：

煤炭开采6806万吨，发电机组存量万千瓦，石油开采2777万吨，炼钢万吨，铁矿开采3万吨，合成氨万吨，化肥万吨，水泥1533万吨，塑料万吨，棉纺锭322万吨，化学纤维万吨，新建铁路交付营业里程3894公里，新建公路31223公里，沿海港口吞吐能力1191万吨。

　　“四五”计划期间，1972年、1973年两年国民经济形势有所好转，1973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都完成和突破了计划，并且是“一五”计划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

1975年是“四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按照《修正草案》规定的1975年指标要求来检查计划执行的结果是：

工业产值完成计划的%。

主要产品产量完成钢%，原煤%，原油%，发电量%，棉纱%，铁路货运量%，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完成%，财政收入完成98%。

　　2.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

　　经过四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我国工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改变了鸦片战争后旧中国被动挨打的落后面貌，建立了完整的自给自足的民族工业体系，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如邓小平同志讲的，“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自给。

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在工业方面，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尽管还很落后，但比过去好多了。

”[8]“如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9]《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在短时期内，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创造卫星上天，原子弹爆炸，成为钢铁大国这样的业绩，以及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没有一个高度集中的体制保障是很难实现的。

　　四、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及其转轨的必要性

　　计划经济体制为建国后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必须看到，计划经济体制是粗放增长模式，超常规的高速增长率，它否定价值规律，抑制消费、提高积累率，通过外延式扩大再生产来实现经济的高增长，不利于提高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

同时，由于缺乏市场导向，企业运行的动力不是来自企业利益驱动，而是来自国家的精神激励和宣传动员所形成的企业与个人的责任感、义务感和荣誉感等，通过强大的舆论环境激发企业的生产热情和劳动积极性。

宏观上，国有资金投资格局僵化，使得国有资金处于一种矛盾的窘境，一方面整体上宏观资金短缺，另一方面大量分散的国有资产又处于闲置、沉淀、浪费甚至流失状态。

闲置的资产只有流动和合理配置才能产生效益，然而由于行业界限、行政地域界限关卡林立，使分割在不同条块中的国有资产无法正常流动和实现优化配置。

各地受地方利益的驱使，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生产能力过剩，最终导致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造成了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不合理。

微观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无权插手分配，只负责生产环节，按照政府统一规划组织生产，不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致使企业投入巨额资金购置的生产设备无法充分发挥其产能，设备折旧难以收回，生产成本高于产出，企业效益低下。

同时，企业又扮演着“企业办社会”的角色，在负责生产成本的同时，还要承担过重的本属于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要投入资金解决大量企业职工的住房问题，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这占用了企业相当比重的资金。

这样就很难保持企业资金的长期保值增值，大量资金得不到有效利用，资金投入回报大大降低，导致国有资金的大量流失。

　　我们要看到，计划经济体制不是随机选定的，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符合特定时期历史发展的需要，为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发挥着作用，有其特定历史时期的优越性，但当历史条件发生变化时，便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就需要与时俱进，结合历史环境的变化，世情、国情的变化，作出调整、改革，实现经济体制转轨。

宏观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之后，计划经济时期无所不包的政府计划就会无法实现全国规模的高效率的资金配置，发挥资金的最大效应。

这就要求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市场经济体系、投资机制，优化投资结构，将资金投向基础设施产业，引导带动社会资金向新兴工业部门和新兴产业投入。

微观上，经过长时期之后，人们在社会剧烈变化时所具有的巨大革命热情消退后，主观精神的激励已经不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从个人到企业，就会缺乏活力，经济的低效率，对资金造成严重的浪费。

庞大的工业体系客观上要求各微观经济实体必须按照市场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市场为导向，优化投资结构，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

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经济运行僵化，不利于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央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经济状况发生历史性的变化，这就逼计划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让位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成为调节资源配置的基础。

计划经济体制完成历史使命之后，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

我们必须在特定历史下来看待计划经济体制，对其作出客观评价，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的历史必然性。